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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庸之道是带给中国人耻辱的罪魁祸首
点击:  作者:新德    来源:太行山2014的博客  发布时间:2015-11-01 09:34:03

 

      【编者按】哲学家艾思奇在他编著的《哲学选集》中,曾经认为“中国的中庸思想常常被人曲解为折衷主义或妥协调和主义”。1939年,毛主席在读艾思奇这部书时,批注道:“中庸思想本来有折衷主义的成分,……不是‘被人曲解’,他本来是这样的。”毛主席在批注中继续写道:“中庸思想是反辩证法的。……当新形势与旧势力斗争激烈而胜负未分时,往往出现这种折衷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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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今天的左派队伍中,我们在观察社会、认识问题时,我们在面临各种不同观点的争论时,我们不得不面对各种意想不到的是非曲直时,会不会也有某种类似中庸思想或者折衷主义的东西,出现在我们中间呢?

      读罢《中庸》,闭卷反思,中庸就是要掌握事情的“度”,举止要合乎礼仪,做事要不偏不倚、恰到好处,说话要留有余地。凡事不能偏激,要求“中”,“执其两端,用其中与民”。理论上讲很好,但实际做起来难,“中庸之鲜能久已”,“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也”,“天下国家可均也,爵禄可辞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

    正因为不好操作,实践中常变成负面思想,上世纪初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被当作吃人的礼教和封建思想加以批判。时至今日,中庸和“面子”、“关系”一起,常常成为中国国民的弱性的表现。

    伟大的文化革命主将鲁迅如何看中庸之道?鲁迅比喻中庸之道是既像猫又像狗的一种狗,叫哈吧狗,它虽然是狗,又很像猫,折中、公允、调和、平正之状可掬,悠悠然摆出别个无不偏激、惟独自己得了“中庸之道”似的脸来。

    以下举三个例子看看鲁迅如何评判中庸思想。

    鲁迅先生认为中庸思想调和折中、不讲原则,是中国人劣根性思想。他说:“中国人是最讲中庸的,你要说凿一扇窗户,他们是万万不同意的,但倘若你说把房子拆了,他们就会急忙来调和折中,同意凿窗户了”。

    在官场更是讲究中庸、枪打出头鸟,鲁迅总是一语道破:“一大群官员,略见危机,便‘纷纷作鸟兽散’了。如履薄冰、混在官场上的人似更如此,戴着‘礼仪和人情’的高帽走着走着,大家你看我,我看你,都依旧做官,明知有些‘不妥’,可谁也不肯从他这儿做个‘戎首’,自然也不想做‘最后’,就都‘中庸’着,一代一代地迈进新时代”。

    基于官场的中庸和不作为,鲁迅认为,儒家至后代已经变成专制政治的帮凶与求富贵的敲门砖,仁义道德变成了吃人的理智。

    鲁迅还讲,中国人虽然言必称中庸,但实际上并非如此。举个例子,中国女人缠足,美称三寸金莲。面对缠足这样的陋习,怎么又追求“止于至善”,脚要求越小越好?面对缠足,几千年来,中国的士大夫,儒家子弟,怎么就忘了中庸之道、适可而止呢?

    以上是鲁迅对中庸之道的批评,再看看伟大领袖毛泽东怎么看待中庸思想的。毛泽东也曾公开批评中庸之道,只是没有鲁迅那样犀利与锋芒毕露。毛泽东在延安时对干部做《反对自由主义》讲话,其中提到:“因为是熟人、同乡、同学、知心朋友、亲爱者、老同事、老部下,明知不对,也不同他们作原则上的争论,任其下去,求得和平和亲热。或者轻描淡写地说一顿,不作彻底解决,保持一团和气。结果是有害于团体,也有害于个人。这是第一种。”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明知不对,少说为佳;明哲保身,但求无过。这是第三种。”这句话在《中庸》里的原文是“诗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

    在今天,许多混迹于官场的人依然奉行中庸之道,精于此道,如鱼得水。

    中庸之道是儒家的伦理学和方法论。“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意即中庸是一种最高的德性,人们很久都不具备这种道德了。“中庸”也叫“中道”、“中行”,意为“无事”与“不及”,即对立的两端之间的调和与折衷。《中庸》指出:“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这种所谓的“执两用中”之说,亦即中庸之道。北宋的程颐解释道:“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朱熹后来又解释为:“中庸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而平常之理”。

        对 “中庸之道”,不少人以为是修身养性的根本,甚至某些所谓的权威们也一而再、再而三地鼓吹“中庸之道”的种种好处。依笔者看,中国两千多年封建专制社会的存在,中庸之道功莫大焉;中华民族两千多年徘徊不前的事实,中庸之道祸莫甚焉。要想发展、要想进步、要想使中华民族永远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必须坚决、彻底、干净地肃清仍流布于中华大地上的中庸之道思想。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中庸之道是阻碍中华民族进步的祸根。

         一、中庸之道培养了大批乡愿之徒

        乡愿是什么?乡愿就是和事佬、就是和稀泥,就是“不骑马,不骑牛,骑着毛驴走中游”的所谓的中间路线,就是毫无个人观点、唯主子之意旨行事的奴才思想。表现在政治上就是一种自私自利的保命哲学,是一种道德极其败坏的行为。

        北宋爱国词人辛弃疾在一首题为《千年调》的词中这样描绘乡愿:“然然可可,万事称好。”“寒与热,总随人,甘国老。”近代资产阶级革命的先驱章炳麟(太炎)先生在 1906年撰写的《诸子学略说》中直指“中庸之道”的实质是叫人做“乡愿”,即当两面派的伪君子。

        对于深谙“中庸之道”实质的乡愿来说,自以为得了孔孟的精髓,无论做什么,都随大流,绝不当出头鸟,绝不做出头椽子,哪怕火烧眉毛,哪怕国难当头、民族危亡,就是看得再清楚,也绝不先于人言、先于人去做利国利民的些微事情。这种人纯粹是墙头上的草,东风西之、西风东之,毫无个性、毫无主见。可就是这批毫无骨气、毫无人格可言的乡愿,却偏偏在“中庸之道”盛行的中国吃得开、行得通,显得很有人缘。而且因为他们的影响,中国人中的绝大部分都具有这种唯唯诺诺、不敢为天下先的乡愿思想。若林则徐等“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大仁大德之辈,他们是百般诟病,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

        二、中庸之道让一批昏君肆意虐民

        因为孔子在《论语泰伯》中说过“好勇疾贫,乱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乱也”(意即“喜好勇敢而又痛恨穷困,就会犯上作乱。对于不仁德的人,恨得太厉害,就会出乱子。”)的话,所以这帮得了中庸精髓的人,便在昏君不理朝政、大肆虐民时,学会了一套“忍”的方法。什么“万事忍为高”、什么“忍字头上一把刀”、什么“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对明君尽忠可以,对昏君暴君也可以尽忠吗?乃至清末权臣李鸿章也撰写了一幅“受尽天下百官气,养就心中一段春”的对联,来表明自己的忍。

        谈到这里,笔者不得不说,孟老夫子的“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的浩然正气,才是中国人应该也必须具备的。他的“君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股肱;君视臣如股肱,则臣视君如腹心;君视臣如草芥,则臣视君如粪土”的铮铮铁骨,令笔者佩服得五体投地。可惜,孟老夫子的影响远不及孔子。

        历朝历代的君王中,祸国殃民的昏君举不胜举。如此昏庸无道的君主为何没人去推翻呢?为何让他们如此肆无忌惮地祸乱国家呢?因为孔子认为昏君、暴君不该诛,杀了就是犯上作乱。昏君、暴君可以肆意危害百姓,百姓不可以有一点的想法去危害暴君。如孔子认为春秋时代是“礼坏乐崩”、“臣杀君,子杀父”、“邪说暴行”不断发生的糟得很的大乱局面。

        可惜,一心为了刘家江山的汉武帝听从了董仲舒“独尊儒术”的愚民建议,并把它作为国策固定下来,并为以后各朝代所效仿,严重束缚了人民的正常思维,严重阻碍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从这点上,我们完全有理由说,孔子、董仲舒等一批主张愚民政策的人是中华民族的罪人。

        三、中庸之道为统治者培养了大批顺民,也让一批奸佞之贼稳居高位

        在中国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历朝历代都出现稳居高位、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奸佞之贼,如唐玄宗时的的李林甫、杨国忠;宋徽宗时的蔡京、王黼、朱勔、李彦、童贯、梁师成等“六贼”;明朝的严嵩、魏忠贤;清朝的和珅等。他们之所以能呼风唤雨、肆意残害忠良,一是得了昏君的宠爱,二是在中庸思想的影响下,没有敢于揭发他们罪恶的忠贞之士。虽然士大夫看得都很清楚,知道他们在祸国殃民,可是谁也不愿当这个出头的椽子,而是听任他们胡作非为。至于百姓,因为孔子有“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意即“君子中没有仁德的人是有的,而小人中有仁德的人是没有的。”)的话,所以更不敢出头,而是安于当顺民。

        最典型的当数南宋高宗赵构时的奸相秦桧。昏君赵构为了自己的帝位,不惜置江北大好河山于不顾,只图偏安于江南一隅。秦桧则秉承赵构的意旨,以“莫须有”的罪名害死了抗金英雄岳飞。听到岳飞被害的消息,“天下闻者,无不垂泪,下至三尺之童,皆怨秦桧”。

        为什么都埋怨秦桧而不去埋怨赵构那个老混蛋呢?还是因为孔子的“正名”思想、孔子的中庸之道。那个老混蛋是正统、是真龙天子,埋怨他就是大逆不道、就是犯上作乱。那为什么只埋怨而不去揭发秦桧的罪行,以使全国人民共愤呢?又是那个中庸之道作怪,秦桧是皇帝跟前的红人,操着生杀大权,谁会去冒这个“大不韪”呢?不能当出头鸟,保住富贵、保住性命才是第一位的。终于在赵构和秦桧死去若干年后,因为后继皇帝政治和军事上的需要,才对岳飞平反昭雪,也才有了民众阿Q式的精神胜利。

        由此,我想到了从有关资料上看到的一件真实的事情。抗日战争初期,一个班的日本鬼子掳掠了200多强壮的中国北方男人,而后不用捆绑地押解着他们准备去处决。因为天热,这一个班的日本鬼子又走了一多半去找水,只剩下三四个鬼子看着。我们愚钝到极点的同胞竟没有一个想领头反抗、逃跑的,而是听任其他的鬼子回来后,把他们押解到一个坑里活埋了,这是说的老百姓。同样是抗日战争初期,近百个日本兵,押解着五万名国民党军俘虏去燕子矶枪杀,可怜这五万名军人,不要说反抗,连逃跑的勇气也没有。我们在责骂日本鬼子毫无人性的同时,难道不对我们同胞的行为反思一下吗?他们为什么没有反抗精神?为什么安于当顺民而任人宰割?抗日战争,如果没有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昂起头颅,挺直腰杆,以大无畏、不怕死的刚烈血性与日本鬼子拼杀,则抗日战争可能还要拖延更长时间,未必只有八年。

        中庸之道害了中国的外交!只说现在的中国,强大已进入世界经济“前三”,可是大家都看到,中庸之道在外交上得到了很好的“贯彻”!满观世界200来个国家,像中国这样搞外交的几乎没有!一熊到底!哪个国家的人民比我们更憋屈、活得更窝囊!我们真的没有底气了吗?

        可以这么说,中国近代史的耻辱的罪魁祸首就是中庸之道!

责任编辑:向太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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