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毛泽东是大政治家，也是大文豪。他一贯倡导马克思主义的优良文风，要求党的领导干部和宣传工作者，具备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素养，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写出言之有物、新鲜活泼、群众爱看的文章。同时，他也是践行马克思主义优良文风的典范。无论是自己撰写文章，还是帮别人修改稿件，他都非常注意文字的准确、鲜明、通俗、生动。

毛泽东是大政治家，也是大文豪。他不仅一贯倡导马克思主义优良文风，更是践行马克思主义优良文风的典范。

马克思主义 优良文风的一贯倡导者

毛泽东一贯倡导马克思主义优良文风，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认真写好文章，在毛泽东看来，一个人写文章就是在作宣传。共产党人为宣传工作所作的文章，都是为革命和建设事业服务，有效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调动广大人民群众进行革命和建设的积极性。

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在进行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的教育，清算党内教条主义之害时，就十分注意端正党风、学风和文风，把克服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艺术，写出新鲜活泼的文章作为三位一体的目标。

毛泽东尤其反对党的领导干部写“党八股”文章。在著名的《反对党八股》的演说中，他大力提倡端正的党风、严谨的学风和新鲜活泼的文风，并历数了党八股的八大罪状：空话连篇，言之无物；装腔作势，借以吓人；无的放矢，不看对象；语言无味，像个瘪三；甲乙丙丁、开中药铺；不负责任，到处害人；流毒全党，妨害革命；传播出去，祸国殃民。正因为党八股危害极大，所以毛泽东在演说中号召全党去打倒它，抛弃它，代之以生动活泼、新鲜有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风。同时，毛泽东还阐明了提倡马克思主义文风的前提是讲究文章之道。他指出，写文章要像列宁那样先搞调查研究，要像季米特洛夫提倡的学会说群众懂得的话，要遵守鲁迅提出的几条规则，如留心各样的事情，多看看，不看到一点就写；写不出的时候不硬写；写完后至少看两遍，竭力将可有可无的字、句、段删去，毫不可惜；不生造除自己以外谁也不懂的形容词之类。（参见《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第70—87页。）

党的宣传和新闻工作者负责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宣传和报道，直接跟文字打交道，就更需要优良的文风。毛泽东要求他们要有很好的思想素质和文化素质，要带头提倡言之有物、新鲜活泼的文风。

宣传和新闻工作者应具有哪些素质呢？毛泽东认为，他们首先要有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对于这一问题，毛泽东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多次谈到。1957年同新闻出版界代表谈话时，毛泽东从在社会主义社会如何办报谈起，要新闻出版界对办报心中有数，并鼓励说，马克思主义修养不足的问题可以解决，只要好好学习就行。他指出，在知识分子当中提倡学习马克思主义是很有必要的，学得多了，就会把旧思想推出去，抛弃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 参见《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第186、188页。）1959年6月，毛泽东在同《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谈话时指出：搞新闻工作，要政治家办报。书生办报，最大缺点是多谋寡断，没有要点，言不及义。（参见《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第215页。）毛泽东认为，报纸的领导工作者，要学会按马克思主义办事，按客观情况办事，免除教条主义，才能办出群众爱看的报纸来。鉴于这一问题的重要，毛泽东提出一个要求：“各省、市、自治区要有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要有自己的出色的报纸和刊物的编辑和记者”。（《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第201页。） 这些话表明，毛泽东对宣传和新闻工作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问题十分关切。

宣传和新闻工作者具备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根本的一条是要学会运用分析的方法，看问题要全面，避免片面和绝对，不要肯定一切或者否定一切，不要只看到好的，看不到坏的，只能赞扬，不能批评。1957年，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专门强调了这一问题。他指出，所谓片面性，就是违反辩证法。要克服片面性，就要逐步推广辩证法，逐步地学会使用辩证法这个科学方法。毛泽东告诫宣传工作者，要“老老实实地办事，对事物有分析，写文章有说服力，不要靠装腔作势来吓人”。如果掌握了辩证法，没有货色，不会分析问题，讲不出道理，没有说服力的文章就会减少。（参见《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第197页。）

鉴于记者处在宣传和新闻工作的第一线，是新闻报道的直接采写者，毛泽东尤其要求记者头脑冷静，遇到问题要有分析，要有正确的看法和态度。1958年11月，毛泽东与吴冷西谈话时着重谈到这一点，他说，记者要善于比较，善用“勾推法”，不要看到好的就认为全好，看到坏的就认为全坏。记者要独立思考，不要人云亦云，不要人家讲什么，就宣传什么，要经过考虑。（参见《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第212页。）

克服片面性，写文章有独立见解，归根结底在于敢于讲真话。尤其是党的领导干部，毛泽东更是提倡他们讲真话，不偷、不装、不吹，有良好的文德文风。对这一问题毛泽东强调过多次。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针对党内存在“偷”、“装”、“吹”的不良现象，进行了认真、严肃的批评。他指出：所谓偷就是偷东西，装就是装样子，吹就是吹牛皮。而不偷，就是不把人家写的整个小册子，给调换上几个名词，就说是自己写的，把自己的名字安上就出版了。如果这样，就是偷，就是做贼，就是抄袭，就是不诚实。马克思的就是马克思的，列宁的就是列宁的，不要偷。不装，就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不要不懂装懂。党内不允许装，对马克思主义知道得少也不要装，知道多少就是多少。不吹，就是报实数，“实报实销”，不夸大，不扯谎，尤其是要克服向上级报告工作“夸大一点”这种习惯，还要把自己领导工作的缺点向人家公开。（参见《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第125—127页。）毛泽东这番富有针对性的话，在批评偷、装、吹的不良习气的同时，极力提倡不偷、不装、不吹，敢于讲真话的可贵品德和作风，这对于每个宣传、新闻工作者来说都是适用的。

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根据自己长期从事文字著述积累的经验，进一步阐述了写文章注意文法修辞的重要性，指出文章的要义是准确性、鲜明性、生动性。他要求文章作者应以真正平等的态度对待干部和群众，把自己的心交给他们与之产生共鸣。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的有关章节中，毛泽东专门谈了这个问题。他说，文章和文件都应具有三种性质：准确性、鲜明性、生动性。准确性属于概念、判断和推理等逻辑问题；鲜明性和生动性除了逻辑问题以外，还有词章问题。他批评许多文件的缺点是概念不明确，判断不恰当，缺乏逻辑性，不讲究词章，看这种文件是一场大灾难，耗费精力又少有所得，故一定要改变这种不良的文风。为此，毛泽东强调各级领导部门要大力培养一些较多地懂得马列主义，又有一定的文化水平、科学知识、词章修养的“秀才”。（参见《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第207—208页。）在为《合作社的政治工作》一文写的按语中，他也强调了讲究文法和修辞的重要，并批评一些人写文章不生动，不形象，不讲究文法和修辞，好像是立志要让读者受苦似的。（参见《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第180页。）

毛泽东对电文、报告、指示、决定一类的文字要求更是严格。1951年，他在审阅一件中央指示时特地指出：一切较长的文电，均应开门见山，首先提出要点，先用极简要文句说明全文的目的或结论，这便是新闻学上称为的“导语”，亦即古人所谓“立片言以居要，乃一篇之警策”，以唤起阅者注意，使阅者脑子里先得一个总概念，不得不继续看下去。为文应分清条理，去掉空话，但不可违背文法，并注意文字的形象性和鲜明性。（参见《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第167页。）

对于报刊文章，毛泽东认为，题材活泼多样，文风通俗亲切，才会引人入胜。在与新闻出版界代表座谈时，他多次强调这一点。他说：“报纸搞得活泼，登些琴棋书画之类，我也爱看。”（《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第188页。）报上的文章不仅要“短些、短些、再短些”，亦要“软些、软些、再软些”，文章“不要太硬，太硬了人家不爱看，可以把软和硬两个东西统一起来。文章写得通俗、亲切，由小讲到大，由近讲到远，引人入胜，这就很好。”（《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第190页。）在同吴冷西的谈话中，毛泽东更是明确指出，党报不能只搞政治，要搞理论工作，要注意发表学术性文章，发表历史、哲学和其他学术文章。搞理论工作应学会用自己的话来写文章。他以自己的经验为例说：“我写文章，不大引马克思、列宁怎么说。报纸老引我的话，引来引去，我就不舒服。应该学会用自己的话来写文章。”（《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第217页。）用自己的话写文章无非是要使文风活泼，故毛泽东总是这样强调，写文章要紧密结合形势，写得不要刻板，形式要多样化，要活泼，甚至政论也不排斥抒情。（参见《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第203页。）

在注重文章内容和风格的同时，毛泽东还强调文章标题要醒目。他认为，“标题要吸引人看，这很重要”（《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第204页。）。作为报刊方面的行家，毛泽东连报纸版面安排事宜也关注到了。在1958年1月12日给刘建勋、韦国清的信中，毛泽东指出，要认真研究如何办报，“包括版面、新闻、社论、理论、文艺等项”（《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第202页。）。信的内容显示了毛泽东在办报方面的丰富学识。此外，毛泽东还特别重视更正书报上的错误，1949年4月，他为自己的文章《五四运动》及《人民解放军布告》中的多处文字错误分别给北平解放日报和新华社写信，并附上亲笔纠正的这两文中的若干误处。（参见《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第165—166页。）毛泽东严谨精细、一丝不苟的治学精神由此可见一斑。

作为文章大家，毛泽东当然非常注重文采。1958年1月19日，毛泽东致信《文艺报》主编张光年等，谈及《文艺报》“再批判”特辑编者按说：“按语较沉闷，政治性不足。你们是文学家，文也不足。不足以唤起读（者）注目。近来文风有了改进，就这篇按语说来，则尚未。”他还说：“用字太硬，用语太直，形容词太凶，效果反而不大，甚至使人不愿看下去。宜加注意。”（《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19页。）可见，注重文采，避用批判性的伤人语言，不使用太硬的文字，以吸引读者的注意，唤起读者的阅读兴趣，是毛泽东为文的一大要诀。

马克思主义 优良文风的忠实践行者

毛泽东写文章，非常注意文字的准确、鲜明、通俗和生动，他在文章中善于把丰富的历史知识、敏锐的政治见解与妙笔俏言和谐地结合起来。这一特点在他所写的新闻文章中特别鲜明地表现出来。毛泽东所写的新闻文章，文采飞扬，说理透彻，通俗易懂，饱含哲理。

例如，毛泽东1948年11月5日写的《中原我军占领南阳》。该文把发生在南阳的现实战事与古代战事巧妙地结合于一体。消息一开始告明我军占领南阳后，即一转笔锋介绍起历史上的南阳：“南阳为古宛县，三国时曹操与张绣曾于此城发生争夺战。后汉光武帝刘秀，曾于此地起兵，发动反对王莽王朝的战争，创立了后汉王朝。”（《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第263页。）此段文字似乎随意插入，却有借古喻今以点明南阳战略位置重要之妙。文章接着展望了解放军夺取南阳后的大好军事形势：以王凌云为司令官的国民党军队企图在南阳以重兵阻遏人民解放军向南发展的道路，但王凌云最后兵败而弃走至襄阳。在我野战军一年多来的强大攻势下，使敌人在困守各个孤立据点之后又不得不弃城逃窜。王凌云逃至的襄阳也是一个孤立据点，如不再逃，等待他的只能是做俘虏的命运。（参见《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第263—265页。）这则内容丰富的新闻，一经发表便博得人们争相传诵，成为名篇。

又如，毛泽东1949年4月22日为新华社写的《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横渡长江》。该消息开首即展示了一种磅薄气势：“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从一千余华里的战线上，冲破敌阵，横渡长江。”接着点出各军的战态，并揭明渡江作战胜利的原因：我军当面之敌纷纷溃退，毫无斗志，我军所遇之抵抗，甚为微弱。“此种情况，一方面由于人民解放军英勇善战，锐不可挡”；另一方面，“国民党的广大官兵一致希望和平，不想再打了，听见南京拒绝和平，都很泄气”。（《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第289—290页。）这则简短的消息，将解放军的神勇、敌军的崩势勾划得活龙活现，极大地鼓舞了军心民心。

不仅如此，毛泽东在帮人修改文章时，也显露出高人一筹的技巧和风格。一些文章，经他一改，焕然一新。一些句段，经他增删修饰，文理通顺，意思准确、鲜明而又生动，顿增色彩。

在修改文章时，毛泽东既有大增大改，也有小补小修。在作小补小修时，他反复推敲笔削，时有点睛之笔，使文章更为准确、鲜明、生动。试举如下几例：

对1949年1月22日新华社消息《蒋介石“引退”真相》的修改可算是这种小修改的一个很好的例子。毛泽东对全文只增改60余字，成整句的仅两处。其一是在“蒋介石仍然是国民党政府的‘总统’”这句话之间增添了“宣布的是‘因故不能视事’，暂时离开南京，他”这一小段文字，使该句变成“蒋介石宣布的是‘因故不能视事’，暂时离开南京，他仍然是国民党政府的‘总统’”。这一修改增加了句子表述的准确性。其二是在文章结尾处插入了“国民党政府的一切实际权力仍然操在蒋系和蒋介石本人手里”（《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第379、380页。）一语，幽默而又辛辣地揭露了蒋介石所谓“引退”之真相，并与标题中加引号的引退二字相照应，此增语真可谓神来之笔。

在对1951年6月6日人民日报社论《正确地使用祖国的语言，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修改时，毛泽东对全文仅在4处作了增改。其中有两处各只增加了一个词，总共4个字。第一处是在文章的开头“语言的使用是社会政治文化生活的重要条件”一语中，在“文化”之前增加了“经济”二字。另一处是在“我们的语言经历过千年的演变和考验”一语中，在“千年”前增加了“多少”一词。（《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第405页。）这两处修改异曲同工，都使表述更为准确。

对1955年11月22日人民日报社论《统一认识，全面规划，认真地做好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工作》的修改也是少量的，其中有一处修改较为重要。他增写了一段有关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话，针对性很强，增文最后是这样说的：“要准备经过公私合营、逐行逐业的改造，在条件成熟以后，最后达到生产资料的国有化。”（《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第431页。）这段政策性极强的话，使文章表意更加精确，对当时准确宣传党的社会主义改造政策、稳定人心是至关重要的。

1955年，毛泽东在选编《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并加写按语时，对诸多文章进行了认真修改，并给大部分文章重新命题，把冗长累赘的标题改得鲜明、生动、有力，从而“突出文章的主题思想，引人注目”。例如，毛泽东把《天津东郊区庄子乡民生、民强农业生产合作社如何发动妇女参加田间生产》的标题，改为《妇女走上了劳动战线》，即将31字的标题压缩为9字，简明扼要；把《大泉山怎样由荒凉的土山成为绿树成荫、花果满山》的标题，改为《看，大泉山变了样子！》，引人入胜。

总之，毛泽东是一位语言大师，是一位精通文章之学的高手。他改稿时善于统御全局，充分运用文以载道这一机理，把中国革命及建设的大道理蕴含于生动活泼而又丰富多彩的文字中，沁人心田而令人难忘。他修改文章时增删润色，潇洒自如，似有成竹在胸。多少文章，经他一改，便成上乘之作。毛泽东改文，确有高屋建瓴之势，点石成金之功，画龙点睛之妙。

对于毛泽东的文字功夫和说话艺术，诗人臧克家由衷佩服。他曾说：“毛主席写文章、说话都不落常套。他不说‘社会主义一定胜利’，而说‘东风压倒西风’。他不说‘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而说‘我们社会主义阵营也应有个头，这个头就是苏联。’这样说法生动新鲜而又活泼。‘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这些话情意俱到，多么富有文学意味！”（《臧克家全集》第12卷，时代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398页。）〔作者胡为雄，中共中央党校哲学教研部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