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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应坚持马列方向
点击:  作者:杨莘    来源:《国家治理》周刊  发布时间:2016-11-24 11:4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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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标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应坚持的四个原则


  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史上常常体现这样一个规律,即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领导人只要高度重视学习马克思主义、始终坚持并不断创新马克思主义,这个党、这个国家的事业就能兴旺发达,反之就会遭遇挫折。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改革发展稳定、治党治国治军、内政外交国防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形成了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即是其中的一个重大理论创新成果。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之后不久,2015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第一次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一概念,并强调:“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原则,坚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主线。”[1]概括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原则,是坚持好这些原则以不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前提性任务。

 

  对于今天的中国人来说,用理论的眼光审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可以发现其既熟悉又新颖。之所以说熟悉,是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两个学术词语长期包含在我们党的执政话语体系中;说新颖,是由于它又的确是老祖宗没有讲过的新话,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一个新提法、新论断。面向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所要解决的问题之复杂性不亚于过去的一个半世纪中出现的各种难题,这就要求我们正在进行的理论创新不仅要实现国别化、民族化,体现鲜明的中国特色,还要彰显出时代特征,使之源于群众实践且易于群众接受。故而,我们党近些年来反复要推进强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三“化”马克思主义基本要求的方法论意义,在于我们可以探寻出今天一切理论创新成果中最核心、最本质的东西。通过体现马克思主义三个“化”的基本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重大原则的概括思路就可以明晰地展开。“坚持马列方向、借鉴西学精华、关注现实国情、服务改革发展”这四句话能够全面且深刻地体现这一重大理论创新成果的精髓及其最根本的要求。

 

  坚持马列方向,回答好向哪看齐问题

 

  树立“看齐意识”,是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的一项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共产党员向党中央、向党的领导核心看齐,马克思主义政党就能长期保持生命力和战斗力。相应地,党的理论创新成果也必须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对表”与“看齐”,才不会丧失其应有的理论底色,才能保持理论本身的生命力和战斗力。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一个典型的反面例子足以说明问题。苏共最后一任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所谓“改革的新思维”,在当时是打着“十月革命的思想,列宁的思想,苏联人民的利益”[2]旗号提出的,其推行的结果却是直接导致了社会主义苏联发生党垮台、国解体的历史性悲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首要的原则,应当是坚持马列方向,向马克思主义看齐而不是向别的什么主义(尤其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看齐。在首次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一表述的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之前,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时习近平总书记的表述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3],在笔者看来,这两个表述应当被看作是完全相同的概念。换而言之,我们可以套用毛泽东同志一个经典的比喻“我们还是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分店好”[4],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今天中国开的一个“分店”。确立这样一个“首要原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有了根、有了魂。

 

  坚持马列方向,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所有制问题上旗帜鲜明。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看来,“实行全部生产资料公有制(先是单个国家实行)的基础上组织生产”[5],是社会主义社会同资本主义社会“具有决定意义的差别”,也是我们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直气壮地捍卫公有制主体地位的基本理论依据。应当指出的是,基本经济制度不仅决定基本分配制度,同时也决定经济体制的性质,这三者的社会主义性质一旦发生改变,我们党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就一定会被引上改旗易帜的邪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这一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告诉我们,在所有制问题上超前或落后都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因而,一方面我们要防止“左”的干扰,不能机械、僵化地把单一公有制当成判断一个社会是否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唯一标准,另一方面又要旗帜鲜明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庸俗的生产力论”,警惕右的东西即新自由主义思潮与我们争夺改革的话语权、主导权,坚决抵制否定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错误观点、错误倾向。20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几轮国企改制潮,是否其间完全坚持了马列方向,笔者以为值得商榷。习近平总书记曾反问道,“国有企业改制,又肥了多少人”[6],在改革实践中背离马列方向的教训实在值得我们深思。

 

  坚持马列方向,同时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理论立场上也要旗帜鲜明。马克思主义在其诞生近一百七十年的历史上屡屡遭受资产阶级学者攻击和污名,极为重要的一点在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立场,抑或叫做价值标准。这个立场或标准就是劳动优先、人民至上,它和西方经济学为剥削辩护、为资产阶级代言是截然相对的。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文末尾说,“在劳动发展史中找到了理解全部社会史的锁钥的新派别,一开始就主要面向工人阶级的,并且从工人阶级那里得到了同情,这种同情是它在官方科学那里既没有寻找也没有期望过的”[7]。恩格斯在这里所谓的“官方科学”,指的就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我们与以“普世价值”为包装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斗争的一个尖锐焦点,就是究竟是要迷信“经济学价值中立”还是要理直气壮地维护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习近平同志担任总书记之初考察广东时指出,“我们的改革开放是有方向、有立场、有原则的”[8],这一论述不仅发展了邓小平的改革开放理论,而且坚守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群众立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指导经济体制改革,落实到具体的改革措施与经济政策的制定上,一定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决不能以牺牲劳动者的利益,去换取一时的经济增长甚至是博取西方一些人士的欢心。

 

  借鉴西学精华,回答好理论视野问题

 

  列宁在《青年团的任务》一文中曾批判过波格丹诺夫一种“左”的观点。在波格丹诺夫那里,对于整个世界他都“用无情的阶级划分这把刀来一刀切”[9],分不清人类流传下来的文明中哪些具有阶级性、哪些不具有阶级性——波格丹诺夫们甚至不知道那些有阶级性的知识亦可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列宁认为,“共产主义是从人类知识的总和中产生出来的,马克思主义就是这方面的典范”[10],同时,“只有了解人类创造的一切财富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成为共产主义者”[1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于21世纪的今天,应当具有宽广的理论视野,即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范式的前提下,科学借鉴西方经济学的合理成分。确立“借鉴西学精华”的原则要坚持两分法、两点论,即一方面要摒弃“唯我独革”的封闭心态,另一方面要始终牢记我们借鉴的只是西方经济学中没有明显阶级性且有利于我国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精华”部分,摆正西方经济思想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位置。

 

  在这里,我们试以党的十八大以来经济学领域的两个热点话题为例,来说明应当怎样坚持“借鉴西学精华”这一原则。

 

  一是怎样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

 

  有人认为,搞这项改革是认同西方经济学的新制度经济学派,要树立私有产权的神话。关于混合所有制的作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用了“两个有利于”予以概括,即“有利于国有资本放大功能、保值增值、提高竞争力,有利于各种所有制资本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12]。“两个有利于”的根本指向,在于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是为公有制经济探索一条在多种所有制并存条件下壮大自身的发展道路,同奉新制度经济学为圭臬的一些人企图将这一改革变成一场私有化盛宴有着天壤之别。

 

  习近平同志担任总书记以来,多次强调国有经济的地位、作用和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意义,堵住了一些人打着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的旗号搞私有化的企图。社会主义建设史启示我们,在社会生产力尚不发达的条件下盲目搞“一大二公”必然会酿成“左”的历史悲剧,新制度经济学在这里对我们有借鉴意义的地方是使得我们要充分认识非公有制经济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对于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还有积极性的一面。

 

  但是,某些新制度经济学派学者观点中糟粕的一面就是主张社会主义国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必须消灭公有制,推行全面私有化,这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是相违背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决不可接受和包含的。

 

  二是怎样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为数不少的观点认为,搞这项改革是拥抱西方经济学政治光谱上最右的那个供给学派,要彻底否定政府“看得见的手”之作用。

 

  事实上,习近平总书记对此至少三次作出相反性的回答——

 

  一次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既强调了“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又强调了“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第二次是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中,总书记明确指出“我们讲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同西方经济学的供给学派不是一回事,不能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看成是西方供给学派的翻版,更要防止有些人用他们的解释来宣扬‘新自由主义’,借机制造负面舆论”;

  第三次是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总书记指出“企业要承担企业的责任,党和政府要承担党和政府的责任,哪一边都不能放弃自己的责任”[13]。

 

  这三次回答深刻地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借鉴西学精华”而不能照搬照抄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原则。

 

  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近四十年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在核心问题上出现偏差就一定会犯下颠覆性错误。

 

  供给学派主张简政放权以及一定程度的减税以刺激经济对于我国经济现实中面对的问题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可以参考借鉴。然而,其错误的一面是坚决否认“看得见的手”的积极意义、削减劳动者福利以讨资产阶级欢心,这与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简政放权不能“自由落体”没人管、改革要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等经济思想是背道而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不可接受和包含供给学派这些错误的理念。

 

  关注现实国情,回答好理论根基问题

 

  聚焦问题,坚持以问题为导向,是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提出一系列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认识论前提,彰显了他“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的治理风格。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谈到“理论创新”时指出,“理论思维的起点决定着理论创新的结果。理论创新只能从问题开始。从某种意义上说,理论创新的过程就是发现问题、筛选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14]。及时发现社会问题、深入研究社会问题、科学解决社会问题,是经济学“出场”“在场”,能够成为一门科学的功能性所在。问题来源于现实国情,只有深刻认识和把握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现实中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才能做到有的放矢、对症下药。我们党反复强调,当前我国最大的国情,是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不发达、制度不完善,是一种社会形态“初级阶段”毋庸讳言且必然存在的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始终扎根于我国当前的现实国情,其发展有赖于不断地解决好现实国情中存在的一系列矛盾和问题。

 

  近年来,在我国发展的具体实践中存在着两个日益凸显的重大经济问题,亟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作出理论阐释并提出政策建议:

 

  一是2016年初人民论坛问卷调查中心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发展的一项问卷调查显示,“社会贫富差距”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最应当重点着力解决的问题[15];

  二是《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明确指出:“总体上看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水平仍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已成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大瓶颈制约。”[16]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走向理论上的成熟,立足现实国情科学地回答好这两个问题是必经之路。

 

  关于缩小贫富差距问题,西方经济学界分为了两个不同的阵营——保守的新自由主义无视收入分配的不平等会给社会带来严重后果,反而时常为这种不平等辩护;凯恩斯主义阵营则鼓吹卡尔多—希克斯改进范式,认为库兹涅茨曲线可以自动先升后降。而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是把收入分配问题归结为所有制问题——马克思指出,“分配本身是生产的产物,不仅就对象说是如此,而且就形式说也是如此。就对象说,能分配的只是生产的成果,就形式说,参与生产的一定方式决定分配的特殊形式,决定参与分配的形式”[17]。


  拉美陷阱是一个很好的反例,它启示我们,对于社会贫富差距拉大的后果不可掉以轻心,从短期看社会贫富差距拉大会干扰到社会和谐,从中期看会影响到经济增长,从长期看会危害到政权稳定。可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解决收入分配问题上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不能跟随西方经济学的指挥棒无为而治,否则就会丧失解决这一问题的主动性。

 

  破解这一难题,一是要必须牢牢把握“两个毫不动摇”的所有制改革方向,理直气壮地做大做优做强国有经济,旗帜鲜明地反对私有化,从经济制度上确保共同富裕的目标得以最终实现;二是要在“经济新常态”的背景下把扭转收入分配差距作为当前改革的主攻方向,作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要目标,作为调整经济结构的重要切入点,要进一步扩大劳动收入的比重,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分配制度不动摇,以分配和谐来维护和促进社会和谐。

 

  关于生态保护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任务是一方面要继续挖掘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生态思想,另一方面可以向已经发展得比较成熟的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取经。一个颇具讽刺意味的事实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对经济学理论应当重视保护环境问题的研究是嗤之以鼻的——其代表人物米尔顿•弗里德曼就表示,“只有研究资本增殖的经济学才是经济学,研究生态的经济学不是经济学”[18]。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这个方面不能跟随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范式,而是要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进行理论创新。创新的突破口之一是填补生态马克思主义的制度经济学空白,即应当高度重视“公有制为主体”的生态意义,充分认识到社会主义公有制具有显著的亲生态属性。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作为一种从制度上看待生态问题的“深绿”理论,区别于那种囿于研究视野特别是阶级立场而停留在“浅绿”层面的西方生态理论,很重要的一点是揭示了私有制对人和自然进行着“双重剥削”,而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存在则实现了人和自然的“双重解放”。

 

  具有中国特色和社会主义性质的生态文明建设,既要警惕重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错误发展路径,又要认清非公有制企业盲目追求利润,相对忽视环保的弊病。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意义与生态意义相互补充,共同构成了我们坚持和完善这一基本经济制度,不搞私有化的基本理论依据。众所周知,习近平总书记主张发展好公有制经济的决心是坚定不移的,通过做大做强公有制经济来实现新发展理念中的“绿色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就能为越来越多的人民群众所认识、所认同。

 

  服务改革发展,回答好理论指向问题

 

  在西方经济思想史上,新制度经济学产生并发展的一个重要背景在于,它的“前辈”新古典经济学的发展严重脱离经济现实,所构建的理论范式已经高度乌托邦化,越发地不再对现实经济世界具有解释力,成为了名副其实的“黑板经济学”。以史为鉴,这个事例给我们的启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想赢得群众,理论本身要彻底,也要服务于经济现实。改革开放以来,西方经济学特别是新自由主义一直在与马克思主义争夺改革开放的主导权、解释权,在学理程度上不得不承认新自由主义一定程度上成为了它们所希冀成为的“主流经济学”。所以,我们党不仅应当强调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也应当理直气壮地强调马克思主义在经济领域的指导地位。发展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确立其服务改革发展的原则和定位,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在经济领域的指导地位的重要途径——换而言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场域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仅亟待出场,而且必须一直在场。确立这一原则,有利于弥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当代中国出现“两个脱节”问题。

 

  一是确立服务改革发展原则,能够弥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高校“政治课”与“业务课”脱节问题。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学科体系的构建,成绩是第一位的,但也曾存在过“仿苏”的弊病。具体而言,是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简单地割裂为“资本主义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前者是对《资本论》体系的简化,后者是对斯大林经济思想的复述。改革开放后,在思想解放的大潮下中国政治经济学科建设迎来了快速发展,然而旧有的学科体系并没有完全被打破,因而很难在青年学生中产生较大的认同感,让一部分青年学生误以为政治经济学是空中玄妙的“政治课”,西方经济学才是贴近实际的“业务课”。伴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被确立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政治经济学的社会主义部分呈现出极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创性。如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一创新理论的提出可谓恰逢其时,它能够有效地打通“政治课”和“业务课”的间隔,使得青年学生既掌握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术范式和基本观点,又能看到用马克思主义指导我国改革发展能真正强国富民的实践。近日,有学者撰文认为,以建设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话语体系的视角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可以被称作“当代中国发展经济学”[19],这是很有道理的。

 

  二是确立服务改革发展原则,能够弥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学科建设上“理论”与“应用”脱节问题。这几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学术创新,是程恩富教授领衔的海派经济学团队提出“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引领应用经济学创新”[20]的思想和实践。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在于,即便在理论经济学领域人们更多地赞同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到了应用经济学领域,如金融学、财政学、国际贸易学等学科里,还是西方经济学占主导和主流地位。有比较才有鉴别,这里试举一例即可说明问题——党的十八大提出了加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要求,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创新生态经济学,我们可以发现不发达政治经济学同生态马克思主义有机结合,能够探寻到当代全球化的真实图景与全球生态问题的解决途径;而现代西方经济理论虽然看到了全球生态问题的严重性,然而囿于研究视野特别是阶级立场,尽管作为西方经济学部门经济学的资源环境经济学不乏有一定的真知灼见,甚至于其“污染避难所假说”已然逼近事情的真相,但终归无法阐明全球环境危机的根源、实质和解决路径,因而必然走向技术主义,即“浅绿”或“浅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谁能更好地引领生态经济学这一应用经济学的发展,可谓高下立判。所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一定要确立服务改革发展这一重要原则。唯有此,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才能在21世纪的中国展现出更加耀眼的光芒。

 

注 释:

 

  [1]《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N].《人民日报》,2015年12月22日。

  [2](俄)米·谢·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M].北京:新华出版社,1987年版,第333页。

  [3]《立足我国国情和我国发展实践 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N].《人民日报》,2015年11月25日。

  [4]《毛泽东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61页。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93页。

  [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81-82页。

  [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13页。

  [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14页。

  [9](法)路易·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2页。

  [10]《列宁专题文集·论无产阶级政党》[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80页。

  [11]同上书,第281-282页。

  [12]《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文件汇编》[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4页。

  [13]习近平:《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6年4月26日。

  [14]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6年5月19日。

  [15]参见人民论坛问卷调查中心: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发展的调查[J].《国家治理》周刊,2016年第5期。

  [16]《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N].《人民日报》,2015年5月6日。

  [1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十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88页。

  [18]转引自杨志、王岩、刘铮等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制度研究》[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6页。

  [19]董云虎:努力建设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话语体系[J].学术月刊,2016年第4期。

  [20]程恩富主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应用经济学创新》[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9年版,第2页。

 

  (来源:昆仑策网,根据作者微信编发;原载《国家治理》周刊2016年第4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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