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心而论，解决输欧难民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其“输欧”，而在于恢复其传统家园的祥和与安宁，让难民重返故土，让故土不再产生新的难民，安定繁荣方为正道。穷则生乱，乱则极端，盲目强推民主化，社会平衡一破，烽火硝烟一起，难民潮涌山崩，移民之后与当地居民又生龃龉，滋生动荡，而唯有使惯“离岸平衡”伎俩的些许大国坐收渔利，又岂有他哉!比之华而不实反生动乱的“民主化”，中国力倡的“一路一带”纵贯亚欧，产能输出、基础建设，无不带动沿线发展。

　　近几年来，随着“阿拉伯之春”后西亚北非持续动荡，IS恐怖和内战阴影下中东局势烽火不息，来自上述地区的大量难民纷纷涌入欧洲，日渐成为欧盟成员国的烫手山芋，而随之涌动于地中海及其周边的难民事故更令全球瞩目。整个8月仅因在偷渡船和卡车中窒息而死的难民事故就发生了三起(分别发生于15日、27日和29日)，死亡人数已经超过200人，较早前4月18日午夜发生的利比亚水域偷渡船倾覆事件更是造成了800余人死亡。联合国难民机构于8月28日指出，今年以来已有超过30万难民险走地中海，其中有2500多人丧命。而2014年全年，这两组数字分别为21.9万人和3500人。对于欧盟来说，日益严峻的移民问题开始成为领导人们的优先议题，于8月27日召开的巴尔干西部国家维也纳峰会本来要主要讨论的“欧盟扩大与地区合作”，也不得不被置换为“难民危机”。德国总理默克尔甚至发出了“难民危机比希腊与欧元危机更让人关切”的警告。

　　为什么是地中海?对于叙利亚、伊拉克、利比亚等国的难民和非法移民来说，黎巴嫩、土耳其、约旦等邻国由于其日趋严格的入境限制、极其有限的容纳空间以及并不安定的社会环境已经越来越不足指望，他们不得不把目光投向隔海相望且向来以人道主义为标榜的欧盟国家，于是地中海和巴尔干两条路径成为了绝大多数人的选择。相形之下，后者需要先抵达土耳其，然后通过海路抵达希腊，接着北上进入马其顿，再以火车穿过塞尔维亚，最后进入匈牙利。而前者尽管看似简便易行，能直接抵达意大利和希腊，但却无比危险——难民人数多加上欧盟开始终止船民拯救计划，导致当地“人蛇”(人贩子)集团日益横行无忌且形成了庞大产业链，不仅大多数难民不知最终能去往何处、是否安全，更关键的是——在偷渡过程中，缺水乏粮、船只破旧、严重超载都是引发海难的常因，甚至难民被装船的方式亦能导致他们的死亡。8月26日地中海的一艘船中就发现了51名窒息而死的难民，据幸存者描述乃是人贩子殴打、逼迫其进入船舱所致，否则必须交出高昂的“出舱呼吸”费用。换言之，在地中海沿岸欧洲各国接受合法难民的数量远不足以消化难民潮的情况下(呼吁甚力的德国去年亦不过接收6995名合法难民)，非法偷渡自然成为难民不得已的主要选项，而这本身就伴随着人身安全的高危险。一幅幅难民图片让我们看到：无助的老人、小孩塞满在破旧渔船甚至小艇，在地中海中随着无情的风浪上下起伏，只能渴望上苍的垂悯。

　  伴随着遇险难民数量暴增，国际救助成为摆在欧盟成员国面前的一大难题。若在以前，欧洲经济繁荣，西亚北非局势尚未恶化，接收些许难民并妥为安置既不赔本，又赚吆喝，更显“以身作则”，便于其在国际社会高举人权民主大旗教训诸侯。而当下欧债危机远未结束，其与美国联手推动的“阿拉伯之春”又使相关国家在政权更迭之后内战频频、恐怖不止。难民滚滚而来，首当其冲的希腊、意大利等南欧国家日渐无力承受。希腊的赤字财政使其债务危机以来获得的约3000亿欧元救助款中，90%以上都用于银行系统处理呆账坏账，最近统计其经济景气指数已经连续第二个月大幅下降。从其国内激进左翼势力在大选阶段的猛烈批评看，日后希腊是否愿意留在欧元区都是问题。而意大利统计局数据显示，目前该国失业率仍高达12.4%，其中青年人失业率为44.2%，区区0.7%的经济增长预期实难抵消多年来债务和经济危机的深远影响。亦即，作为难民涌入欧洲的第一道门户，名列“欧猪五国”的希腊和意大利自身形势尚且吃紧，焉能给非法移民以足够的救援和安置?不止如此，“抢滩”成功的难民在四散涌入其他国家的“征途”中，又面临着法国、德国、瑞士等国在边境地区不断强化的巡逻围堵，英法这对老冤家竟然设立联合指挥控制中心，并在贯通双方的海底隧道增加警察数量、设置阻拦设施以防难民潮。一句话，在欧盟各国普遍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指望它们吸收难民的前景难称光明。

从具体操作层面看，作为协商治理结构的欧盟更显得掣肘甚多，力有不逮。成员国主权尚在的现实导致并无凌驾其上的权威机构强行出台具有普遍约束力的集体性措施，而是通过类似“全体一致”的“共识”进行区域治理。这种“共识民主”/“协商民主”固然能倾听各方声音，从而做出更加灵活和公平合理的决定，但随着欧盟不断扩容，其成员国历史文化各异、政治经济发展水平不同使得凝聚共识更为艰难。在跨国问题面前，其处理过程往往凸显出“集体行动的逻辑”，即大型团体中各成员理性追求个体利益最大化的结果将削弱公共利益的实现。对于欧盟自今年5月13日以来一直力推的“配额制”，即按照成员国人口、经济实力和以往接收难民数量为标准安排移民“配额”，本来“多数通过”即能生效，较之以往已经降低门槛，但现在看连经济实力超群的英法德“三驾马车”都对这一呼吁都面有难色，只怕过半亦为渺茫。对于德国，由于其技工短缺和生育率低导致向来对难民和移民较为宽容，从“巴尔干之路”进入欧洲的难民多会选择该国作为目的地，但对80万份避难申请的预期默克尔显然招架不住，她呼吁有更多欧盟成员国共同分担难民，以缓解压力。法国社会相对保守，难民不易就业且难以融入当地社会，治安和环境问题频发，为此法国政府甚至在法意边境的公路铁路恢复检查以堵住难民入境。尽管在德国的一再劝说下法国政府认可了“配额制”，但对东欧国家“不作为”的强烈谴责并一再要求欧盟“以更加公平方式”分配说明其观望态势依然明显。至于历来以“光荣孤立”为荣而试图独善其身的英国来说，向来睥睨欧陆诸国，其内政大臣特里萨·梅在《泰晤士报》甚至发文声称只接收那些找到工作的人，换言之连欧盟内部自由移民都开出条件，又岂能情愿收容外来难民?

　　更尴尬的地方在于，欧盟国家收容难民固然不易，打击偷渡、防止海难、维护地中海秩序亦捉襟见肘。由于乌克兰危机，俄欧关系持续紧张，“新冷战”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地处东欧的波兰、匈牙利、保加利亚等欧盟成员国不得不分散较多精力以防俄，此时地中海难民又起风波，更加削弱了欧盟作为整体的协调与应对能力。须知欧盟一个“船民拯救计划”每月维持费用就达到近千万欧元，实施国意大利因无法说服其他欧盟成员国分摊只好作罢。窥斑见豹，在如今西亚北非动荡之际，难民偷渡频繁，维持地中海水域之安宁往往非动用军力警力则无以达成，但这对欧盟来说无疑等于开辟另一条战线。各国目前自扫门前雪尚且困难，在美国和北约的号召下又须动辄集中装备在东欧、巴尔干等地对俄示威，开展军事演习，又岂能将装备、资金动员于难民问题上？实可谓“适疲于东，又务于南，兵法乘劳”也。

饶是如此，据实而论，现有难民潮确已给欧盟各国带来不小的负面影响。4月29日《经济学人》在《Let them in and let them earn》一文中列举无名研究称大多数难民劳动品质高、工作技能好，更愿意付出且很少从事社会犯罪，但这种评价往往更加适合形容东亚某大国劳动力人口而非那些难民。据《欧洲时报》介绍，随着难民人数的不断增加，地中海沿岸欧洲各国海滩的和谐氛围渐被打破。难民们侵占公共场地、恶性乞讨行为、随意大小便等现象，严重扰乱了游客的愉快度假和当地民众的生活。意大利旅游胜地里米尼海滩5天发生3起移民强奸案;希腊柯斯岛海滩由于大量难民涌入导致观光客锐减，而当地咖啡店则为给难民提供厕所、自来水，电力与食物等基本服务疲于奔命。更严重的是，8月20日，在马其顿的盖夫盖利亚市附近，大批非法移民不满当地政府的接待质量，几度与维持秩序的军警发生冲突，马政府随即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须知，欧债危机加上实体经济“去工业化”导致各国维持本国正常发展都颇为吃力，在难民的冲击之下，希、意等以旅游服务作为支柱产业的国家的青山绿水、文明古城不免惨遭狼藉，经济来源反受破坏。更龌龊和凶险的情况在于，难民对于某些国家的生意人来说非但不是包袱反而是摇钱树，手眼通天的房地产商拿到难民遣散费分配权后以钱生钱坐收巨利，而一些房屋装修公司在与警局、税务局的利益交换中低价获得难民身份信息并高价出卖给各种电话公司、网络公司、私立医院、甚至贩毒黑帮，而那些红十字会和慈善团体则打着人权的旗号声称为难民提供免费医疗服务，实际上却借此骗取政府的预算资金，却无人调查其使用去向。上述种种不一而足，已经形成了与人蛇集团相互呼应的产业链。而他们呼唤来的难民越多，各国内部蜂拥而起的右翼排外团体就越加反弹。即便是实业最发达的德国，其总理默克尔在电视节目上一句“如果欢迎你们，我们就根本应付不过来了”虽让巴勒斯坦难民女孩落泪，却也说明现实情况确不容许乐观。影响最为深远的是，工作机会与公共服务的争夺、生活习惯的不适、宗教信仰的对立已经导致不少国家极右民粹主义力量崛起，而难民中本身又不乏穆斯林极端分子，双方“文明的冲突”虽然与亨廷顿笔下呈现的经典形式有所不同，却实实在在。年初针对《查理周刊》的恐怖袭击不得不让欧陆国家在处理难民问题上备加慎重。面对生育率低而人口老化的社会现实，欧洲国家一旦放松对人口年轻但生活贫困的非洲人的“计划吸收”，以穆斯林为主的偷渡客所引发的当地社会伊斯兰化势将席卷欧陆，这将对以民主人权为标榜的欧洲社会构成最大的意识形态讽刺和严重难解的文明危机。

　　讨论输欧难民问题，论者多谓欧盟各国扯皮推诿，相互指责，协调困难，这恰恰说明人们对这一超国家组织本身期望过高。欧洲一体化之统合进程，诱发于冷战背景下美国《马歇尔计划》的整体性援助和抵御苏联红色铁幕客观需要，正式开始于煤钢联营，进而成立经济共同体与原子能共同体，日渐以各国“跨部门功能性合作”与“经济外溢到政治”为标志走向联盟之路，在国际关系理论史上留下了“功能主义”与“新功能主义”的美名。但以现实主义思维观之，欧盟自身被让渡的经济主权十分有限，仅能在货币政策层面发挥宏观作用，具体财政政策作为各国经济主权象征仍不在其作用范围内。而涉及一般性事务的“低政治”领域各成员国固然增强了协调色彩，但在难民移民这等涉及就业、稳定、福利、认同等重大国家建构问题的“高政治”方面自然是国家利益穹顶依旧，毕竟主权国家不能不为自己本国公民的整体利益负责。

　　那么问题来了，究竟谁该为输欧难民问题负责？纵观其来龙去脉，欧洲人还是迷信民主万能论，结果“帮人搬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伊拉克战争以来，在美国的鼓动下持续以民主化为标榜破坏而非创造性地介入中东、西亚与北非事务，结果所谓独裁统治被推翻后，当地民众迎来的不是社会安宁、经济发展而是持续不断的地方武装斗争、跨国恐怖分子流窜(甚至要建立“伊斯兰国”)，军政府与民主势力矛盾、世俗与宗教矛盾、教派内部矛盾、族裔矛盾比比皆是，“硝烟之地重生战火，负伤之兵再举刀枪”的情景屡见不鲜。难民被迫背井离乡，只能越来越向往福利待遇优越、社会秩序安定的地中海对岸国家。而欧洲诸国素以人权明灯自诩，在形势不错时自是感觉良好，现在经济下滑显出原形本相，即便后悔当时唱高调亦晚矣。当然，指望其反省只怕颇为困难。举例来说，作为西方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巴黎政治学院著名中东研究教授菲力于(Jean-Pierre Filiu)在最近的访谈中仍然认为，是西方国家在促进阿拉伯国家“民主化”方面做的不够彻底才导致相关地区动荡起伏，这种“民主弥赛亚主义”恰恰是其误诊阿拉伯世界的关键。传教士般输出民主的背后，是强硬以武力消灭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等国被认为是专制独裁的“邪恶势力”，而这些政治势力在客观上则构成了当地传统伊斯兰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一旦被连根拔起，社会动荡、民不聊生之下，极端分子的各种恐怖行为自然滚滚而来，难民自然也就成为了欧洲国家的沉重包袱。不背，于理不合;背了，于国不利。而我们不应忘记，在欧盟国家叫苦连天、相互推诿的时候，黎巴嫩、土耳其作为难民大户叙利亚的邻国，分别接收了120万和200万难民，而这些数量占据其本国公民数量的比例远高于欧盟国家，但很少有国际舆论去报道那里的“难民危机”，难道上述两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也远高于欧洲以至于根本没有危机吗?当然不是，关键问题在于，主导国际舆论的西方媒体根本不对伊斯兰国家治理及其在全球化浪潮中的调适和困境感兴趣，而只是满腹委屈地抱怨难民，引导世界舆论更加支持其“民主降魔”大业。

笔者不由感慨，在新自由主义主导的全球化中，世俗政治和金融寡头成为了最大的受益者，而那些不够“现代化”的宗教、民族和区域政治集团的存在往往被视为民主的对立面而受到无情挞伐，结果是大破坏之后的大动荡使自己亦难独善其身，甚至遭到反噬。只可惜，欧洲部分国家一直对外推行的“民主化”政策只能算作美国全球战略一部分的合作产物，而后者真正发动战争、打出烂摊子却能全身而退却无须承担责任。难民危机愈演愈烈，作为中东乱局的始作俑者，平时以“世界警察”自居，此时却远隔重洋坐守北美大陆、小家子气尽显的美国官方，迟至8月24日才表示愿意在2016年接受区区5000-8000名难民。从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再到“阿拉伯之春”，哪一场大的动荡没有美国势力的推波助澜?而各式各样的战后重建，又有哪一场战后重建是美国主动承包、悉心安置?在电视和网络上，我们更多看到的是全副武装、四处巡逻的美国“大”兵和颠沛流离、衣不蔽体的当地老弱病残。相形之下，几次中东大变局，欧盟多国追随老美，甚至主动带头“批斗”他国，造成战乱和动荡的持续蔓延，不想“后遗症”竟然找上自家门来且挥之不去。捷克总统米洛什·泽曼即在8月2日表示，欧洲近期遭遇的难民潮是由西方国家在伊拉克、利比亚和叙利亚展开的军事干预引起的，这些行动导致了上述国家恐怖组织的频繁活动。一句话，论理，美国在难民问题上该承担重大责任；论情，欧盟国家输出民主，收获难民，自作自受，亦不为过。

　　魏征有云：“欲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求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谏太宗十思疏》)。平心而论，解决输欧难民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其“输欧”，而在于恢复其传统家园的祥和与安宁，让难民重返故土，让故土不再产生新的难民，安定繁荣方为正道。穷则生乱，乱则极端，盲目强推民主化，社会平衡一破，烽火硝烟一起，难民潮涌山崩，移民之后与当地居民又生龃龉，滋生动荡，而唯有使惯“离岸平衡”伎俩的些许大国坐收渔利，又岂有他哉!比之华而不实反生动乱的“民主化”，中国力倡的“一路一带”纵贯亚欧，产能输出、基础建设，无不带动沿线发展。那些饱经战火折磨、大国争斗的阿拉伯国家和一味推行民主却“惹祸上身”的欧盟各国难道不该思考为什么“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主题?不该思考只有各国通力协作，共创、共享繁荣机遇才是“可持续发展”和“可持续安全”的关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