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中国是全球体系中典型的“边缘国家”。
除了国内小农经济的约束,中国现代化所受的主要外部约束就是当时的国际体系的约束。西方工业革命时,英国等第一波现代化的国家,面对的还是一个以自然经济为主的世界,有着广阔的处女地尚未被商品经济所覆盖。而包括新中国在内的大多数国家在试图启动现代化时,面对的是已经形成的资本主义全球体系。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把全球分为两极:一极是所谓的“中心国家”,即以欧美几个强国为主的发达国家,在世界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依靠在军事、科技、技术、文化方面的优势,掌握着贸易主导权,控制和支配着另一极“边缘国家”,而边缘国家在政治和经济上的主权为中心国家所控制,在经济上主要被锁定在产业链低端,为发达国家提供低成本的自然资源、农产品、初级产品和劳动力。
按照自由市场经济学理论,全球分工和自由贸易可以使所有国家“雨露均沾”,落后国家会不断缩小同发达国家的差距,实现世界大同。但事实证明,工业革命以来,这种“自由贸易”实质上是工业强国巩固自己垄断地位的工具,除了个别经济体之外,“中心国家”和“边缘国家”的差距并没有缩小,而是在扩大。
资本主义推动的自由贸易论的本质是一套强者的话语体系,它不过是强者手中的一个扶强抑弱的工具,希望依仗垄断性工业优势,推动国际自由贸易,借此构建一种牟取垄断利益的国际结构。
例如,英国和葡萄牙曾多次签订互惠条约,结果是葡萄牙陷于对英国经济的依附,扼杀了葡萄牙尚在摇篮中蹄硼起步的纺织工业,葡萄牙简直成了“英国人的殖民地”。
同样,英国的棉布和其他制成品“洪水般”涌入法国,导致法国制造业危机,引起了法国大革命[1]。
正如西方历史学大师布罗代尔所概括:“世界规模的分工不是平等伙伴之间协商一致的、随时可以修改的关系,而是逐渐形成的一系列从属关系。不平等交换制造了世界的不平衡,反过来说,世界的不平衡也制造了不平等的交换,这是古已有之的实际”[2]。
除了通过贸易掠夺发展中国家的资源之外,发达国家还影响了殖民地的政治和社会结构。殖民地内部往往呈现明显的两极分化:少量沿海和大城市交通方便,融入全球经济,形成了一个同外部列强有密切联系的精英阶层(即“买办”);但大量内陆地区仍停留在传统社会,甚至有意保持着封建、奴隶制或部落制,因为这更有利于精英阶层对基层的控制。这种两极分化,使得殖民地国家的国内市场十分有限,而且丧失了正常的治理能力,传统社会结构也遭到破坏,强化了陷入“贫困陷阱”的命运。
旧中国是全球体系中典型的“边缘国家”。从1840-1949年,中国虽然没有完全丧失政治主权,但是在经济上具有典型的殖民地国家的特征。1936年,外资掌握了中国76%的工业资本,其中包括72%的工矿和运输业、95%的钢铁和石油工业、75%的采煤和电力工业、60%的纺织业、88%的铁路、84%的航运、80%的出口贸易和90%的进口贸易[3]。与此相联系的,则是国内两极分化和一盘散沙的格局。少数沿海城市,同国际经济体系已经有密切联系,如“上海之所以得以发展和繁荣,主要靠的是税收,长江流域的所有货物贸易和航运都在课税之列……西方人在十二平方英里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里,像老板那样控制着逐渐步入工业化和商业化的中国[4]”,但是在广大内地和农村,仍然处在封建社会结构,大多数小农既无力抵御市场风险的冲击,也没有能力进行必要的投资和消费,这反过来制约了中国的民族资本和工商资本扩大生产、提高技术,从而不可能发展出独立自主的经济体系。
在这种国际体系下,清朝洋务派和国民党政府,均希望通过外部力量的帮助实现工业化,被迫或主动实行“门户开放”政策,大量外部投资进入中国,其后果是,虽然在中国建立了一些现代工业,但是资金、技术、市场主要控制在外国资本手中,中国民族工业并未发展起来,反而受到官僚资本和买办资本的双重压制。西方廉价工业品大规模输入,也使得中国小手工业大量破产。
1929年欧美大萧条之后,中国成为西方转移危机的场所[5],大量外国白银和廉价商品的输入,让中国仅有的民族工业大面积破产,而且出现了房地产泡沫,到1935年,上海已经有1000家企业倒闭,失业人数达到50万。这表明,在殖民地的经济条件下,不可能发展出有效的国内需求,也无法建立起符合中国发展需要的基础工业体系[6]。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虽然政治上获得独立,但经济上仍然继承着依附性的殖民地经济结构。中国面临着艰难的选择——是继续走依附大国的道路(这也可能像亚洲“四小龙”那样得到一些暂时的好处,但不可能长久),还是坚持建立独立自主的经济体系。
新中国不愿用来之不易的独立和尊严来换取国际援助,这对经济发展带来了更大的压力:中国必须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军事工业,必须主要依靠国内资源进行积累,经济发展不能以经济效率为唯一目标,而是要尽快满足国家安全的需要,还要勒紧裤袋支持其他国家,以便赢得更好的国际环境。这些都是选择经济发展战略时必须考虑的因素。
标注
[1] 梅俊杰. 从马克思的论断看自由贸易的历史真相[J]. 马克思主义研究,2009,(06):54-60+160.
[2] [法]费尔南·布罗代尔著.顾良 施康强 译.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三卷 世界的时间).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7:43.
[3] 迟萍萍. 浅析抗美援朝战争对外国在华企业的影响[J]. 黑龙江史志,2010,(09):119-120.
[4] 理查德休斯. 香港彼时彼地.[M].伦敦:安德烈多伊奇出版社,1968:113-115.
[5] 严泉. 民国经济史研究的新视角--读《大萧条时期的中国:市场、国家与世界经济》[J]. 史学理论研究,2013,(01):134-139.
[6] 代春霞. 20世纪30年代世界经济萧条影响下的中资银行业研究[D].南开大学,2012.
节选自《大国新路——中国道路的历史和未来》 江宇著,中信出版社2019年1月出版
(来源:“共和国经济史”微信公号;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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