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元仁：记开国上将张爱萍对我父亲的指导与信任

点击：作者：葛元仁来源：昆仑策网【原创】发布时间:2023-07-28 10:01:27

【开国上将张爱萍（1910.1.9-2003.7.5）】

国防科研战线上的指挥员与专家

——记开国上将张爱萍对我父亲的指导与信任

对于开国上将张爱萍，尽管建国以来。他曾担任过副总参谋长、国防科委主任、国防部长等等要职，为国家和国防建设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是人们最熟知的是他作为中国国防科研战线的前线总指挥，在毛主席、周总理和聂帅的领导之下，带领着国防科研战线的全体指战员和专家们，完成了我国国防科研和国防工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巨大历史转变。而我父亲就是受到了张爱萍将军长期指导和充分信任的第一代国防科研战线上专家中的一员。

【“两弹一星”元勋葛叔平】

说到我父亲和张爱萍将军的渊源，那还是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由于日寇和蒋介石的严密封锁，新四军和华东野战军的无线电通讯设备奇缺，并且好不容易搞到的通讯设备在战斗过程中损坏后，很难搞到电子器材进行修复。于是上海地下党就根据上级党组织的指示要求，在上海找到了我父亲这个工人出身的电子工程师，为新四军组装和修理无线电台及有关设备，引导我父亲走上了革命道路。在那个时候，由于每次制作和修理无线电台都需要一笔很大的费用（美国电子管都需要用金条到香港购买），所以新四军有关领导就知道了。我有一位14岁就从上海参加了新四军的舅舅，60年代初在从福州军区政治部调到北京总政工作后到家里来看望父亲，谈话间提起抗日战争时期的事。他说，当时我们就听说了，上海有一个工人出身的通讯技术人员在承担着我军通讯设备的制作、修理和部件采购工作。原来是你啊，姐夫！那时尽管张爱萍将军并不认识我父亲，但这件事可能在他心中留有深刻的印象，也为我父亲解放后直接走上国防科研第一线的关键岗位埋下了伏笔。

在1949年上海解放之前，我们党的地下组织得到了国民党企图把上海比较知名的工程技术人员全部迁移到台湾去，给共产党留下一个一无所有的烂摊子的情报。因此，就在国民党特务没找到我父亲之前，地下党组织抢先一步，由龙华机场党的负责人华斌同志把我父亲隐蔽了起来。并告知我母亲，不要被国民党特务的欺骗和恐吓所蒙蔽，要千方百计地留下来。在国民党特务把飞机票和手枪都拍在了我家桌子上的危急情况下，我母亲按照地下党的指示，不断以各种借口拖延时间，终于错过了最后一班飞往台湾的飞机，留在了即将解放的大上海。

上海刚一解放，我父亲就被地下党组织直接安排进入了华东军区空军第23厂（后转隶属于华东军区）担任了设计工作，正式开始了光明正大地为我党我军进行的军事科研工作。

【张爱萍上将】

我父亲第一次直接面见张爱萍将军，应该是在解放一江山岛战役准备期间。解放一江山岛的战斗是我军陆、海、空第一次立体协同作战，为此，华东军区成立了浙东前线指挥部，张爱萍作为华东军区参谋长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陆、海、空三军的协调主要是通过通信系统进行，而当时我军这三个军种的通信制式（波长、频率）是不一样的，为了保证陆、海、空三军在战斗中的通信联络畅通，在华东军区23兵工厂负责通信设备研制工作的父亲接受指令，承担起了三军通讯设备的制式协调设备的研制工作，并出色地完成这个任务。

那年，我父亲因为在抗美援朝的通信工作中成绩突出，立功受奖，被第一批调往正在组建的解放军通信兵总部研究所工作。可是在赴京的专车上，我们家只有带着身孕母亲和我与大弟弟，确没有见到父亲的身影。半年后，父亲来到北京后，我问他：其他人家的爸爸1953年秋就到北京总参通信兵部报到了，你怎么半年后才到北京？他说，为了解决解放一江山岛的三军通信设备的制式协调问题，一直到全部设备验收移交完成才离开华东军区，所以晚了半年才到北京。其间还提到了张爱萍将军是个对工作及其认真负责的人，父亲研制的设备只有他亲自试用、通过后，才同意放我父亲去北京总参通信兵部报到。

1962年国防科委下达了无人驾驶爆破艇遥控系统研制任务，这是一项为准备解放台湾国防急需工程。但当时我军还没有进行遥控设备研制的专业人员和单位，而当时我父亲是国防部第十研究院第十九研究所侦察干扰（电子对抗）室主任，承担的是防范美制蒋机袭扰大陆的侦察干扰工作。但根据国防科委的指令：由他带领八名技术人员跨专业地承担此项研制任务。而后，就在父亲带领下，同志们克服了专业新、任务急的困难，全部使用电子管器件制作了超短波调幅电台，实现了控制距离20公里、七指令分频多路传输的遥控爆破装备的研制，圆满完成了这项工程代号为“308-1”的遥控系统工程。“308-1”的遥控系统设备在浙江平湖沿海进行了现场试验时，张爱萍等国防科委和海军有关领导亲临现场，并出席了鉴定会。他认真听取了我父亲的汇报后，对我国自行设计的第一套无线电遥控系统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张爱萍上将】

在我国首次核试验成功完成后，我父亲和他带领的遥控技术团队分别获得了个人一等功和集体一等功的荣誉回到研究所后，所内有个别技术人员在私底下发出了不和谐的声音，对我父亲和他们遥控团队工作颇有微词。他们对研究所里有那么多和我父亲资历相当的留洋归来和名牌大学毕业的专家们都没有被国防科委领导选中，而任命了我父亲这么一个没有显赫学历背景的“国产”工程师，主持这样一项当时最为重要的国家重大项目感到不解。

这个疑问，在我国核试验的30年后，由国防部第十研究院院长孙俊人少将给出了答案。在1993年我陪同父亲去看望他的时候，提出了这个疑问，孙院长告诉我们说：当年院党委是根据“政治可靠，业务突出”的原则进行了认真研究后，由他向国防科委副主任张爱萍推荐了我父亲来承担这项工作，并获得张爱萍将军的批准，组建了我国第一个遥控工程技术团队——国防部第十研究院第十九研究所第十二研究室。并成为了首次核试验委员会委员。于是也就有了张爱萍同志要求我父亲每周直接向他汇报研制工作进展情况的特权。

后来父亲又曾对我说，张爱萍将军不仅是核试验的一线指挥员，而且是周总理为主任的中央战略武器研制专门委员会的委员、秘书长，他考虑到我们遥控系统是国内首创，作为整体核试验工作中的中枢神经的重要性，以及在美苏和整个西方世界的技术封锁下，工作中必定遇到的很多极其困难问题需要全国范围的协调解决，所以要求父亲每周向他汇报工作情况，以便及时掌握和调整工作节奏。就是在张爱萍将军的直接关怀指导下，父亲和他的团队终于完成了建立核试验主控系统的关键性工程。

我父亲始终记得：在核试验基地工作的日日夜夜，张爱萍将军始终把核试验的主控系统挂在心上。一次当主控设备出现意外状况，具体负责同志反复检查都没有查出问题所在的时候，我父亲脱下军大衣亲自跳入寒冷的电缆沟内，连续进行了了11个小时排查工作，最终排除了故障，保证了核试验的按时起爆成功。

据我父亲的助手说：在我父亲进行系统检查过程中，张爱萍将军始终在中央控制室中陪伴着我父亲，还特别指示国防科委秘书长张震寰将军让炊事班准备了一大碗热气腾腾的鸡蛋挂面，慰劳我父亲。

后来我父亲的助手发现有的参试单位私自更改我父亲研究室试验验证成功的控制模式，认为他们的模式更为先进一点。我父亲认为这会影响整个系统的运行。因为隶属关系不同，他无法对这些单位下命令，于是作为整个核试验控制委员会的主任，他直接带着助手找张爱萍汇报情况，说明利害关系。张爱萍马上召开了所有参试单位开会，要求讲团结、按照原来的模式改回来，并且当场宣布我父亲的助手作为监督人员，监督整个系统保持一致。就这样，由于张爱萍将军对我父亲的绝对信任和有力指导，保证了首次核试验的成功。

在基地的工作总结会上，张爱萍将军根据1964年10月17日周总理出席第二届全国人大常委扩大的第一百二十七次会议听取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汇报的情况，在讲话中特别指出：在进行核爆炸试验的时候，自动控制系统在十几秒的时间内，启动了上千台仪器，分秒不差地完成了爆炸和各项数据采样、测试工作。这证明了我们自己制造的各种材料、仪器、设备都是高质量的、高水平的，是过得硬的。表扬了我父亲担任总设计师带领他的团队完成的自动控制系统。

根据总理的指示精神，张爱萍将军和基地的委员们商讨后，提出“试验委员会决定现场先给两家记功，别的回去总结后再说。” 他建议：一个给穿越飞过蘑菇云的飞行员；另一个，他只提条件“关系全局，成绩突出”。“国家核武器试验技术委员会”委员们异口同声地说“给遥控”。决定以国防部的名义给我父亲记一等功，十二室记集体一等功。同为核试验委员会委员的父亲和在场的助手，当时愣住了。张爱萍上将开玩笑说，“你俩是同意还是不同意啊？”由父亲提名给到现场参试同志分别记二等功、三等功。这个巨大的荣誉，就在大家一片喜气洋洋的笑声中敲定了。这项任务完成后，由主持军委工作的军委副主席以国防部长名义直接任命他为研究所总工程师。

“九一三”事件后，我父亲恢复工作。接到国防科委的指令，直接从“五七干校（部队农场）”奔赴基地，参加了洲际导弹（东风-5）的试射工作。东风-5是1966年开始设计，1971年开始批量生产，1972年12月开始试射，到1974年10月洲际导弹（东风-5）三次试射失败，有两次张爱萍亲临现场。回来的路上，他和父亲同住一个包厢。他对父亲说，基地花了大量的钱搞那些不合实际的形式主义的宣传设施，还不如建一个冰棍厂，解决大家的防暑问题。在那个时代，无论是谁说这类话都是非常犯忌的，但他毫无顾忌地把心里话讲给了我父亲，那是多么大的信任呀！

1975年8月，我父亲又到酒泉发射基地。10月进行东风-5第四次试射，成功了。11月对东风-5进行了适当的改造后，取名“长征2号”，接着就把“尖兵一号”返回式侦察卫星顺利送上了太空，并且取得了精确回收的重要成果，使得我国成为了世界上第三个能够高精度回收卫星的国家。在父亲向张爱萍将军进行了这一重大成果汇报后，张爱萍非常高兴，立即赋诗一首：“‘长征’万里遣‘尖兵’，巡行太空战鬼神。力争朝夕越艰险，获锦归来举世惊。神州昏，妖风兴，激群情。风雨同舟济，人鬼识伪真。长剑在手，待把妖擒。”

父亲是技术干部，在政治上十分尊重张爱萍同志的判断，多次说，“张总长是这么说的......”（可见他们之间是经常沟通的）。但是，当我1993年按照政策调回北京，希望父亲给张爱萍写一封信，帮助安排一下工作时。父亲却对我说，不能动用工作关系解决私人问题。

葛洲坝工程是1970年12月26日毛主席批准建设的，1988年底整个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建成。该工程需要对上下游水量进行的无人值守自动测控，并且将当地实时水文和气象数据通过无线电信号上传，项目是清华大学承担的，但由于山区的地质情况干扰等原因，一直使得通讯质量不高，验收不达标。为此，清华的专家找张爱萍同志，希望他推荐军事科研系统的专家来进行帮助。张爱萍直接推荐了我父亲。于是清华的同志到上海找到已经离休的我父亲，汇报了他们工作中遇到的问题。我父亲根据当年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解决志愿军司令部与各兵团、军指挥所通信联络以及几次核试验无人值守机站布置的经验，给清华项目团队提出了指导意见。而后，清华的专家们根据我父亲的建议调整了部分通讯基站的位置后，问题得到顺利解决。1991年11月27日，第二期工程通过国家验收，葛洲坝工程宣告全部竣工。

有意思的是：在该项目通过验收鉴定后，清华的专家带着几位研究生来到上海，询问我父亲如此布置基站的原理，希望得到理论上的深化。这时候，我父亲竟然笑了笑说：没有理由，就这么布置的。让清华的专家们一头雾水地顺利地完成了这项工作。

回头想来，也许这也是张爱萍将军交给我父亲最后的一项工作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