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界曾经就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问题激烈论战。历史学家也参与其中。历史学家认为，问题不在于政府是介入还是不介入经济领域好，因为在世界工业化过程中，既有介入而成功的例子，也有不介入而成功的例子，并且介入的程度也各有不同；问题在于在某一个时代、某一个国家，哪一种做法更符合需要？判定这个需要、做出适当选择，这才是最大的难题。[ 钱乘旦：世界史研究应介入重大问题的讨论与决策——兼谈选题与视角，光明日报，2017-02-06。]无论是经济学家的小政府主张还是历史学家的左右为难的态度都是错误的。

从形式上看，中国和西欧国家在近代都受大政府之害。“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观点直到清末都被统治者所采用，慈禧（1835年11月29日—1908年11月15日）甚至不惜卑言“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而西欧的国王们也不逊色。法国国王路易十四（1638年9月5日-1715年9月1日），曾言“朕即国家”，接替他统治的他的曾孙路易十五（1710年2月15日-1774年5月10日）则说“我死之后，哪管洪水滔天”。[ 对此说法有不同版本。]18世纪，英国人常说：国王是不会犯错误的，王权是完美的权力。总体而言，在近代，中国受大政府的哲学之害远比西欧为甚，但中国没有产生小政府哲学。而小政府哲学在西欧却一代一代往下传。

亚当·斯密的政府只能作为守夜人的小政府观点正是在这个背景下才显得具有革命性、戏剧性，才为西方的后人津津乐道。然而，当斯密提出守夜人的观点的时候，斯密所面临的政府是自高自大的封建政府。就是对于这个封建政府，斯密的守夜人的观点也与英国国王在英国资本主义发展史上的功绩是不符的。英国如果不在早期获得众多殖民地，不抢劫西班牙所掠夺的运输途中的财物，英国自身可能难以实现原始资本积累。毕竟，它还要支付与法国等国长期战争的巨额的军费，而其人口只有法国的三分之一。所以，无论如何，斯密的小政府的观点与历史是不符的，与其较为细密的文风也是不符的，也是不服英国国家利益的需要的。如果政府只是守夜人，英国人就不会发动鸦片战争这种侵略性的行动。所以，实际上英国的统治者只是给予了斯密以口头的称赞，并没有认真对待斯密的学说。

中国更不能接受小政府的理论了。慈禧统治时期的中国，已经比西方落后一二百年了。西方不可能希望出现一个强大的中国，就连斯大林也不希望。而中国为了强大，更不可能不组织起来，利用国家的力量与西方对抗。因此，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都要组成较为强大的国家政权，尽管这两个政权的性质不同，革命性有根本的差异。实际上，如果国民党的统治并不强大，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只需要城市暴动就可能成功。而因为国民党的统治强大，所以，共产党才花了28年时间通过起始于农村革命的革命取得了政权。也正是因为花了这样多的时间，所以，共产党所建立的政权十分强大。如果不用这个强大的政权以发展经济，尽快取得对西方的超越，那是画地为牢了。因此，小政府哲学在斯密那里实际上是夺权哲学，这位道德情操学教授对此应该是心知肚明的，这种哲学到了今天，不仅是夺权哲学，而且是反发展的哲学，比斯密的观点更差。毕竟，斯密的夺权哲学还是为了给200多年前代表先进生产力的资产阶级张目。现在，这样的代表先进生产力的资产阶级存在吗？答案是否定的。

注释：

1.钱乘旦：世界史研究应介入重大问题的讨论与决策——兼谈选题与视角，光明日报，2017-02-06。

2.对此说法有不同版本。

作者系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经济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