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起，大规模在线开放课程MOOC（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即慕课，因其开放性、便捷性、灵活性、低成本的特点受到不分国界学习者的追捧，以传统教育挑战者的姿态掀起一场高等教育变革热潮。我国慕课本土化的步伐亦迅速展开，部分高校相继加入慕课三大组织平台的同时，中文慕课平台也初具雏形。慕课支持者们认为它打破了高等教育的壁垒，促进教育公平、降低教育成本，使全球各地的人们都有机会聆听一流大学一流师资的课程，真正掀起了一场学习者的革命。

　　慕课之所以能在短时间内迅速发展，其关键是突出了以学生为核心的教育价值取向，改变接受式的学习，学生自主学习的选择权得到极大提升，只要能够链接互联网，任何人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可以进行学习，突破时空限制、覆盖规模大、开放程度高、互动体验强，“教育正在从为了生活学习、终生学习走向终生随时学习”。慕课不仅给教育教学方式带来了全新变革和发展机遇，更对高等教育体制造成颠覆式的冲击。其最主要的积极意义，在于其可能带来教育领域大范围的机会平等。但在慕课规模急剧扩张，形成现象意义上的繁荣背后，对其质疑声也不绝于耳。

　　一、经济全球化时代文化之争的新战场

　　大规模在线开放课程资源，在为世界各地的人们提供听课机会，为全社会的知识普及贡献力量之余，显然也埋下了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各个国家文化话语权纷争的种子。

　　高等教育是优秀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和思想文化创新的重要源泉。文化传承与创新，是国家赋予高等教育工作者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之外的更具战略性意义的崇高使命。如果一国的国民教育体系在外来文化冲击的背景下，丧失了传承文化血脉的功能，在最低限度上，会形成代际文化断裂；严重点说，则会动摇主流意识形态的基础、诱发身份认同的危机、引致历史虚无主义的泛滥。北大前校长周其凤在其卸任之时，谈到了应该通过网络课程的建设，让更多人共享北京大学的优质教育资源，同时也带着深深的忧患意识：“如果我们北京大学在这方面不努力，可能有一天学生坐在燕园里上的课程是哈佛的课程、麻省理工学院的课程、牛津的课程、剑桥的课程……不要落伍，北京大学不能落伍。这个事情既能提高我们的教育质量，也能提高北京大学的国际影响力。事实上，如果我说得严重一点，也许关系到存亡的问题。”

　　开放包容与独立自主并不矛盾，准确地说，后者是前者的必要前提。中国创造的经济奇迹举世公认，这些辉煌成就的取得，固然是30余年来改革开放政策的结果，却也得益于新中国成立之初历尽艰辛锻造出来的独立自主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同样的道理，在今天的开放时代、信息社会，越是强调多元文化的交流碰撞，越是积极学习借鉴别国教育体系、教育技术和教学模式，越是要毫不动摇地坚持独立自主地建设符合本国国情的，有助于塑造和培养民族自尊心、荣誉感和责任感的国民教育体系。从国民教育体系的独立性和国家文化安全、意识形态安全的角度看，我们对于慕课在当下的大行其道，的确应当持谨慎的态度。

　　二、“技术中立”的假面

　　互联网时代是商业新模式迭出的时代。慕课的风行，首先搭乘了“免费”这一模式的顺风车。所谓免费模式，就是在互联网技术的支撑下，以“免费”吸引大规模用户，再以某种商业模式将这些用户资源变现，这似乎是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描绘的那种低价倾销的“重炮”在当下的加强版：“从消费者的角度来看，便宜和免费之间还是有很大区别的……免费会开创一个市场，而收费的话只能进入另一个市场。”互联网打破了传统格局下的坛坛罐罐，让世界变得更加扁平。1984年第一次黑客大会上，就有学者提出：一方面，信息想要变得昂贵，因为它很宝贵，在恰当的地点得知恰当的信息，能够改变你的人生。而在另一方面，信息也想要变得免费，因为发布信息的成本一直在下降。因此这两种趋势在互相牵制。有趣的是，健忘的人们总是忘记信息的这种两面性。

　　免费给市场灌注了润滑液，增强了流动性。人们对于“免费的午餐”只是一种口头上的警觉，真正遭遇时，总是在措手不及中缴械投降。慕课将世界知名高等学府的课程全部向社会、向全球开放，表面来看，确实是一场“免费的午餐”，准确地讲，应当是一场“免费的盛宴”。事实上，它的背后却隐而不彰地暗含着某些不足为外人道的教育理念、文化观念和政治信念。一些课程中包裹着的西方中心主义、宗教意识，对个人主义价值导向以及西式民主政治模式的偏执推销，凡此种种，都不可避免地会对我国的文化安全、政治安全、意识形态安全构成真实的冲击。

　　在华丽的技术外衣包裹之下，慕课更像是深藏着特定政治模式和意识形态使命的“特洛伊木马”，经由技术合理性的掩护，缓缓偷渡而来、等待时机破门而入。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马尔库塞在其名著《单向度的人》中深刻指出：“这种发达工业社会是一个政治的世界。在技术的媒介作用中，文化、政治和经济都并入了一种无所不在的制度，这一制度吞没或拒斥所有历史替代性选择。这一制度的生产效率和增长潜力稳定了社会，并把技术进步包容在统治的框架内。技术的合理性已变成政治的合理性。”慕课前所未有的开放性传播，是以一种技术中性的面目出现的。它在短时间内得到全世界的追捧，乃至被奉为教育领域的革命性事件，实质是作为全球教育体系的中心——美国，在更高的战略层面树立新的标杆，并向全球教育体系的边缘地带进行新一轮的逐级辐射。这个过程是一连串复杂的事件，充满着意识形态渗透与文化霸权、技术崇拜与政治谋划，旨在进一步巩固“中心”对于“边缘”的优越性，削弱后者的文化自觉并鼓励其向前者依附和趋同。

　　在慕课平台Coursera上，有斯坦福大学社会学和政治学教授拉里·戴蒙德开设的一门公开课《民主化进程》(Democratic Development)。这个课程当中，一名中国的学习者在其课程笔记中这样写道：“与民主政体相对的是威权政体，可以细分为选举威权（如新加坡、俄罗斯）、一党制威权（如中国）、个人独裁、绝对君主、军事统治、极权主义等。”这种戴着有色眼镜认识中国、阐释中国的西方言论，借助慕课的大范围传播，形成倒灌之势，扭曲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丑化我国的国家形象，进而影响我国当代青年的国家观念、政治信念和价值观。

　　三、用慕课讲好中国故事

　　慕课并不完美。它无法取代大学实体课堂，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来自于每一所大学的学术传统和文化传承无可取代。学术传统同时受到地区传统和时间局限，不同区域的语言、文化环境，以及同一区域不同高校的文化传统，都存在明显差异。慕课在突破教学时空限制的同时，也会造成教育过程的时空错位。这正像德国哲学家瓦尔特·本雅明所指出的：复制技术使复制品脱离了传统的领域。通过制造出许许多多的复制品，从而以一种摹本的众多性取代了一个独一无二的存在。教育是艺术，对艺术的真正理解，很难通过大规模传播的山寨方式来进行。在实体的大学课堂讲授之余，师生之间还会进行学术研讨、科创活动、社会实践等多种形式的教育教学活动，学生通过实践学习环节所体验和掌握的知识，必须建立在一定的时空领域范围内。学术传统的传承最直接的体现是师生关系的承继，大学教师自身的学术素养、研究道德品质、人格魅力，通过面对面的个体性接触，对学生的人格养成产生直接影响，是其中的一个重要部分。

　　慕课无法取代大学实体课堂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人才培养不简单等同于传播知识，而是知识学习、能力提升与人格养成有机融合的过程。在大学校园里，学生不仅能够接受教师指导，还可以与其他学习者进行充分的交流互动，同学之间形成良性竞争的氛围可以对学生的成长产生极大的促进作用，这种协同效应的效果不容小觑。在教育过程中，学生既是主体也是客体，大学生不仅要作为教育的对象，还要作为协同的对象平等对待，尊重他们的成长成才规律，充分发挥他们的主观能动性，将教育与自我教育结合起来，通过团队合作、朋辈支持促进共同进步。

　　慕课的这些缺憾，并不妨碍我们洋为中用，自觉地取长补短，使这一技术模式为改进当下我国高等教育特别是人才培养水平、提升主流意识形态特别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影响力和凝聚力而服务。

　　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综合国力不断提高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显著改善，带来国际范围内的广泛关注，中国国家形象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日益凸显，进一步加强我国文化话语权建设，不断提高我国文化话语主导权，事关国家利益与战略安全。在各种误读、误解之中实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亟需提升国家文化话语创新能力和传播能力。

　　当前全球范围内文化话语权“西强我弱”的格局尚未根本改变，慕课的迅速兴起，可以看作欧美大学的学术资本，在商业资本运作的强劲驱使下，借助互联网技术优势进一步扩张策略的例证，对身处文化劣势的发展中国家高等教育而言，面临着新一轮侵蚀与掠夺。

　　一个最典型的事例即哈佛大学发布于edX平台（麻省理工和哈佛大学于2012年4月联手创建的大规模在线开放课堂平台）上的“中国课”系列视频ChinaX，课程由哈佛大学知名的中国历史学者包弼德（Peter K. Bol）和柯伟林（William C. Kirby）联合主讲，两位教授在课堂视频中还用中文演唱了改编自《两只老虎》旋律的中国朝代歌，ChinaX依托哈佛大学东亚学研究的深厚底蕴，借助在线开放课程平台迅速受到热捧，后台数据显示“目前该课程的45000人在线学习，其中大约有12%的人在中国”，“这还不包括通过哈佛大学与中国合作伙伴优酷网随意观看的几千名网友”。包弼德坦言这门通识课程的目的是“帮助人们更多地了解中国，改变传统美国人对中国的看法”，他和柯伟林认为这种误解甚至来自中国人自己。“如果我的课程的使命是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中国，那是在哈佛课堂里开课还是上HarvardX更好呢？目前看似乎ChinaX的平台甚至比哈佛校园来得更为有效，因为最大的教室也装不下45000人。”

　　“讲好中国故事”事关中国和平、发展、共赢的战略性问题，中国高等教育如何提供优质教育资源面向全球共享，参与国际竞争，做到既“请进来”又“走出去”，是国家文化和软实力输出的内在诉求和重要载体。可以充分利用慕课这个国际化的开放传播平台，科学合理，有礼有力有节地陈述自己对中国乃至对世界的观点。应尽快制定国家层面的在线教育制度框架和发展战略，协同政府部门、高校、社会资源等各方力量，改变现在国内高校各自为战的混沌局面。引导高校充分利用自身优势聚焦课程内容制作，组织专门力量系统性地研究发展规律，支持鼓励非政府民间力量抢占全球在线教育市场，配合孔子学院等国家文化项目建设，服务国家战略发展需求。

　　总之，在信息化、全球化的当下，对慕课的蓬勃袭来，我们不能采取鸵鸟政策，视而不见，简单拒斥，也不能对其毫无防范地拥抱，必须积极应对其带来的挑战，坚守意识形态底线，在此基础上，充分发挥其在普及国民教育、扩大机会平等、传播中国声音方面的优势，促进中国高等教育在新阶段健康快速发展。

　　（作者单位：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中国浦东干部学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院；来源：红旗文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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