“格物致知”是儒学的一个核心概念，其在思想史上有两次重大转向，考察这两次转向，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理解儒学与科学之间的关系。

　　“格物”和“致知”出自《礼记》“大学”篇。宋以前，二者极少连用，而且一直没有引起特别的注意，当时人们对这两个概念的理解也很不统一。至宋代，在程朱理学那里，“格物致知”概念发生了第一次重大转向。

　　首先，格物致知的地位有了一个质的飞跃。程朱把“大学”篇从《礼记》中独立出来，使之成为儒家经典“四书”之一；同时，从短短的《大学》经文里概括出作为初学入德之门的三纲领、八条目。八条目的入手处也是最基础的一环，即是格物和致知。由此，格物致知一跃而为程朱理学乃至整个儒学的核心概念之一。

　　其次，格物致知被纳入了严整的理论体系。宋以前“格物致知”众说纷纭的混乱局面终结，形成了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两派意见对峙。但双方均把格物致知纳入自己的理论体系，并且都视格物致知的目的为明善，共同赋予了格物致知以道德修养的意义域。

　　最后，程朱突出了接触外物和认识外物本质和规律的重要性。朱熹训“格物”为“即物穷理”，在“格物致知”中突出了“穷极物理”的步骤。实际上是把体认普遍道德原则的“天理”作为修身目标，而把认识万事万物之理作为体认“天理”的基本途径，从而突出了接触外物和认识外物的本质和规律的重要性。

　　显然，这次转向最重要的意义就是通过提升格物致知在儒学中的地位和实现格物致知认知意义的转换，为在儒学内部进行自然研究开辟了一条宽广的道路，且使得自然科学研究有可能进入儒学的核心地带。

　　宋代科学是中国古代科学的一个高峰，出现了诸如沈括、李冶、秦九韶、王祯等一大批科学大家。不少人认为宋代科学的繁荣和宋代理学密切相关。如李约瑟说：“因此，这样一个结论是并不牵强的，即宋代理学本质上是科学性的，伴随而来的是纯粹科学和应用科学本身的各种活动的史无前例的繁盛。”李约瑟关于儒学对科学的作用，曾有过一些负面的评价，但他却在其《中国科学技术史》巨著里多处对程朱理学赞颂有加，至少表明，宋代科学繁荣和宋代理学之间的关系值得深究。

　　明代后半期，伴随着程朱理学的先衰后兴和王阳明心学的先兴后衰，形成了蔚为大观的实学思潮。在实学思潮追求实理、实效和实证理念的引导下，明末清初实学思想家的格物致知观发生了一次历史性的转向：

　　首先，格物致知说的认知含义得以相对独立。如果说在程朱理学那里，格物致知的认知含义还是囿于体认天理的道德框架的话，那么，到了明末清初实学家那里，格物致知的认知含义已经是相对独立的了。实学家们将面向外物、探求外物的本质和规律的含义明确赋予格物致知。如颜元训“格”为“手格猛兽”之“格”，主张“格物”须实际去学习技能、磨练生活和力行德目；训“致”为“推致”，主张实际地体察推演，把学问应用于日常生活，以使其对社会有用、有益。正是在这种格物致知观的指导下，颜元晚年主持的樟南学院设有星相观察室，教学内容涵盖“礼、乐、书、数、天文、地理、五子兵法、水学、工业、象数等”。致于方以智、王夫之等人，甚至提倡以具有观察、验证意味的“质测”作为即物穷理的方法了。

　　其次，王学末流格物致知观遭遇重创。自明代中叶王学勃兴，程朱学派对王学的抗争和批判就已经开始，至明末王学衰落、程朱理学复兴，程朱学派乃至王学内部对王学末流的批判更是一浪高过一浪。这一批判是全方位的，其中，批判王学末流深陷格心、正心而不知格物是焦点之一。如明代程朱理学派代表人物罗钦顺批评王学对格物致知的理解“局于内而遗其外，禅学是已。”

　　最后，“格物穷理”概念逐渐用于指称科学。利玛窦等传教士在熟读儒家经典，以及用拉丁文翻译“四书”的基础上，精心选择了程朱用以解释“格物致知”的“格物穷理”概念指称包括神学和科学在内的西学。接着，同是意大利籍的传教士艾儒略在《西学凡》一书中，以介绍耶稣会学校所开设课程的形式，明确了格物穷理所应包括的学科内容。此后，传教士在中国开始正式使用格物穷理名义传播西学。与此同时，主张强化格物致知认知含义的中国实学思想家们欣然接受了传教士的格物穷理观，但断然把神学排除在外，而且把中国古代传统科学也称之为格物穷理之学。例如，徐光启在为利玛窦起草的《译<几何原本>引》中说：“夫儒者之学亟致其知，致其知当由明达物理耳。”明确把探究物理视为儒者格物致知之学的基本含义。

　　格物致知概念的两次重大转向说明，格物致知概念经历了一个认知含义不断扩大、最终成为具有完全独立认知性意义概念的过程。这说明，格物致知与科学是相容的。一个概念尤其核心概念不可能脱离它所在的思想体系而孤立存在。格物致知与科学具有相容性，在一定意义上说明了，儒学自身是具有与科学存在一些相容的基因。

　　【来源：《大众日报》，原标题为《儒学与科学在根本上是相容的》，文章有所删节；作者：马来平：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教授；转发时我们作了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