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晚年“犯了错误”，这是已经成为“定论”的说法。有很多人认为，一个主要原因是毛泽东不民主，有“封建思想残存”，听不得不同意见。这种说法正确吗？我们可以听听党史专家王年一的说法。王年一是国内公开出版的文革史“权威著作”《大动乱的年代》的作者，这本书完全是按照《决议》精神写的。因此，他的话决不是带着什么“极左”思想说的。

访问人：毛泽东在政治上，他是不是愿意一个人说了算，或者说比较欣赏个人专断呢?

王年一：不是，绝对不是。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的原则是载入党章的．就是中共九大通过的“左”倾的党章也是载入的。……1962年1月30日，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说：如果不实行民主集中制而“一人称霸”，总是不改，“难免有一天要别姬就是了”。1975年5月3日，毛泽东同在京中央政治局委员谈话时说：“这一回跑了十个月，没有讲过什么话，没有发表什么意见，因为中央没有委托我。”这几句话讲在1975年，特别耐人寻味。

事实上，毛泽东在1957年以前的长期的革命生涯中不但不专断(1957年以后在若干重大问题上专断，也远非事事专断)，而且是坚持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原则的模范。参加编写《毛泽东年谱》的同志告诉我，他们看了大量的档案材料，印象最深的是毛泽东的作风非常民主。凡大事都与中央领导同志商量，而不一人做主。……

回过头来说，毛泽东并不认为专断很好。不要说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就是普通人，也不会认为个人专断很好。

访问人：个人专断在理论上自然都是站不住的，但毛泽东晚年还是犯了一些个人专断的错误。现在在学术界、在民间都有人认为这是受了封建主义影响很深的原故。您是怎样看的呢?

王年一：我不敢苟同，因为此说距离事实太远。

毛泽东早年是卓越的民主斗士。大量事实说明，他在各方面(包括生活上)反封建主义是很坚定、很彻底的。用受封建主义影响很深来解释，与毛泽东在长期革命生涯中并不专断这个事实相悖。在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里没有受封建主义的影响，后来却受了很深的影响，这是说不通的。

访问人：那末，毛泽东在晚年为什么专断了呢?

王年一：毛泽东晚年的专断，无非为了维护他的意见、主张。情形常常是这样的：毛的意见、主张不为中央集体所接受，或者势必不为中央集体所接受，而他认为自己的意见不仅很正确，而且很重要，他就专断了。也只有这时才需要专断、任何人都不会为专断而专断。……毛泽东的专断是为了维护自己的意见。他并不是不承认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的重要，但是他认为坚持他自以为正确的意见更重要。错就错在这里。在坚持组织原则和坚持他的意见二者不可兼得的时候，他放弃组织原则，认为组织原则要服从政治原则。他长期代表正确使他过于自信，长期的领袖地位和长期受拥戴使他感到有义不容辞的责任指导党，他又有可能机械搬用了他在历史上独排众议而获得伟大成功的经验，因而专断，与受封建主义的影响相去甚远。

访问人：毛泽东晚年的专断一定是有特点的?

王年一：是的。毛晚年专断的特点就是需要组织承认。毛泽东尽可能地掩盖它。个人专断在毛泽东说来是不得已而为之，所以他十分需要中央集体同意他的意见，或者事后批准他的意见。……“文化大革命”那样无法无天，毛泽东也需要中共九大的承认。……毛泽东需要组织承认，这也说明了他并不认为个人专断很好，也说明他也不是从根本上否定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的原则。

我认为，在这个问题上，王年一的观点是比较客观的。那么毛泽东晚年的“专断”，到底是为了维护什么意见和主张呢？为什么这些意见和主张“不为中央集体所接受”呢？据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毛泽东传（1949-1976）》记载：

（文革前夕）毛泽东对国内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已十分严重。他担心，干部严重脱离群众的状况如果发展下去，会变成“官僚主义者阶级”，“最后必然要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作资产阶级打倒”。当时主持中央“一线”工作的领导人和许多大区、省一级的领导人对此却没有做出相应的反应。这使毛泽东非常不满。自一九五九年以来党内高层领导中对形势估计、农村“包产到户”问题等的意见分歧，一步步积累起来，更使他认定问题首先出在党的上层。他曾对身边的护士长吴旭君说过：

“我多次提出主要问题，他们接受不了，阻力很大。我的话他们可以不听，这不是为我个人，是为将来这个国家、这个党，将来改变不改变颜色、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我很担心，这个班交给谁我能放心。我现在还活着呢，他们就这样！要是按照他们的作法，我以及许多先烈们毕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诸东流了。”

显然，毛泽东晚年最关心的是如何使党不变修、国不变色，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为此他曾经试图用民主集中制的办法来解决，但党的高层大多数人“接受不了，阻力很大”，毛泽东无奈之下才依靠群众，发动文革，直接用大民主的办法解决。

事实上，在大跃进的时候，就曾因为大多数人的头脑发热，使得尊重民主集中制的毛泽东试图降低不切实际的高指标而未果。他在事后总结经验的时候曾说：“1958年11月武昌会议，我就感到高指标不妥当。1959年就更有此感觉，感到不妥当。那时我找几个人来谈，想降下来，搞这么多行不行?我是想降下来的。1959年1月，我提议召开会议就是要降下来，但还是2000万吨，不降下来。开了几天会，大家准备上火车了，纷纷要走，我说会议是我提议开的，你们开了一星期，我也开一天么！留了一天，我讲了几句话：搞好，很好；搞不好，也不要如丧考妣。”如果毛泽东“专断”，他就应该不顾大多数人的意见，坚决的把高指标降下来。

我们有必要仔细考察一下：毛泽东的民主观到底是什么？其来源是什么？他与我们今天所说的民主是否是一回事？

毛泽东曾多次说过，他最开始学习的是孔孟之道的中国封建传统文化，然后又接受了西方资产阶级启蒙思想，最后才信仰了马克思主义。在“民主”这个问题上，也不例外。

中国古代儒家学说即有民本主义的政治哲学。孔子的“仁者爱人”，孟子的“民贵君轻”，荀子的水舟之喻，都是这种“以民为本”的传统文化价值理念的体现。青年毛泽东曾真诚地服膺过民本主义的思想。直到1913年，他在湖南长沙读书时的笔记《讲堂录》中仍大谈“贤相”、“清官”、“仁政”、“王道”。他根据《尚书》“天视自我民视”的思想，将天命等同于人心，将民心视为社会兴衰治乱的最高决定力量。“人心即天命，故曰天视自我民视。天命？何理也。能顺乎理，即不违乎人；得其人，斯得天矣；然而不成者，未之有也。”这种“得民心者得天下”是典型的民本主义传统信条。毛泽东还抄录了张载的著名格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并作了进一步的阐释：“为生民立道”，“相生相养相维相治之道也”；“为万世开太平”，“大宗教家之心志事业也。”这些都表明，毛泽东曾深受民本主义思想的影响。

应当指出，民本主义思想有其严重的历史局限和阶级局限性，它的政治主体是王权而非人民，体现的是维护王权秩序的良苦用心。人民永远是愚昧的，只能是被同情被拯救的对象，他们不是历史的创造者，而是消极被动的政治客体。而这种反动的思潮（文化保守主义）在当今社会上却又开始大行其道，不能不说是一种历史的倒退。

在西方政治传统中，“民主”（所谓“德先生”）一词来源于古希腊，demokratia由“人民”(demos)和“权力”(kratos)两词所构成，指的是与君主政体或寡头政体相对立的人民统治或多数统治的政体，简而言之指“人民的权力”。早在五四之前，毛泽东就接触到了梁启超宣传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想。1910年，毛泽东在东山学校读书时，第一次看到了《新民丛报》。他怀着极大的兴趣，认真阅读了这本杂志。在梁启超《新民论》中“论国家思想”一节的旁边，他批写道：“正式而成立者，立宪之国家，宪法为人民所制定，君主为人民所拥戴；不以正式而成立者，专制之国家，法令为君主所制定，君主非人民所心悦诚服者。前者，如现今之英、日诸国；后者，如中国数千年来盗窃得国之列朝也。”毛泽东这里所说的“民”与“君”是平等的，虽已有突破封建民本主义思想的萌芽，但这时的毛泽东“还不是一个反对帝制派”，他只反对专制，主张君主立宪。在毛泽东看来，君民虽然是平等的，但“中国数千年来民智之不开”，“国民之愚也”。因此，他向往古代帝王尧、舜、秦皇、汉武，希望康有为等帮助明君变法，达到国家之强盛。

新文化运动兴起后，毛泽东读到了《新青年》等杂志，开始接受陈独秀提倡的科学和民主等思想。毛泽东开始摆脱过去较为笼统的对“民”的表述，把眼光投到社会的下层。认为“社会之中坚实为大多数失学之国民，此辈阻碍政令之推行、自治之组织、风俗之改良、教育之普及，其力甚大。”同时，毛泽东对他过去曾提到的“民智不开”也有了更深切的体会。他说：我国“国民性惰，虚伪相崇，奴隶成性，思想狭隘”。“五千年流传到今，种根甚深，结蒂甚固”。为了改造国民，拯救国家。毛泽东提出了“新民”的主张，反对封建伦理对个人的束缚，主张个性解放。为了实现“新民”的主张，毛泽东一方面与湖南一师和国民高小的部分师生举办工人夜校。另一方面毛泽东与蔡和森等建立了新民学会，该会“以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风俗为宗旨。”

1919年五四运动的爆发第一次真正显示了民众的力量，作为积极参加并领导了湖南五四运动的毛泽东，强烈感受到人民的力量，促使他加深了对民主的认识，完成从民本主义向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转变。“平民”、“平民主义”代替“王道仁政”，成为毛泽东政治思想的新主题。在《湘江评论》的《创刊宣言》（1919年7月14日）中，他提出用平民主义对抗强权，实行改革。他认为平民主义的实质是主权在民，“天下者，我们的天下”。这就彻底颠覆了那种主权在王的民本主义思想。而且，这种信念终身未变。党内右派旗手李锐说，“毛泽东的民主思想实质上类似儒家的民本思想，如‘便民’、‘为民作主’，这些同权力归属的民主，其实并不相干。”这种说法显然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毛泽东并不是简单的抛弃民本主义，而是吸收了其合理的成分。因此，毛泽东总是心系群众，充分信任群众，依靠群众，并创造性地提出“群众路线”的概念。他说：“单有党不行，党是一个核心，它必须要有群众。”“任何时候也不要离开群众，党群关系好比鱼水关系。如果党群关系搞不好，社会主义制度就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制度建成了，也不可能巩固。”毛泽东对于群众的要求、呼声和来信十分重视，关心群众疾苦。毛泽东领导中国的一生是与人民大众紧紧联系在一起的。这可以说是一种经过改造了的民本主义，也可以说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毛泽东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到信仰马克思主义，也有一个过程。五四运动中，毛泽东提出了著名的口号：“民众的大联合”。他揭露道：“古来各种联合，以强权者的联合，贵族的联合，资本家的联合为多。”“到了近世，强权者，贵族，资本家的联合到了极点”，“社会也黑暗到了极点”。如何打破这种联合呢?毛泽东从十月革命后的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和中国的五四运动中，找到了救国救民的道路，这就是“民众的大联合”。他认为世界上民众联合的力量强，“因为一国的民众，总比一国的贵族资本家及其强权者要多”。毛泽东提出，全国的农夫、工人、学生、女子、小学教师、警察、车夫等“组成切于他们利害的各种小联合”，然后在“民众的小联合”的基础上形成“民众的大联合”。联合后采取什么手段达到改造社会的目的呢?有二种方法，一是“激烈”的，其首领是马克思;一是“温和”的，其首领是克鲁泡特金。毛泽东认为，用“激烈”的方式“打倒强权，结果仍然得到强权。不但自相矛盾，并且毫无效力”。应该实行“‘呼声革命’——面包的呼声，自由的呼声，平等的呼声——‘无血革命’”。

五四运动后，毛泽东积极投身于“湖南改造运动”中，即由“驱张运动”到“湖南自治”。在湖南自治运动中，毛泽东提出了“民治”思想，即人民权利思想。其一，人民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之自由。其二，实行地方自治。建立省、县、乡各级自治政府，省长、县长、乡长民选。其三，采取“直接的平等的普通的选举”。毛泽东的“民治”思想没有真正摆脱资阶级民主思想的框框，毛泽东所要求制定的宪法是在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宪法基础上的改良。但毛泽东把自治与民主紧密联系在一起，试图实现人民真正地掌握政权，可以说“民治”思想是民众大联合主张的具体化和进一步发展。

湖南自治运动失败后，毛泽东最终摒弃了资产阶级民主。1921年1月，他在经过对各种思想思考、比较、实践之后，深刻地分析道：“社会政策，是补苴罅漏的政策，不成办法。社会民主主义，借议会为改造工具，但事实上议会的立法总是保护有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否认权力，这种主义，恐怕永世都做不到。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如罗素所主张极端的自由，放任资本家，亦是永世做不到。”他还批驳了教育救国论，指出，资本家控制了世界的经济、教育和军队，因此“用教育的方法使有产阶级觉悟”是不可能的，企图寄希望于资本家发善心也是不现实的。他得出的结论是，“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至此，毛泽东从一个民主主义者成长为一个共产主义战士，并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了一生。

毛泽东自信仰了马克思主义后，对民主的认识又有了进一步深化。他根据唯物史观论述道：“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他说，在中国民主革命历史舞台上，推动社会发展的革命的主体，就是千百万的劳苦大众。他运用阶级分析理论，将泛指的“民”区分为不同的阶级，以无产阶级作为最主要的依靠阶级，但又根据中国国情，联合农民阶级中的下中农和民族资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在国内革命战争时他说过：“革命是什么人去干的呢？革命的主体是什么呢？就是中国的老百姓。……但是这许多人中间，什么是根本的力量，是革命的骨干呢？就是占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人农民。”毛泽东通过四次反“围剿”斗争胜利的经验，指出“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抗日战争时期，在其著名的《论持久战》中更进一步指出:“战争的伟大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据此，毛泽东形成了“人民战争”的伟大思想，并通过人民战争战胜了日本帝国主义。在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将人民的力量与原子弹和反动派的力量作了比较，毫不含糊地指出：“决定战争胜败的是人民，而不是一两件新式武器”；“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完全证实了毛泽东的科学论断。

毛泽东接受了列宁的无产阶级建党学说，把共产党视为人民解放事业的中介工具，这种中介工具不同于拯救主体的一个突出表现就在于它是人民利益的直接代表，它完全从属于人民。在封建的民本主义中，拯救主体(圣贤君王)的道德风范主要体现在同情、关怀弱者的情怀上的话，而作为人民解放斗争的中介工具的共产党的道德规范就只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任何一个充当中介工具的人(共产党员)，都必须树立这样一种全新的道德价值观念。毛泽东指出，中国共产党是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代表者，党除了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外，没有自己特殊的私利。党要处处想到群众，为群众打算，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一思想具有无产阶级的先进性、革命性和最广泛的群众性。

不过，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对民主的理论和实践与建国以后的情况有很大的不同。一个是资产阶级革命，一个是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一个是夺取政权之前，一个是夺取政权之后；一个是敌我矛盾为主，一个是人民内部矛盾为主。因此，毛泽东面临建国之后的新情况，必须对民主进行新的思考、实践和经验总结。这也是我们更为关心和需要研究的时期。

社会主义该怎么搞？苏联首先进行了探索在经济基础上，搞了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与资本主义的区别非常清楚。那么，在上层建筑领域，无产阶级民主制与资产阶级民主制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呢？从形式上看起来，都有直接或间接选举产生的立法机构（议会）和国家元首（主席），并由立法机构选出政府首脑（总理），然后由政府首脑组建政府（内阁），所不同的只是一个是“共产党一党专政”，另一个是资产阶级多党制。

新中国的基本政治制度（人大、政协等）是在新民主主义“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框架内建立起来的，尽管后来逐步增加了社会主义的成分，但主要是强调党的一元化领导（实际上过分强调集中），也就是所谓“斯大林体制”。那么，社会主义民主到底应该体现在哪呢？如果只是由共产党来代表人民的利益，而不允许人民直接参政，与封建民本主义在实质上有何区别呢？难怪，现在西方资产阶级要攻击中国没有民主——按照他们的“民主”标准确实是这样的。在资产阶级民主范畴内，民主主要指的是政党政治下的代议制民主，也包括各种“天赋人权”，如言论自由、新闻自由、集会结社自由等。而这些在当今的中国，的确是有待改善的。

毛泽东曾说过：“我们的民主不是资产阶级民主，而是人民民主，这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按照传统的斯大林主义的解释，由于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已经代表了人民的利益，那么共产党的领导也就等于人民的统治，是“人民民主专政”的核心。但是按照辩证法，任何事物都是变化的，都有可能走到自己的反面。毛泽东作为辩证法大师，深知这一点。早在1956年他就指出：“民主革命解决了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这一套矛盾。现在，在所有制方面同民族资本主义和小生产的矛盾也基本上解决了，别的方面的矛盾又突出出来了，新的矛盾又发生了。县委以上的干部有几十万，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们手里，……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而如果中国共产党像苏共那样不再代表人民，形成一个特权阶层，那么“就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因此，他越来越关注“反修防修”的重大问题，并对自己一手建立起来的政治秩序越来越不满。

毛泽东是从大跃进之后开始反思这个问题的。1958年大跃进把建国后毛泽东时代的历史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在前一阶段属于建立和巩固新政权的时期，毛泽东的思考中心在于肃清国内外的敌人。这一时期的主要事件有：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土改、三反五反、社会主义改造、反右。在八大的文件中，对民主问题的论述只是强调党的民主集中制（这就是后来所说的“正确路线”）。而后一阶段人民内部矛盾日益凸现，毛泽东越来越把问题归结为党内冲突，并把党与人民、干部与群众的关系提到了中心的议程。他开始考虑“改善无产阶级专政”，对国家的政治体制进行大的变更，并最终采用了“大民主”的办法。“大跃进”的兴起与失败，是毛泽东晚年转变的最重要的动因，文化大革命则是这一关键转折的逻辑后果。

最初，毛泽东并没有明确想用“大民主”的办法来解决人民内部矛盾。1956年11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小组长会议上发言，第一次谈到了“大民主”和“小民主”的问题：“人民内部的问题和党内问题的解决，不是采用大民主而是采用小民主”，“历史上一切大的民主运动，都是用来反对阶级敌人的”。毛泽东在八届二中全会上又一次谈了“大民主”问题：一些人“要搞‘大民主’，就是采用西方资产阶级的国会制度，学西方的‘议会民主’、‘新闻自由’、‘言论自由’那一套。他们这种主张缺乏马克思主义观点，缺乏阶级观点，是错误的”。“民主是一个方法，看用在谁人身上，看干什么事情。我们是爱好大民主的。我们爱好的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大民主。”“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也都是大民主”。不过，毛泽东也表示：“大民主也可以用来对付官僚主义者”。

1957年2月，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毛泽东对“民主”问题说道：“凡属于思想性质的问题，凡属于人民内部的争论问题，只能用民主的方法去解决，……而不能用强制的、压服的方法去解决。”“对人民说来”，“不是用强迫的方法，而是用民主的方法，就是说必须让他们参与政治活动，不是强迫他们做这样做那样，而是用民主的方法向他们进行教育和说服的工作。”

经过反右，毛泽东认为找到了在新形势下实行“大民主”的具体形式——“四大”。1957年10月9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说：“1957年的中国革命创造了一个最革命最生动最民主的群众斗争形式，就是大鸣大放大辩论和大字报”，并希望“从此形成传统，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民主，在此基础上建立巩固的集中制，建立巩固的对反动派和坏人的专政。”也就是说，“四大”最终是为了巩固专政，对付敌人。

大跃进中出现的五风（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对生产瞎指挥风），集中而深刻的暴露了人民内部矛盾，客观上要求毛泽东对社会主义民主重新做出思考。

毛泽东对于民主的论述，开始突破后人反复强调的“民主集中制”和“民主法制”的狭隘理解（这些论述只不过是为了否定文革并为现政权寻找合法性而已）。毛泽东向来反对“为民做主”，而主张“由民自主”。早在1945年7月民主人士黄炎培访问延安时，曾向毛泽东提出，中国共产党执政后如何突破历史上“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律”的问题，毛泽东自信地回答：“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人民监督政府，政府就不敢懈怠；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他从“人民主权”和扩大人民民主权利的角度，提出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人民必须直接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的重要思想。“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总之，人民自己必须管理上层建筑，……我们不能够把人民的权力问题，了解为国家只有一部分人管理，人民在这些人的管理下享受劳动教育、社会保障等权力。”但是，通过什么方式和途径实现这些呢？毛泽东没有说。

经过几年的纠“左”和经验总结，毛泽东愈发感到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性。1962年1月30日，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集中讲了“实行民主集中制”和“在党内党外发扬民主的问题”。首先，他讲了“开会方法”，“是一个民主集中制的方法”，“先民主，后集中”。在具体谈到“民主”的问题时，他强调要“有很好的民主空气”，“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不能用咒骂，也不能用拳头，更不能用刀枪，只能用讨论的方法，说理的方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一句话，只能用民主的方法，让群众讲话的方法”。“不论党内党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就是说要认真实行民主集中制”。“要使全党、全民团结起来，就必须发扬民主”，“一切党的领导人员都要发扬党内民主”，“在党内是这样，在党外也是这样”。其次，毛泽东提出了“没有民主”会带来的严重后果：“如果没有充分的民主生活，没有真正实行民主集中制，就不可能实行批评和自我批评这种方法”；“没有民主，不可能有正确的集中”；“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正确地总结经验”；“没有民主，意见不是从群众中来，就不可能制定出好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办法”；“没有高度的民主，不可能有高度的集中，而没有高度的集中，就不可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没有广泛的民主，无产阶级专政不能巩固，政权会不稳”；“没有民主，没有把群众发动起来，没有群众的监督，就不可能对反动分子和坏分子实行有效的专政，也不可能对他们进行有效的改造”；“如果离开充分发扬民主，这种集中，这种统一，是真的还是假的？是实的还是空的？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当然只能是假的、空的、错误的。”

邓力群曾对毛泽东的这次讲话评论说：

“毛泽东的讲话当时听了不过瘾，觉得很一般。但事过几十年后，感觉他的讲话确实是讲得深刻，经得起时间、实践的考验。在民主问题上，他说，列宁讲，无产阶级的武器只有一个，就是按照民主集中制，把自己的队伍组织起来，除此以外，没有别的武器。在社会主义建立以后，这个民主集中制、党内生活怎么适应新的情况，今天还没有解决。并说，没有民主的集中，只能是修正主义的集中，法西斯的集中。他还说，党内要允许有公开的反对派，只是不允许秘密的反对派存在。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他说，社会主义建设是个必然王国，人们的认识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是个过程，这个过程还没有完结，我们还没有进到自由王国。必须在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的基础上，加深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他说他在今天以前，只关心和努力从生产关系的变革上来考虑问题，对制度方面、生产关系方面注意较多，而对生产力和对生产力的发展方面知识较少，做得不够。在国内，在世界，我们必须坚定地站在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民大众这一边。在怎样对待犯错误和受挫折的问题上，他讲了孔子的故事、左丘明的故事、司马迁的故事、屈原的故事。当时觉得毛主席讲的不如少奇同志讲得那么切肤之痛，但后来看，非常重要。”

毛泽东的总结的确是中肯而深刻的。他认为大跃进的错误不在于总路线和人民公社，而在于搞社会主义建设缺乏经验，干部作风缺乏民主。他要求干部群众坚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要求坚定无产阶级的立场。

60年代初的中国，随着工业化建设所建立起来的“斯大林体制”日益巩固，官僚逐渐由从自发走向自觉，另一方面底层的群众在政治上处于无权的地位，甚至因说真话而受到打击报复。宪法所规定的“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在政治上缺乏保障，仅仅体现在较高的工资和较好的福利上；而农民的政治地位就更低了。这在当时的三届人大代表比例中也可以看得出来，最多的是党政军“革命干部”（60%），工农仅占12%。（而文革中的四届人大比例分别变为28%和50%。）因此，所谓“人民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现当家作主的民主权利”的说法也是站不住脚的。如果在当时的党内高层或者人大按照民主集中制，恐怕就要开始分田到户，解散人民公社，推行“三和一少”。斯大林体制下的“民主”，完全可以为修正主义者走资本主义道路服务，同时压制群众。在建国后的政治生态中，往往打着民主集中制和“为人民服务”的幌子，实际是斯大林体制+封建官场的“为官之道”。这些都是毛泽东所深恶痛绝的。不仅是干部如此，群众的潜意识里也被灌输了不少这样的意识形态。这也是历次政治运动和群众运动走偏、出错的一个重要原因。毛泽东接到了大量的群众来信，反映民间的疾苦，而每次他听到干部欺压群众的事情，都十分愤怒。当时国内的形势表面上看起来是平静的，但潜藏着的阶级斗争（尤其是在意识形态领域）却是很尖锐的。对此，党内其他主要领导人都没有像毛泽东这样担忧。他们认为，有党的“正确”领导，有毛泽东指引方向，未来的道路已经找到了，中国的富强只是时间问题。

然而，毛泽东所关心的决不只是中国能不能富强，他越来越担忧地是“中国会不会出修正主义”。他曾满怀感情的对身边工作人员说：“我没有私心，我想到中国的老百姓受苦受难，他们是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所以我依靠群众，不能让他们再走回头路。”“建立新中国死了多少人？有谁认真想过？我是想过这个问题的。”他曾想在城乡广大干部和群众中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办法自上而下的解决问题，结果发现很不理想，并最终失望。正如他后来所说：“在文化界的斗争，在农村的斗争，在工厂的斗争，就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些都不能解决问题，就没有找出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

有人问毛泽东：现在工厂都有工会，农村有贫下中农协会，这和士兵委员会是不是差不多的组织？毛泽东回答说：

“两者不一样。士兵委员会可以监督连长、营长、团长，它有很大的权利。现在工厂的工会可以监督厂长书记吗？谁又来监督我们的市委书记、省委书记？谁来监督中央的领导？”

“我早就说过，绝不要实行对少数人的高薪制度。应该合理地逐步缩小而不应当扩大党、国家、企业、人民公社的工作人员同人民群众之间的个人收入的差距。防止一切工作人员利用职权享受任何特权。苏联修正主义正是由于有了一个特权阶层，把列宁的党变成了修正主义的党，国家也变了颜色。我们不能像他们那样。要在怎样防止特权阶层方面有一整套好制度，要继承井冈山的好制度、好作风。井冈山精神不仅仅是艰苦奋斗，士兵委员会和支部建在连上意义一样深远。它们都是井冈山革命精神。”

毛泽东为什么在最后会采用“大民主”（群众运动）的方式来解决“反修防修”的问题呢？我认为，一是毛泽东深受中国传统文化中如《水浒传》《西游记》所宣扬的“替天行道”“除暴安良”的“非主流”的一面的影响。毛泽东特别喜爱孙悟空、梁山好汉这样的角色，因为他们都象征着敢于反抗的小人物角色。二是，毛泽东从早年接受旧民主主义、马列主义起，就具有强烈的平民意识，尤其是相信底层民众的力量，坚定的认为人民群众才是创造历史的主体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