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病困扰特大城市。城市病指的是因人口和经济集聚导致的交通过载、社会治安混乱、环境污染、住房紧张等问题，这些年，房价高涨、雾霾、交通拥堵等已经成为特大城市无法承担的压力，这也促使人们反思人口持续向大城市流动是否合理。

城市与农村的生活方式差别很大。长期以来，农民的生活方式是自产自用(主粮、蔬菜与肉食)+商品经济(采购农具化肥等生产资料和销售主粮、蔬菜)。这使得人与土地构成对应关系，每个人必须保证一定的耕地才能自给自足，农村的经济活动和人口因而也是低密度均匀分布的。

城市兴起于手工业和商业相对集中的地区，是经济活动集聚的产物，久而久之，有人集中居住形成城市。正因为城市经济活动的密度远远高于农村，城市才能创造农村所无法想象的就业岗位数量，人的生存才能脱离耕地数量的约束。工业革命以后，生产摆脱了自然条件的约束，劳动生产率大幅提升，单位土地可以承载的人口与经济活动出现革命性突破，支撑了两百年来持续不竭的城市化浪潮。

与农业活动的平面特征相对应，城市是立体的。城市不仅是人口的集聚，也是生活方式的改变。市民就业不受耕地约束，劳动生产率的提升不再有天花板，居民收入出现持续上涨，让人类社会有机会摆脱马尔萨斯陷阱，城市也有能力照顾穷人和弱势群体。

高密度人口也降低了提供公共服务的人均成本，城市可以集中提供教育(义务教育、科研)、供暖、治污(污水排放)、交通基础设施(如路灯)。人口聚集以及交通工具的改进，使得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日益密切，这是技术进步与思想革命的基础。城市带来的这些益处，也是现代文明的基础。

当然，城市要承载这一切是有前提的：有好的治理。城市是典型的陌生人社会，人与人之间的交易、互动依赖于规则，城市越发达，聚集的人越多，经济活动越频繁，规则就越复杂,执行规则的成本就越高。想要治理好特大城市，就必须寻找共性，寻找中立化、高效率的治理机制。

尤其是那些人口规模庞大的城市，城市治理得好坏更是至关重要，这些特大城市的共同点是，政府管理的事项非常复杂、经济活动非常频繁，非本地出生的人很多，文化背景、生活习惯也多不一样，要治理好这样的城市并不容易。

城市的首要目标是促进融合，让流入的人口完成身份认同。特大城市必然意味着人口的多样化，四个一线城市，劳动年龄人口中，本地户籍人口大多只占一半，另一半都是非本地出生。出生与成长地域的不同，造成语言、文化认同、生活习惯甚至价值观的差异。

多样性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多元化的氛围促进创新、避免了城市走向单调，是活力之源，另一方面多样化意味着价值的多元，文化的多元，城市无法只提供一种公共服务就可以满足所有人，更严重的是价值观的冲突会造成城市的撕裂，制约了城市制定的公共政策的有效性：无论制定何种政策，都会有数量可观的反对声音。城市治理的困难就在于平衡两者的关系。

其次，城市治理要求政府及社会组织随着人口的变化不断提高效率。近年来各大城市外来人口规模较大，冲击了原有良好的社会秩序，有人因此将责任归在外来人口的素质较差。但城市主管部门应该想到，这些新移民大多来自不发达地区，对于排队、看指示路标行进、服从组织者的引导、礼让弱势群体等习惯，大都不具备。这并不一定是他们的道德低下，更可能是生活环境使然。到了城市里，排队买票、进站，看指示牌与引导走路，不仅要靠他们自己的学习，还需要各项公共服务在设置时就考虑如何培训他们。这些在中国城市里并不常见。

最后，城市治理在于精细化管理，在于软件而非硬件。中国城市大多建得很漂亮，但运行效率未必高，大到自然灾害的紧急应对机制、城市主干快速路的合理设计，小到地铁里的无障碍电梯、自动外部除颤器的配备，中国的特大城市与全球其它特大城市的差距太大。以精细化管理著称的上海，其本地媒体此前通过实地测试发现，当地铁站遇上婴儿车，无障碍设施并非全无障碍，设施不全、数量不够，使用时比一般行人更加耗时，易让使用者心理产生差别感。

(原标题：[个论]聂日明专栏：规模扩张要求城市提高治理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