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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东力 | 毛泽东:历史、现实与未来――在北大、淸华的演讲
点击:  作者:祝东力    来源:新世纪评论  发布时间:2017-02-19 08:42:50

 

     【导读】非常高兴跟大家做这次交流。讲座题目稍有一点出入。未来只是今天讲座的一个视角,我是想从三个角度来讨论毛泽东,就是历史、现实、未来。所以题目应该是毛泽东:历史、现实与未来

大家都生活在网络时代。我在准备这个讲座的时候,从网上搜索了一下,想用一种类似统计的方式,看毛泽东在今天的影响究竟有多大,或者有多小。我在百度输入毛泽东三个字,出现的条目是1780万。我们可以和其他几位重量级人物作一个对比,邓是1100万,邓是659万,胡是1200万。这里有个原因要说明一下,大家看主流媒体,就可以发现毛泽东这三个字在主流媒体上出现的频率是并不高的。

今年99日是毛泽东逝世30周年,而在许多主流媒体上可以说只字未提。比如《XX报》,在99日这一天提前两天纪念911事件5周年,提前了一天庆祝教师节。但是我从第一版翻到最后一版,对毛泽东一个字没提。我想这不是一家报纸的偶然行为,应该是一个统一的安排,就是说不要炒作,不要触及这个话题,因为据说我们中国有一个习惯就是纪念诞辰,而不纪念忌日。但其实那天还是有相关新闻可报的,比如99日我的一个朋友去了韶山,他给我发短信说,韶山人如潮花如海。再比如,那天有一个朋友去了毛主席纪念堂,他说去纪念堂的人非常非常多,鲜花也堆积得跟小山一样。他还说,那天不止一个人,包括他本人,在见到毛主席遗容之后失声痛哭,引起很多人注意。不论我们怎样评价这些事情,它们是有新闻价值的,但在许多主流媒体上的确保持了沉默。

对比起来,网络更多反映的是一种民间的心理,所以刚才说的搜索出来包含毛泽东的条目数量更多地反映了一种民间的心理和意识。但是,需要说明的是,网络上也大量转载主流媒体的内容,而毛泽东由于在主流媒体上是比较边缘的,所以,如果主流媒体是另一种情形,那么网上搜索出来的毛泽东的条目肯定不止1780条,应该更多得多。在职的领导人搜索出来的条目也很多,这也是有原因的,因为他是正在执政的党政军一把手,有关的新闻报道就非常多。所以,如果换一个环境来看毛泽东的话,他所显示的影响力可能就要比现在搜索出来的大多得多。

举个例子,1999年,美国时代生活出版公司为了迎接新千年到来,组织了一个24人的小组。这个小组咨询了几十名专家意见,在几百个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当中,选出100个伟人中的伟人和影响 力最大的100个历史事件,时间跨度是从1001年到2000年。后来他们编成了一本画册,叫《人类1000年》。在这本画册里,没有罗斯福,也没有华盛顿,没有丘吉尔、戴高乐这些如雷贯耳的名字,但有毛泽东,而且毛泽东出现了两次:作为历史人物,他出现了一次;作为历史事件,他领导的两万五千里长征又出现了一次。这本书引用了毛泽东的一句话,叫做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这是一句掷地有声的名言。和刚才百度的搜索结果作一个对比,也就是说,放在一个也许更客观、更多元的一个环境里,毛泽东显示的影响力甚至要大得多。也可以说,如果把毛泽东放在一个更长的历史跨度来看,他的影响力也是更大的。

我们今天要谈的第一个角度是历史,从历史的角度看毛泽东。

要谈历史,我们首先要画出一个历史的坐标,否则,历史就是混沌一片的。我们上中学就开始学习中国历史,中国历史一般的分期我们都知道,从原始社会经过奴隶社会一直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这是一种分期方式。但实际上,大的历史分期可以有很多种。

1901年,梁启超写过一篇长文章,叫做《中国史叙论》,这是梁启超为他打算写的中国通史准备的一篇导引。梁启超对中国历史做了一个分期,把中国史分成三个阶段,或者叫三个中国。他所说的第一个中国,叫中国之中国,这是中华文明的开始,从中原或周边地带起源、凝聚、形成,一直到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一个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国家。中国形成的过程至少有几千年历史。这是第一个中国。第二个中国,他叫亚洲之中国,也就是从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中国作为一个东亚大国,开始和周边的国家、民族的交往、贸易或者战争,比如和周边的匈奴、鲜卑、突厥这些民族还有像朝鲜、琉球、日本、越南、缅甸这些国家,中国的影响力辐射到亚洲。中国从秦始皇统一后一直到1793年,这一年,一个英国的使团到中国来,为乾隆皇帝80岁诞辰祝寿,这个使团为首的是马戛尔尼。1793年,这是梁启超认为亚洲之中国结束的一年,他认为从这一年起中国突破了亚洲范围,同世界各国各民族广泛交往,从此世界之中国开始了,一直到我们今天。这是梁启超的历史分期。

我大致采用了梁启超的这个分期,但是对第三部分做了一个调整,我认为世界之中国还是应该从1840年开始。梁启超以中国同西方交往为标志,我是以中国的生存危机为标志。正是从1840年起,中国失去了它古典时期的传统地位,被列强用坚船利炮纳入到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这个牢笼当中。所以,还是应该

1840年作为亚洲之中国世界之中国的分界点。

这三个中国之间有两次大的转型。中国之中国亚洲之中国的分界点,是春秋战国时期。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的时期。这次转型的物质基础和原因,是铁器的传播和使用。

各种历史书籍反复提到的一个事实是,公元前1200年,中东的赫梯帝国灭亡,它的铁器的冶炼和使用方式,开始向四面八方流传。在大约公元前800年传播到印度,公元前750年传播到中欧,公元前600年传播到了中国。大约正是在这个时候,春秋战国之交的时期,战争的力度和规模突然加大了,所以之后的时代被称作战国。《中国战术史》指出,战国时期,铁质乃至钢质武器大量出现并用于战斗之中。在春秋中期的时候,所谓战争还是像大规模械斗。所以我们都知道公元前638年有一个宋襄公的故事,他要等到敌人楚国的军队顺利渡了河、列了阵之后才向对方发起进攻,这都是以前诸侯贵族械斗的一种遗风。但是战国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其中一个原因是有了新的物质基础,铁器被使用到了战争中,它的坚韧和锋利程度远不是过去的青铜器所能比的。

铁器的传播和使用带来了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的一个大转变,当时在世界范围内,不仅是中国,在地中海地区,有古罗马帝国出现,在印度,有孔雀帝国出现,都是经过长时间的残酷的大规模战争,产生了一个大帝国。在中国,首先是战国七雄出现,它们的政治体制已经非常接近秦王朝。最后是秦始皇统一,一个超级帝国。

铁器的出现是第一次中国历史大转型的物质基础,当时中国非常成功地应对了这次转型,成功地进行了一次制度创新,就是从西周的封建制转换成了秦汉的帝国制,或者叫郡县制。西周是分封制,从天子到诸侯再到卿大夫,政治权力和经济剩余被层层分割。所以某一个统治者,某一个统治集团,它所能够动员起来的人力、物力、财力是相当有限的。假如中国社会一直保持这样一个政治体制的话,那么在公元前后,中华文明很可能就被南下的匈奴所消灭。因为当时匈奴正在强盛起来。我们看现在的中国地图,可以发现中国的北部是没有小国的。因为在这个游牧民族同农耕民族彼此争夺的地带,小国无法生存,小国或者被灭亡,或者成长为大国,成长为中国这样的大国。所以在匈奴南下之前,秦始皇抢先统一了中国,建立了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度。这个制度的一个好处就是能够把整个社会的资源,包括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或者说人力、物力、财力这些资源整合起来,对外抵制异族入侵,对内治理自然灾害,同时也结束了长期的内战。

这是中国历史的第一次大转型。在这一次成功转型之后,中国就形成了亚洲之中国,成了亚洲文明的中心,它的文明向东影响了朝鲜、日本、琉球,向南影响了整个东南亚,向西影响了中亚。在古代世界,中国是一个农业文明的发达国家。当时的中国人口常常占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一以上。200412月,我去开封,参观北宋皇宫的遗址。现在开封至少有三层,第一层就是现在的地面;第二层大约在七八米以下,是明朝的开封,崇祯15年在李自成起义军久攻不下之后,引黄河水淹没了;再往下是北宋的开封。当时同行的人都非常感慨,在1000年前北宋的时候,就在脚下十几米,当时那可是世界最繁华最富庶的地方,现在美国的华盛顿和纽约两个城市加起来都不足以和当时北宋的汴梁相比。这也是从秦汉一直到清朝,中国在世界上一个大致稳定的位置。

但是,在近代,从亚洲之中国世界之中国的转型,却很不成功。这一次转型的物质基础是大工业体系的出现和传播,也就是英国自18世纪后期开始的工业革命。在这次转型过程中,中国被西方列强打得落花流水,以至于传统的中国古典文明出现了崩溃式的局面。这样,就引出了一个中国近代史的母题,就是富国强兵,几代中国人都在追求这个问题的解决,但一直没有成功。从这个母体派生出了一系列的子题,比如现代化问题,比如革命问题,比如改革问题,等等,都是从富国强兵这个母题当中派生出来的子课题。而毛泽东呢,正是在解决这个近代史母题的过程中,面对这个母题,面对中国近代史的困境,而出现的一个历史性人物。

中国的近代史很有意思,大概只有在中国才有一个近代现代的区分。你看英文就只有一个“modern”,它在中国有时候译成现代,有时候译成近代,这在其他国家是很少见的。中国呢,近代和现代的分界点有不同的说法,比如有人说从辛亥革命开始,又说从1949年开始,但总之中国的近代和现代是区分开的。那么就出现了一个问题:怎样理解这个中国近代和现代的区分?按我的理解,中国从1840年到今天走了两段路,一段是下降的路,一段是上升的路。这条下降的路就是近代,而上升的路则是现代。不管是从辛亥、从五四还是从1949年开始算起,都是这样一个区别,下降的过程与上升的过程,一个是亚洲之中国崩溃的过程,一个是世界之中国建立的过程。而毛泽东,正是站在这个近代现代转折点上的最重要的人物。

从历史的角度评价毛泽东,我认为毛泽东有三个历史贡献:第一个是赢得了中国的独立。在毛泽东以前,中国已经被列强瓜分斗刨,面目全非了。过去的藩国和领土一块块丢失,比如过去的琉球、朝鲜、越南、缅甸。领土比如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以及中亚和台湾的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都丧失掉了。以至于在1898年戊戌维新之前,当时的谭嗣同已经在筹办亡后之事,就是认真考虑和筹划中国被灭亡之后的事情,包括在中国被瓜分之后,他所在的湖南省应该起什么作用的问题。在当时的精英看来,亡国已经是非常急迫、非常现实的一件事了。

那么,在毛泽东时期,中国真正实现了独立,也就是中国传统所说的尊王攘夷,或者近代所讲的驱逐鞑虏的任务。而这个任务的完成严格说还不是1949年,应该说是1953年,也就是朝鲜战争结束的时候,这个问题才真正的解决。因为只是在朝鲜战争的时候,通过和列强即联合国军直接交手,打出了威风,才让列强真正认识到了毛泽东的中国。

朝鲜战争

在朝鲜战争之前50多年,也是在朝鲜,中国当时最强大的军队淮军与新建不久的日本陆军相遇,淮军从朝鲜的牙山溃退到平壤,再从平壤溃退到鸭绿江,一溃千里。而过了50多年之后,还是一样的中国农家子弟,经过毛泽东思想的训练和武装,就把当时由16国组成的联合国军打得落花流水。当时,中国的国力同联合国军中为首的美国相比非常悬殊,相反,在50多年前甲午战争的时候,中国的国力是远远超过日本的。在1950年,中国的工业生产总值是美国的28分之一,美国是2800亿美元,中国是100亿美元。在当时最能反映工业水平的钢产量方面,双方悬殊更大,美国是8780万吨,中国是60万吨。

所以,当时身经百战的领袖群体在讨论是否要出征朝鲜的时候,大多数人都是不同意的。大家都知道,包括林彪这样一个军事天才,都是不主张出兵的。而毛泽东力排众议,他考虑了3天时间,不管有多么困难最后还是决定出兵。他的战争意志和战略判断被后来证明是非常有远见的。当时的苏联比中国要强大得多,苏联已经有完整的工业体系,有现代化的海陆空军,而且已经有了核武器。但是,斯大林不敢出兵,刚开始斯大林答应苏联只出空军,但是到了最后一刻,斯大林怕出空军也会和美国发生冲突,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怕美国进攻苏联,所以在最后一刻取消了这个决定。他和当时在莫斯科的周恩来讲,让他转告毛泽东苏联不出兵了,并且说,让金日成同志到东北组织流亡政府吧。但是这个时候,毛泽东还是坚持原来的决定,坚持出兵。回忆录讲,当时斯大林感动得流泪了,连说还是中国同志好。所以说,在真正的历史关头,在真正考验一个人的时候,一个人的意志、胆略和智慧就被比较出来了。斯大林也是个钢铁般的巨人,斯大林这个词在俄文里就是的意思。但是,毛泽东和斯大林在朝鲜战争这个问题上仍然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

朝鲜战争这3年,中国打得非常艰苦,牺牲了10多万人,而美国的战争意志始终没有被打垮,不像解放战争后期,蒋介石军队的战争意志基本上被打垮了,经常出现整师整军被围歼,出现一溃千里的局面,这就表明战争意志被打垮了。在1950年出兵前夕毛泽东给斯大林的一封电报里,他讲了中美两军武器装备的对比。他说,美国一个军3个师,它的7公分到24公分的火炮数量是1500门。而中国一个军也是3个师,火炮数量只有36门,也就是说连美国的一个零头都不足。在朝鲜战场上经常是美国的一个团被包围,但是最后还是突围出去了,而这种情况在解放战争中是很少出现的。所以在朝鲜战争中志愿军最多全歼的美国军队就是一个营,因为美国火力太强了。由于志愿军与美军装备的悬殊,战争打得非常艰苦,但1953年还是取得了胜利。所以从1953年一直到现在,没有一个国家敢于真正入侵中国。这是因为朝鲜战争树立了中国的国威和军威。所谓打得一拳开,百拳不再来,如果第一次挑战你不敢勇敢面对的话,就会像1840年以后那样屡战屡败,屡败屡战,就不断会有人来打到中国头上。所以,1950年的抗美援朝战争是新中国的生存之战,说到中国的民族独立和解放,必须把朝鲜战争的功绩考虑进去。

从朝鲜战争又引出了毛泽东的第二大贡献,就是中国的工业化。朝鲜战争打得非常艰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没有现代工业。所以当初麦克阿瑟不相信中国会参战,理由就是中国没有空军,没有现代工业。他说如果中国参战的话,特别是如果前进到平壤一带的话,那么中国军队将面临一场最大规模的屠杀。鉴于朝鲜战争的经验教训,在朝鲜战争还没有结束的时候,中国就开始了大规模的工业化进程。

1952年,中国进入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展大规摸工业建设。

从历史上看,中国至少有三个千年工程,第一个是秦始皇修筑长城,它奠定了两千多年中国古代的北方边界,也就是游牧民族同农耕民族的一个分界线,因为秦始皇的长城在北方的线路基本上和400毫米等降水线重叠。再往北方,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是无法建立农耕文明的。这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千年工程,后来历朝历代又不断翻修,这个工程影响了中国历史两千年。

第二个千年工程是隋朝的大运河,沟通了南北经济,沟通了南北的物流,奠定了唐宋以后中国经济的繁荣,影响也超过了一千年时间。我们看《水浒》或者《金瓶梅》里面描写的那些城市,非常富裕繁华,都是沿运河的城市。只是到了近代,海运开始盛行以后,运河及其沿岸才开始衰落。

还有一个千年工程就是在毛泽东领导下建立的中国现代工业体系。这也将产生长远的影响,因为它奠定了中国未来长期发展的基础。这个工程在1952年启动以后,扭曲了一般的经济发展规律,不是从轻工业而是从重工业开始,因为重工业是装备其他工业包括国防工业部门的。当时中国建立工业体系的第一目标是建设现代国防,也就是为了避免中国自1840年以来面对的被动挨打局面。我们知道,常规的工业化过程,比如英国,是从纺织业这种轻工业开始,最后才发展到机器制造业这样的重工业。而中国刚好颠倒过来,所以当时出现了国富民穷的问题。当国家的工业基础已经相当雄厚的时候,老百姓的生活还很艰苦。这就是因为大部分资源都被拿去建设重工业和国防工业了,以至于到了六七十年代中国已经取得了骄人的成就。196410月中国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对世界产生了非常大的震撼;1966年中国实现了用导弹发射原子弹;1967年爆炸了氢弹;19704月中国卫星上天。也就是说,以两弹一星为标志,中国的现代工业体系基本上建成了,而且取得了当时世界的尖端技术成果,两弹一星成为中国国家安全的根本保障。如果中国没有毛泽东时代留下的核武器和空间技术的话,我们中国今天的命运不一定比伊拉克要好。

长江大桥通车

美国学者莫里斯·迈斯纳是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他说,曾经长期被轻蔑为亚洲病夫的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工业规模甚至还不如比利时。比利时我们知道面积只有30000平方公里,比台湾省还小,人口只有几百万,还不如北京市人口多。而在毛泽东时代快要结束的时候,中国却进入了世界工业六大强国的行列。1952年,在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当中,工业只占30%,农业占64%,而到了1975年,也就是毛泽东逝世前,这个比例颠倒了过来,工业占72%,农业只占28%。当时中国已经基本上建立了一个相对完整的独立的现代工业体系。这是毛泽东在历史上的第二大贡献。

19457月,抗战胜利前夕。当时一个民主人士叫黄炎培随团访问延安,和毛泽东作了交流。他问毛泽东,说他也是几朝元老了,看到很多政治集团上升然后衰落和覆灭,“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刚开始大家聚精会神,众志成城,以后便惰性发作,无法扭转。他说这是一个历史周期率。中国共产党怎样避免这样一个循环?毛泽东当时很有信心地回答黄炎培说,我们靠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这是毛泽东一贯的想法,他在建国以后条件成熟的时候就会实施这个想法,把群众号召起来监督和批判这个国家的执政集团。这就是文化大革命的初衷。

195912月到19602月,毛泽东和党内的几个秀才一起系统阅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做了很多批注和谈话。教科书有一段提到1936年的苏联宪法规定苏联公民有劳动权利,休息权利,受教育权利,年老、患病及丧失劳动能力时获得物质保证的权利,等等。毛泽东当时就非常有针对性地在教科书的这段文字旁边批注道:最大的权利是管理国家。他还发表了一段谈话,说:

这里讲到苏联劳动者享受的各种权利时,没有讲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

文化大革命要解决的就是这个问题。换句话说,一个红色的官僚集团会渐渐褪色,会变成,渐渐还可能变成。所以,文化大革命要解决改变颜色的问题。旧中国的劳动者曾经受到权力和资本的双重统治。解放后,资本对人的统治消失了,但是权力对人的支配还存在。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这是当时文革的一个提法,它的初衷就是在解决了资本对人的支配之后,解决了市场对人的支配之后,要解决权力对人的支配。解决国家和政府对人的支配问题。要实现最彻底的解放。

当时文化大革命对整个世界的影响非常大。包括对发达国家,比如说对日本、对美国、对西欧。80年代有一部意大利电影叫《一个警察局长的自白》,那里面有一个细节,从侧面反映了文革的影响。罗马的公安局长每天收到报告说,今天在大街上毛泽东的语录贴了多少多少条,林彪的语录贴了多少多少条。这是当时罗马的情况。我们今天都很难想象,当时中国对世界有这么大的影响,而且主要是在青年在知识分子,主要是在一些有头脑能思考的人当中。你们现在在网上搜索,可以看到这样的照片:当时日本大学生YX,高举的是毛泽东的画像和毛泽东的语录牌。文革以后,很多人从个人崇拜,从意识形态宣传灌输的角度来理解毛泽东的巨大威望。这放在世界范围内是完全不成立的。因为我刚才说到的这些美日欧国家,是完全不存在这样洗脑的条件的。如果说有洗脑的话,那么恰好是反向的洗脑。但是在60年代末70年初,毛泽东在那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影响,在世界历史上也很难有第二个人可以相比。

祝东力1962年生,北京人。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所所长,《文艺理论与批评》杂志主编,研究员、硕士研究生导师。翻译《西方学者眼中的西方现代美学》、《米哈伊尔·巴赫金》,撰写《精神之旅――新时期以来的美学与知识分子》、《文明走到十字路口》等。

责任编辑:向太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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