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兴的云计算、大数据等技术的突破，带来了新一轮科技创新浪潮的到来。而从最近几年全球科技投资领域的情况来看，这一轮创新浪潮，最为典型的特征是“积木式创新”。

　　在上一轮工业革命带来的全球创新浪潮中，中国由于诸多原因未能成为创新源头，但积木式科技创新浪潮到来后，中国重新掌握了进入全球创新链条的关键能力。

　　如果能够尽快赶上世界潮流，转变观念，改善科技创新环境，理顺体制机制，中国很有希望在此轮创新浪潮中取得话语权，抢占制高点。

　　小企业领跑先进科技

　　最近几年，很多中国人对海外科技投资存在着错误解读。但凡提及“海外投资”，人们联想到的一般都是去硅谷、以色列等地，参加中国人组织的活动，投资当地的互联网公司。实际上，这样的路数存在问题。

　　首先，硅谷的创新已经被过度神化了，在硅谷以外，美国富有创新活力的地方不在少数;其次，中国人在海外投资当地还不是经营最高层，并没有占据主流地位;最后，投资互联网企业是场“危险游戏”，因为这些公司缺少知识产权和专利，很容易被别人覆盖，死亡率相当高。

　　相反，一些拥有高科技知识产权的企业虽然名气不大，但实际价值很高。美国有一家名为WiTricity的无线充电企业，是个不折不扣的小创业公司，在中国更鲜为人知，但英特尔和戴尔等电脑厂商2016年要发布的无线充电笔记本电脑、本田等汽车企业即将应用的新能源车无线充电技术，所使用的都是WiTricity的无线充电技术。

　　值得注意的是，在美国，像WiTricity这样拥有先进专利的小公司越来越多。作为海外投资人，要想了解到这些小公司的存在，并与之达成合作的难度的确较大，但不去了解，不去接触，等这些企业由小做大、打开市场的时候再去谈合作，代价将会更大。

　　必须看到，与以往大企业推动科技产业发展的方式不同，本轮科技浪潮是小公司领跑的方式。近期美国杜邦研究院的关闭也表明，越来越多的科研成果是由小公司创造的，小公司正在崛起。

　　所以，如果没能及早地与这些小企业投资合作，错失的将不只是一个先进科技或企业，而是一个先进产业。

　　积木式创新浪潮与中国制造

　　有趣的是，这些科技创新的小企业在形成产业时，已经不再采用传统的线性发展思路。以航天产业为例，按照传统思路，火箭、运载工具、探矿设备、后续其他设备是依次进行的。但现在，这些过程可以同步展开，各有分工。也就是说，将产业各环节模块化，然后再像积木一样组合在一起，我们称之为“积木式创新”。

　　要实现积木式创新，单项领先是不够的，必须通过研发协作，集合多个公司研究之长板，从而做出一个综合性能化优良、满足用户需求的产品。

　　在以往的创新过程中，中国企业习惯与世界500强建立深入合作，与他们共享市场。但现在，这样的策略有些过时了。

　　公开数据显示，从1973到1983年，全球财富1000强公司换了153家，而从2003年到2013年，财富1000家换了172家;从上世纪80年起至今，小公司从在所有公司研发费用占比的5%已经提升到20%以上，大公司的这一比例则从50%以上缩减到35%。

　　因此，中国应该紧盯那些未来可以成为财富500强的公司，与他们及早建立合作关系，打好积木式创新的基础。

　　那么，中国的切入方式，是不是就是投资?

　　未必。资本是一个敲门砖，是产生信任的基础，但从现在的投资情况来看，投资方和这些创新小企业已经形成了一个双向选择的机制，巨额投资已经不再屡试不爽。

　　对于那些海外极具发展潜质的小企业，中国企业需要首先思考的是自己的长板能够给予对方怎样的利益。因为这些小企业本身资源有限，研发、设计等都需要与其他企业协作，他们的创新需要更强大、更低成本的制造能力和更广阔的市场。

　　如果中国企业能够帮助这些先进的小型创新企业提升自己的发展速度和能力，最终将实现双赢。

　　而这恰恰是中国制造的长项所在，中国制造巨大的优势在于拥有产业集群。原料供应需要在一定范围内才能降低成本，而我国原材料和劳动资源丰富，是全球唯一兼具开放和大规模制造的基地。这种直接对接海外创新小企业的开放型生产能力，是其他所有国家都不具备的。

　　新打法紧跟世界科技制造潮流

　　当然，想要对接世界科技潮流，同样需要做出改变和调整。

　　如果说大批量精确量产可以通过工业4.0实现，那么小批量量产就需要侧重柔性制造。目前，柔性制造已成为目前国内外需要重点攻克的问题。如果我国能够尽快引入这种技术，就能在市场中占据重要地位。反之，中国的制造的优势就会逐渐淡化。

　　具体而言：

　　第一，投资者需要站在行业制高点上，进行系统布局。这需要运用大量的数据分析，结合自身对未来的分析，作出对行业趋势的综合判断，提前把握，提前布局。

　　第二，具体和世界科技潮流对接的还是企业，中国的企业家应该积极与海外优秀企业实地接触，交流全球科技趋势，企业家之间的沟通有助于双方寻找互补点，达成双赢。不过就目前而言，我国的企业家们在“软实力”上还有待提高，比如对海外企业的业务模式和合作模式还有待熟悉。

　　第三，政府在政策上要给国内外高科技企业平等待遇，重视制造业领军人物与领军企业。在全球一体化和“双创”的背景下，优秀的高科技公司都应享有高科技待遇。政府应支持中国制造业和国外对接，甚至可以考虑给来到中国的国外小科技企业、与国外高科技企业合作的中国企业高科技待遇，盘活我国制造业发展高科技的信心和能力。

　　第四，建立好开放的科技创新环境。以知识产权为例。中国的知识产权仲裁制度本身比较完善，但在国外还没有建立信任。因为信任的建立需要一个接受过程，可以考虑通过引进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等国际机构进驻、建立智库等方式，搭建世界科技前沿信息平台，实时引入国外先进科技，让国人知晓世界科技的风向。

　　同时，要针对鱼龙混杂的创新领域建立企业甄别机制，对创新企业的专利、授权进行查证，甚至可以直接对接国外最先进技术，争取把“二道贩子”赶出科技创新领域。

　　第五，建立先进科技展示平台和合作示范区。一大批企业的科技水平在展示的同时也得到相互对比，有利于其在对自身实力重新认知的基础上寻找合作。

　　第六，还需要加强社会宣传，注重创新实干，提升社会对世界科技的认知，加强对科技贡献的意识。让更多人的思维从硅谷跳出来，从互联网中跳出来，美国很大，创新也不只停留在“互联网思维”上。世界先进科技的风口很大，更多的投资人来行动，要更多企业家走出去，政府、媒体、公众行动起来，四方面结合起来，抢到风口，中国科技的未来一定是辉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