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主编、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北京大学“千人计划”讲座教授谢宇

        在圣诞节的前一晚，谢宇从北京飞到上海，与家人相聚。因工作繁忙而缺少陪伴的时间，有点内疚的他正筹划趁着元旦假期，带全家去西安度假。“最近比较累，常常半夜后入睡”，回顾过去的日子，谢宇笑称自己“全凭兴趣念书，并没有感受到常人下功夫之苦”，倒是近年来“不得不下苦功夫”。

随着学术地位上升，他感受到更大的社会责任感，于是开始花时间在约稿、写稿、帮学生联系工作等事务上。接受记者采访，正是圣诞节下午，他应约在华东师大做演讲的前一小时。这个讲座几乎吸引了上海高校所有的社会学系师生。

谈起自己的工作，信奉职业主义的谢宇有些兴奋：“只要有时间我就想工作，几天不工作我就难受。”自1989年任职于美国密歇根大学社会学系，谢宇的研究范围涵盖社会分层、统计方法、人口学等众多领域，二十年来与各类数据打交道。

2009年，他当选为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以社会科学部唯一亚裔院士的身份在那本被美国科学界称为“伟大的书”的簿子上签下了自己的中英文名字，他说，“我不知道别人是否会签上自己母语的名字，那瞬间，我觉得我应该签。”

居美数十年，谢宇总记得高中时期毛泽东“反潮流”思潮对自己的影响，“我要做和别人不一样的事”——小学、中学爱逃课爱看杂书；大学虽为冶金工程专业，却对微积分与英语念念不忘；出国留学弃工学史，博士阶段转攻社会学；第一份工作回绝哈佛大学，选择密歇根大学；2006年起将工作重心转移至中国。多年后，他在微博中写道：“我有时困惑，不理解。其实，答案就在我自己的（社会科学研究的）三个（基本）原理中。人具有差异性。”

1长于东方，学于西方：“我最终关心当代”

逃课看杂书的文革少年时光

少年时期的谢宇，用他自己的话形容，“又狂又不乖”。

1959年，谢宇出生于一个军医家庭。11岁前，他大部分时间是在江苏省镇江市度过的，为逃避文革武斗，偶尔会去母亲的老家上海。文革开始那年正值谢宇上小学一年级，毛主席语录风靡全国。在“课少、读书机会少”的客观环境下，打牌下棋成为他儿时的爱好。四年级时由于父亲受到政治冲击，全家被下放至镇江市扬中县新坝公社医院。农村的教育资源相对城市更差，民办教育体制内往往很少看到“大学生”出身的教师。“几乎就是初中生教初中生，高中生教高中生。”

如今备受繁杂事务困扰的谢宇，称中小学的这段日子为“愉快的时光”——逃课、旷课、不做作业。常常老师在讲台上授课，他在底下进入了杂书的世界。虽偏居农村，谢宇在中外文学作品中隐约看到了更大的天地。在“能有一本书便很珍贵”的年代里，四大古典名著、《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牛虻》等小说在一代人手中传阅。回忆起艰苦岁月里的埋头细读，谢宇感慨：“文学很伟大，我颇受感染。”

高中毕业后一年，全国恢复高考，谢宇由一个本应下乡的知青，成为“77届考生”。尽管农村缺乏复习条件，但“一定能考上”的自信鼓舞着他最终考入上海机械学院（现上海大学）冶金工程专业。从镇江东部江心，到上海延长路149号，谢宇的脚步第一次正式跨出了镇江。2013年，江苏国际频道节目组赴美国密歇根大学拍摄谢宇的纪录片，镜头扫至其办公室，一幅同乡人郑板桥书写的匾额拓本高挂于墙：“喫虧是福”。

大学里觉得微积分和英语“很美”

谢宇在大学听到的第一场讲座由时任上海机械学院炼钢研究室助教的徐匡迪（后任上海市市长、中国工程院院长）主持。虽然谢宇对钢铁并无兴趣，然而在“技术救国”的口号下，作为文革后第一批大学生，他也不免心生使命感。然而两年多的专业学习后，枯燥的理工科课程让谢宇再次爱上了看杂书。这一次他拥有整座图书馆。谢宇回忆道，“当时文史、时事等都看……因为中国落后不仅是缺少技术”。时至今日他始终坚持，“思想领先，技术在后，即使科学领域，思想，ideas，仍然是第一位”。

在本科阶段，谢宇对两门课程情有独钟，一门是英文，另一门是微积分，“它们很美，很巧妙，很elegant，值得欣赏”。他的用词让记者很诧异。在上大学前，谢宇从未接触过英语，和城市孩子相比，这个农村出来的孩子完全是零基础。但谢宇凭着兴趣从“ABC”字母开始，由最初的倒数第一追至全班前几名的水平。

命运总是很神奇，当时从未想过“是否有用”的兴趣，最后竟“全都有用”。1982年，谢宇考取教育部公派留学名额，赴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读研。同校还有两位一起考上的学生，分别赴美国和日本留学。他们继续了本科时的专业，唯独谢宇选择从工科转至科学史专业，虽然身边无人支持这个冒险的行为。

谢宇坦言“我当时也不知道自己想做什么”，但观察到人文社会科学的重要性后，他立志“要做自己满意、与众不同的事”，而弃工从史便是第一件。在华中工学院（现华中科技大学）培训一年后，谢宇第一次坐上飞机。太平洋的另一端，一片全新的土地缓缓出现在眼前。

与社会学方法论“一见钟情”

那年暑假，谢宇在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选修了一门本科生课程《社会学方法论》。由于中国1980年才在南开大学恢复社会学，文革后刚刚考入大学的学生鲜有接触这一领域的机会。在课上，谢宇第一次了解到定量分析、统计推断可以用于社会学研究，这种科学、实证的研究社会的方式深深地吸引了这位中国学子。大学时期学习英文和微积分时的“美”感再次迎面而来。

不甘于做一个旁观的“欣赏者”，谢宇毅然决定同时修科学史和社会学硕士双学位。研究生阶段，他成绩优异，几乎门门得A，而《古代和中世纪的科学史》这门课醒目的“AB”（A的后一等）让谢宇印象深刻：“那是一位很严格的老师，但我很感谢他。”这位西方老师眼中的谢宇，答题都对，但英文表达却不够完美。“我们的工作全部体现在文字的表达上，因此，你要表达得娴熟优美。”

正因这场谈话，之前在中国从未遇到类似状况的谢宇接受到了学术生涯的第一堂课。直至现在身为人师，谢宇仍以“多读，多想，多写，多改”要求学生和自己，“写作是一件具有挑战性的事”。

如今谢宇已是知天命的年纪，想起年轻时的这些选择，他觉得皆有可取之处，“人生不同经历会有不同的烙印。科学史的学习给了我好的训练，让我体会到我们要在历史情境中判断事物，要有独立公正的视角。但我最终关心的是当代的话题”。1989年，谢宇获得社会学博士学位，在他眼中，社会学研究的范围更广，更关注当代的命题，而后者才是他感兴趣的话题。

从奥迪斯·邓肯到谢氏社会学：美与责任并行

谢宇格外敬重前辈邓肯，两人经常切磋学术

拒绝哈佛，扎根密歇根26年

2015年6月，谢宇发表《中国人为何迷信名牌大学？》，深入剖析了中国人“名校情结”背后凸显的社会问题。26年前，哈佛大学与密歇根大学同时向博士毕业的他抛来橄榄枝，前者闻名于世，后者则是当时量化社会科学研究的大本营。

一番思索后，谢宇婉拒了哈佛的工作，开始在密歇根大学社会学系担任助理教授。“最好的工作是最适合自己的工作，应当根据自己的追求和需要做选择，而非仅仅看名气”，近三十年后面对当年“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的难题，谢宇依然认为自己做出了最好的选择。

与邓肯院士的亦师亦友

在他进入密歇根大学的前一年，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以前在密歇根大学社会学系任教的奥迪斯·邓肯教授刚刚退休。作为在社会学领域取得开创性成果的前辈，邓肯既是谢宇导师的导师，也是他的朋友。对这位老先生格外尊重的谢宇，常常私下前去拜访，互相探讨学术。

1996年7月30日，邓肯在一封写给谢宇的信中提到：“这些日子，我回顾了一下自己曾有过的一些争论，发现社会科学中还没有解决的两三个主要问题之一就是异质性问题……异质性的普遍性意味着，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用精算概率代替真正的个人概率，因此，我们得到的是描述上准确但毫无理论意义且毫无预测能力的、无用的统计数据。”

谢宇称，当年收到此信，自己并未完全领会其中的真知灼见。2004年11月邓肯去世后，他再次阅读这封信件，谢宇开始意识到“如何处理总体异质性已经成为当代量化社会科学和统计学所面临的最严峻的挑战”。

谢氏社会科学三原理

从事社会学研究多年，谢宇时常为实证研究的理性、严谨之“美”所打动。不同于自然科学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性，社会科学本身没有普适性的定理。

无数实证案例证明，“社会科学的异质性很强，研究的结论是暂时的，个体不一定适用”，谢宇以“拨不开的皮”形容这种特性。他举例，如“读大学是否会带来收益提高”的问题，组间差异来自“读大学”与“不读大学”，组内差异的来源便无穷无尽，如家庭背景、户口、年龄等等，这些看不见的差异造成社会现象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也使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产生本质的区别。

早在1984年，邓肯便说：“社会学不像物理学”，社会科学不能模仿自然科学。在几乎每个重要的讲座中，谢宇都不忘讲解柏拉图的“类型逻辑思维”和达尔文的“总体逻辑思维”的区别，在他看来，达尔文强调变异的重要性，高尔顿（Francis Galton）将其引入社会学，是对近两千年柏拉图强调的、以“本质的世界”（world of being)为研究宗旨的类型思维的一个突破。

在前人思想基础与多年的实证研究经验下，谢宇提出了社会科学研究的三个基本原理：变异性原理（variability principle）、社会分组原理（social grouping principle）、社会情境原理（social context principle），为定量的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方法论基础。他始终强调面对异质性需要辩证看待：“不是说知道异质性就不去做，一部分差异性有被测量的空间”，而这也是社会科学“美”的另一种体现。

问题导向、跨越学科、跨越方法论

在提倡职业主义的谢宇眼中，社会科学不限制学科领域，而是跨学科的，以具体、现实的社会问题为导向，如“在中国城市里面，到底是女儿给父母的钱多，还是儿子给父母的钱多”等此类问题。“社会科学家的研究并非空谈，我们研究的问题总是来源于社会现象”，虽以“美”为自己做学术的动力，谢宇进行学术研究时，总感觉任重而道远。

2004年，密歇根大学授予谢宇教授一职，在选择冠名称谓时，他上门探望邓肯，询问其是否愿意以其之名冠以褒奖，邓肯点头答应。不久，邓肯教授去世，谢宇成了密歇根大学首位“邓肯讲席教授”。

在密大工作的二十多年里，谢宇出版了《分类数据分析的统计方法》（Statistical Methods for Categorical Data Analysis）、《科学界的女性》（Women in Science: Career Processes and Outcomes）、《美国亚裔的人口统计描述》（A Demographic Portrait of Asian Americans）、《婚姻与同居》（Marriage and Cohabitation）、《美国科学在衰弱吗？》（Is American Science in Decline?）等著作。

这位国际社会科学界公认的领军人物谈到自己的心得时说：“所有研究都是借助于这种方式（即在邓肯的基础上发展形成的三个基本原理，承认总体异质性的同时抓住组间层面的规律）。”

“邓肯他所想、所做的也是我所想、所做的”，在《奥迪斯·邓肯的学术成就：社会科学中用于定量推理的人口学方法》的文末，谢宇写道：“对于我和其他人来说，邓肯是划时代的最杰出的量化社会学家……他在社会学方法论方面的工作，影响了整个一代量化社会学家。”

“对你影响最大的人？”“我见过的人中是邓肯，没见过的人中是柏拉图。”这简单的一句话背后，是西方学界从柏拉图到邓肯两千多年方法论的演进；而谢宇从一位社会科学领域的欣赏者变为了共同的推进者。

“我是一个幸运的人”：知可为与不可为

采访当天恰好是圣诞节，下午的讲座结束后，谢宇的行程安排是陪家人一起吃一顿晚饭。“我昨天还游泳了”，他用“体力好，心情好”形容自己相对同龄人的幸运和特别。从出生于中国三年自然灾害时期而顺利长大，到高中毕业赶上恢复高考，再到在美国留学，做学术、做教授，从事自己喜欢的职业，谢宇一直为自己的“好运气”感恩。

北大CFPS数据库，打算做一辈子

2006年起，谢宇开始将大量精力投入到推动中国实证研究的发展上。在他阔别多年之后，中国正在经历着一场“过去没有，将来也不可能在其他社会情境中重现”的社会变迁，人口、经济、社会分层、家庭和价值观念都在迅速地发生变化。

“中国可做的题目太多了，可很多事又没人做”，谢宇举例如中国的同居情况已达到30%，可这个领域却从未有专业性研究。他试图在社会分层、社会人口领域，以跨学科的方法贯穿研究，在考虑异质性的同时把握普遍性规律，解决理论性问题，实现该领域内中国研究与国际研究的接轨。

同一年，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Institute of Social Science Survey，ISSS）开始筹备“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hina Family Panel Study, CFPS）”项目。从2010年到2014年，CFPS已完成三轮全国调查。

这是谢宇十分骄傲的一件事，身为主要负责人，他在2013年写道：“至今，动用了22万份问卷，花了4百万分钟访问时间。这样的调查，现在想想也可怕，但竟也做了。”向下一代和全世界提供中国最好的历史数据，成为了这位社会科学家朴实而伟大的梦想，“我打算做一辈子”。

研究生就是合作者，从影响下一代开始

谢宇在国内高校（如北大、人大、香港中文大学、香港科技大学）也在积极地培养着自己的学生。他的一位得意门生Alexandra Killewald在哈佛教书，如今已是社会学界的一颗新星。2015年4月她在推特上写：“Conferences are great time to remember wise words of my adviser Yu Xie: don’t worry too much, you’re not that important.”

对于学生，谢宇把他们看作“合作者”，他认为研究生不是读出来的，而是做出来的。李汪洋是他在北京大学带的第二个博士生，在谢宇给李汪洋的邮件中，第一句话总是“Good job”，这句话每次都能给李汪洋很大的鼓舞。“和谢老师一起，学到了很多，他总是在鼓励中给你提出十分具体的建议。”每逢重大的采访和讲座，谢宇也总是请几个学生和助手一起看过后，自己再定稿。

更大意义上的“学生”是下一代。2015年9月，谢宇再次和饶毅、鲁白合创微信公众号《知识分子》，他要求自己至少每月写一篇稿件，还要多参与线下活动。谢宇希望，借助中国自然科学界相对良好的风气和学术力量来影响年轻一代，让他们有机会彰显个体的声音。

三种思维习惯的自我训练

谢宇说自己此生要做三件事情，一是北大CFPS数据库的积累；二是培养海内外学生；三是用量化方法做中国课题，并使之与国际接轨。

虽然他已经做了外人眼中看来的大量工作，但谢宇也时常自省“每个人能做的事其实很少”，比如社会科学无法成为严谨的科学，一个学者不仅要知晓其学术结果具有局限性，同时也应该知道自身的局限性。“我一生羡慕愚人……我以前的确什么也不知道。现在我进步了，我已经知道我什么也不知道”。

在可为与不可为中，谢宇定义自己的“度假”就是“工作”。乘车时、聊天时、看书时，似乎所有场合随时都可以满足他工作的条件，他称这种“特异功能”为思维的习惯性：听别人的讲座时进入状态变成作者思维；课题交谈时灵光一现、毫无约束的创造性思维；作文章所需要的系统性和逻辑性思维。

谢宇也常常在授课时，将零散而独具一格的想法分享给学生，并给予他们足够的空间与时间将其系统化。“三种思维交替，不会累”，工作于谢宇，不是负担，而是享受。

养成对自己负责的习惯

谢宇认为，自主性的思考习惯也来源于他从小的独立。由于父母工作繁忙，“所有重大决定都要自己做，自己对自己负责”的意识儿时便已养成。

对比当年穷困又缺乏资源的年代，谢宇觉得，身处当代既是年轻人的幸运，也是他们的不幸：“今天的年轻人和我们这一代人的一个重要差别在于他们有更多的选择，而我们当时却没有。因为有选择，他们更幸运。因为有选择，他们也更茫然。”对待正在上大学的儿子和女儿，谢宇把自己描述为一名支持者：“我尊重他们的个人选择，相信他们有个人能力，我给予充分的自由，但自己要学会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2015年8月，谢宇离开了工作26年的密歇根大学，转职到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系和当代中国研究中心担任教授和主任。在私立大学优越的资源条件下，他希望能教授更多的国际学生，培养下一代学者。在微博中，他自语：“真正的tenure（终身教职）是实在的、永久的、无约束的……我真的要走了”。

9月，他在《知识分子》创刊词中写道：“知识分子应该以追求知识、追求独立思想、追求创造性思想为职业。”回望自1989年在密大担任助理教授开始，这个理念从未改变。

从美国到中国，从密大到普大，再到参与创办《知识分子》——正如谢宇的一条微博：一杯咖啡，一只装满数字与信息的智能手机，一句“On my way again”，社会就在脚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