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顶：破除城乡二元结构的有力推手是“公平”

点击：作者：黄顶来源：昆仑策研究院编发发布时间:2016-01-13 09:30:17

　　习近平总书记在五中全会上明确指出，在以前我们错误地把解决社会弊病的轴心全部放在了经济发展之上，以为只要经济好了社会弊病就自然解除。其实不然，“不发展有不发展的问题，发展起来有发展起来的问题，而发展起来后出现的问题并不比发展起来前少，甚至更多更复杂了”。习近平总书记还认为，只有将公平正义不断地渗透到经济发展之中，才能形成开放、共享、绿色和可持续发展的合力。

　　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界在城乡发展论上一直存在争议。有人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城乡差距日益增大，催生了更多的社会矛盾和不公平因素；还有人认为，国家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发展的目标就已经不再是单纯地提高生活水平，而是落实公平理念、协调发展。因为不顾公平正义的发展经济，最终都会形成剥削阶层。那么，再多的财富都会转移到富人手中，“富者累巨万，而贫者食糟糠”的大势将无法阻挡。

　　农村问题一直都是国家的根本问题，也是衡量一个国家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在民国时期，农村与城市被封闭成两个阶层，农村受剥削的地位非常明显。毛泽东主席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就深刻地总结了这一现状。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在旧社会中农村被剥削的地位受当时经济发展的模式决定。民国时期，中国的工业开始兴起，新兴的铸造业和纺织业逐步取代了传统的手工业，并不断挤兑农业在经济发展中的份额。此外，战乱不断，各种政治势力割据，传统的佃农制度已经完全无法适应当时的政治格局。“以农兴国”的发展模式完全无法适应资产阶级的发展需求，农村很快就沦为了被剥削的重灾区。毛泽东主席深刻地意识到了这一问题，他认为革命的动力就在农村，以农村包围城市，只有进行彻底地完全地土地改革，才能从根本上破除城市剥削农村的格局，才能释放出惠及全国人民的巨大红利。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又进行了几次农村改革，皆取得了重大成效。

　　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同志在《论十大关系》中也深刻地预测，苏联经济不断萧条多与一味地发展工业而轻视农业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有关，我国应该充分地吸取经验，注重农业与重工业、商业之间的协调性，否则我国经济发展也将会受到制约。虽然这些年城市与农村发展的成果显著，但是毛泽东主席的担忧也成了现实，城乡发展的差距却越来越大。很多经济学家毫不避诲地说，“城市剥削农村的格局和发展惯性正在形成。”那么，这一现象又是如何形成的呢？笔者认为，一方面，不管是二十世纪的世界，还是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工业的发达程度都决定着一个国家的现代化程度。我国工业发展起步晚、空间大，其作为新兴产业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这就使工业迅速挤兑了农业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和地位。进而也使中央出台的一系统的农业政策出现了诸多的短板和失灵；另一方面，工业发展需要从农村调动大量的人力、物力，使农村失去了发展的原发性动力；最后，部分地方违背市场规律，盲目地发展经济，人为地牺牲了农村利益，其主要表现在强制拆迁和征用土地等方面。进而形成了典型的城乡“二元结构”。

　　破解这种“二元结构”的具体办法是城镇化，首先是人的城市化，让农民转化为市民。既要有政策上疏通转化的渠道，又要有一个对农民转市民的培育机制。但是在现实环境中农民转化成市民的通道也变得日益狭窄。以前的农民主要通过务工、经商、考学等渠道转化为城市居民。而今，土地征收也成了农民转化成市民的重要渠道。但是以上这几种途径在现实环境中的有效性又有多大呢？一是城乡发展长期不协调，并且这些年也没有形成对接机制，进而使得社会保障机制和福利体系都难以担负这一重任；二是城市向周边农村快速扩展，新吸纳的农民不具备城市生存能力，不能迅速地融入城市生活，更有甚者新进入城市生活的农民由于缺乏生存技能而只能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连生存权利都无法保障，同时还增加了城市的负担。

　　过去我们在农村发展中缺乏共享的发展理念，并且在运行机制上又不能将公平正义贯彻其中。那么，城市与农村利益割据的惯性就极易形成。主要表现在农村空心化、田地荒芜、留守悲剧、暴力拆迁、基层腐败以及久访不绝等问题上面。为实现城乡协调、公平发展，我们一方面要找准农村新的经济发展点，另一方面还要以“五大发展理念”为推手更新农村发展的理念，打破农村改革中的“中梗阻”，使全社会回归公平、协调和共享的发展环境。既要纠正农村发展史上理念和制度上的阻碍，又要不断完善各项运行机制，科学地发挥法律和政策的指导作用，充分地挖掘市场对资源的调配功能，实现全社会的整体正义与个体公平。

　　农村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在哪里呢？从农村经济发展的整体趋势来看，规模化生产是土地产权明晰后的必经之路，为此我们应该不断地完善和健全农村当前的发展机制。第一，建立、健全宅基地、农用地产权流转平台，通过产权制度的不断改革来激发农民创新创业的原动力；第二，在生产技术上不断创新，大力防范规模化经营所带来的自然风险，激发农村创新力、抗风险能力；第三，建立劳动力培育和输出机制，孕育新产业和新技能。既要为农业规模化经营培养一批新的建设者和开拓者，又要为农村可能出现的新产业和新技能提供可用人才，实质性地提升农民工的整体素质和工作技能；第四，明确市场和政府的权能。从农村经济发展的整体趋势来看，为抗击农业生产的风险，农业分工会越来越精细化。精细化的动力主要是政府规划和市场培育两个方面。同时，随着农业生产分工精细化程度的不断提高，没有哪个产业，哪一项权力能够完全操控农业的发展。在计划经济和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农业生产受政府的影响大一些，而今市场对资源调配的力量已完全超过了某个部门和某项职权了。那么，市场在农业生产中的作用会越来越大，政府的监管功能也会体现的越来越充分。农作物交易和生产工具使用逐步去政府化，由市场调配。同时地方政府既要防止不法商贩侵害农民利益，又要严厉打击“小官巨贪”“村霸”，让农产品能够按市场规律正常交易，化肥、种子等生产资料的价格受市场供需关系调控。

　　唯有变化才是永恒的。我们要勇于突破农村改革中的“中梗阻”，将农村治理痼疾、顽疾逐一攻关，同时对可能出现的新问题也要及时预防。如习近平书记所言，发展有发展的问题，不发展有不发展的问题。只有以农民需求为风向标，以市场为动力，将农村经济发展与农村治理、社会服务体系、文化建设等各方面协调发展，才能全面落实城乡一体化，实现全社会的公平正义。

　　（作者单位：湖北雄楚律师事务所；来源：作者来稿，昆仑策研究院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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