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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生丨中美贸易战:天下苦美久矣,一致反对美帝霸凌
点击:  作者:安生    来源:昆仑策网【原创】  发布时间:2018-04-10 13:1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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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美国这个全球格局中的“政府+央行+金融资本+军队”并不对人类的共同利益负责,不考虑其它大多数国家人民的生存条件,而只对美国金融资本的利益负责,最多偶尔从维护美国国内稳定的角度,洒一点小钱照顾美国本土穷人,免得他们的生存条件太差,起来造反。维护这种全球格局的是美军的暴力。所以,美军在世界几乎所有关键战略地区都有军事存在,搞“天下布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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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闻联播的一句“天下苦美久矣”,不由得想起了高中时候读过的《六国论》:“六国破灭,非兵不利 ,战不善,弊在赂秦。”


  中国竭三十年之力,避免在发展上升的关键阶段成为美国的直接对手,2018年恐再难避免。正如小平同志预言——这场贸易战,是国际大气候和中国小气候所决定了的,是一定要来的,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只不过是迟早的问题,大小的问题。美国之所以费尽心思地针对中国,其目的很明确,就是要限制和打压这个正在崛起的国家。

 

  如果把全球看做一个国家的话,美国垄断了暴力机关、财政工具、金融机构和舆论工具。与大多数工业国不同,美国经济并不依赖于出口贸易,而是依赖于提供金融业务。美国的金融资本,统治其它国家的产业资本。美国产业机构空心化,大量利润来自金融业,不是美国衰落的标志,恰恰反映了美国金融资本控制全球产业资本。

 

  在今天的全球格局中,只要把美国看成“政府+央行+金融资本+军队”,欧洲、日本看成产业资本,中国看成“产业资本+劳动力”,俄罗斯看成“产业资本+廉价能源”,其它国家为廉价原料和劳动力供应地,就不难理解今天的世界格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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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美国这个全球格局中的“政府+央行+金融资本+军队”并不对人类的共同利益负责,不考虑其它大多数国家人民的生存条件,而只对美国金融资本的利益负责,最多偶尔从维护美国国内稳定的角度,洒一点小钱照顾美国本土穷人,免得他们的生存条件太差,起来造反。维护这种全球格局的是美军的暴力。所以,美军在世界几乎所有关键战略地区都有军事存在,搞“天下布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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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全球军事基地分布地图。

 

  为了维持这种状态,美国要做到两点:

 

  一是要维护美元在国际金融市场中的统治地位,这既包括美元币值相对稳定,也包括阻止任何竞争对手成为可以替代美元的国际货币,后者比前者更重要。

 

  二是要根据全球经济发展规模,输出赤字——只有美国输出赤字,其它国家间国际贸易,才可能有稳定的结算手段。这些国家交易的是美国的债权。这就如同一国政府存在债务,市场上才能稳定存在以政府债权为发钞基础的价值符号一样。

 

  美国的优势工业不多,但都是高科技领域的尖端设备。美国维持这些高科技工业的目的是为了维持其统治地位,尤其是军事优势,而不是为了利润。所以,许多产品严禁出口。美国出口武器和粮食,不是为了换取外汇或者平衡贸易赤字,而是为了维护其统治地位。使用美制武器的国家很难和美国作战。同理,美国花费巨资补贴农业——控制了粮食,就控制了所有农业不能自给自足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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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美元是世界货币,所以美国实行完全浮动汇率——其实,浮动的是其它国家的货币。资本从美国国内流出,相当于拥有美元的美国金融资本,与拥有外国货币的外国银行进行美元和外汇产权交换,并不影响美国广义货币总量。

 

  美国发行的货币虽然不断增加,但是大量货币并不参与美国国内经济循环。反过来,多数国家为了外贸和维护本币相对美元汇率的稳定,都必须持有一定数量的外汇,主要是美元。这些外汇储备,就是体外循环的美元。这些体外循环的美元,主要来自美国的贸易赤字。美国的贸易赤字,类似美国向全球发钞的过程。

 

  美国收紧或放松货币,可以引发其他国家资本外流或涌入,进口商品价格剧烈波动,诱发金融危机或通货膨胀。但是其它国家收紧货币,则对美国没有太大影响。所以,美国制定货币政策,更多的时候是考虑本国国内情况,不必过多考虑商品流动或资本流动——只要不引发金融危机和高通胀即可。

 

  美联储交替推行强势和弱势美元政策,为美国金融资本利益服务:在美元强势时期,外国工业资本获取美元,购买美国国债、债券、股票等资产,美国金融资本利用股票、债券在全球融资,美国金融资本购买其他国家资产,不断向外扩张。在弱势美元时期,美国金融资本减轻债务负担,回购本国资产。

 

  美元弱势,对应非美货币强势。这时大批热钱涌入非美国家投机推高泡沫。当美元转强前,这些热钱撤退,非美国家损失大量美元储备。美元转强后,非美国家泡沫破裂,经济崩溃,美国金融资本回到非美国家,廉价收购各种关系国计民生的行业的股权,控制非美国家经济命脉。经过剧烈的经济震动,非美国家货币贬值以后,出口贸易逐渐恢复,积累外汇储备,购买美国股票、债券、国债,美国金融资本向全球融资,经济开始新一轮循环。这就是俗称的“剪羊毛”的过程。这个过程与金融资本坐庄,利用金融市场,反复收割、玩弄中小资本异曲同工。

 

  因为美国主要输出的产品并不是工业品,所以长期推高美元对美国就业的影响,不如对其它出口导向型国家的影响大。反过来,周期性的汇率波动,对美国金融资本有极大的好处——美元汇率波动时,如果以美元为参照系,就是非美货币汇率逆向波动。这种周期性波动,给非美国家造成损失。有损失者就有受益者。受益者就是与非美国家做对手盘的国际金融资本,明确地说就是美国金融资本。

 

  中国的亚投行和“一路一带”计划,明显会动摇美国的立国之本,触动美国的核心利益。

 

  如果亚投行的资金运转建立在美元基础上,那么就是抢华尔街、世界银行和IMF的生意,是他们有力的竞争对手。如果亚投行的资金运转是建立在人民币的基础上,那么不但抢华尔街、世界银行和IMF的生意,还要动摇美联储的世界央行的地位。如果美联储的地位动摇,大量金融交易不在通过美联储或华尔街的平台,那么美国的金融资本自然无法保住全球金融资本之主的地位。

 

  “一路一带”的核心目标地区,是阿拉伯、非洲东海岸和中亚地区,这些地区是世界能源中心。工业时代,能源是最重要的大宗商品。如果默许中国把触角伸到这些地区,并且建立巩固的基地,那么美元作为全球大宗商品结算货币的地位,迟早会被人民币取代。最终,美元将丧失国家货币的地位,全球金融霸主将会易主。

 

  美国金融资本统治全球产业资本,是美国的立国之本,一旦美国金融资本失去全球资本统治者的位置,就失去了主要经济来源,也就难以保住世界金字塔的王位。美国显然不愿意自动从全球金字塔顶尖退位,退到全球工厂的位置。

 

  夺人钱财杀人父母,二王相争不共戴天。中国虽然一再宣称只想主导亚洲,但是亚洲是全球的一部分,阿拉伯中亚地区是全球战略最关键的部分,主导了亚洲,控制了欧亚大陆,下一步就不难问鼎世界。这是傻子都看得出来的。

 

  王者的更迭,没有不经历一场战争的。前一代君王用尽全部伎俩,最终被彻底击垮以前,是不会主动退位的。所以,美国必然采用一切手段阻止中国金融资本扩张。对美国来说,即使直接不使用武力,也可以采用多种手段扼杀中国金融资本的扩张。正如小平同志预言——这场贸易战,是国际大气候和中国小气候所决定了的,是一定要来的,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只不过是迟早的问题,大小的问题。

 

  美国军事力量有压倒性的优势,拥有军事优势,就拥有最终否决权。经济是政治的基础,军事是政治的延续。政治决定经济规则,军事决定政治格局,经济决定军事实力。在科技实力没有超越美国以前,希望否决美国的军事优势,建立对中国有利的政治格局,建立为中国利益服务的经济游戏规则,是不现实的。具体到金融领域,由于美军的支持,所以美联储相当于全球央行,制定全球金融的游戏规则。中国的金融系统是建立在美元体系上的,人民银行相当于美联储的下属,地位甚至不如华尔街的大型金融机构。商业银行、投资银行决战央行,绝无成功的可能。除非人民银行脱离美元体系自立,或者说人民币脱离美元独立,而这种自立需要中国拥有独立的势力范围,这也是解放军目前军力做不到的。

 

  目前看,美国在两条腿走路。

 

  一是政治、军事手段阻止中国军事力量扩张,使中国的海外投资无法得到有效保护,打击中国海外投资。沙特轰炸也门、美国军机迫降台湾,都与遏制中国扩张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

 

  二是对华发动金融攻击,诱发经济危机,使中国金融资本扩张胎死腹中。后者比前者更致命,成本更低,更容易,也更加一本万利。

 

  后发国家的工业化过程,如果能尽量充分地利用发达国家的技术、资金、资源,就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发达国家乐于利用后发国家相对廉价的人力资源,于是双方达成一种短暂的合作关系。

 

  另一方面,后发国家的崛起又难免改变原有国际分配格局,引发与原有发达国家之间的矛盾——后来者要分一杯羹,必然威胁原有发达国家的既得利益。随着后发国家的工业化水平不断提高,最终难免与原有发达国家发生经济冲突,最终引发政治冲突,甚至军事冲突。发达国家会使用技术封锁、资金封锁、资本渗透控股、物资封锁、政治孤立甚至军事打击等一切手段遏制后发国家的崛起,希望后发国家停留在廉价劳动力、廉价资源提供者的地位上。后发国家则必然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使用一切手段试图冲破这种封锁,为自己在全球金字塔的顶端谋求一席之地。丛林世界,小国可以选择做列强的跟班,大国的命运只有两种,宰割别国或者被别国宰割,谁也不愿意做猎物。

 

  新中国的经济发展史,即可以用这样的观点分析。

 

  1950年-1958年,中国在经济上倒向苏联,获得了巨大的发展。拙作《浅议毛泽东》中曾经分析过,这时中苏合作有两个基础:

 

  一、苏联在二战中损失了大量壮丁,需要利用中国的人力资源稳定东北亚局势,节约本国人力,复员大批军队,让青壮年脱下军装参加战后回复重建。

 

  二、赫鲁晓夫抛出秘密报告后,赫鲁晓夫在苏共党内、苏联在社会主义阵营内,合法性都受到巨大的冲击,需要毛泽东和中国力挺其合法性。与之对应,中国则需要苏联各工业技术。于是,在1950年代,中国以不可思议的速度,迅速进行工业化。

 

  1950年代末期,苏联壮丁逐渐恢复,赫鲁晓夫在苏共的地位和苏联在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内部的地位逐渐稳固,中国逐渐触碰到苏联为中国设定的玻璃天花板。于是,苏联开始试图控制、阻挠中国进一步发展。具体表现为试图向中国开展军事渗透,同时压缩技术援助的规模和水平。

 

  建国前三十年的经济史可以分为四步:苏联扶着走;苏联不扶着走,自己学走路,没控制好节奏和步法,摔了一跤;某某想退回去爬着走;主席不同意,蹒跚着往前走,同时希望和美国搞好关系,向美国借力。

 

  除了第一步比较顺利外,后三步都是磕磕绊绊。虽然取得了惊人的成果,但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明显没有1958年以前顺利——有人扶着走,就走得比较快,比较稳,比较顺利。自己蹒跚着走自然不太顺利。

 

  如果能利用美国的技术、资金和美国经济圈的资源,结合中国庞大的人力资源,中国经济就能迅速腾飞,这是主席晚年一直希望与美国改善关系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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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

 

  虽然经过不懈努力,1972年即实现了尼克松访华,但是阴差阳错,中国利用美国的技术、资源则是在主席去世、尼克松下台以后实现的。与中苏蜜月类似,中美蜜月的合作目的也有两个:

 

  一、美国希望利用中国庞大的人力,结合美国的武器技术,遏制咄咄逼人的苏联;

 

  二、美国希望在与中国的合作中,不断推动对中国的和平演变。

 

  随着苏联解体,第一个目的的合作基础已经不复存在。第二个目的在29年前早已图穷匕见,目前仍在积极推动中。正是因为第二个目的存在,所以虽然苏联解体了,中国国力不断强大,美国却仍然默许中国留在美国经济圈。从另一个角度看,中国默许美国在一定程度上搞小动作,比如意识形态领域的积极渗透,比如各种颠覆活动,也是留在美国经济圈必然支付代价。

 

  目前,类似1958年中苏关系破裂前夕,中美继续合作的基础已经很难维持下去了——一方面,中国早已触碰了美国为中国设定的玻璃天花板,另一方面,美国对中国的和平演变经过几十年润物无声的积极推动,已经到了随时可能策动颜色革命让中国高层忍无可忍的地步。

 

  与苏联在一夜之间撤走全部专家,让中国经济停摆类似,美国也会使用一切手段打击中国经济,遏制中国崛起。中美经济分道扬镳,只是时间问题。

 

  不可否认,中国在过去30年中,充分利用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控制的全球经济圈的资金、资源、技术,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同时也缓解了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由于可以利用境外投资,投资不再受制于国民总产品扣除基本消费之后的剩余产品的上限限制,经济发展速度大大加快。主席时代积累的大量高素质的廉价劳动力结合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资本,使中国在短时间内成为了世界工厂。这就如同企业可以利用银行贷款,可以大大加快发展速度一样。

 

  但是,另一方面,中国经济受外界经济影响发生恶性经济事件的概率,也开始逐步加大。这就如同利用银行贷款的企业也必然受制于银行一样。

 

  中国试图开始建立自己的经济圈,充分利用这个经济圈之中的资金和资源。但是,截至目前,世界上还没有未经历一场战争便建立属于自己的经济圈的先例。建立本国经济圈,使本国资本在经济圈内具有优先权,可以充分利用各种资源,必须首先彻底否决圈内其它国家或政权的暴力,使之成为本国暴力的附庸,使其不能干涉本国资本对当地资本的征伐——否则,一旦本国资本占上风,他国暴力就会出来干涉。那样的话,本国经济圈是建立不起来的。考虑到中国要建立的经济圈将是在美国既有经济圈的基础上,是在美国人的地盘上划出属于中国的地盘,就不难理解在中美之间发生一场激烈的正面冲突、中国最终胜出之前,这样的经济圈是建立不起来的。

 

  所以,中国目前面临的局面与1958年颇有相似之处。当时,中国即将被苏联开除出苏联经济圈。今天,中国即将主动或被动脱离美国经济圈。一旦脱离美国经济圈,中国又将回到自我摸索,不能利用境外资金、资源的时代。

 

  有观点认为只要中国加大对外开放的力度,加紧与美国经济圈结合的紧密程度,美国就难以开除中国。这种观点是有待商榷的。加大对外开放程度,也就加大美国对中国经济渗透的程度,这就如同企业越依赖于银行,银行对企业控制力越强一样。另一方面,也越便于美国对中国采用极端手段,打击中国经济。一旦美国资本长驱直入控制中国经济,中国将不得不采取国有化境外股份等激烈的手段,主动切断与美国的经济联系,脱离美国的经济圈。

 

  可以预期,为了维护经济安全和政治稳定,中国很可能要违背自己在入世时作出的一些承诺。那时就意味着中国将主动脱离美国经济圈,不脱离就必然被同化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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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荐著作《卢瑟经济学》。

 

  一旦脱离美国的经济圈,自己的经济圈没有建立起来,那应该怎么办?

 

  脱离美国经济圈必然对中国经济产生冲击,但是局面并不是绝望的。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要做五件事。

 

  一、尽力减小金融危机破裂对经济的伤害,放缓人民币国际化步伐。人民币国际化可以认为是人民币自由流通于世界,也可以认为是美国金融资本可以自由进出中国。避免美国金融资本趁中国金融危机时期,向中国国内渗透,控股关系国计民生的关键行业。尤其应该警惕所谓的混合所有制改革。

 

  二、推动社会主义改革,消除贫富差距。改善多数人的基本生活水平,使多数社会劳动者生活水平提高的速率与经济发展保持一致,避免少数人聚敛过多财富,降低金融危机的风险。通过缩小贫富差距增加内需,减少就业率对出口和投资的倚赖。

 

  三、尽快提高基础工业水平,全力争夺军事科技优势,争取在航空发动机等关键领域实现突破。只有取得科技优势,获得军事优势,才可能在未来的扩张中占上风。

 

  四、在取得军事优势的基础上,远交近攻,支持第三世界国家反抗美国压迫,在美国后院放火,逐步向亚太地区扩张势力范围。尽量脱离美国控制的金融圈,建立由中国控制的经济圈,避免遭到美国的周期性金融打击。

 

  五、只有在亚太地区取得绝对优势之后,才能染指中东、中亚和非洲东海岸地区。没有压倒性实力优势以前,实行蛙跳式扩张,不愿意稳扎稳打,必然被上屋抽梯。

 

  “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在实力不济的时候,与其心存侥幸,孤注一掷,不如潜心静修,等待时机。从白登之围到封狼居胥,汉朝隐忍了81年。须知,耐心是一种美德。

 

  今天的时代,仅仅有核弹已经不能保为本国的安全了。

 

  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后,资本主义世界建立了以美元本位为基础的金融体系。所有加入这个体系的国家,都是在美元搭建的舞台上跳舞。

 

  金本位时代,各国金融系统的地位是平等的。美元本位时代,各国金融系统的地位是不平等的。以美元为主要储备发钞的各国的央行,理论上都是美联储的下属。美联储是央行中的央行。美国放松货币,这些国家就要放松货币,美国收紧,货币这些国家就要收紧货币。否则,这些国家的外汇储备就会出现不可逆的变化,最终难以维持稳定的汇率。反过来,这些国家的货币政策,对美国毫无影响,只能引起本币汇率的波动。

 

  那些实行浮动汇率制,不与美元挂钩的央行,其货币汇率则受国际金融市场影响,剧烈波动。——那么,国际金融市场受谁操纵呢?还是美国。

 

  本币汇率剧烈波动,极不利于在美元本位的世界中开展国际贸易,更容易引起热钱的大进大出。热钱的大进大出,完全可以诱发金融危机——先把泡沫吹起来,然后再刺破泡沫,热钱挣得盆满钵溢,受害国经济崩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救援为名,要求受害国签署城下之盟。多说一句,索罗斯就是美国的御用刺破者之一。这厮每次干完坏事,还要指责受害国。如同强奸犯在施暴以后,指责受害女子夜晚外出,没有安全意识一样无耻。

 

  既然知道这样的风险,各国为什么还要加入由美国控制的国际金融体系呢?原因很简单。因为能源、粮食、矿石等大宗商品需要使用美元结算。大多数国家,由于地理、商品结构因素等原因,都需要进口这些商品。这些商品成为国际贸易的重要商品。购买这些商品的货币,自然成为世界货币。至于为什么购买这些商品要用美元,那就要问美军了。

 

  苏联时代,苏联为主体的经互会,形成独立的经济循环,绝大多数产品自给自足,极少数商品可以易货交易,不必加入美国控制的经济循环和金融体系,也不在乎美国的金融打击。

 

  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俄罗斯的经济循环不再自给自足。从苏联末期开始,苏联(俄罗斯)就向西方敞开了市场。于是,大量制造精美西方消费品进入俄罗斯,俄罗斯本土制造业的商品很快就被排挤出去,俄罗斯企业纷纷垮台,必须靠出卖石油换取其它商品。当时,主流经济学家宣扬的是加入世界经济循环,提高效率,就能更快发展,全民幸福等等等等——虽然从叶利钦的时代,俄罗斯人就没幸福过,但是俄罗斯还是半推半就地上了贼船。

 

  去年,俄罗斯合并克里米亚的时候,美国曾发出威胁。当时,俄罗斯置之不理,还展示肌肉向美国示威。俄罗斯有白杨导弹,有AK74,美国愿意来就来。

 

  美国真动手了,俄罗斯傻眼了。俄罗斯之熊,也许有强劲的肌肉,但是其体内流动的血液,却受美国控制。石油暴跌,卢布暴跌,可以直接造成俄罗斯政府财政危机,贸易逆差,资本外逃,俄罗斯资产下跌,导致金融危机。不仅如此,经济危机必然酝酿政治危机。不知道俄罗斯人同仇敌忾还能维持多久,他们支持普京还会支持多久。

 

  截至目前,美国除了要收紧货币以来,几乎什么公开的事情都没有做,各国已经哀鸿遍野。美国发生金融危机的时候,各国在劫难逃;各国发生金融危机的时候,美国可以大肆收获战利品。这就是美国控制的世界经济金字塔之中各国不平等的地位的表现。

 

  用金融手段摧毁一国经济,兵不血刃地战胜敌国,这是美国的特权。只要加入美国控制的世界金字塔,就要给予美国这种特权。

 

  中国也面临同样的问题。

 

  毛泽东的时代,中国经济自给自足,不受外来影响。改革以后,这种局面发生了改变。

 

  劳动力成为商品,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资本控制生产,贫富差距扩大,有限的内需无法实现充分就业。这种困境在90年代初就很清晰了:经历过80年代末大规模通货膨胀,治理整顿,美国制裁出口受限,内需严重不足,市场极度疲软。竞争性国企大规模倒闭,便是这种困境的表现。当时,如果没有当时竞争性国企给工人开工资维持基本生活,江浙地区生产消费品的民营企业,也会大面积倒闭。

 

  中国的对策,一是在朱相的时代通过人民币贬值,加入世贸组织,向世界出口商品,二是大规模搞基础设施建设,也就是投资拉动经济。今天中国向世界出口的商品,其实出口的是中国的劳动力——俄罗斯出口的是石油,中国出口的是劳动力。97年,人民币刚贬值不久,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其它亚洲国家货币暴跌,中国出口优势大打折扣。朱相为了让就业不太难看,只好搞“积极的财政政策”基础设施建设。2008年出口暴跌,后人重蹈覆辙。

 

  只要不改弦更张,迟早还要重蹈覆辙。自从走上市场经济的道路,就业率就很难自动达到不引发社会动荡的水平。选择无非是两个,增加出口、扩大投资。前者往往需要贬值,后者则需要印钱。毫无疑问,印钱也酝酿贬值。

 

  当然,中国今天还想向世界范围进行资本扩张。不过,中国的海外投资,没有解放军的保护,是根本不安全的。问题是,解放军准备好了吗?

 

  (作者系昆仑策研究员,经济学博士 ;来源:昆仑策网【原创】)

 


 

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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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贸易战之外,美国还有这三大后手……

  作者:投资哥;来源:海外投资政策


  在贸易领域之外,美国可能对中国采取什么后手?这些手段可能给中国宏观经济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一、美国擅于多维打击,贸易外后手难避免

 

  从历次美国与各国的贸易战中可以看出,美国擅于在投资、汇率、技术等贸易之外的领域采取多样化手段对目标对手进行多维打击。

 

  在1985-1995年的美日贸易战中,美国通过签署《广场协议》获得了综合的战略优势,并在贸易、金融、汇率等维度对日本进行多维打击,不仅有效压缩了日本对美国的贸易顺差,还大幅刺激了日本对外投资与国内地产金融泡沫的膨胀,同时日央行受制于《广场协议》,货币政策空间不大,最终日本在贸易战中完败,迎来“失去的20年”。日本的经济实力虽然强大,但日政府缺乏战略眼光,且反制手段单一温和,导致了日本在贸易战中处处被动,难以招架。

 

  目前中美贸易战面临升级风险,同时美国在贸易领域外的外商直接投资、人才技术流动及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有对中国加强限制的趋势。对中国而言,除了针对贸易制裁做好防范举措外,也需要就美国贸易领域外的后手进行防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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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美加强直投领域审查,知识产权或为主要抓手

 

  近期特朗普政府在对中国进行贸易制裁的同时,也在加紧制定限制中国投资的方案。考虑到“301调查”主要针对知识产权领域,美国或利用知识产权作为主要抓手,加强在直投领域对中国的限制,从而对中国进行更加严密的技术封锁。

 

  1、中国对美直投增长显著,渐成提升技术新方式

 

  随着对外投资的系统性支持政策不断跟进,2007年以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增长显著,其中对美直投规模更是加速增长,其增幅远超中美贸易顺差的增速。2016年,美国已超越欧盟和东盟,成为中国对外投资规模最大的目的地。

 

  另外,由于中国海外直投中有一大部分是通过中国香港、海外第三方国家及开曼群岛等避税天堂直接向美国投资的,并没有上报中国商务部;加上中国对美投资也可能转向别国,所以中美官方在双方直接投资规模上的统计数据存在较大差异。按中国统计数据,2012年中国对美投资规模就已经超过了实际利用美资规模,中国在中美双向投资中已呈净投资状态;按美国统计数据,截至2016年,中国对美投资规模仍未超过美国对华直投规模。但中国对美直投增速超过美国对华直投增速已是共识。

 

  随着中国对美直投规模显著提升,中国对美直投的范围也有所扩大。2014年之前,中国对美直接投资主要集中于地产租赁、银行、运输设备、初级金属制品与批发贸易领域;2015年后,中国对美直投范围扩大到电子、非银金融、信息与科技领域。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在电子、非银金融、信息、科技等技术密集领域对美直投的规模增速显著高于其他行业,可谓爆发式增长。

 

  中国自改革开放后就采取了“用市场换技术”的方式来获取西方的工业技术与先进管理。由于中国起步较晚,基础较差,西方并不先进的技术在当时的中国看来已比较先进,所以西方起初并没有对中国的“市场换技术”策略产生过多的反感。各大跨国企业看中了中国内地庞大的潜在市场,纷纷用其并不十分先进甚至已处淘汰边缘的所谓“先进技术”来换取进入中国大陆这个黄金市场的敲门砖。但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与科技水平的迅速积累,中国需要的技术越来越接近全球最先进的水平,考虑到先进技术的高研发成本及中国企业强大学习能力的潜在竞争力,西方企业越来越难以接受中国“用市场换技术”的方针。在该背景下,中国企业利用积累的资本进行海外并购投资来获取所需技术正成为提升技术水平的新方式。

 

  除了海外并购之外,以“BATJ”为首的中企近年来也开始进行创建投资(即“绿地投资”)与早期项目投资。由于部分领域中国企业的科技水平已不亚于美国企业,加上美国拥有强大创造力的人力资本,中国移动、华为、阿里巴巴、百度、京东、苏宁等中国科技企业纷纷开始在美国加利福利亚洲等科技人才密集区域建立研发中心,平安、腾讯、阿里巴巴、中源协和、药明康德、丽珠医疗等集团则针对美国的生物科技与软件公司进行了早期投资布局。

 

  整体上看,随着中国企业竞争力的增强,“以市场换技术”的策略逐渐被西方企业所排斥,海外直接投资正逐渐成为中国企业获得先进技术的新方式。中国海外直投的规模增速显著提升,投资范围也从传统行业向技术密集领域拓展,中企在并购美企的基础上,逐步增加了对美国的创建投资与早期项目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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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美国或加大投资审查力度,中国海外投资恐面临冲击

 

  在当地时间3月22日中午,特朗普签署贸易备忘录。内容除了针对中国向美国出口的600亿美元商品进行征税外,还有限制中国企业对美投资并购的相关内容。白宫准备增加中企收购美国先进技术和投资美国企业的难度,并指示财政部列出法规来管理中国投资。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也在最近表态美国政府的目标是破坏“中国制造2025”计划。目前美国财政部正考虑采用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等选项限制中国在半导体与5G通信等领域的投资,不排除未来会就限制投资领域进行扩张的可能。

 

  通过研究美国审查外资投资的制度可以发现,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是美国对外资的投资行为进行审查的核心机构。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是典型的跨部分机构,1988年由财政部牵头经贸、安全、司法等领域的多部门共同组建。除美国财政部外,国务院、司法部、国土安全部、商务部、国防部、能源部、贸易代表办公室等职能部门均在其中,另外还有7个白宫机构参与。成立初衷是通过对有投资美国意愿的外资进行审查来判断其是否会对国家安全造成隐患,还有外国投资审批制度与之配套。

 

  外国投资委员会最早可追溯至1974 年国会通过的《外国投资研究法》,但当时对外资进行审核的职权主要分布于财政部和商务部。直至1988年通过《埃克森—弗罗里奥修正案》,总统拥有了否决外国投资者兼并购提案的权力,外国投资委员会也被赋予调查与建言的职权,自此,外国投资委员会成为国家安全审查中的“看门人”。

 

  21世纪初“9·11”事件的爆发提升了美国对国家安全的要求。国会通过《国家安全外国投资改革和加强透明度法案》与《外国投资与国家安全法》之后,经过改革的外国投资委员会职能得到强化,外国投资委员会负责审查,总统最终决策,国会进行监督的国家安全审查体系也得以建立。外国投资委员会可根据具体情况适当延长审查时间,在一定的条件下还可重审过往交易,涉嫌恐怖主义的兼并购提案的结案还需总统批准。

 

  尽管外国投资委员会的主要职能是审查外国投资以保障国家安全,但由于委员会成员出自不同部门,代表的利益方并不完全一致,所以在审议外国投资案中也存在分歧。加上国家安全并无法律细则规定具体内容,委员会化解分歧时缺乏具体依据,进而导致委员会审议时标准并不统一。

 

  此次白宫针对中国投资增大限制的要求必将体现到外国投资委员会具体的审查过程中,中国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对美国技术与项目的兼并购投资案通过审查的难度将进一步增加。我们认为美国增加中国投资的限制有长短期两个因素:①短期因素主要是在中美贸易博弈升级的背景下,限制投资作为附加手段能够扩大美国对中企制裁的效果。②长期因素则是中国经过多年的追赶,在人工智能、通信等部分领域的技术水平已经接近美国,甚至与美国相当。美国精英阶层对此深感忧虑,逐渐开始形成即使牺牲短期利益也要遏制中国上升势头的共识,因为中国技术进步过快将有损美国的整体利益。

 

  整体来看,在美国加大对中国投资的审查背景下,中国的海外直接投资将面临较大冲击,通过海外直接投资获取技术的难度也将显著增加。即使中美贸易局势有所好转,美国增加中企投资限制的趋势或仍将继续,中国可能更加需要将提升技术的重心放到自身的技术研发与积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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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01条款”调查结果关键,知识产权或为美主要抓手

 

  3月23日,美国根据301调查结果宣布计划对6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征收25%的关税,其中航空产品、信息通信、机械、现代铁路、新能源汽车等高科技领域成为制裁的重点,具体的商品清单将于三月底或四月初公布。届时可能还会有限制投资的相关法律条文出台。美国声称进行制裁的根据是中国在知识产权领域强制技术转让侵犯了美国的利益。我们不能排除美国通过301条款调查宣布中国全面违反知识产权保护,从而对中国在美国的高科技行业直接投资实施更加严厉制裁的可能。

 

  我们认为,无论是贸易范畴还是投资领域,知识产权领域都会成为美国的主要抓手。与以往通过贸易摩擦换取短期利益不同,此轮中美贸易战爆发的背景是美国精英阶层对中国的态度由接触(Engaging)转为遏制(Containing),作为遏制中国的工具,美国此轮对中国的制裁可能包含着美国政府更多长期的考量。

 

  联系到中国对美投资渐成获取技术的新方式,美国政府或在审查外国投资的法规中增加对先进技术领域的投资限制。考虑到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审议标准的较高灵活度,实现对中国投资美国关键领域与先进技术的“定向歧视”恐非难事。而知识产权保护可能会成为外国投资委员会、商务部等美国政府相关部门的托辞。


  尽管两周内即将公布的商品清单会对中国利益形成短期冲击,但我们认为,届时公布的投资限制条文可能会对中国的技术提升渠道产生更深远的影响。在遏制中国崛起渐成美国精英阶层共识的当下,如何利用现有资源在美国技术封锁趋严的环境下实现科技领域的“弯道超车”将是中国面临的重大时代课题。

 

  三、人才流动或受限,留学审核恐趋严

 

  我们认为,美国在限制中国投资的同时,还将采取限制人才流动、加强留学审核等措施。这些措施是美国遏制中国的战略在不同领域的体现。我们认为,未来美国对接触核心高端技术的华人学者的戒心将有所提升,中国学生留学美国的审核也将趋严。

 

  1、专项计划效果显著,海外人才加速回流中国

 

  2008年12月,中国实施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的“千人计划”。截至目前,“千人计划”已分12批引进逾6千名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涵盖生物医药技术、能源资源环境、经济金融管理、信息科学技术、高新技术产业、工程材料、化学化工与数学物理等多个领域。除了中央层面的“千人计划”外,各地及部委也设立了相应的地方引才计划与部委引才计划。

 

  在各专项引才计划实施后,我国留学人员回流率从2008年前低于40%的水平上行到80%附近,海外人才回流明显加速。伴随着海外人才回流,中国在各学科及产业的科研或技术的进步均有所提速。全国专利申请受理数也加速上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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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美展开调查华人学者,留学审核有趋严可能

 

  2018年2月15日,联邦调查局(FBI)以诈骗罪逮捕了前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教授、著名机器人专家席宁。2月22日,美国司法部宣布曾在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NOAA,隶属于美国商务部)大西洋海洋学与气象实验室(AOML)任职的海洋学家王春在因接受中国薪金而获刑。两位科学家在离职之后几乎同时被美国执法部门逮捕甚至被司法判刑非常少见,联系到两位的华人身份和席宁作为中科院“百人计划”成员、王春在作为中组部“千人计划”与教育部“长江学者计划”成员的事实,我们认为这是美国正在严密调查包括“千人计划”、“长江学者计划”等中国引进海外人才的若干专项计划中在美国大学与科研机构工作的华人学者的结果。

 

  尽管前些年也有华人学者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被逮捕的事件,但并未如此紧密地发生。由于美国在1996年通过的《经济间谍法》(EEA)将窃取商业机密或知识产权等无形资产认定为刑事犯罪,所以华人学者多被指控为违反《经济间谍法》。我们比较近20年美国政府起诉的与《经济间谍法》相关的案件数量可以发现,在加大引进海外人才的2008年之后,中国更多的被指控为经济间谍案件的受益方。这还不包括以其他名目遭到逮捕的案件(如:陈霞芬案、郗小星案等)。从近二十年美国政府指控违反《经济间谍法》的被告人族裔分布也能看出,美国政府对华人的指控比重显著上升,由2008年前的17%上升为2008年后的52%。可以看出,针对华人学者的调查与指控并非特朗普上台后才出现的新情况,而是在中国加强引进海外人才后美国政府有趋势性的行动,并不会因为总统大选或党派斗争而废止。

 

  2018年2月16日,FBI局长克里斯托弗·雷(ChristopherWray)在国会听证会上称几乎所有领域中学习和工作的华人教授、科研人员、学生都有可能秘密地在为中国政府收集情报,可被视之为“非传统的情报收集人员”。并认为在美华人学生和学者是美国国家安全的威胁,需要美国全社会关注应对。另外,中央情报局局长等多名美国高官也对此发言表示附和。考虑到FBI局长克里斯托弗·雷发言仅发生在席宁被逮捕的后一天,该发言也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了美国近年对华人科学家加强调查并采取强制措施是对中国加强引进海外人才从而实现技术进步的恐慌行为。

 

  在中国科技加速进步的当下,美国政府大概率将针对华人高科技人才向中国的流动实施更加严格的限制。这对中国的产业升级与科研工作将是非常不利的冲击。另外,考虑到华人学者原先大多是赴美留学生,可以预计美国大学未来对吸收中国留学生可能变得更加严格,这将会影响我国的人力资本积累,从而给中国的产业升级与技术进步制造障碍。在该背景下,我国不得不减少对美国甚至海外人才培养机制的依赖,同时需迫切提升国内人才培养的效率,进而为中国的科研进步与产业升级提供人力资本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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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美或返多边贸易谈判,联合盟友对中国施压

 

  从近期美国政府的表态看,若TPP协议经过适当修改,美国有重返TPP的意愿。联系到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重新谈判仍在推进,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有可能达成新的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协定。美国或以此为范本针对目前的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展协定(CPTPP,又称“11国TPP”)进行修改并最终实现重返TPP。若美国多边贸易谈判进展顺利,中国或成为美国及其盟友运用多边武器进行全面施压的对象。

 

  1、多边平台各国群龙无首,美国有望重返担当“领袖”

 

  2009年与2013年奥巴马分别宣布美国加入TPP谈判与TTIP谈判,其中TPP被视为遏制中国崛起的大战略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在2017年1月20日,特朗普上任当天就宣布退出TPP,并在三天后签署退出TPP的行政命令,导致TPP的GDP规模由原先全球经济总量的38.2%降为13.5%。虽然日本、越南、澳大利亚、加拿大、文莱、智利、马来西亚、墨西哥、新西兰、秘鲁、新加坡等11国在2017年11月11日达成继续推进TPP的共识,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更名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全面进展协定(CPTPP)”,并于2018年3月8日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举行协定签字仪式,但从澳大利亚、日本等国的表态来看,各国还是显得群龙无首。日本目前虽担当起CPTPP的领导角色,但美国这个巨大市场的失去,无疑将显著减少其他国家参与该协定的吸引力,各国在争议条款上可做出的妥协空间也会有所压缩,这增大了部分条款达成的难度,也降低了整个协定给成员国经济前景带来的提振。

 

  2018年1月25日的达沃斯论坛上,特朗普声称在TPP条款经过深层次的谈判并取得成效后,美国愿意重新加入TPP。2月27日,美国财长努钦在一场美国商会投资峰会上表示,美方正在讨论重返TPP的事宜,也同相关国家开启了多次的高级别对话,并形容特朗普态度为““愿意协商”。美国政府态度的大幅转变给美国重返TPP并担当领袖提供了可能性。联系到CPTPP成员国目前在缺少美国的情况下对该协定带来作用的预期有所降低,且难以达成进一步共识的背景,美国重返TPP或将成为各成员国翘首以盼的事情,只是在协定的商议上各成员国能作出何等程度的让步仍存变数。

 

  联系到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重新谈判仍在推进,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有可能达成新的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协定。美国或以此为范本针对目前的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展协定(CPTPP,又称“11国TPP”)进行修改并最终实现重返TPP。若美国在NAFTA、TTIP甚至TPP等多边贸易谈判中进展顺利,中国或成为美国及其盟友运用多边武器进行全面施压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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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国际投资协定或趋严,中国面临压力恐增强

 

  美国在3月初决定开征全球范围钢铝进口关税之后,欧盟、日韩等国就开始寻求美国钢铝关税的豁免。目前已有欧盟、澳大利亚、加拿大、墨西哥、韩国、阿根廷和巴西获得暂时性关税豁免,虽然仍将受到美国进口配额的限制,但这也是为了避免上述关税豁免国成为第三国的中转站。目前上述国家获得的关税豁免只是暂时性的,最终豁免结果或将在4月底公布。我们发现获得暂时性钢铝关税豁免的经济体大多对美钢铁出口规模较大,且经济规模较大,与中国经贸关系也很密切。我们认为,美国可能通过该策略实现两个目的:①利用暂时性关税豁免政策向对方展示自己谈判的诚意,从而让对方在部分利益上作出妥协和让步。②暂时性关税豁免政策可能起到拉拢对方的效果,让对方在经贸甚至其他领域偏向美国而非中国,若对方无法给予承诺或表现不及美国预期,将很可能被美国调出关税豁免名单。

 

  近期欧盟官员透露了美国提出的五大豁免标准,分别为:①是否曾经使用贸易防御措施来阻止有倾销嫌疑的钢铁产品进入。②是否曾在WTO支持过美国提出的反倾销和反补贴税调。③参考美国与该国有关的钢铁和铝的历史交易量以决定授予该国关税豁免的年度配额。④是否参加过全球钢铁产能过剩论坛。⑤是否为美国的“安全合作伙伴”。其中包含较明确的支持美国同时针对中国的意图,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美国的真实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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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除了可能利用双边贸易谈判来团结部分经济体之外,多边谈判也将成为美国团结盟友的一大利器。双边贸易谈判达成的协定容易被一一击破,不稳定较强;而多边贸易谈判一旦达成具体协定,成员国作出违背多边贸易协议的成本将高出许多,且多边协议可以添加更广泛领域的明文条例。所以对中国而言,美国利用TPP等多边武器来团结盟友对中国进行更全面的施压较美国通过双边贸易谈判来团结第三方更值得警惕。

 

  我们对TPP部分领域条款的解读如下:

 

  在国有企业和指定垄断企业方面,除了要求各国全面取消对国企的支持等硬性标准以外,还有一份豁免名单。这不仅是对发展中国家及与美存在战略竞争性国家的歧视,而且对豁免名单外的国企并不公平,甚至有可能增加成员国对有意向的潜在加入国家的谈判筹码。

 

  在知识产权领域,加强了对各类版权的防护,甚至达到了可能威胁到成员国机密保护的程度(类似于“棱镜门”),并且给予相关企业在当事国调查时可拒绝提供材料的权利,这不仅将影响到技术的溢出效应,进而阻碍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进步;而且还会导致技术较落后的国家有被侵权甚至泄密的潜在风险,且无法进行及时有效的防护。

 

  在政府采购领域,要求各方仅依据招标公告等材料的明示标准来决定中标结果,并采取正面清单的方式进行管理。由于科技发达的美国在大多领域都有制定标准的地位,在政府采购领域采用招标公告的明示标准有利于具有先发优势的美国等发达经济体。同时,设置正面清单而非负面清单增加了缔约国与潜在加入国的谈判优势,对潜在加入国不利。

 

  在生物制药领域,协定对药品仿制采取5-8年的长期限制,有利于生物医药技术发达的美国,并不利于广大发展中国家。另外,TPP协定还赋予劳工自由结社集会的政治权利,有造成社会不稳定的潜在风险,并可能涉及到包括中国等潜在加入国的敏感问题。环保方面并未提及《巴黎协定》,减轻了发达国家承担环境保护的义务,增加了环保的弹性,不利于全球环保事业的发展。

 

  通过对TPP协议中的各项具体条款的研究,我们认为该协定整体或对中国非常不利。若中国作为潜在加入国,将会遭到多领域的歧视与制约,并在部分敏感问题上面临困境;若中国作为非缔约国,将被排斥在成员国团体之外,无法享受到成员国具有的广泛权益,甚至有被孤立的潜在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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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的来说,当前特朗普政府挑起贸易战体现了以贸易为工具来系统性遏制(Containing)中国的思路,美国极有可能在投资、人才流动、多边谈判等领域对中国采取全面遏制手段。考虑到目前特朗普在美国国内草根阶层和精英阶层的支持率都在上升,且美国精英阶层可能开始逐渐形成遏制中国的共识,我们应该对未来一段时间之内中美博弈的复杂性、长期性与严重性做好准备。

 

  (来源:昆仑策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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