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畏：论共产主义理想之美

点击：作者：何畏来源：思想火炬发布时间:2016-03-22 10:56:41

共产主义，从世界第一位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莫尔1516年出版《乌托邦》这部描述空想社会主义的著作算起，已经有500年历史了。这500年，共产主义在思想传播和现实实践中，虽然有迷茫、有曲折、有挫折，但它却不可抗拒地走过了从空想到科学、从理论到实践、从运动到社会制度、从单一模式到多种模式的逐步完善的发展过程。今天，共产主义已经成为人类崇高理想境界的代名词。然而，近些年来，国内有人却借口共产主义的遥远而论证它的虚无缥缈，由虚无缥缈进而论证它的空想和幻想。有人甚至枉顾事实，撒弥天大谎，宣称“共产主义欺骗了中国几十年”。对共产主义的戏弄和消解，曾离散了一代人的理想信念，成为邓小平在上世纪末就意识到的“最大失误”。共产主义，一个几百年来依然充满活力和魅力的思想体系及其现实运动，它的理想性、美好性及现实性是不容否定的。一个改变了世界并将持续深刻改变世界的科学共产主义，任何人对它的否定、攻击和嘲弄，不是暴露其利益和立场偏见，就是由于无知。

信仰缺失是党的干部政治素质修养中一个极大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1月5日在新进中央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的讲话中，通过展示社会主义500年波澜壮阔的历程与逻辑，揭示了在共产主义旗帜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立的历史必然性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卓越政治智慧。这也恰恰是本文的思路。

创立共产主义的科学之美

科学共产主义创始人以自己全部的生命谱写了人类社会发展的科学真理。

马克思，一个世界上最富经济头脑的精明的犹太民族后裔，一个出生于官学显赫家庭的“官二代”，一个因论文出色而无需答辩就获得学位的哲学博士，一个24岁就当上著名报纸《莱茵报》主编的成功人士，又娶了一位名门贵族之后的妻子，本可以与自己的既得利益阶级一同享有资产阶级统治的好处，而他却选择了一条为常人所百思而不解的道路：一生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屡遭驱逐追捕，颠沛流离，常常为付不起房租而遭房东的白眼，但他穷困而从未潦倒，矢志不移为创造财富却饱受贫穷的劳动阶级寻找解放真理。科学共产主义的“第二小提琴手”恩格斯，出生于纺织厂主家庭，因父亲逼迫经商而中学辍学，但他19岁开始发表论文，21岁开始出版一本本学术小册子，服了一年兵役却在37岁开始为《美国新百科全书》撰写军事学条目，可谓才智过人，他本可以与他的父亲一起做大自家的产业，好好利用资本主义为企业主提供的发财致富的优越条件，而他却心系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命运，与马克思一起甘受理论研究之艰难、经济拮据之困苦、政治围堵之凶险。

科学共产主义的创立是人类理想探索的理论变革，是资本主义制度内在矛盾运动的必然趋势。科学共产主义是资本主义自我否定的历史必然。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与新兴资产阶级一起推翻封建主义，建立了资本主义，实现了人类历史的巨大进步。资本主义创造了巨大的生产力和堆积如山的物质财富，“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资本主义彻底破坏了封建关系，在资产阶级取得了统治的地方，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被破坏了，“起而代之的是自由竞争以及与自由竞争相适应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资产阶级的经济统治和政治统治”；^[1](P405)资本主义按照自己的要求改造了世界，它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所谓资本的文明中来了，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1](P404)但是，资本主义取代封建主义后的高歌猛进并没有一曲永恒，欢笑到底，它很快暴露出自己的基因缺陷。马克思对许多人都看得到的资本主义的病征，诊断出了它的病灶、病根和病理，并开出了彻底改造资本主义社会的药方。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发展的局限就在于“资本”本身。一是财富生产的荒诞悖论。资本主义之为资本主义，就在于它以生产资料私有性为基础，生产的根本目的是榨取剩余价值，它不是满足人们的需要，而是刺激虚假需要；它不是创造“富有”，而是制造“短缺”；它不积累社会财富，而是通过否定现存物的有用性而实为新商品找到销路。二是人与物关系的本末颠倒。在资本主义社会，对财富的占有决定着人们的社会地位、社会权益和人生价值，财富成为人与人之间尊卑贵贱的根源，人类创造的财富非但未成为人全面发展的条件，反而使人成了物的工具。三是市场原则的社会泛化。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交换原则的社会化，使得“人们一向认为不能出让的一切东西，这时都成了交换和买卖的对象，都能出让了。这个时期，甚至像德行、爱情、信仰、知识和良心等最后也成了买卖的对象”。^[2](P79-80)这就使资本主义社会成为一个全面异化的社会。四是资本发展的自我否定。以榨取剩余价值为生产的根本目的，使社会越来越多的人缺乏应有的购买力，从而使资本再生产出的产品没有销路，以产品过剩为特征的周期性经济危机的再现是必然的，开拓国际市场、借贷消费、实行货币宽松政策、创造金融衍生品，都不过是鸦片式的镇痛疗法，从长远看，无异于饮鸩止渴。所有这一切，使得“资本主义生产本身由于自然变化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它本身已经创造出了新的经济制度的要素，它同时给社会劳动生产力和一切生产者个人的全面发展以极大的推动；实际上已经以一种集体生产方式为基础的资本主义所有制只能转变为社会所有制”；^[3](P465)资产阶级创造了强大的生产力的同时，也创造了自己的掘墓人现代无产者，这就使得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同样是不可避免的。因此，社会主义必然胜利是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历史结果。

信仰共产主义的精神之美

共产主义的科学之真，确证了其理想价值的崇高之美，成就了人类历史上为崇高理想奋斗的政治组织——共产党的先进性。共产党之为共产党，就是因为信仰马克思主义理论，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为理想目标，所以习近平说，对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信仰，是共产党人的命脉和灵魂。放弃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信仰，即使共产党还叫共产党，也必然名存实亡。因此对共产党人来说，“革命理想高于天”。

共产主义超凡脱俗的强大魅力根源于它所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其一，社会生产目的的历史性反转。“在资产阶级社会里，活的劳动只是增殖已经积累起来的劳动的一种手段。在共产主义社会里，已经积累起来的劳动只是扩大、丰富和提高工人的生活的一种手段。”^[1](P415)一句话，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人是财富增殖的手段；在共产主义社会里，财富是扩大、丰富和提高人的生活的条件。社会的生产目的、人的生活目的都出现了本体性颠倒。其二，人的社会自由的真正实现。资本主义鼓吹自由的价值观，但是，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自由的核心是贸易自由，因而是资本的自由或资产阶级的自由，对于无产者来说，在名义上自由的背后，是他们不得不出卖劳动力这种残酷的社会强制。共产主义就是要破除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对人的自由的强制，成为一个充满自由的社会。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曾经用一个十分形象幽默的方式描述共产主义社会，他们写道：“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任何人都没有特殊的活动范围，而是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这样就不会使我老是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1](165)这并不是说，未来社会不再有渔夫和猎人，而是说，使一个人不得不成为渔夫、猎人、牧人、批判者，或必然使一些人成为统治者、剥削者的社会关系，再也不能继续存在了。因而共产主义是一个“自由人的联合体”。其三，生产资料私有制和财富占有观念的彻底转变。要实现生产目的的根本反转和人的社会自由，必须实现生产资料私有制向社会所有制的根本转变，必须实现人们对财富占有观念的根本转变。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表述为“两个决裂”，即“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1](P421)所谓“传统的观念”，主要是与私有制相适应的私人占有观念，用后来法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安德烈·高兹的话说，在资本主义社会，人的富有不是一般的“够了就好”，而是“越多越好”，一言以蔽之，别人拥有的我都有，别人没有的我还有。换句话说，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少我多。所以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提出，无产阶级在改造旧世界的同时，需要不断摆脱“旧社会遗留在他们身上的肮脏的东西”，摈弃私有观念和拜物教，走社会占有、共同富裕之路。

共产主义在历史规律中找到了科学而崇高的社会公正观。共产主义坚持社会所有制，根除剥削、压迫和一切社会不平等的经济基础，从而也消除传统私有观念产生的根源，社会成员对生产资料共同占有、共同使用、共建共享，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建设平等、自由、尊严、富裕、和谐的社会。这一百多年来让人为之心向神往、奋不顾身的社会理想及其崇高价值观，是基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社会财富的创造者的事实判断，揭示了无产阶级同整个人类利益的一致性，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与人类整体文明的统一性，从而确证了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创造财富与享有财富、创造历史与主导历史进程相统一的公正原则。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新公正观，共产主义社会就是这种公正社会，随着资本主义这一人类历史上最后一个对抗性社会经济形态的终结，人类为物质生活资料而竞争厮杀的动物般历史就终结了，人的历史才真正开始。

实现共产主义的实践之美

科学共产主义一经创立，就从马克思、恩格斯的案头走向工人运动，从德国走向整个欧洲，从欧洲走向亚洲、走向世界，成为马克思主义政党进行自身建设和开展实践的理论指南，形成改造资本主义和整个旧世界的声势浩大的社会运动。世界上曾先后建立了数以百计以马克思主义为旗帜的政党和组织、50多个信仰社会主义的国家，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现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平分秋色的世界局面。当今世界，仍有一百多个政党和组织以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为自己的信仰。苏联、东欧的改旗易帜虽然给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信仰造成重创，同时也使共产主义信仰更具免疫力。苏东的悲剧恰恰向世界宣示一个真理：共产主义是不能背离的，否则就会大难临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劲发展，书写了世界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的东方故事。

马克思、恩格斯反对把共产主义视为一厢情愿的“应当”，更反对共产主义的盲目与狂热，依据他们创立的唯物史观，“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1](P385)因此，要改变人性、人的思想观念、人的社会主张，就不能像人本唯心主义者那样诉诸人的“类本质”或求助“爱的宗教”，而应当改变决定人的本质的社会关系；要改造社会的政治结构和文化精神，就必须从根本上改造社会的经济关系。因此，“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1](P155)用邓小平的话说，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干出来的，不干，半点马克思主义也没有。可是，马克思提醒共产主义者，“两个必然”与“两个决不会”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但是，“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4](P3)无产阶级只应该提出历史发展过程中应当解决且能够解决的时代问题。

共产主义道路蜿蜒曲折，波澜壮阔。黑格尔曾经说过，哲学上从一个概念到另一个概念的推论，只是两个语词之间的逻辑转换（比如我们马克思主义者揭示出人类社会形态更替是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但是，每一个概念所指称的历史过程的实际演变，则需要几年、几十年、几百年，甚至上千年。恩格斯晚年告诫马克思主义者，从资本主义走向未来社会，需要对人和环境进行持续的双重改造，实现作为一种社会形态的共产主义社会，需要经过无数个历史的“中间站”。然而，共产主义的美好和共产党人为理想奋斗的政治抱负，容易使革命者犯“急性病”，列宁领导苏俄时期的“战时共产主义”、毛泽东时代发生的“大跃进”，都是共产主义运动中因缺少经验而出现的冒进。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总结中外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冷静地认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所处的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理性地探索实现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与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辩证统一的内容、程度和方式，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悲壮之美转化为雄壮之美。

共产主义者具有舍我其谁的历史担当。历史必然性不是自然界的四季轮回、花开花落，而是历史主体对历史规律的把握、对历史发展大势的顺应、对不合理事物的改造要求和对合理事物的革命创造。共产主义的美好恰恰是它的历史必然性和现实艰巨性决定的，也正是这双重特性不断为共产党人补充“精神之钙”，使他们“千磨万击还坚劲”，“咬定青山不放松”，在革命战争年代，面对“主义”与生命的抉择时，他们大义凛然：“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与共产主义美好理想相通相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共产主义理想是世界的、共同的，但不同民族走向共产主义的道路一定是特殊的、具体的。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历史前提是发达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基础，也就是说，仅就物质财富层面而言，社会主义是在社会富裕的基础上所实现的社会的“共同富裕”。但是，马克思明确强调，他的结论是基于对西欧社会的研究，不能把这种具体结论变成“一般历史哲学”，即“一切民族，不管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如果谁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3](P466)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而一般历史哲学却往往把具体结论当作“超历史的”。恩格斯强调：“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是任何坚定不移和始终一贯的革命策略的基本条件；为了找到这种策略，需要的只是把这一理论应用于本国的经济条件和政治条件。”^[5](P532)

中国在历史曲折中选择了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随即投入推翻反动阶级的黑暗统治、立即实现社会主义革命、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工人运动。党在实际斗争中很快认识到，中国的社会生产力相对落后，工人阶级比较弱小，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条件下，不首先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封建军阀统治的斗争，国家就不能独立，人民不能解放，也就谈不上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于是党转而坚持“二次革命论”，用“国民革命”代替了“民主革命”。党的“三大”提出，中国工人阶级尚未成为一个“独立的社会力量”，“中国国民党应该是国民革命之中心，更应该立在国民革命之领袖地位”，党的重要任务是帮助国民党壮大组织，要求党的各级组织，在“国民党有组织之地方，如广东，上海，四川，山东等处，同志们一并加入”，“国民党无组织之地方，最重要的如哈尔滨，奉天（今沈阳），北京，天津，南京，安徽，湖北，湖南，浙江，福建等处，同志们为之创设”。^[6](P113)然而，这种真诚的“二次革命论”却被国民党打断了：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公然背叛孙中山联俄联共的方针，发动反革命政变，四川、江苏、安徽、福建、广西和广东等省的国民党和反动军阀也以“清党”为名，掀起反共狂潮，包括党的创始人李大钊在内的大批共产党人和革命工人惨遭屠杀，党的组织和工人组织以及一切进步人士都遭受到空前浩劫，而且这些行动得到大资产阶级和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的支持，上海商业联合会致电南京国民党当局，攻击共产党，并表示“对于当局清党主张愿为后盾”。国民党叛变革命和资产阶级的态度表明：在中国，无产阶级政党想走西方议会道路，与资产阶级一起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道路走不通。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不得不重新思考“开展什么样的革命、怎样取得革命胜利”这一中国革命的首要问题，坚信中国革命必须由中国共产党领导，它的任务是反帝反封建并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从此，中国社会发展才最终摆脱总体迷茫而迎来光明前景。鲁迅先生这时也摆脱了彷徨，望着那支爬雪山、过草地、到达陕北的英雄红军队伍，献上自己的衷心的祝福：在你们身上寄托着中国和人类的希望。经过28年艰苦卓绝的奋斗，中国人民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建立了新中国和社会主义制度。历史证明，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

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在曲折中发展。中国在特殊的国内外主客观条件下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可它要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却遇到了生产力的瓶颈。五星红旗升起时的中国，历经近代一百多年东西方列强的百般蹂躏、疯狂劫掠，满目疮痍，一穷二白。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笑对西方政客们的冷嘲热讽，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伟大的理想开始了新的长征。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以只争朝夕的精神全力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建立了独立的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各方面建设都取得了巨大成就。然而，由于我们党对迅速到来的新生的社会主义社会和全国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缺乏充分的思想准备和科学研究，在工作指导上出现了失误，许多艰苦探索出的宝贵认识也没能得到贯彻落实，致使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出现曲折，甚至发生了“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全局性、长时间的严重错误。30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再次给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一个历史性问题：在生产力水平极其落后的东方大国，“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当代中国共产党人通过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提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大力发展生产力”的历史性判断，通过改革开放，开创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创，使我们前进的脚步收回到现实的生产力水平之上：我们突破单一的公有制，建立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我们告别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我们改变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如此等等。我们不能不承认，从生产关系上看，借用列宁的话说，这是为了前进而做出的“退却”，是“策略”而不是方向，更不是“最终目标”。可是，不少人，在金钱作用四溢的市场经济的社会环境里，忘记了共产主义的理想，包括一些党员领导干部，在解放思想中忘记了共产党人的历史使命、理想目标和性质宗旨，在他们心目中共产主义理想成了幌子、成了单纯的旗号，在探索“中国特色”时忘记了“社会主义”本体。面对一些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方向性迷失，习近平总书记铮铮之言掷地有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7](P22)他告诫全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方向和前途是共产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仅要坚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坚持改革开放，而且要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坚持走共同富裕道路、坚持促进社会和谐、坚持和平发展、坚持党的领导；我们要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目的不是放弃社会主义，而是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使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制度更加完善、定型和巩固，实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所有这些，既反映社会主义本质属性的要求，也是未来共产主义的新生因素，从而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相通、相接。因此，习近平指出：“共产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要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践行者。我们既要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也要胸怀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没有远大理想，不是合格的共产党员；离开现实工作而空谈远大理想，也不是合格的共产党员”。^[7](P23)以共产主义为方向和前途，绝不是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而是脚踏实地干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每一件工作，实现好不同历史阶段的具体目标，通过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而终结初级阶段，通过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不断接近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共产主义作为一种精神、一种理想、一种运动，就在共产党人日常的追梦中，共产主义者每做一件事，共产主义因素就多一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