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读胡平先生的新作：《反右既非阴谋也非阳谋－－写在反右运动60周年》

老王社长

胡平先生是自由派民运中，比较地愿意客观理性观察问题和作出评论的人士。这篇，就很有可供人思考之处。老王社长推荐大家来读。

胡平看了戚本禹回忆之类的不少材料，对比之后，他承认和告诉我们，毛，本来其实是“很开明”的，他的确想给人民更多的民主空间，如57年号召向党整风，毛“不是阳谋也不是阴谋”，也“并不是为了引蛇出洞，放长线钓大鱼”。但为什么又总失败呢？胡平比较接近事实指出了：是毛“估计形势过分乐观”。他“预先也估计到有些人会发表反动言论，但认为那只可能是极少数，一发表出来必定会受到大家的反击而陷于彻底的孤立，故而不足为患；殊不知一旦鸣放起来，批评反对的意见之多之尖锐，远远超出预先的想像”。

于是，胡平便批评毛了，说毛“龙颜大怒，翻脸不认帐”，“自食其言，翻云覆雨，出尔反尔”，“发动了一场反右斗争”。

我要问胡平：毛发动整风，他先说了，允许反共右派们都出来反共吗？没有呀！胡平自己引证了，他是说，他是“想用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的力量，帮助整党”。结果，那么多的右派都出来乘机反共了，要推翻共产党了，“远远超出预先的想像”，毛才“龙颜大怒”，“发动了一场反右斗争”。这怎能说是毛“翻脸不认帐，自食其言，翻云覆雨，出尔反尔”呢？恰应该说，是反共右派错估了形势，高估了自己的力量呀，人家要你帮党整风你却要反共呀。怪谁？应该怪倒霉的反共右派自己，怎能怪毛？

问题出在哪里？出在毛和反共右派双方，都错估了形势。

毛和共产党革命胜利得天下后，到处都是敲锣打鼓喊“万岁”，便发生错觉，以为反共的仇视共产党的人和势力没几个了，人民咸与拥共了，可以放手让人民来玩玩民主，对党“大鸣大放”，整共产党的“风”了。反共右派呢？开始小心翼翼，如黔之虎，后看看没事，反共的人似乎越来越多，自己这边力量很大，便愈放肆斗胆起来，杀气腾腾，以为“推翻共党，可毕其功于一役”了。这共振效应，互相抱团鼓动效应，我们今天不少反共网站论坛都能看到，就那么些人，但那共振气氛简直是今晚革命就会发生，共产党今晚就要被推翻了，一样。而且他们沉浸其中都信。

结果呢？结果双方都闹得很不愉快。毛闷闷不乐，他发现他估计错了，反共的人真不少。反共右派也焦头烂额，他们也发现他们估计错了，拥共的力量还相当强。

但右派们手里还有一张牌。他们赶紧把头缩了回去，扮出一副虔诚的哭丧脸说：“我们不是反共的呀，我们只是意见尖锐一些，但我们是为党好的呀，我们可以把心掏出来给党看的呀！就是真有些反共的右派，也很少呀，怎能打我们几十万右派呀！”

这倒是。反右打击面太大，错案太多。但已经证明，不是毛的事，那是刘邓们干的。不仅反右如此，文革直到89，刘邓们打民间“右派”，那是比毛要积极狠手无数倍的。

问题在，反共右派们受打击把头缩回去了，说当初是“为党好”不是反共，那头就应永远缩回去，这才能永远证明反右是错。但胡耀邦看着右派可怜，“一风吹摘帽”了，再来“改开”，风向大变了，反共反毛时兴了英雄了，右派们又纷纷聚会，纪念“反右XX周年”，这时，他们就不再说当初是“为党好”不是反共的了，他们现在要公开反共了，他们的领军人物如茅于轼等，就宣称，“我们当年就是（反共）右派了！”。这就等于自家出来证实了，共产党当年的反右，没有错呀，毛更没有错呀！胡平们怎能说毛是“翻脸不认帐，自食其言，翻云覆雨，出尔反尔”呢？

研究这段史实相当重要。胡平这篇文章有功。重要在哪里？它告诉我们，历史的教训一定要注意：今天中国的左右翼双方，都不要把自己的力量估计得太强大了。以为可以玩“普世宪政民主”了。不行的，反共力量在西方强势国家支持下还相当强大，拥共的左翼民众力量被组织动员起来，也是相当强大。将这两种敌对力量放开“民主”，是无法和平竞争政权的。只能是内战和崩溃。只有这反共或拥共两种力量，任一种完全消亡了（另一种也就没有意义了），社会才能有了价值观的共识，只有这时，中国的“普世民主宪政”，才可以着手了。这之前，为了国家和社会稳定，只能是一种价值观的专政。

2017年2月17日（广发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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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右既非阴谋也非阳谋－－写在反右运动60周年

胡平

毛泽东在1957年7月1日以《人民日报》社论名义发表的文章《<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里，针对整风鸣放为何转成反右，写下一句话：“有人说，这是阴谋。我们说，这是阳谋。”

反右到底是阴谋还是阳谋？我在1987年1月接受香港《百姓》半月刊陆铿先生的采访中讲道：我认为毛并非一开始就打定主意“放长线，钓大鱼”，而是估计形势过分乐观，所以发动大家给党提意见。当然，毛预先也估计到有些人会发表反动言论，但认为那只可能是极少数，一发表出来必定会受到大家的反击而陷于彻底的孤立，故而不足为患；殊不知一旦鸣放起来，批评反对的意见之多之尖锐，远远超出预先的想像，于是龙颜大怒，翻脸不认帐，于是就发动了一场反右斗争。

最近，读《戚本禹回忆录》，其中讲到若干情况，印证了我上面的观点。

戚本禹说：“反右派运动开始了，为了提供反右派运动的理论指导，1957年6月19日，《人民日报》以《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为题，发表了毛主席的这篇讲话。但是，它不是原始讲话。它是由胡乔木、田家英和陈伯达等人根据毛主席的原始讲话文件修改而来的，与原始讲话有很大的不同。”

按照戚本禹的说法，毛的原始讲话“当时提的是应该在全国搞民主，没有什么反右派，没有什么六条，没有什么钓鱼，都没有。反右派是后来根据整风运动中右派的乘机进攻的情况加上去的，是主席在这个问题上，同意吸收不同意见补充上去的。主席是真诚地希望大家帮助党整风。主席说了，人们总是会有些不同的意见，就是有些不对的，也不要紧，不用怕。发表出来的文章把带棱角的话都去掉了，这不是主席个人的意见，而是代表全党的意见。主席讲话后，社会上出来那么多言论，其中有很多是攻击党和社会主义的，也许主席就觉得自己讲话有不妥，又可能受到各种上报材料的左右，他就同意做改动，但改了的东西不如原先的好。胡乔木改的较多，以至于后来胡绩伟就揭发说，胡乔木乱改主席讲话。但据我所知，胡乔木改稿是根据主席综合了党内其他同志的意见后提出的修改意见进行的，不是他自己乱改的。”

戚本禹还说：毛主席的《正处》讲话“造成这样一个宽松的气候，出现这样一个百家争鸣的局面，这本是好事。可是，党内高层一些人本来就怕这怕那，这个时候都在底下说毛主席不好。据我当时在办公室听到的情况，刘少奇、邓小平和彭真他们就说，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讲话，没有经过讨论就出去了，以往什么事情都是先党内后党外，毛主席这次是先党外后党内了，一样的内容，先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了，然后才在党内宣传工作会议上讲。他们攻击毛主席违反程序，把党弄得岌岌可危，把国家也搞乱了。党内有相当一部分人跟着他们这样看、这样说，埋怨主席不该放开，不该让什么人都出来提意见……这些人都要求主席改变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的那个方针。”

在回忆录里，戚本禹还提到江青说的话。戚本禹写道：“1957年夏天，中央在青岛召开会议，江青陪毛主席去的……后来江青对我说过：'主席这一个夏天都是闷闷不乐，我给他讲青岛的事，他都没有心情听。'我问，因为什么事。她说还不是因为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放了一炮，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结果弄得党外进攻，党内不满意。我在现场听过主席的那次讲话，也看到了那之后党内和社会上发生的种种事情，非常理解主席为什么心情不好。一方面，正是因为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了话，让大家畅所欲言，才出现一个全国性的大鸣大放的宽松的政治气候。等这个气候出来了，党又把它消灭，还要用毛主席自己的原始报告来做成枪炮把它消灭。这不等于是让毛主席自食其言吗？……'裴多菲俱乐部'中国的确也是有的。主席也是不希望右派翻天的。但是弄得不好，就要把好不容易出来的民主气氛压制下去。这是一种党内外夹击的复杂局面。群众意见、民主党派友好人士的意见以及右派的攻击，其实还是好处理的，难的是党的高层的批评意见不好处理。那时，刘少奇是党内已经认可的接班人，邓小平是毛主席亲自点将到北京后不到两年就担任党的总书记的，彭真虽然在延安时期就是很左的，但对于党在延安时期的拨乱反正的贡献是很大的，自那以来党内地位也很高。还有大批同志跟在他们后面，也一样对毛主席讲话有这样那样的埋怨。”

戚本禹讲的这些情况可靠不可靠？去年，《炎黄春秋》发表了一篇座谈纪要，题目是“揭穿《戚本禹回忆录》中的谎言——关于《在中南海工作的日子》部分”（注）。参加座谈的是戚本禹当年在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共过事的几位老人：逄先知、吕澄、沈栋年、王象乾，李公绰因体弱未能与会，通过电话表达了意见。在这篇座谈纪要里，逄先知等对戚本禹的某些叙述进行了反驳，自不待言。值得注意的是下面这段话，实际上是证实了戚本禹的说法。

座谈纪要说：“《正处》从讲话到正式发表，时隔近四个月。自始至终是毛主席在亲自动手修改，并广泛征求党内意见，历时55天，共改13稿。这中间中国政治发生了重大变化，极少数右派分子以为时机已到，向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进攻。毛主席的思想也发生了重要变化，这个变化不可能不反映到他对《正处》的修改上面。修改稿中加进了强调阶级斗争很激烈、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这些同原讲话精神不协调的论述。关于评判政治思想战线上什么是香花什么是毒草的六条政治标准，就是毛主席修改《正处》讲话过程中，于5月25日亲笔加上去的，这是在他写的《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发表之后第十天，并不是别人强加于他的。当天，毛主席批示田家英：'我在百花齐放部分有一些重要修改，请田于今午打清样校正一下。'毛主席所说的重要修改，主要指加上了'六条政治标准'。至于修改过程中广泛征求意见，这是毛主席多次批示中所强调的。征求意见的范围也是他亲自定的，包括：政治局、书记处各同志，在京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当时在京参加会议的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30余人），外加田家英、胡绳、邓力群。”

由此可见，逄先知等人也承认，在《正处》从讲话到正式发表这四个月中间，毛泽东的思想确实“发生了重要变化”。正式发表的文本中，关于强调阶级斗争激烈、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以及区分香花与毒草的六条标准等论述，确实都是原始讲话里本来没有，后来正式发表时加进去的，而这些论述确实“同原讲话精神不协调”。这也就证明，戚本禹的相关叙述是可靠的。

由此可见，反右运动确实不是阳谋，因为在《正处》的讲话里，毛泽东确实讲的很开明，并没有讲到要搞阶级斗争要搞反右派运动；另外，反右也确实不是阴谋，因为起初毛泽东讲的那么开明，并不是为了引蛇出洞，放长线钓大鱼。从整风到反右，是毛泽东自己的思想发生了重要变化，前后不一；是毛泽东自食其言，翻云覆雨，出尔反尔。戚本禹把毛的转变过多的归因于党内高层（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等）的压力，而逄先知等人则强调毛的变化并不是别人强加于他的。我以为后者更接近实情。这一点也可以从李志绥回忆录得到佐证。李志绥在回忆录里写道，在1957年的5月中旬，毛的情绪很坏，“最后毛几乎一天到晚睡在床上，精神抑郁，患了感冒，把我叫回来，睡眠更加不规律”。后来毛还对李志绥说：“原本想用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的力量，帮助整党。想不到他们这样不可靠，最坏是民主同盟，他们是男盗女娼。“毛这句话等于是承认自己先前的估计有误。这对于我们弄清楚毛发动整风和反右的动机，应该也是一条很有说服力的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