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秀华：准确理解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科学内涵

点击：作者：赵秀华来源：昆仑策网发布时间:2020-07-05 09:09:56

【内容提要】新时代深入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必须准确把握其科学内涵。“自我革命”的内涵可以从三个层面理解：“守正”为本，坚持对的，继承党的优良传统；“革故”为先，破字当头，纠正错误，修正偏差；“鼎新”为要，与时俱进，善于出新、创新。党的自我革命，必须坚持底线思维，恪守党的阶级基础、群众基础、理论基础等边界和原则，还要同继承弘扬党的优良传统结合起来，做到“守正”。“革故”，直面问题，正确对待错误；破字当头，避免思想僵化；刮骨疗毒，向党内顽瘴痼疾开刀。无论“守正”，抑或“革故”，最终都要落实到“鼎新”上，体现在党自身的与时俱进、从严治党的新发展等方面。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党的自我革命，这一重大实践课题也引起了哲学社会科学界的密切关注，成果频出。对于党的自我革命的基本内涵，学者从不同视角给出了不同的阐释，为进一步深入研究提供了启迪。但这些解读散见于不同的著作，不利于读者全面把握。在新时代，要把党的自我革命推向深入、不断提高自我革命的实效，很有必要对其科学内涵予以探究。

一、概念阐释：“革命”与“自我革命”

要准确理解自我革命，有必要先对“革命”一词的内涵予以回顾。对照《新华字典》，“革”字作为动词，首要含义是“改变”，如革新、革命。对于“革命”，《新华字典》给出了三种解释：原义是改变命运；现指改变社会制度、建立新社会的群众运动；亦指改造旧技术、旧思想的运动。“革命”一词：一些学者根据英文“revolution”，把内涵解读为“循环往复”“复兴回归”等义；一些学者把革命理解为纯粹的暴力革命；另一些学者把社会看作一个大系统，把革命解读为这一大系统的自我调适、自我变革；还有学者综合上述第二、三两种观点，把革命分为狭义的暴力革命和广义的社会改造。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革命”的论述颇多，其丰富内涵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层面：（1）与政权直接关联的政治革命。这个层面的革命指向社会制度、政权、统治阶级等的更替，通常与暴力相关，被称为传统的、本义的、狭义的革命。正如恩格斯所说：“革命就是一部分人用枪杆、刺刀、大炮，即用非常权威的手段强迫另一部分人接受自己的意志。”毛泽东也说：“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2）与政权非直接关联的社会革命。该层次的革命涵盖人类社会的一切政治、经济与社会生产、社会生活、思想文化等各个领域，这些领域的活动和变革致力于积极“改变世界”，被学术界称为“广义的、类似哲学范畴的”革命。马克思主义认为，对“革命”的理解不能仅限于暴力，革命就是要“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的一切行为，“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做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3）革命领导力量的自我变革。马克思恩格斯认为，革命领导力量的自我革新是革命的题中之义，之所以要革命，“还因为推翻统治阶级的那个阶级，只有在革命中才能抛掉自己身上的一切陈旧的肮脏东西，才能胜任重建社会的工作”。（4）对革命精神的回归。马克思恩格斯不仅注重革命，还非常注重革命的精神。针对在革命实践过程中出现的类似复兴、回归、循环往复等现象，马克思指出，对于一些伟大事件的再版或再现，要透过现象看本质，“在这些革命中，使死人复生是为了赞美新的斗争，而不是为了拙劣地模仿旧的斗争”，“是为了再度找到革命的精神，而不是为了让革命的幽灵重行游荡”。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在这里，复兴、回归、复活、循环往复的恰恰是革命所不可缺少的“革命精神”。

准确理解马克思主义视阈下“革命”一词的科学内涵，还应从以下三个维度予以把握，并着重厘清革命同“改良”“改革”之间的关系。一是价值目标维度。狭义的革命是要“推翻”“打碎”旧政权、建立新政权，是破与立的对立统一；改良则是试图完善、修补和维持现有政权。从这个维度上看，革命是排斥改良的。二是革命形式维度。革命可以是激烈的、强制的、暴力的、自下而上的，也可以是缓和的、不流血的、自上而下的，正如恩格斯所说：“对于我这个革命者来说，一切达到目的的手段都是可以使用的，不论是最强硬的，还是看起来最温和的。”立足这一角度，革命并不绝对排斥改良，马克思曾把通过上层改良最终实现革命的德意志帝国赞誉为“一个特种的革命”。但改良能否最终转化为革命，取决于其变革的内容及程度。三是革命过程维度。革命的本质是质变、是质的飞跃。但质变也有一个量变的积累过程。改革虽不改变现有政权，但也能实现生产力的解放，所以“改革也可以叫革命性的变革”。综上，从马克思主义关于“革命”的丰富内涵中，我们还可以解读出以下三层潜在含义：第一，坚守、回归，比如对革命精神的继承和弘扬。第二，修正、调适和完善，比如以革命为目标的改良。第三，创新，无论是新政权的建立，还是其他领域的革命，其质的变化都撇不开一个“新”字。

回到“自我革命”，对于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的内涵应该如何理解呢？习近平说过，要兴党强党，就必须“以勇于自我革命精神打造和锤炼自己”，“只有努力在革故鼎新、守正出新中实现自身跨越，才能不断给党和人民事业注入生机活力”。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革故鼎新、守正出新”八个字。同马克思主义革命观相呼应，党的自我革命的内涵可从以下三个层面来把握：第一，“守正”，即坚持对的，继承党的优良传统。这是自我革命的边界和底线，是党进行自我革命须臾不能偏离的基本原则，是不可忽略、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自我革命是通过系统性的革新、完善和提高来实现革命性的自我进步。第二，“革故”，破字当头，纠正偏差，修正错误。这是党自我革命最基本的内容和要求。习近平强调，党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强领导核心，“首先要刀刃向内、敢于自我革命，重点要破字当头、迎难而上”。如果党内出现政治生活不严肃不认真、政治生态受到污染等问题，就意味着党自身的功能失调。党意识到功能失调问题的存在是自我革命的前提，党有刮骨疗毒的勇气和决心则是实现自我革命的关键。第三，“鼎新”，与时俱进，善于出新、创新。这是更高层次的自我革命。纠正偏差和错误，只能保证党不会犯错，但并不代表党的能力及综合素质的必然提升。为了自我完善、自我提高，党还必须把与时俱进、善于创新囊括进来，只有不断创新，才能实现党系统的、和谐的、平缓的自我革新和变革。

二、“守正”为本，不忘初心

自我革命是贯穿党近百年历史的一个优良传统，但必须恪守一定的基本原则，这是确保党的自我革命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的根本保障，更是近百年来党始终不忘初心的根本原因。

1.党的自我革命必须坚持底线思维、恪守基本原则

推进党的自我革命，是为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性质，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党的执政基础，除了经济基础、社会基础之外，还主要包括阶级基础、群众基础和理论基础。

增强党的阶级基础，坚守党的性质。党章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习近平强调，“把巩固党执政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作为政治责任”。“工人阶级是我们党最坚实最可靠的阶级基础”，要保持党的性质，必须不断增强这一基础，这是党进行自我革命的基本前提。无论形势任务如何变化，无论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如何调整，无论党自身要与时俱进地采取何种方式变革、变革到何种程度，党的性质都不能变，这是不可逾越的底线。在这方面，苏共背离党的阶级基础，最终导致苏联解体、苏共垮台的惨痛教训，我们必须始终记取、时刻以之警醒自身。

扩大党的群众基础，恪守党的宗旨。始终同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是我们党的最大政治优势，也是党长期执政的深厚根基。当前，如何客观公正地用好权力，如何同广大人民群众保持血肉联系，成为对党的一大考验，如果忽略这一点，党的密切联系群众的最大优势随时都有可能丧失。因而党中央反复强调：“把群众观点、群众路线深深植根于思想中、具体落实到行动上，着力解决群众最关心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不断增强人民群众对党的信任和信心，筑牢党长期执政最可靠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必须是党自我革命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一方面，党没有任何私利，使得党扩大群众基础成为“可能”。党章明确规定：“党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另一方面，毛泽东说：“我们党要使人民胜利，就要当工具，自觉地当工具。”党的自我革命，最终也是为了更好发挥人民群众实现利益之“工具”的重要作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始终是党进行自我革命的终极追求。

增强党的理论根基，高擎党的旗帜。第一，高擎党的理论旗帜，关乎党的前进方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是共产党人的根本，可以说“没有马克思主义信仰、共产主义理想，就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中国成立以来，西方敌对势力无时无刻不在企图使我们党改变颜色、更换旗帜。对此，党中央反复强调：“世界社会主义实践的曲折历程告诉我们，马克思主义政党一旦放弃马克思主义信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信念，就会土崩瓦解。”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背景下，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必须坚守信仰、高擎旗帜，“坚持以党的旗帜为旗帜、以党的方向为方向、以党的意志为意志”。第二，以科学理论为武装，保持党的先进性。“没有先进理论武装的党，不可能是先进的党；没有先进理论武装的共产党员，不可能发挥先进战士的作用。”所以，在推进党的自我革命的过程中，党中央反复强调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加强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学习与研究，更好用科学理论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

2.党的自我革命必须同继承党的优良传统结合起来

党的自我革命，所革除的是落后的、不合时宜的东西，但绝对不能以此为借口丢掉党的优良传统以及历史上一些好的做法。相反，党自我革命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体现在对党的三大优良作风的坚守、继承和丰富发展。

理论联系实际。“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是党自我革命的重要途径和方法。真理是指党的指导思想，讲的是理论；修正错误要在实践中完成，离不开客观实际。这二者紧密相关，坚持真理就要勇于善于修正错误和偏差，修正错误要以拥护和坚持真理为前提，概括起来，就是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毛泽东说过：“实事求是，理论与实际密切联系，则是一个党性坚强的党员的起码态度。”但问题是，“有的同志读马克思主义教科书时是马克思主义者，一碰到实际问题就要打折扣”。这在党的不同历史时期都有不同程度的体现，我们党正是通过对偏离“理论联系实际”的一次次纠正，才能不断走向胜利。1929年古田会议决议的第一部分就是“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决议指出八种错误思想的根源都是本本主义，强调要教育党员注重调查研究。在此基础上，1930年，毛泽东先后写了《反对本本主义》和《调查研究》两篇文章，进一步对全党进行理论联系实际的教育。粉碎“四人帮”以后，在实际工作中也曾一度出现理论与实际运用相脱节的问题。后来正是通过对“两个凡是”错误方针的纠正，重新恢复了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传统。在新时代，自我革命的内容首先必须是对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坚守、回归和复位。

密切联系群众。“我们党的最大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而党自我革命的目的是清除党的执政隐患，这就必须坚守党密切联系群众这个最大优势。然而，当前党的这一优势面临不小的考验。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多次告诫全党，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尤其是一些党员干部中发生的贪污腐败、脱离群众、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问题”，严重败坏党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光辉形象。事实上，这些问题概括起来就是，遇事同群众商量的少了，与群众同甘共苦的意识淡薄了。遇事同群众商量是密切党群关系的重要途径，毛泽东说：“要坚决走群众路线，一切问题都要和群众商量，然后共同决定，作为政策贯彻执行。”邓小平曾严肃地指出，革命胜利之后，一些老资格骄傲自满，觉得群众没知识，不能认真地听群众意见，这就造成不顾群众，处理问题独断专行、简单化、命令主义等不良倾向，“这个毛病是危险的，非犯大错误不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多次强调遇事要同群众商量，并对此作出详细指导：“涉及一个地方人民群众利益的事情，要在这个地方的人民群众中广泛商量；涉及一部分群众利益、特定群众利益的事情，要在这部分群众中广泛商量；涉及基层群众利益的事情，要在基层群众中广泛商量。”从这个角度来看，向密切联系群众优良作风的回归，必然是党自我革命的题中应有之义。

批评与自我批评。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党的优良传统，也是正确解决党内矛盾、增强党的团结的锐利武器，是保持党的先进性纯洁性、提高党的战斗力的重要途径和方法。毛泽东说：“我们的武器就是批评与自我批评，干部间，官兵间，军民间，将问题摆出来，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就可以把错误的东西清除掉，就能真正地团结了。”并特别指出：“不要有这样的空气：似乎犯不得错误，一犯错误就不得了，一犯错误，从此不得翻身。一个人犯了错误，只要他真心愿意改正，只要他确实有了自我批评，我们就要表示欢迎。”虽然批评与自我批评被看作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的科学方法，但一段时间以来，党内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状况却令人堪忧，习近平严肃地指出：“现在，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利器’在很多地方变成了‘钝器’，锈迹斑斑，对问题触及不到、触及不深，就像鸡毛掸子打屁股不痛不痒，有的甚至把自我批评变成了自我表扬，相互批评变成了相互吹捧。”在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必须致力于精心打磨“钝”了的“利器”，以恢复其解决党内矛盾、纠正错误的强大功能；广大党员干部要勇做自我革命的战士，就要在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方面争作表率。

三、“革故”为先，破字当头

中国共产党的自愈力是建立在善于自我检视、勇于直面问题、敢于动刀施药基础之上的。这种刀刃向内刮骨疗毒、自我净化的过硬特质，是中国共产党永葆朝气的秘密所在。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的伟大不在于不犯错误，而在于从不讳疾忌医，敢于直面问题，勇于自我革命，具有极强的自我修复能力。”“凡是影响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的问题都要及时解决，凡是损害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病症都要认真医治，凡是滋生在党的健康肌体上的毒瘤都要坚决祛除。”

1.直面问题，正确对待错误

以问题为导向修正错误，是党自我革命精神的首要体现，是从严管党治党自觉性的充分彰显，也是党足够自信的标志。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有今天的辉煌和成就，“根本原因在于我们党始终保持了自我革命精神，保持了承认并改正错误的勇气，一次次拿起手术刀来革除自身的病症，一次次靠自己解决了自身问题”。

第一，以科学态度看待错误。中国共产党之所以敢于试错、不怕犯错，就是因为懂得错误是一种客观存在。毛泽东认为，探索中的失误错误是避免不了的客观现象，“说错误都可以避免，只有正确，没有错误，这种观点是反马克思主义的”。这是在告诉我们，要尊重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我们认识世界的任务，不是一次能完成的，而是一个多次反复、无限深化的过程，是一个从不熟悉到逐渐熟悉的探索过程。既然陌生和不熟悉，出现偏差失误也就不可避免。邓小平说:“工作中发生错误不要紧，经验总是从实际斗争中积累下来的。现在中国共产党路线正确了，但这是从不知多少次的错误中才确立起来的。”所以，错误也是经验、也是财富，甚至是正确路线形成的必要条件。第二，以积极心态应对错误，变错误为武器。犯了错误并不可怕，关键在于是否有勇气承认错误、是否有决心改正错误、是否有能力把错误转化为智慧和正能量。毛泽东说过:“凡是错误认识了，纠正了，就取得了经验，就会变成好武器。”第三，以谨慎的态度对待错误，不主动犯错。敢于在探索中试错犯错，善于将错误转换为经验和财富，并不是鼓励大家故意犯错，更不能以此为借口“大错误不犯，小错误不断”。对于这一点，毛泽东曾说：“我们不要因为错误难免就觉得犯一点也不要紧……问题是要犯得少一些，犯得小一些。”

2.破字当头，避免思想僵化

正确对待问题与错误仅仅是“革故”的一个基本内涵，并非全部。“革故”，还要破“旧”，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旧观念、旧框框和老做法中解放出来。所以，从实质上讲，“革故”就是一个思想解放的过程，因为“冲破思想观念的障碍、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解放思想是首要的”。

事实上，党在历史上的任何飞跃和进步都同“革故”和解放思想密切相关。比如，1938年召开的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批评了王明在抗日战争前期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会议“号召全党必须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善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般原理和国际经验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反对教条主义”，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到新阶段。为了从思想上彻底清算党的历史上的“左”、右倾错误，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在全党范围内开展了整风运动，这是一次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和思想解放运动，成为“破除党内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错误倾向的伟大思想解放运动”，在全党树立了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邓小平指出：“不解决思想路线问题，不解放思想，正确的政治路线就制定不出来，制定了也贯彻不下去。”新时代，改革进入攻坚区，一些深层次矛盾问题亟待破解，习近平突出强调要以自我革命精神推进改革，“敢于向积存多年的顽瘴痼疾开刀，敢于触及深层次利益关系和矛盾，坚决冲破不符合时代进步要求的思想观念束缚，坚决破除利益固化藩篱，坚决清除各方面体制机制障碍”。因此，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必须努力革除一切偏颇的、陈旧的、跟不上时代的思想观念，真正实现思想上的与时俱进。

3.刮骨疗毒，向党内顽瘴痼疾开刀

如果说修正错误是革表层之“故”，解放思想是去里层之“僵”，那就还有一个深层问题需要解决，这就是党的作风方面存在的顽瘴痼疾。诸如腐败现象、“四风”等问题，给党的形象和战斗力带来了较大损害。所以，习近平反复强调，“我们党只有在领导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伟大社会革命的同时，坚定不移推进党的伟大自我革命，敢于清除一切侵蚀党的健康肌体的病毒，使党不断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才能不断纯洁党的组织、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侵蚀党肌体健康的病毒不少，其中贪污腐化现象和官僚主义是典型代表。

贪污腐化现象突出。贪污腐化现象的实质是权力如何使用。每个党员干部都懂得“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可“贪官惩治不完”的尴尬局面尚未根本改变。毛泽东说过，贪污腐化是最可鄙的；邓小平说，“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是一场严重的斗争”；江泽民说，“对党内那些贪污受贿，敲诈勒索，腐化堕落，依仗手中的权力为非作歹”的要坚决清除；胡锦涛说，“以权谋私、权钱交易、贪污受贿等现象已经成为公害”。习近平把贪腐问题上升到执政安全的高度，他借鉴别国教训告诫我们：“近年来，一些国家因长期积累的矛盾导致民怨载道、社会动荡、政权垮台，其中贪污腐败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大量事实告诉我们，腐败问题越演越烈，最终必然会亡党亡国！我们要警醒啊！”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重拳反腐、铁腕治吏，取得了反腐败斗争的压倒性胜利，实现了党的又一次伟大自我革命。但是，腐败势头减弱了，并不代表已经被根除，还需多管齐下，净化党内政治生态，清除滋生腐败的土壤。

官僚主义问题顽固。毛泽东说过：“官僚主义这种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坏作风，一年不用扫帚扫一次，就会春风吹又生了。”对于官僚主义的顽固性，毛泽东甚至说，官僚主义，一万万年以后，只要人类还存在就会有。邓小平说：“官僚主义、主观主义是长期存在的。”习近平强调，官僚主义等不良作风“像割韭菜一样，割了一茬长一茬”，绝不能低估其顽固性和反复性。事实上，官僚主义同腐败问题在实质上都是一样的，都是特权问题，只不过官僚主义表现的是使用权力的过程、方式等问题，腐败更多的是指滥用权力的结果。高高在上、漠视群众疾苦是官僚主义，强迫命令、不尊重群众也是官僚主义，懒作为、不作为、甚至违法乱纪滥作为等都同官僚主义脱不开关系。对于诸如此类问题，必须拿出自我革命的勇气和决心，刮骨疗毒，刀刃向内，清除病根。

四、“鼎新”为要，与时俱进

无论是“守正”还是“革故”，最终目的都是为了一个“新”字。然而，无论是“立新”抑或“创新”,体现的都是中国共产党与时俱进、革故鼎新、守正出新的永恒精神气质。这既体现在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的革新上，也彰显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战略部署的创新与变革中。

1.党自我要求的与时俱进

在总结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党的十九大提出了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这一总要求同以往相比，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强调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十九大把党的领导置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特征和最大优势的政治高度，并强调党的领导是全面的，“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也就是说，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党的领导是全领域、全方位的，任何方面、任何环节党的领导都不能弱化。第二，丰富党的建设主线。党的十八大提出，“牢牢把握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这条主线”，十九大在此基础上，于“党的执政能力”前加了“长期”两字，强调“以加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为主线”，突出体现了忧患意识和危机意识。围绕这一新主线，全党必须重视提高执政能力和领导本领，时刻保持正视并检视自身问题的自觉，及时清除病毒，厚植党的执政根基。第三，创新新时代党的建设总体布局。十九大强调，全面推进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同十八大党的建设格局相比，这一新的总体布局实现了两个重大调整：首先是将政治建设从传统的思想政治建设中拿出来单列为党的一大建设，并将其置于五大建设之首，彰显了党对政治建设的高度重视。其次，把纪律建设从传统的制度建设中剥离，单列为一大建设，凸显纪律建设是治本之策。同时，调整制度建设的位置，在传统党建格局中，制度建设同其他几大建设一样，是并行单列的一大建设，而十九大将其转变为横贯“新五大布局”的全局性建设，实际上是提升了制度建设的地位，凸显了党对制度治党的重视，体现了思想建党同制度治党相结合的治党理路。应该说，这一新的党建布局更加合理，各大建设之间的逻辑也更加清晰，成为新时代党加强自身建设的重大创新成果。

2.从严治党的创新发展

除了党对自我要求的提高，十八大以来党的创新发展还体现在全面从严治党战略的具体落实上。从严治党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但在前面加上“全面”二字却是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作出的重大战略举措。习近平明确指出,全面从严治党“不只是字面上的变化，更是实践的发展、认识的深化”，十九大提出“打铁必须自身硬”，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这本身就是一项重要创新。第一，在组织建设方面，强调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了“基层党组织弱化、虚化、边缘化问题”，针对这些问题，还提出提升基层组织的组织力、突出政治功能、扩大基层组织覆盖面、推进党的基层组织设置和活动方式创新、加强党内激励关怀帮扶等新的对策，集中体现了党的高度自信和创新能力，也为推进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夯实党的执政基础提供了制度保证和行动指南。第二，在作风建设上，提出了“八项规定”及八项规定的实施细则，强调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使学习教育活动常态化制度化，并强调主要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率先垂范。习近平指出，抓整治“四风”就是起徙木立信作用，彰显了管党治党全面从严的决心。第三，在制度建设方面，提出依规治党与以德治党相结合，修订完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修订了近200部党内法规，新出台了《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等，使党的法规制度体系更加完善。第四，在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方面，强调对腐败现象零容忍，着力形成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提出要厚植党内政治文化、净化党内政治生态，“要以反腐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和执着，深化标本兼治，坚决清除一切腐败分子，保证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为继续推进改革开放营造海晏河清的政治生态”。实践证明，党的十八大以来反腐败斗争取得明显成效，实现了党的作风方面的“拨乱反正”。

总之，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具有多层次的、多角度的丰富内涵，但无论是“守正”“革故”，抑或是“鼎新”，都是为了清除一切影响党的先进性、纯洁性的不利因素，不断提高党的领导能力和执政能力，以巩固党的长期执政安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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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何毅亭：《论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学习时报》2017年7月24日。

[4]龚云：《勇于自我革命是我们党最鲜明的品格》，《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18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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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曲青山：《勇于自我革命是我们党的鲜明品格》，《党建》2017年第4期。

[7]林剑：《不应误读与否弃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观》，《马克思主义研究》2014年第10期。

[8]匡萃坚：《马克思的“革命”观》，《马克思主义研究》1983年第7期。

（作者系中共河南省委党校党建教研部副教授；来源：昆仑策网【授权】，原刊于《马克思主义研究》2020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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