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定的理想信念是社会主义事业的根本保证

　　　　——关于苏东剧变的一点思考

　　苏联东欧国家政局剧变、社会制度演变的悲剧，已经过去20多年了。这一历史性悲剧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遭到的最大挫折，人们不能不认真思考事件发生的原因，以便从中吸取教训。这种思考，自苏联亡党亡国那天起，就一直没有停息过。

　　关于苏联东欧国家向资本主义演变的原因，学术界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说法是各种各样的。基于不同的阶级立场，有时观点截然相反。即使都是从工人阶级的立场、从捍卫社会主义的立场出发，看法也不一样。这也很好理解，因为像苏联东欧国家演变这样复杂的历史事件，必然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人们可以从不同角度来考察这个问题，得出不同的结论。

　　但是，不管有怎样的看法，有一条是谁也不能否定的，即苏东剧变是同这些国家的共产党丧失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丧失了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同他们否定和抛弃了理想信念分不开的。不仅我们党的领导人是这样看的，而且西方垄断资产阶级政治家也是这样看的。我们引用三段话来阐述这一点。这三段话，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和思考，它们都是联系苏东剧变的教训，从正反两方面，深刻地说明坚定的理想信念是社会主义事业的根本保证。

　　第一段话。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17日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的讲话中说：“坚定理想信念，坚守共产党人精神追求，始终是共产党人安身立命的根本。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形象地说，理想信念就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没有理想信念，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1]他提出，“革命理想高于天”。这些话，虽然应该是共产党员的常识，在革命斗争年代，也是经常讲的话。但在当前条件下旗帜鲜明地提出来，却是震聋发聩的。

　　改革开放以来，一股不讲理想信念、甚至嘲笑理想信念的实用主义歪风蔓延开来。记得改革开放之初，中央党校的一位教授就在课堂上讲；“主义不能当饭吃，公有制又不能打粮食”，讲什么共产主义，讲什么生产资料公有制，那能管什么用？都是些空话。现在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只要能把经济搞上去就行了。这种观点，当时曾当作思想解放的典范，倍加推崇。于是，不要问姓“社”姓“资”的“猫论”成为舆论的主流（有人还假借邓小平的话来加以论证，这是对邓小平理论的歪曲。这一点，我们在另外的地方讲）。谁要讲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那就是思想僵化，是“左”的表现。

　　然而，不讲理想信念是十分危险的。精神上缺“钙”，得了“软骨病”，一旦有点风吹草动，就顶不住了，就会彻底垮下去的。一个政党，一个国家，如果没有理想信念的支撑，是会亡党亡国的。这不是耸人听闻，而是苏联演变留下来的血的教训。

　　习近平总书记总结苏联亡党亡国的教训，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苏联为什么会解体？苏共为什么会垮台？一个重要原因是理想信念动摇了。最后‘城头变幻大王旗’只是一夜之间。教训十分深刻啊！”而理想信念的动摇是从历史虚无主义开始的。他说“全面否定苏联历史、苏共历史，否定列宁、否定斯大林，一路否定下去，搞历史虚无主义，思想搞乱了，各级党组织几乎没有什么作用了。” “戈尔巴乔夫轻轻一句话，宣布苏联共产党解散，偌大一个党就没了。按照党员比例，苏共超过我们，但竟无一人是男儿，没什么人出来抗争。”许多人曾对此很不理解：苏联共产党这个具有悠久革命斗争历史的政党，5万名党员时取得十月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500万名党员时打败了希特勒法西斯，取得了卫国战争的胜利；而在拥有2500万名党时，惨遭解散，红场上却毫无反应，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似的，这简直令人不可思议。然而这是事实。原因就在于，经过戈尔巴乔夫上台六年多时间推行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路线，彻底否定了党的历史和社会主义实践，搞得谁也不相信马克思主义了，不相信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了，都得了“软骨病”，没有男子汉的气概了，连站都站不起来了，还怎么能反抗呢！

　　这是他刚担任总书记、在考察广东这个改革开放前沿的时候说的话。这表明习近平总书记一直在思考怎么才能保证我们党和国家永远不改变颜色的问题，怎样才能保证改革开放有一个正确的方向、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健康发展、保证国家长治久安的问题。他从苏联的教训中得出结论，只有正确对待我们自己的历史，始终具有坚定的理想信念，才是党和国家永不变色的根本保障。而否定自己的历史，丧失对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信念，是会导致亡党亡国的。
 

　　第二段话。苏联解体后不久，1994年1月，93岁高龄的我国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彭真同志提出，要认真总结苏联向资本主义演变的教训，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他说：“我在医院考虑一个问题，即需要好好研究苏联的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研究两国的变化。

　　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个独立的社会形态，是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是一个变化中的社会。所以，社会主义建设一定要以共产主义为灵魂，为总纲。纲举目张。我们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实现共产主义，这是写进党章的。抓住这一点，社会主义建设就可以搞得好一些，放弃了这一点，就要演变。苏联、东欧都是如此。中国所以还能够支撑，就在于还没有放弃这一点。抓住了这一点，就不会‘左’右摇摆，即使摇摆也不会太大。放弃了，就不知道摇摆到哪儿去了。苏东不就是这样吗？

　　进入社会主义怎么走？苏联搞了七十年又变了。中国近半个世纪了。怎么搞法？毛主席讲了一些，我们也讲了一些，还没想清楚。从毛主席开始一直到现在，还没有综合起来进行研究。

　　对此，马克思没有讲很多，写《哥达纲领批判》是被迫的，到现在还是个纲领。列宁搞社会主义建设时间很短。我们的《两论》提出对斯大林的功过要三七开。这是公道的。现在看，我们评论的正确性越来越清楚。苏联乱，是从赫鲁晓夫开始的。现在搞的，实质上还是赫鲁晓夫所主张的那一套，不过是恶性发展罢了。”

　　“列宁主义倒不了，斯大林七成还是七成。”[2]

　　彭真同志实际上提出了一个事关社会主义发展前途的重要原则问题。社会主义是一个不断变化的社会。恩格斯早在1890年就指出，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3]关键是怎么变、朝什么方向变？如果坚持共产主义理想，引导社会主义朝着共产主义方向前进，那么即使发生一些摇摆，出现一些失误，经过认真总结经验，总是可以纠正的，不会垮台，因为总的趋势是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要求的；如果放弃了共产主义理想，抛弃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那就同社会发展规律背道而驰了，如果这样，共产党必然要变质、垮台，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演变也就是不可避免的了。苏联的问题是，从赫鲁晓夫开始，提出了一系列背离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观点，到戈尔巴乔夫时期，恶性发展，形成了一整套修正主义的理论和路线，即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想和路线，结果造成了亡党亡国的悲剧。彭真这一论断，高屋建瓴，不去纠缠种种细节，而是从历史发展趋势上分析问题，给人以启迪。

　　说句某些人忌讳说、然而却是难以否认的话，那就是：社会主义社会客观上存在着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两种思潮的较量，因而存在着两种前途：一种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朝着共产主义方向前进；另一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或者换个名称，叫做民主社会主义道路。要想停留在原地、保持原状，不发生变化，把它凝固化，那是做不到的。社会主义是存在矛盾的，有矛盾，就有斗争。不要回避这一点。“树欲静而风不止”，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改革开放以来不断涌现的反马克思主义思潮，诸如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普世价值”、历史虚无主义、“宪政民主”等等，就是想把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拉到资本主义化的道路上去。这些思潮的说法不一样，词藻不断翻新，但政治目的是一样的，无非是：政治上推翻共产党的领导，要求实行多党制，否定无产阶级专政，要求实行资本主义宪政民主；经济上反对公有制的主体地位，要求实行私有化；思想上反对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要求实行让资产阶级思想占据指导地位的所谓“多元化”。在这些反马克思主义思潮轮番进攻面前，如果没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就会自觉不自觉地接受这些思潮的影响，在实践中自发地往资本主义化方向走。这种危险是客观存在的。

　　事情正如彭真分析的那样，社会主义确实存在两种发展方向，存在两条道路可走。斯大林认为，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造完成、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以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斗争已经一劳永逸地解决了，资本主义制度不可能复辟。这个想法太天真了。我们把我国1979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同苏联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时的情况作一比较吧。那时中苏两国都面临着种种困难和问题，都需要改革。相对来说，我国存在的矛盾和问题要比苏联更为严重一些。经过十年“文化大革命”的浩劫，我国国内问题堆积成山。经济长期停滞不前，人民生活得不到改善，政治上林彪、“四人帮”制造的冤假错案众多，矛盾尖锐。1976年的“四·五”天安门事a件，一定程度上就是这些积累的矛盾的总爆发。而苏联存在的问题则要轻得多。经济虽然增长速度下降，但每年仍增长5—6%，工资定期增加，人民基本生活有保障，政局比较稳定。但随后两国朝着两个相反的方向进行改革：我们党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按照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的方向进行改革，不仅克服了困难，而且出现了经济繁荣、政治稳定、社会安定的欣欣向荣的局面，在苏东剧变、世界社会主义跌入低潮的恶劣环境中，使社会主义红旗依然屹立在东方。近年来，在世界金融危机的背景下，我国一枝独秀，仍保持了较高的增长速度，显示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吸引着世界人民的目光；而苏联在戈尔巴乔夫领导下，走了另外一条道路。他们抛弃马克思列宁主义，否定共产主义理想，提出一条修正主义路线，即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路线，把作若干改良的资本主义制度作为奋斗目标，按照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路线进行改革，短短六年时间，就把党和国家引上歧途，最后在敌对势力的进逼下步步退让，拱手让权，落得个苏共解散、苏联解体这样的亡党亡国的悲惨结局。

　　两国发展情况的比较，可以看到，有没有马克思主义的信念，有没有共产主义的理想，这是决定性的问题。方向、路线错了，一切皆错。问题并不在于有没有困难和矛盾。社会主义是一个崭新的制度，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搬用，必须在探索中前进，探索就不可能不犯错误。怎么搞社会主义，我们探索了六十多年，取得了一些规律性的认识，但老实说，至今也还没有完全搞清楚。因为人的认识总是不可能同客观世界完全一致的，对于客观世界的运动来说，人们的认识只能尽可能地反映它，但很难穷尽它。社会主义事业在不断发展，一个问题解决了，又会产生新的问题。社会主义社会也是在矛盾的运动中发展的。这是事物存在和发展的辩证法。因此，客观地说，建设社会主义犯一些错误总是难免的。要想找到一种完美无缺、一点毛病都没有的社会主义模式，恐怕是空想。在社会主义的发展中不可避免会产生摇摆，会出现各种困难和问题，关键在于，怎样对待和处理这些问题和矛盾。坚持正确的方向，有一条正确的路线，就可以克服这些困难、解决这些矛盾，把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即使犯了像“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带全局性的错误，我们也可以依靠自己的力量来解决。但是，如果方向错了，路线错了，问题就会越来越严重，矛盾会越积累越多，由量的积累演变为质的变化，最终会导致垮台的。

　　所以，对于社会主义国家来说，决定性的事情是，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定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在此前提下，科学地认识出现的矛盾，踏踏实实地通过改革解决矛盾，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向共产主义方向发展。一旦放弃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社会主义就必然走上邪路，走上改旗易帜的道路，最终是会亡党亡国的。苏联就是前车之鉴。

　　第三段话。我们还可以引一段尼克松的话。这段话也能给我们启发。

　　我们看一下尼克松写的《1999：不战而胜》一书吧。最触动我们的是他写的下面一段话：“今天（指1988年）东欧进行和平演变的时机已经成熟。1983年，我游历了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并遇见了几位东欧集团的领导人和数百名平民。从他们当中传出了一个明朗的信号：共产主义教条作为激发人们的力量已经死亡。”“东欧共产党人已经完全丧失了信仰。当今大多数都是野心家和官僚。共产党的意志和信心已经破灭。”“正在崛起的一代东欧人不是思想家，而是实干家，而实用主义则能为和平演变打开缺口。”[4]这段话，确实令人震惊。

　　记得也就在尼克松游历东欧国家那个时间的前后，我国为了进行经济改革借鉴东欧国家的经验，曾派出好几十个代表团访问东欧国家，考察他们的济体制改革的理论和措施。这些考察团回国后都给中央写了报告，但报告都只是谈到了具体的经济改革的内容，没有一个考察团提到像和平演变这样的重大政治问题。然而过了不久，东欧国家纷纷发生了和平演变，国际垄断资产阶级不费一枪一弹，就在这些国家里实现了梦寐以求的向资本主义演变这样的事情。事实证明，尼克松的判断是正确的，他的预言不幸而言中。我们不得不佩服资产阶级政治家、思想家的政治敏感性，尼克松从东欧国家从上到下丧失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实用主义现象中敏锐地看到了和平演变的必然性，并由此预测到未来的前景。我们却没有看到这一点，回想起来，真是令人惭愧。

　　那么，为什么丧失理想信念的实用主义“能为和平演变打开缺口”呢？

　　这就需要从整个国际阶级斗争的环境来解释。大家知道，社会主义革命是首先从几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里发生的，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世界上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社会制度并存的局面，“一球两制”。这种“并存”是充满着“谁战胜谁”的斗争的。在两种社会制度的较量中，目前资本主义显然处于优势地位，政治上、经济上、科技上、军事上，以至意识形态上，资本主义的实力远远超过社会主义。我们是在资本主义包围下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资强社弱、西强东弱，这种态势短时期内很难扭转。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想尽一切办法颠覆社会主义政权，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复辟资本主义制度，恢复资本主义一统天下的局面。用武力的办法不能达到目的，就用和平演变的办法。从上世纪50年代中期以来，西方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加紧推行和平演变战略。老实说，我们国内发生的所有重大事情，背后都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操纵着，如果认真查一下，就可以发现，美国在我国用资金、思想等培植起来的“第五纵队”的实力已经相当可观。这就是美国的和平演变战略的体现。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我们正是凭借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共产主义的信念，按照社会发展的规律，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这是我们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的源头。没有这种理想信念的支撑，就会自觉不自觉地按照西方的路子走，往资本主义方向走，社会主义事业也就维持不下去。 理想信念是我们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支柱。没有这个支柱撑着，社会主义事业这个大厦是要垮塌的。如果我们不讲理想信念了，埋头于具体经济事务，不注意发展方向，成天讲不要问姓“社”姓“资”，那正好跌入了西方和平演变的陷阱。

　　尼克松的判断以及后来实际发生的事实，向我们提出了一个十分尖锐的现实问题：理想、信念的缺失是一件十分危险的事情，决不能等闲视之。不讲政治、不讲方向，沉湎于行政、技术具体事务的实用主义，长远来看是会出大问题的。“实用主义能为和平演变打开缺口”，听起来有点耸人听闻，然而却是被苏联东欧国家和平演变的事实证明了的真理。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出现的问题，恰恰是实用主义泛滥。我们需要从理论上阐明这个真理，从而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

 　　注释：

　　[1]《求是》杂志，2012年第23期。

　　[2] 1994年，92岁高龄的彭真同志找有林同志谈怎样研究国史。这是有林同志当时的一份记录（这份记录，曾当面经彭真同志审阅）。2010年我在协助有林同志统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时，有幸读到这份记录。此记录收入《彭真年谱》时略有删节。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69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4] 理查德．尼克松：《1999：不战而胜》，第168、169页，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作者是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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