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塘约到雄安：巨龙转身，中国改革再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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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作者：记者来源：宏甲文章发布时间:2017-05-04 12:16:35

贵州民族报2017年5月3日、4日《塘约道路》系列访谈之一：

从塘约到雄安：中国改革再出发——对话北京大学哲学博士王诚

2017年5月3日贵州民族报A4版

2017年5月4日《贵州民族报》A4版

访谈背景

“农二代”背井离乡后越演越浓的乡愁，背后折射的却是当下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存在的诸多问题。如何在城市繁荣的同时，推动广袤农村的同步发展？“塘约道路”为我们提供了一条可供借鉴的农村发展道路。

如何站在塘约的视角看中国农村的发展？或者说如何在当下中国发展全局中看待时下火热的“塘约现象”？围绕这些问题，北京大学哲学博士、上海师范大学博士后、金桥智库创始人日前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

从塘约到雄安：中国改革再出发

——对话北京大学哲学博士王诚（上）

当前农村状况令人堪忧

刘学文：王博士，您来自农村，又一直关注中国农村的调查与研究，目前中国农村的许多现状令人堪忧，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您对中国农村景象的一些忧虑？

王诚：最近十几年来，每年春节过后，都会有大批文章出来，反映新一代背井离乡的“农二代”的乡愁。就在中国城市不断变得光鲜亮丽的同时，大片的中国乡村却在走向凋零。农村的环境污染让儿时山清水秀的家乡变得陌生而苍桑，也不再有传统社会那种田园牧歌式的诗情画意。农村基层组织的涣散让中国的乡村正在走向衰败。农村经济的落后，水利等基础设施的年久失修，正在使大片良田荒芜，青壮年十室九空，外出务工，留守的都是六一九九三八部队。而精神文化建设的滞后，也让中国农村的纯朴荡然无存，人们变得越来越势利，婚姻彩礼钱越堆越高，女人被商品化，赌博成风，家风无存，高利贷横行，大量乡民因病返贫，因天灾人祸返贫。这就是我们农村不可忽略的令人堪忧的现状。如果我们不能解决“三农”的问题，我们的城市化建设就有可能变成印度和拉美那样，在每一个城市的周边地区，就有可能出现大量的贫民，一旦中国经济的高铁失速就会爆发系统性的社会危机，就有可能造成社会的动荡和不安。贵州安顺的塘约道路，让我们看到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新希望，值得我们宣传和推广。

依靠人民、团结人民才能重塑我们的故乡和家园

刘学文：王宏甲老师在《塘约道路》中指出：“一个好社会不在于有多少富翁，而是没有穷人。”塘约村在党支部的领导下，把群众组织起来，走集约化道路，仅一年多的时间就摆脱了贫困，对此，您有什么看法？

王诚：观古今中外，一个好的社会，不是看它有多少富豪，而是有没有穷人。中国历史上每一个朝代的崩溃，不是因为没有豪强，而恰恰是因为有了太多的豪强，让穷人没法活下去，从而揭竿而起，导致王朝的灭亡。

今天的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我们已经有了太多先富起来的人。中国的富豪数量已经仅次于美国。但是改革开放的初衷，先富带动后富，然后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却在残酷现实面前，被撕得粉碎。贫富差距不是在缩小，而是在拉大，阶层固化就是横亘在穷人和富人之间的鸿沟。

对此，我认为，深化农村改革势在必行。因为在我们把北、上、广、深等大城市建设成为一流的世界城市的同时，支撑着城市化的乡村，正在凋零，也就是共和国的大厦，正在塌陷，如果不能及时修复，不但中产阶级会返贫，就连新富阶层也可能在外国垄断资本的联合围剿下，在金融战争中被剥夺得一无所有。

而塘约道路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可以迅速修复共和国大厦的根基，实现快速脱贫的方式和道路。那就是回归毛泽东思想，巩固农村集体所有制度，充分发挥农村党支部的领导作用。正是这条道路，让塘约村三千多村民，在一年时间里，实现了快速脱贫。为中国实现在20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打赢扶贫攻坚战，探索出了一条新路。

塘约村原本是中国数十万个村庄中极为普通的一个。但是因为地处中国贫困人口最多的贵州省，因为在党支部的领导下，把群众组织起来，走集体主义道路，快速实现了脱贫致富，对于全国的扶贫问题和三农问题具有很好的示范作用。

塘约村的自然条件并不好，像中国万千南方的村庄一样，只是穷山沟里一个。塘约村位于贵州安顺平坝区西部，辖10个自然村寨，11个村民组，921户，3392人，耕地面积4860亩，森林覆盖率76.8%。深化改革之前，外出务工人员多达800多人。说好听一点，山清水秀，说得不好听一点，是穷山恶水，留不住人。

近年来，塘约通过加强村党支部的建设，筑牢党在基层的执政基础，加强集体化，整合农村土地和人力资源，充分依靠人民群众，探索出来了一条“村社一体、合股联营”发展路径，激活了农村自然资源、存量资产、人力资本，极大程度地释放了改革红利。农民人均纯收入由2013年不到4000元提升到2015年的8000元，村集体经济从不足4万元增加到80万元，破解了“农二代”融不进城市、回不了农村，农村土地难以集中、生产难以增效，贫困户筹集资金难、就业创业难，村集体收入来源单一、发展动力不足等“四难”问题。成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脱贫致富的新样板。塘约村还邀请了设计院来帮忙设计未来二十年塘约村的发展规划和布局，我们可以期望，二十年以后，塘约或将成为贵州的“华西村”，而在贵州又会出现千千万万个塘约村，实现中国农村的共同富裕。

2020年要完成扶贫攻坚战，实现七千万贫困人口的脱贫；我认为就必须在全国推广道路经验，依靠人民，团结人民，发扬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精神，我们才能最终带领八亿农民走向共同富裕，筑牢共和国的大厦，打破西方列强的围追堵截，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而对于我们所有从农村走出来的人而言，如果我们想要重塑我们的故乡和家园，就应该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走集体化道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我们才能看到中华大地崛起一座座社会主义新农村，每一次回乡，等待我们的就不再是乡愁，而是人民安居乐业，真正的现代化的田园牧歌式的诗情画意!

深化改革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插上腾飞的翅膀

刘学文：近年来，受世界经济的影响，中国经济增长步伐放缓，对此问题，您怎么看？

王诚：今年两会的总理记者招待会上，李总理在答记者问时，解释了中国经济放缓的原因。主要是因为中国经济体量大了，增长起来比较困难，而且他举了少林寺武僧翻跟斗的例子来说明。小武僧因为体量小，所以翻跟斗也不费劲，一下子能翻个十个八个；而青壮年的武僧能翻个五六个就不错了，气喘嘘嘘，汗流浃背。并且李总理进一步指出，现在中国经济虽然每年的增速下降了一些，但是每年的增量却是十年前的好几倍。必须要说，在记者招待会上，李总理面对境外媒体记者的非难，能临场发挥，挥洒自如，倍显机智。

但就人类历史发展的总体趋势来看，经济发展的速度是越来越快，而不是越来越慢。例如20世纪尽管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但是经济增长速度，仍然远远超过了19世纪。显而易见，20世纪人类经济规模是要远远超过19世纪的。所以，中国经济目前六七个点的增长速度，不能说已经充分挥了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事实上，中国经济发展之所以遇到瓶颈，主要是发展模式的问题，这就好比汽车和飞机，汽车在地上跑，所以他的速度是有限的，持续的时间也是有限的。但是如果我们切换一下发展模式，把汽车变成飞机，那么虽然体量更大了，我们还是可以取得飞速发展，甚至超过以往的速度，亦未可知。

这就需要新的深化改革，如果我们改革措施到位，真正激发出来中国人的创造力和积极性，我们是完全可以重新回到两位数的增长速度的。而以雄安为代表的新型城镇化和以贵州塘约为代表的新农村建设，就是这样一种深化改革，将代表着巨龙的转身，通过制度深化改革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插上腾飞的翅膀，有望使中国经济重新回到两位数的高速增长周期，助力中华展翅高飞。

塘约道路提供了一条多快好省的脱贫之路

刘学文：您认为塘约道路为什么会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王诚：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度，人民公社被解散，中国的农村重新回到了几千年来的小农经济时代。由于中国农业人口众多，最多时高达九亿，而耕地资源非常有限，总共只有18亿亩，扣除大中型国有农场的土地以后，分给农民的，北方不过人均两亩地，南方也不过人均一亩地。以如此之少的耕地，就算中国农民再勤劳智慧，也不过是螺丝壳里做道场，摆脱不了贫困的命运。

而且由于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其它各方面的费用上涨迅猛，农资化肥价格飞涨，学费、医疗费更是千万倍地涨。而粮食价格只涨了几倍，尽管产量提高，但是农民种地累死累活，仍然是不赚钱。农民就算在外务工赚了钱，经商赚了钱，也很容易因病返贫，因学返贫。而这一切都是为了配合中国的外向型经济。

那就是，农村不再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基础和发动机，而只是中国廉价劳动力的生产和输出基地。正是因为有数亿农民工，源源不断地输出到沿海的工厂，才造就了我国世界工厂的地位，使我们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制造业大国、最大出口国和最大的对外贸易大国。并支撑了中国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可以说，我们过去三十年的城市化并非是自然演进的，而是依赖于对于农村人力、物力和资源的剥夺而快速发展起来的。

特别是在珠三角，以深圳、东莞、广州为代表的珠三角城市，汇集了最多的外资工厂和农民工。他们用自己的辛勤汗水浇铸着那些血汗工厂，浇铸着中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进程。但是随着中国经济体量的增大，随着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陷入停滞。这种发展模式已经走到头了，无论是美国、日本和欧洲，都已经债台高筑，他们吸收中国商品的能力大大减弱。相对于入世前二十多年和入世后十一年的时间里，中国出口高速发展的时代，最近几年中国对于发达国家的出口基本是下降的，这种情况已经持续了好几年。

这正是以淘宝为代表的电商得以快速发展的背景，因为大量出口厂家需要降价倾销他们的产品，互联网提供了一条捷径，低廉的流通和商业成本，使得他们可以低价销售自己的产品，从而获得广阔的国内市场。并保证他们的工厂不至于因为大量海外订单的消失而破产倒闭。所以我们看到了，以淘宝为代表的电商飞速发展，正是契合了这股出口转内销的潮流。为什么要选择电商？因为传统的商业流通成本太高，淘宝上的商品放到商场和商店，价格就涨上十倍甚至十几倍。当然，另一方面也受益于中国低廉的人力成本，可以使得快递的成本很低，而且速度极快，因为有巨大的规模优势，去年快递量高达239亿件。

但是即便这样，也只能勉强维持着。如果我们想要充分挖掘出中国经济的增长潜力，我们就必须再次启动农村改革。塘约道路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受到了关注。一个方面是有快速脱贫的功效，我们要在2020年完成剩下七千万人的脱贫攻坚战，已经没有多少时间了。塘约道路提供了一条多快好省的脱贫之路。另一个是发展的问题。塘约不仅仅是一年时间就实现了脱贫，而且因为“村社一体、合股联营”，通过集体化和组织化，把分散的土地、资金和人力资源整合到了一起，奠定了发展和腾飞的基础。或许20年后，它会成为另一个华西，另一个南山。

塘约道路是中国农村的伟大转身，是农村改革的再出发

刘学文：您说“塘约道路代表着中国农村改革的再出发，代表着中国经济在农村的破局”，这个观点很新颖，这也是吸引我对您进行专访的最重要原因之一，能跟读者解读一下您的观点吗？

王诚：穷则思变，如果我们想要在2020年打赢扶贫攻坚战，实现建成全面小康社会的目标，那我们就不得不大面积地推广塘约道路。以村集体为单位，整合土地资源、人力资源和资金，作为一级市场主体，去参与市场经济，从而快速实现三农问题的破局。

这是中国农村的伟大转身，是农村改革的再出发。我们可以试想一下，像华西、南山这两个依托村集体发展起来的企业集团，已经具备了进军世界五百强的能力，每年产值近千亿元。而中国有数十万个村庄，如果每个村庄成立一个村社公司，那就是几十万个；如果成立十个那就是几百万个；如果是一百个，那就是几千万个。这些新的市场主体，都将成为中国市场经济的生力军，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托起农业现代化、农村现代化的明天。

通过这个“伟大的转身”，过去我们认为是问题和负担的农民和农村，一下子活力迸发，成为了市场经济新的主战场，新的主力军。这是几十万、几百万个甚至几千个市场主体，带领着几亿农民，参与于全球化的市场竞争当中来。它能吸引多少投资？产生多少消费？增加多少产值？测算一下，那都是天文数字啊。

所以，塘约道路代表着中国农村改革的再出发，代表中国经济在农村的破局。这是真正的新动力的激发，好像是在中国经济的高铁上，我们以前认为是负担的巨大的底盘，突然变身为引擎，变身为发动机，这个转变有多大？这个新的经济增长点，对于中国经济的推力有多大？我们现在还能保持6.7%的增长，如果加上这个动力，一年增加两三个点不为过吧？那我们的经济增长是不是就得逼近两位数啦？

但是这还没有完，因为我们除了塘约，还有雄安！塘约模式如果能为中国经济贡献出两三个点每年的增量，那么雄安将会只多不少。也就是说，中国经济重新回到两位数的高速增长时代，并不是什么太难的事儿！

从塘约到雄安：中国改革再出发

——对话北京大学哲学博士王诚（下）

以雄安为样本，探索出一条新型城市化道路

刘学文：我第一次听到有专家把塘约与雄安相提并论，一下就吸引了我的注意。您认为，建立雄安新区的意义和价值何在？

王诚：四月初，党中央提出建设雄安新城，并上升到“国家大事、千年大计”的高度。一时间如石破天惊，雄安霸屏网络，至今不衰，雄安概念股票集体涨停，蔚为大观。那么，照我的理解，雄安新城将会是未来的世界之都，全球科技、金融和文化的创新中心，即中国的硅谷+华尔街+好莱坞！这个目标如果不出重大意外（比如世界大战之类的）应该能在建国一百周年的时候完成。

但是雄安又不仅仅是一座新城，它不是另一个深圳或浦东，也不仅仅是一座新的世界之都。而是因为它要给中国探索出一条新型城市化道路。以区别于目前这种严重依赖于外向型经济，以房地产为支柱的病态的经济，这种病态城市化的模板是香港。但是，我们从香港回归以后20年的实践来看，香港并没有得到很好发展，反而从遥遥领先，到被深圳反超。如果我们不能探索出新型城市化的道路来，那么今天的北、上、广、深就可能在二十年后沦为今天的香港，丧失进一步发展的动力，被高房价所压跨！

所以，我们必须要通过雄安来探索新型的城市化道路，否则我们的雄安就会变成一座新的鬼城，一座烂尾楼工程。习近平总书在设立雄安新区座谈会上的讲话，赋予了雄安新区七大重点任务：一是建设绿色智慧新城，建成国际一流、绿色、现代、智慧城市。二是打造优美生态环境，构建蓝绿交织、清新明亮、水城共融的生态城市。三是发展高端高新产业，积极吸纳和集聚创新要素资源，培育新动能。四是提供优质公共服务，建设优质公共设施，创建城市管理新样板。五是构建快捷高效交通网，打造绿色交通体系。六是推进体制机制改革，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激发市场活力。七是扩大全方位对外开放，打造扩大开放新高地和对外合作新平台。

中国的城市化进程，要想迈向一个新的高度，就必然要求我们告别过去的那种严重依赖于外向型经济，以房地产为支柱的病态的经济，中国城市发展已经走出了模仿香港的时代，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的经济，已经不逊色于香港。但是我们要治好香港的城市病，就要探索新的城高化发展道路。

只有我们以雄安为样本，探索出来一条新型城市化的道路，我们才能有效地安置每年毕业七八百万的大学生，以及同样数量的职高生就业、创业和生活。以今天中国各大城市居高不下的房价和落后的产业，我们是无法安置得下如此多的人口的。而接受了新思想、新观念的90后、00后，也必然不会满足于旧的生活、生产方式，新型城市化将为中国的新青年提供一个施展才华和抱负的人生舞台，打破以高房价为鸿沟的阶层固化，实现中国城市经济的新飞跃。

新型城市化带动的将不仅仅是城市的发展。更重要的是产业的发展，带动中国制造业的升级，带动中国的产业创新。一方面，中国的制造业和传统产业，将攀登世界之巅，比如高铁我们已经登顶世界，那下一步就是汽车制造、飞机制造、机器人、精密仪器、芯片等高端制造业，以及像纺织服装、家俱家居等传统产业的升级换代，也将冲顶世界，朝着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方向发展。而在另一方面，就是产业创新，以物联技术、人工智能、3D打印、新生物、新能源产业等为突破口，引领人类产业的新潮流，只有通过科技和产业创新，中国才能成为未来世界经济的领导者，为世界开辟中国道路、中国模式。

这就是雄安的价值和意义所在。雄安本身不可复制，但是它的新型城市化理念和管理机制却可以复制，我们可以看到在未来，中国新型城市化的道路中，中国将崛起一大批的“小雄安”。

从塘约到雄安，从农村到城市的深化改革，就是中华巨龙的伟大转身。

刘学文：您认为，从塘约到雄安，代表着哪两种不同的农村和城市的发展道路的模式？

王诚：从塘约到雄安，从农村到城市的深化改革，就是中华巨龙的伟大转身。这种转身不是一般的转身，而是发展道路的转身，从小岗转向塘约，代表着两种不同的农村发展道路和模式，从深圳、浦东转向雄安，代表着两种不同城市的发展道路和模式。

首先，是从依附型走向自力更生型。

过去三十多年以来，由于我们大力发展出口导向型经济，使得我国的经济体系严重依赖于西方发达国家，依赖于他们的资金、技术和市场。但是这条路已经走到头了。就好像母鸡孵小鸡，现在小鸡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经跟母鸡一般大小了，也就必须要摆脱依赖，走向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发展道路了。

我们干嘛要把我们优质的产品、稀缺的资源，出口到西方去换一堆白条呢？万一哪天美元、欧元崩溃，就变成一堆废纸。我们要干嘛要把我们这么年青、优秀的大学生变成西方跨国企业的廉价劳动力呢？华为不是已经充分证明了，只要我们把他们组织好，利用好，我们可以在任何高科技领域挑战跨国巨头。我们为什么还要大量去招商引资呢？我们现在已经是世界最有钱的国家啦，我们中国有钱人，居然炒高全世界的房价，那我们为什么不把自己的资金好好利用起来？投入到千万个塘约和雄安的建设当中去呢。

其次，从城乡失衡、区域失衡走向城乡一体区域平衡。

过去三十多年，我们仅仅依靠沿海的两亿多人的发展，就实现了经济的腾飞，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是与此同时，也造成了区域的失衡，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发展差距巨大。同时，由于我们解散了农村的组织架构，使农民变成一盘散沙，通过剥夺农村的资源，来使城市得到高速发展，同样造成了农村和城市经济发展的失衡。城乡收入差距越拉越大，而这显然是不可持续的。

巨龙的转身就是要从依靠沿海的发展，转向开发广大的内陆，推动中部崛起和西部大开发。通过新型农村现代化和新型的城市化，推进中西部和沿海地区的协调发展。同时，在此过程中，更加注重国民收入和财富的合理分配，缩小城市和农村之间的收入差距，打破城市与农村之间的二元结构，破除壁垒，使农村和城市人口，可以自由流动，实现农村人口和城市人口的共同富裕。

最后，从贫富分化走向共同富裕。

贫富分化和阶层固化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最大阻力。穷人拼死拼活上不去，而富人穷奢极欲却下不来。这对于任何社会而言，都是灾难性的。当然，要说贫富分化和阶层固化，西方发达国家比我们更为严重。这也是为什么西方国家的经济无法保持快速发展的原因。因为不管是富人还是穷人都失去了发展的动力。对于穷人而言，不管我怎么努力，我还是穷人，干嘛那么拼命呢？而对于富人而言，我什么都不干，照样能花天酒地，我干嘛还要努力？所以，阶层固化的结果，就是如此，穷人和富人都失去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

以塘约为代表的新型农村现代化和以雄安为代表的新型城市化，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要让穷人看到希望，是实实在在的希望，只要努力就可以实现的中国梦。塘约一年脱贫，三年小康，未来也将很快实现富裕。而像雄安这样的新型城市化，也会让绝望的北漂，刚毕业的90后、00后的大学生、高职生看到新的希望，只要他们努力，就能在雄安或别的新城市里安个家，而且会比旧的城市更好，他们有什么理由不努力上进呢？

塘约脱贫致富的效果是立杆见影

刘学文：你认为塘约模式和雄安模式真的能给农村贫困人口和90后的年轻人带来新的希望吗？

王诚：当然，我认为是这样的。我们看塘约的脱贫致富的效果是立杆见影的，见效非常快。这个你应该比我更清楚，你经常去那里。塘约模式最重要的是把农民组织起来了，作为一个集体参与到市场竞争当中来。国家应该大力宣传塘约模式，向农民亲兄弟介绍塘约模式，让他们从小农经济的传统中觉悟过来，投身到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中来，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农民一旦觉悟过来，他们的积极性就会调动起来，他们创造性和聪明才智就发激发出来，从而自觉组织起来，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而对于面对高房价而倍感绝望的90后青年人而言，雄安所代表的新型城市化道路，也将是他们的希望所在。我预计雄安应该会建设大量的公租房、廉租房，满足刚毕业的大学生的需要。而且雄安也应该允许大型的央企、国企和民企自己购地建房子，售卖或分配给员工。解决年轻人安居乐业的问题，更好的投入到工作和科研当中去，开辟中国经济产业的新高度。

对于企业家而言，特别是从事实业的企业家而言，新型城市化也是一个巨大的机遇。过去，为什么华为的模式比较难复制？主要是原因在于培养的大学生数量少，受房地产、金融的制约比较多。而现在国家每年培养的大学多达七八百万每年，还有每年八百万的高职生，他们是中国经济产业升级的主力军，是中国巨大的人才红利，如果中国的企业家能很好地组织他们，就能诞生一大批的高科技企业和世界性的巨头。我可以大胆预言，到建国100年之际，全世界500强企业，可能得有一半是中国企业。

我们的前途是星辰大海

刘学文：透过塘约和雄安，对中国改革有哪些重大意义？

王诚：我认为，透过塘约和雄安，我们可以看到中华巨龙时隔三十八年之后第二次转身。这一次巨龙转身的三个重大意义，第一是要从依附于西方的发展，走向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发展；第二个是要从城乡失衡、区域失衡走向城乡联动、区域均衡的发展；第三个就是要打破贫富分化和阶层固化，挖掘中国经济的新动能，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第四个就是为人类探索一条新型全球化的模式和道路，带领人类经济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

从新中国的成立到改革开放，我们经历了新中国的第一次腾飞，快速建立了完整的工业体系，初步实现了工业化；改革开放以后，我们经历了第二次腾飞，使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第一制造业大国。而今巨龙将再次转身，这一次，我们将腾飞到何处，我们将创造怎样的奇迹？没有人知道，我只能告诉你——无可限量！因为我们的前途是星辰大海！

塘约模式和雄安模式具有世界性的价值和意义

刘学文：你认为塘约和雄安模式发展好了，真的会具有世界性的意义吗？

王诚：是的，我认为塘约模式和雄安模式如果搞好了，是具有普世性的价值和意义的。众所周知，自70年代末以来，以英美新自由主义为主导的全球化发展已经走到了尽头。而中国以英美为效法对象的出口导向型经济也走到了尽头。这一次巨龙的转身，就不仅仅是中国的事情，因为中国已经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且中国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历史最古老的国家，肩负着旧邦新命，是继美国之后，众望所归的人类文明新领袖。

如果塘约模式和雄安模式发展成功，那就将不仅仅是中国的成功，而且也是世界的成功，意味着将为人类提供了一种全新的中国模式，中国发展道路。以往，主流知识阶层总是羞于谈论中国模式，主要是因为我们改革开放以来，是以英美为师，并没有形成自己独有的经济发展理论和模式，而如果塘约模式和雄安模式发展成功，那么就将对于世界经济的发展产生示范性的作用，开启中国主导全球化时代的序幕。并对于新自由主义给全球化造成的危害，进行补救。

因为中国的问题，诸如依附型发展、城乡失衡、区域失衡、贫富分化等问题，不仅仅是中国的问题，而且也是世界性的难题。如果中国解决了这些问题，就会有世界性的示范作用。习近平主席今年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提出了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如果塘约模式启动的新型农村改革和雄安启动的新型城市化建设，取得了成功并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示范作用，这等于是将习近平主席提出来的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落到了实处。这就是它的世界意义所在，也是中国对于世界的贡献，对于世界经济的发展承接了最伟大的世界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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