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人都喜欢以“客观”二字标榜自己学问的“客观性”，而刘永佶先生却在自己的新著《中国政治经济学方法论》中标榜没有“客观”的政治经济学，只有“主观”的政治经济学。这件事，意义重大，不啻于一场革命。

　　这个世界本来就没有“客观”，是什么时候我们开始喜欢“客观”的呢？“客观”一词来自西方,带着很强的西方文化烙印，深深地影响了近现代的中国人。如今，是该我们反思的时候了。

　　正如刘先生在新著中指出的：“‘客’是不能自‘观’的，客体只有成为主体的对象，才被纳入‘观’的范围，而‘观’者只能是主体，并不是客体，如果客体能够自己‘观’自己，并将‘观’的结果表述出来，就已是‘主观’了。”

　　当张三“客观地”讲授《道德经》时，无论怎样讲，都是张三的“主观”，他不可能讲出老子的原意或者本意；当李四“客观地”讲授《政治经济学》时，无论怎样讲，都是李四的“主观”，他不可能讲出一个符合“客观规律”的政治经济学……这样的句式可以无限地列举下去，其中蕴含的道理再明显不过了。然而，还是有许多人喜欢讲“客观”、喜欢听“客观”。

　　以政治经济学领域的研究为例，这些年，我们被所谓的“客观”、“客观规律”给害惨了。前三十年，我们被一些专家“客观地”引进“苏联模式”，他们大讲特讲行政集权、集体至上、唯生产力论等政治经济学的“客观规律”，结果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差点被他们带进了阴沟里。

　　后三十年，我们又被另一些专家“客观地”引进“美国模式”，他们大讲特讲市场经济、自由贸易、与世界接轨、经济一体化、普世价值、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结果呢？几代人奋斗都难以挽回的巨大代价，赢得的却是“世界经济大循环”的“外围”和“全球产业链分工”的“末端”地位。

　　我们不要这样的“客观”。真实的情况，如刘先生所言，“所谓‘客观’，不过是掩饰主体利益的手法。”“以‘客观’名义发表的议论，随时都表露其主体利益和主观臆断。”为此，刘先生在新著中深刻地揭露了“客观”政治经济学的伪善面目，还原政治经济学的本来面貌——“主观”的政治经济学。突出“主观”，就是突出“人”，突出人的主观能动性。这个“主”，就是“有主”、“自主”、“主人”、“做主”的“主”。其实，任何一种政治经济学都是有“主”的，只是有些人有些国家，故意模糊或掩饰背后的“主”，以达到一国一己盘剥他国他人的自私目的。刘著的意义在于，提醒国人在根本利益上一定要做到“有主”，不能糊里糊涂地被他人或他国给“做主”了或者“客观”了。

　　戳穿了“客观”，回到“主观”，“主观”如何符合实际？如何解决现实矛盾？如何不沦为主观臆断？就成了关键问题。为了正确的“观”，刘先生特别关注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研究。他认为，“政治经济学方法论”是内在于“政治经济学”学说理论的。只有把方法论与学说理论联系在一起，才能完成中国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建构。因此，刘先生做了大量的关于方法论的历史研究。从刘著中，笔者大致体会到先生关于“方法论”的两个历史来源：一方面，选择性地吸收了西方文明中包括西方哲学、自然科学、政治经济学、现代系统论在内的思维成果，尤其是来自黑格尔、马克思后经毛泽东加以完善的“实践辩证法”；另一方面，批判地继承了中国传统五千年一以贯之的“心学”思维。他创造的“道、法、术、技”、“内省外化”、“实证抽象”、“内生拓展”等概念，与传统的“天人合一”、“知行合一”、“内圣外王”等思维有着很强的关联性和继承性。正是这种“古今会通、中西融贯”的思路，使得刘先生掌握了研究和创建中国政治经济学的“金钥匙”。

　　有了正确的方法论，我们才谈得上创建属于中国自己的“政治经济学”。刘先生给“中国政治经济学”定义的四要件是：主体、主义、主题、主张。

　　什么是“主体”？“主体”就是我、我们、我们中国。明确主体，就是明确我、我们、我们中国的需要、利益与立场。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去哪里？谁是我们？……这些问题都是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首要问题。离开了“我”、离开了“我们”、离开了“中国特殊性”的中国政治经济学研究是没有意义、甚至是有害的。那么，中国政治经济学的主体应该是谁呢？刘著指出，从世界与中国历史的发展逻辑来看，这个主体只能是“现代中国的劳动者”（大多数的中国人）。

　　什么是“主义”？“主义是由主体利益和意识集中概括的基本理念”，是凝聚和号召我们（主体）的旗帜。人类世界从蛮荒时代到今天，先后创立了各种主义，主要有图腾意识、诸神崇拜、上帝主义、天命主义、资本主义（唯物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今天的中国，我们应该采取何种主义，才是顺应人类历史发展的潮流呢？刘先生以其独特的历史逻辑指出，引领中国大多数人走向光明前途的主义理应是：“劳动社会主义”。

　　什么是“主题”？“主题是主义的展开和具体化”，“是研究和论说的主要问题”。中国政治经济学的主题，就是在主义指导下对中国现实经济矛盾的系统规定。刘先生将经济矛盾系统划分为八个层次：基本经济矛盾、商品经济矛盾、国度性经济矛盾、制度层次经济矛盾、体制层次经济矛盾、经济结构与运行机制层次矛盾、经营管理层次矛盾、对外经济关系层次矛盾。有了这样的“层次感”，我们“再观”中国经济，就不会犯“眉毛胡子一把抓”的毛病了。

　　什么是“主张”？就是提出解决经济矛盾、实现主体利益的思路和办法。针对中国现实经济矛盾，刘先生开出的“药方”是：确立劳动者主体地位，提高和发挥素质技能；发展劳动价值论，开创商品经济新阶段；以改革完善劳动公有制：确立并保证劳动者劳动力和生产资料所有权；改革行政集权体制，抑制并消除以权谋私利益集团；转变现行集权开放型经济结构为内生拓展型经济结构，转变现行非均衡趋利式运行机制为法制主导式运行机制；提升以发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技能为中心的现代经营管理；坚强主权，主动拓展对外经济交往。

　　这就是刘永佶先生带给我们的没有“客观”的政治经济学。在这里，我们看不见高深的数学公式和图表，我们看见了严密的思维与论述体系；在这里，我们看不见孤立的、静止的、片面的形而上学的理论说教，我们看见了有机的、生动的、全面的辩证思维与一切从实际出发、始终不离现实矛盾的探索精神；在这里，我们看不见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客观规律或者绝对真理，我们看见了自己的利益、看见了学者的良心与良知、看见了前进的道路、看见了希望……

　　鲁迅先生说：“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没有一成不变的政治经济学，关键是我们要什么样的政治经济学。当我们“要这样”，并且“要这样”的人多了，这个世界就会逐步变成“这样”。今天的中国，就是中国人“要这样”的结果。如果未来中国不要“这样”（社会上不断涌现的各种肮脏、堕落、扭曲和丑恶的现象），那么，从现在起，我们每个中国人都要致力于改变“这样”——改变“这样”的思想、“这样”的行为。

　　这种思维就是典型的中国“心学”——心即理，理即心，心外无理；心即宇宙，宇宙即心，心物一元。因受西方“唯物主义”、“实证主义”、“实用主义”、“科学主义”、“拜金主义”、“资本主义”等种种思潮的影响，我们对于这样的传统思维已经十分陌生了！我们的精神也随之荒芜起来……

　　值此之际，刘永佶先生突破“客观”的政治经济学，横空出世，犹如寒冬中绽放的“心学”奇葩，为我们报道着“春天”的信息。　　　[文/ 黄东涛(北京百丈文化咨询公司总经理、中国企业家文化论坛秘书长、大中医生命之道高峰论坛秘书长）,2016/4/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