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中国道路，离不开理解马克思主义。坦率地说，在今天的中国思想界、学术界，马克思主义处在比较微妙的地位。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是载入党章和宪法的指导思想，但另一方面，在现实的工作中，马克思主义却面临着种种质疑和挑战。

　　出现这些现象，是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但在一些场合却处在边缘化、虚无化的地位，这种“名实不副”的状况，对一个大国来说，是不利于长治久安的。随着中国模式的影响逐步增大，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是，在马克思主义和中国模式之间建立联系，认真思考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这笔遗产，说清楚马克思主义和当代中国模式的关系。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可能首先要搞清楚以下几个认识：

　　第一，马克思主义是否还能解释今天的世界？马克思主义诞生于19世纪，当时欧洲刚刚发生工业革命，还处在原始资本主义阶段。而今天的资本主义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社会福利、公共事业、社会公平都比19世纪有很大改善，资本力量也受到一定的抑制。看起来，马克思当年要解决的问题，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已经解决了，今天的西方国家比中国更“社会主义”。所以，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了。

　　第二，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功，是因为坚持了马克思主义，还是因为放弃了马克思主义（或者说“打左灯向右转”）？这种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是一种革命理论，用来指导革命是可以的，但并不适用于搞建设。马克思不是“市场经济学”，世界上经济最发达的国家，学的是西方经济学，不是马克思主义。相反，马克思是反对市场经济的，那些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国家，一天到晚斗来斗去，哪有功夫发展经济。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获得成功，就是因为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现在还在口头上说马克思主义，无非是因为政治需要或者历史的惯性罢了，总有一天要把这个口号放弃的。

　　第三，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即使承认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中国也没有到搞社会主义的时候。这种观点可以叫做“超前论”或者“补课论”。他们认为，马克思说只有在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基础上才能进入社会主义，所以中国搞社会主义搞早了，现在应该补资本主义的课，至于社会主义是什么样，这“谁也说不清楚”。这种观点，自建党建国初期就一直存在，在今天也有很大影响。

　　如何看待这些观点，不仅是理论问题，而且决定着中国下一步的方向。我们在解读中国模式的基础上，把历史扩展到工业革命以来的世界历史，就不难发现，人类依然生活在马克思所揭示的规律中，中国的成功正是由于掌握和运用了这个规律，既充分利用和吸收、又努力超越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国把马克思对未来社会的设想，转化为实现社会主义的路径，这是中国道路成功的内核和根基。

　　中国现代化的实质，就是在资本主义全球体系已经形成的情况下，打破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对中国的约束。那么，为什么中国必须走一条新道路，为什么按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能实现中国的现代化？这些问题，正是由马克思揭示的。

　　马克思主义能否解释今天的世界？可以从这次金融危机说起。金融危机最显著的表现是企业利润率的下降，而“利润率下降规律”正是《资本论》第三卷第三篇提出来的，而且是全书的核心结论。马克思、恩格斯用“利润率下降趋势”这一规律，来解释资本主义为什么会发生周期性经济危机、从而最终将走向崩溃。

　　“利润率下降趋势”的内容并不复杂，其含义是，在剩余价值率不变或资本对劳动的剥削程度不变的情况下，一般利润率会（随着时间）逐渐下降。

　　从一般利润率下降规律出发，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周期理论：资本对利润的追逐，推动生产规模越来越大；同时，由于资本在分配中占有优势，而劳动者的购买力相对下降（无产阶级相对贫困化），产品卖不出去，资本周转中断，企业只能被迫闲置生产力，于是经济危机就发生了。

　　历史证明，马克思的分析是正确的。资本主义周期性地出现生产过剩、消费不足、利润下降的危机，每次危机出现，资本家以及资本主义国家都会通过上述手段弥补利润率的下降，然而，这些手段并不是消除危机，而仅仅是拖延危机，一旦这些措施作用发挥到极限，就会发生大崩溃。经济危机通过一种“创造性破坏”的方式，消除过剩的资本，从而为新的增长开辟道路，这就是资本主义的“历史周期律”。

　　资本主义诞生以来，周期性地发生经济危机，很多经济学流派都对经济危机做出了解释。马克思危机理论同其他学派最根本的区别是，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周期并不是偶然发生的“失常”现象，不是对市场均衡状态的暂时偏离，不是由于投机、政策失误、外部冲击等偶然因素导致的，而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必然导致的结果。

　　《资本论》发表一百多年来的历史，完全印证了马克思的危机理论。资本主义在创造繁荣的每时每刻，也都酝酿着隐患和危机，当资本主义社会自身不能解决这些危机的时候，危机就会以经济崩溃或战争的方式爆发出来，并引发新的社会革命，进入新的经济周期。这种“从繁荣到危机”的历史周期律，是通过五个步骤进行的

　　第一步：社会革命和技术革命引起生产力增长，进入繁荣周期。这时市场还没有饱和，大量土地、劳动力、自然资源处在闲置状态，只要资本进入市场，就能够获得利润，是资本主义生机勃勃的春天。

　　第二步：随着资本不断积累，利润下降规律发挥作用，企业竞争加剧，出现产能和资本过剩。同时，无产阶级相对贫困化，有效需求不足，酝酿着经济危机，这时好比度过夏天，进入秋天。

　　第三步：面对经济下行压力，资本主义国家采取种种措施，延缓和对抗利润率下降趋势。途径包括：

　　——加大对工人的剥削。这是维持资本利润最直接的办法，包括打击工会、压低工资、削减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等。这些措施，从短期和单个企业看，有利于降低劳动力成本、让资本获得更大利润。但从全社会看，却进一步加剧两极分化，让产能过剩和消费不足愈加严重。

　　——放松管制、鼓励“金融创新”。实体经济遇到困难，大量资金进入金融领域，靠攫取实体经济的利润而自我膨胀。1929年全球金融危机和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都发生过金融部门过度膨胀的现象。金融行业过度膨胀还给人造成一种错觉，认为以金融部门为代表的服务业就是产业升级的象征。金融过度膨胀，形成脱离实体经济的体外循环，依靠虚假的信用来维持，一旦实体经济发生波动，就会带来雪崩式的崩溃。

　　——海外扩张。资本主义早期，欧洲国家通过奴隶贸易和对外殖民，克服欧洲本土资源、劳动力和市场的不足。20世纪全球殖民地独立浪潮兴起，西方国家转而通过金融和军事霸权，向第三世界输出资本和产品、廉价占有资源。这样虽然对西方国家暂时缓解危机有利，但后果是南北差距扩大、全球经济失衡。

　　——货币或债务扩张。在经济下行压力下，通过发行货币、鼓励政府和个人负债消费，制造虚幻的消费能力。这一办法在20世纪20世纪80年代之后欧美国家普遍采用，最终导致国家成为债务国家，个人成为“负资产阶级”，债台高筑、甚至终身负债。

　　可见，上述几种办法，是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危机到来时，在其制度范围内对生产关系进行调整，从而缓解危机。但是，这种缓解是暂时的，这些趋势好比给病人吃激素，只治标不治本，一方面能暂时缓解危机，但是从长期看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危机，而是仅仅把危机转移、稀释和延迟了。因此，一旦这些措施的效果发挥完毕之后，危机仍然会发生。

　　第四步：全面危机或战争的爆发。一旦上述手段穷尽，经济危机就会爆发，并引发社会危机，表现为经济下降、泡沫破裂、需求萎缩、社会两极分化。资本主义为了救赎自身利润所采取的那些手段，无一不是为危机的总爆发火上浇油——压低工资和福利，扩大了社会两极分化，更加制约了劳动者的购买力；通过经济金融化（包括房地产化）消化过剩产能，做大了资产泡沫，大量资产的实际价格远远高于实际价值，仅仅是靠预期来维持虚高的价格，一旦其中一个环节出现资金链断裂，就会传导到整个体系，导致雪崩式的倒塌；通过发债和制造通货膨胀来救市，实际上拯救的是大资产阶级，反而扩大了利益集团的能量；通过对外扩张，反而加剧了国际上大国之间的矛盾和南北矛盾，也把发展中国家推向革命的边缘。这些都不是拯救危机，而是让濒临危机的资本主义战车越跑越疯狂，为最终的危机爆发创造条件。

　　第五步：危机和战争引起社会改革或革命，为新的繁荣创造条件，实现“创造性破坏”。世界大战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爆发的最高形式，危机和战争导致泡沫的破灭、产能的销毁、资本的贬值、利益集团的削弱，同时，战争往往需要建立强有力的政府，能够遏制利益集团、重新构建一个比较公平的社会基础，相当于进行了新的社会革命。当然，这种革命伴随着巨大的代价。而在全球体系中的“边缘国家”，经济危机和战争往往导致列宁所说的“战争引起革命、革命制止战争”的情况，两次世界大战都引发了殖民地国家的民族独立运动，这正是一种历史辩证法的体现。

　　读者会问，你上面说的这些，都是马克思那个时代的情况。最近几十年来，资本主义国家已经不存在尖锐的劳资矛盾了，两极分化已经缩小，社会已经非常和谐。马克思曾经预言“资本主义必然灭亡”，但现在资本主义还好好的呀！列宁在20世纪初期就提出，“帝国主义是腐朽的、垂死的资本主义”，但是为什么至今还“垂而不死”、还有强大生命力？

　　答案很简单。西方国家并没有解决危机，仅仅是把危机转移到了广大发展中国家。少数发达国家通过掠夺全世界的资源，在国内建设“福利社会”，缓解社会矛盾，其代价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仍然处在尖锐的两极分化中，而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两极分化，则从来没有解决。

　　的确，二战以来资本主义发达国家进行了改良，采取了一些措施限制资本特权、改善社会公平、提高劳动者的经济和社会地位。比如，发达国家普遍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缓解了贫富两极分化，实行宏观调控和国家干预，使周期性经济危机的波动幅度大为减小，还建立了一些国有企业。对此，20世纪20世纪50年代英国社会主义工党的理论家麦克莱伦认为，二战之后的资本主义同马克思、恩格斯所批判的资本主义已经有了显著差别，表现在资本不再具有支配一切的特权、知识经济让资本家和工人阶级的界限模糊、政府职能扩大到社会生活的各方面、普遍建立了福利制度等，从而他认为，马克思设想的社会主义已经在欧洲出现了。我国很多人也据此认为，马克思主义已经成为拯救资本主义的“良药”，并不需要通过社会主义革命、公有制和共产党执政，就能够解决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了。

　　那么能否据此就认定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评不再有效、现代资本主义已经解决了其内在的矛盾，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已经实现“趋同”了呢？事情没有这么简单。这是因为，资本主义社会能够“改良”，是建立在一系列特殊的历史条件下的。这些历史条件包括：

　　首先，是“二战”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多年来积累的过剩资本、资产泡沫进行了消耗，也削弱了过去的垄断资本集团，从而让二战之后的政府有条件采取措施约束资本、改善社会公平。

　　其次，是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竞争的外部压力。苏联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全民就业、劳动者有保障的国家，工人阶级有很高的社会地位。西方国家为了应对苏联的竞争，防止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不得不也发展社会福利事业。苏联和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支持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工人运动，支持殖民地国家的反帝、反殖、反霸斗争，也给资本主义国家造成了压力。但是，到20世纪20世纪80年代之后，这种外部压力逐步减弱和消失，西方国家的资本特权迅速膨胀，资本的力量大大超越制约资本的力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危机就再度出现了。这就证明，西方国家20世纪50-20世纪70年代短暂出现的资本和劳动处于均势的局面（被一些学者称为“凯恩斯妥协”），只是一系列条件下出现的偶然现象，而不说明资本主义社会自身能够解决其内在的矛盾。

　　再就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高福利”模式，是建立在剥夺发展中国家的基础上的。这样做，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有着历史形成的得天独厚的条件，但是广大发展中国家走这条路没有条件。资本主义制度解决了少数国家发达的问题，但是没有解决大多数国家如何实现发展的问题。资本主义并没有消灭危机，而仅仅是转移了危机。如果没有中国这样的“世界工厂”，西方的福利国家是不可能建成的。正如一句流行语所说——

　　从来就没有什么“岁月静好”，不过是有人替你负重前行。

　　上面的分析证明，资本主义以来200多年的发展，并没有超出马克思的预料。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揭示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将导致利润率周期性下降的规律，迄今为止并未改变。

　　20世纪20世纪80年代以来，欧美国家继续向外扩张，形成了全球“三足鼎立”的分工格局：非洲和南美提供原料，东亚提供劳动力，欧美靠信贷扩张消费，这是一种典型的全球资本主义体系。这种全球分工的不平等，引爆了全球经济危机。这再一次证明，资本主义本身不能消除周期性的生产过剩、需求不足，以及由此带来的两极分化、经济泡沫，因此必须向边缘国家转嫁危机。这也决定了，“边缘国家”要实现现代化，不仅要像西方发达国家当年那样，突破本国传统社会结构（如封建土地制度）等的突破，而且还要突破帝国主义对现代化的抑制，也就是“反帝、反封建”，这是一个比少数发达国家实现现代化艰巨得多的课题。这就是中国革命的合法性来源，这就是革命和建设不可割裂的道理。

　　有网友问道：“为什么没有一个发达国家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建设呢”？这个问题问得不错，也很有挑战性。我们的答案是——今天的发达国家之所以发达，是以对第三世界的剥削为代价的。广大不发达国家已经不可能走西方的道路实现现代化，必须走一条新路。找到这条新路，就离不开马克思主义。

　　从1825年英国确立资本主义制度到1914年“一战”爆发，资本主义经历了“百年和平”，诞生了第一批资本主义强国，这些国家也是今天发达国家的主体。

　　但是，这些国家的人口只占全球不到1/6，当剩下5/6的人口开始追求现代化时，难度要远远大于先行的那些国家。一方面，落后国家不再有遍布世界的殖民地，可以利用全球资源缓解资本主义发展带来的矛盾。另一方面，现有的强国总要用各种办法，维护不公平的政治经济秩序，从而维持自己在全球格局中的金字塔地位。

　　在这种背景下，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必须回答这样的问题：如何在一个被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统治的全球体系中，突破中心国家对边缘国家的抑制，走出一条和西方不同的现代化道路，这就是“中国道路”的世界意义。

　　2016年，是列宁发表《帝国主义论》100周年，《帝国主义论》是马克思主义第一次系统地提出全球化理论，主要观点是：帝国主义是腐朽的、寄生的资本主义；资本输出是帝国主义解决国内矛盾的手段，在帝国主义时代，世界分成了少数高利贷国和极大多数债务国。在列宁的时代，英国是资本主义世界的中心，

　　我们看到这句话就会想到，今天的美国和当年的英国多么相像。对外扩张不仅破坏了落后国家的经济，而且破坏了他们的政治、社会和文化。“帝国主义完成了极少数人对多数人的统治”，而由于殖民地的是有限的，所以对外扩张必然引起战争，

　　列宁还指出了无产阶级应对金融资本的策略：“无产阶级对金融资本的经济政策的回答，对帝国主义的回答，不可能是贸易自由，而只能是社会主义”。

　　历史的回顾告诉我们，马克思发现的规律仍然顽强地起着作用，而且越是遇到危机、越是接近历史的重大转折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力就越强。

　　二战之后，资本主义的剥削改变了形式，从直接的军事占领变成了依靠金融、跨国公司、意识形态输出以及仍然为数不少的军事侵略，这导致了全球经济的失衡。欧美经济走向金融化、债务化，而主要依靠资源输出和劳动密集型产品输出的那些第三世界国家，要么丧失经济收益和经济主权，民族产业被摧毁，要么因为过度依赖劳动密集型产业，背负上了沉重的社会负担、透支了资源和环境，这就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形成全球分工的结果。

　　20世纪80年代，当中国决定打开国门、融入世界经济时，邓小平同志及时提醒，不要盲目乐观，他说：

　　顺便说一句，小平同志在这里说的是：和平与经济发展是“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问题者，困难和挑战也，是尚未实现的、要为之追求和努力的目标，而绝对不是像今天一些人所理解的那样，今天的时代已经成为“和平与发展的世界”，可以主动放弃武装，刀枪入库、马放南山了。

　　前安哥拉总统多斯桑托斯表达过同样的意思，他说：“要建立一种能够达到今天已是发达国家所达到的那种发展阶段的社会，这在现在的历史条件下是绝不可能的”。因为，“造成不发达状态的正是造成经济发达（资本主义本身的发展）的同一个历史进程”这其中的逻辑，正是马克思早已揭示过的资本追逐利润的本性而导致的资本主义历史周期律，这才是大多数发展中大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真正谜底。

　　有压迫就有反抗。20世纪以来，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存在着工人阶级反抗资本主义的斗争。而落后国家的情况则更加复杂，一方面要突破本国传统社会的约束、发展资本主义，但另一方面又要避免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压迫、维护民族利益。这两方面的任务。如果第一方面的任务完不成，就不可能启动现代化，但如果在启动现代化的同时，不能在资本主义全球体系中坚持独立自主，那么发展就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20世纪以来，广大落后国家在现代化道路上，大致走出了四种道路：依附式资本主义、民族主义的资本主义、苏联式社会主义和中国式社会主义。目前前三种道路都已经被实践证明并不成功。

　　依附式资本主义和民族主义的资本主义的共同点都是，在经济制度上采取私有制为主和市场经济，在政治制度上实行多党制民主。其不同点则在于，民族主义的资本主义往往采取一些维护民族利益的措施，包括实施贸易保护、建立一定范围的国有经济、优先发展基础工业、限制外国投资等，这些实行民族主义的资本主义国家，在20世纪50-20世纪70年代的期间，经济增长取得一定的成效，建立了一定的工业基础，也使得南北差距略有缩小。

　　依附式资本主义的典型是“亚洲四小龙”，但亚洲四小龙的崛起有着特殊的地缘环境，对大型发展中国家并没有适用性。到了20世纪20世纪70年代之后，在新自由主义冲击下，原来采取民族主义资本主义政策的国家，也往往走向了依附式资本主义，纷纷遭遇“中等收入陷阱”，出现经济增长停滞、两极分化、民粹主义、社会动荡甚至国家分裂等问题。这些现象表明，迄今为止，无论是民族主义的还是依附性资本主义，边缘国家都还没有走出一条成功的现代化道路。

　　首先，“边缘国家”的资本主义制度，往往不是自发演化出来的，而是在殖民地条件下由外部强加的，这些国家往往没有经过彻底的社会革命，封建制度的约束并没有完全打破，传统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宗族势力、等级文化等的影响还广泛存在。印度建国初期的起点优于我国，耕地资源也比我国优越，但是由于长期是殖民地国家，并未经过彻底的反帝反封建革命，封建土地制度和等级文化成为现代化的制约。即使能够启动现代化，也会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产生裙带资本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从而在经济发展初期就形成较大的分利集团，导致社会两极分化，中断现代化的进程。

　　其次，“边缘国家”既然实行资本主义制度，除非不对外开放，只要对外开放，就必然要加入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之后，这些国家普遍接受了新自由主义理念，取消了过去的贸易保护，实行私有化，吸引发达国家的资本大量进入。这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然在国家之间导致两极分化。而外部资本垄断和挤压本国产业，国民经济命脉被国际垄断资本所操纵，失去独立发展的能力。

　　第三，在政治上，这些国家往往在现代化还没有实现时就引进了西方的竞争性选举民主，本质上是资本主导的民主。西方国家资产阶级主导的政权已经非常稳固，选举结果对政策影响不大。但对发展中国家则不同，竞争性选举带来的后果就是短期行为、社会割裂和民粹主义。政党的行为是短期的，难以产生强有力而稳定的执政党，从而不会对国家建设进行长远性的规划和投入。再加上私有制条件下，很容易形成经济上的两极分化，竞争性选举制度则会加剧两极分化，形成社会割裂和对立，典型的就是泰国近年来多次出现的以“红衫军”和“黄衫军”代表的城乡阶层对立，你方唱罢我登场，难以形成具有长远目标的稳定的政权。

　　可见，在资本主义强国主导的世界体系下，“边缘国家”走资本主义道路，可能对于少数小国来说是有效果的（这就是实现了“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十几个小经济体），但是对于大部分国家来说，并没有这种特殊的资源和地缘条件，改变不了对大国的依附地位，也无法从根本上扭转本国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结构，成为现代化的障碍。

　　“边缘国家”的失败，具体就表现为“中等收入陷阱”。世界银行2007年的一份报告认为，虽然不少国家能够打破最初的贫困陷阱、实现起飞并非常迅速地达到中等收入阶段，但只有很少的国家能够跨越这个阶段，而是常常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之中（Gill and Kharas，2007）。经常用来描述“中等收入陷阱”现象的是拉美等国家的情景，它们大都有过快速增长、又长期处于停滞的经历。例如阿根廷的人均收入从20世纪20世纪50年代初的5000元左右一路上升到20世纪70年代初的8000元左右，然而从1974年到1996年，其人均收入起起落落、跌跌撞撞，在长达20多年时间内一直处于6000～8000元的区间之中。类似的情况有巴西的1980～1995年（5195元）、墨西哥的1981～1998年（6717元）和智利1971～1988年（5597元）。

　　近年来，“中等收入陷阱”成为我国各界关注的问题。以上分析表明，“中等收入陷阱”并不能形而上学地看，并不是说经济发展到中等收入（人均GDP10000美元左右）就必然会出现的陷阱，今天的发达国家在当年并没有出现中等收入陷阱。“中等收入陷阱”的实质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在中等收入国家的表现。之所以形成这个陷阱，根本原因就在于这些国家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无法避免经济的依附性和国内的两极分化，对外没有解决独立自主发展的问题，对内没有解决公平分享发展成果的问题。一些发展中大国的现代化道路曾经取得过辉煌的成绩，但正是没有解决好上述两个问题，现代化道路遭遇挫折。其中最典型的就是拉美国家。“中等收入陷阱”的出现，说明今天的落后国家已经不可能再通过资本主义的道路实现现代化。占世界5/6的人口，需要一条新的现代化道路。

　　“中等收入陷阱”的存在，落后国家走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失败，都说明了一个道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摆脱依附与危机。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切断与资本主义联系，才是一切落后国家摆脱剥削、实现自主发展的根本。

　　19世纪，资本主义进入成熟阶段，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覆盖了全世界，同时也引起了“南方国家”的民族独立运动。1917年爆发的苏联十月革命，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成立，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运动，都是这一浪潮的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学者萨米尔·阿明将其称为“南方的觉醒”，认为从二十世纪起，“边缘国家”已经走上了历史舞台。他特别赞赏毛泽东主席提出的“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的口号，认为中国通过这一口号，让社会主义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形成了统一战线，实现了人民解放和民族解放的统一。

　　对于全球体系中的发展中国家来说，争取社会主义和争取民族利益是统一的，只有走社会主义道路才能打破资本主义体系对落后国家的剥削，也正是因为如此，所以中国用“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联合起来”这个更包容的口号，取代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落后国家只有实现人民的团结、民族的解放以及国家的独立自主，才能在资本主义体系中维护自己的发展权利。

　　[萨米尔·阿明的上述言论,见丁晔. 只有社会主义道路才能摆脱依附与危机--访埃及著名经济学家萨米尔·阿明[J]. 马克思主义研究, 2016(3):16-24.]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创造了经济奇迹。如果缺乏历史视野，往往会从表相出发，认为中国经济奇迹是因为放弃（至少是削弱了）马克思主义的地位，摆脱了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其实并不是这样。

　　前面分别从人类历史发展规律、人和资本的关系的角度阐述了，马克思主义仍然适用于今天的世界，中国的成功得益于坚持用马克思主义认识和改造世界。下面再说，从什么是平等、如何实现平等的角度，中国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和实践，同样是和马克思的思想相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