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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富强|产业政策的基本理论依据:驳张维迎
点击:  作者:朱富强    来源:察网  发布时间:2017-04-29 13:29:36

 

    引言

当前媒体界和经济学界关注的一大热点就是林毅夫和张维迎之间爆发的产业政策之争。张维迎彻底否定由政府主导的产业政策,其理由是,产业政策给任何企业、任何行业以任何特殊的政策都不仅会滋生寻租土壤,而且会扼杀企业家精神,而实现创新的唯一途径是在自由市场中的经济试验,从而推崇“有限政府”乃至“最小政府”。林毅夫则主张积极的产业政策,其理由是,任何经济的超常发展都依赖特定的产业政策,其中“有为政府”必不可缺;而产业政策的失败则主要在于基于赶超目的而违背了比较优势原则,以致相关企业在开放竞争市场中缺乏自生能力。

笔者的历来主张则是:产业政策是现代社会缓和市场失灵以及发展经济跨越式增长的重要措施,但不同的产业政策对社会发展确实可能带来截然相反的后果。根本上,要还是不要产业政策本身只是一个伪问题,尽管这本身也涉及到对产业政策内涵和范围的理解;相反,现实实践中需要关注的真正问题是,何种产业政策才是有效的?

事实上,从世界各国的历史实践中,我们也可以清楚地看到这样两点:(1)几乎所有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都制定了各种产业政策,通过采取出口补贴、税收优惠及信贷融资等手段重点扶持某些产业和企业,其中有失败的也有成功的;(2)正如林毅夫指出的,尽管许多国家的产业政策失败了,但是迄今还没有不运用产业政策而成功追赶发达国家的发展中国家和保持持续发展的发达国家。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以某些成功或失败的特殊案例来极端地赞成或反对所有产业政策,而应该致力于搞清楚产业政策成功或失败的原因或机理。

很大程度上,要还是不要产业政策就只是一个伪问题,何种产业政策有效才是真问题。一般地,任何国家尤其是处于经济转型期的发展中国家,产业政策之所以成为必要,其理论基础就在于市场失灵的存在,之所以可行性则体现为特定制度安排能够保障特定措施可以缓和进而矫正市场失灵。很大程度上,林毅夫与张维迎有关产业政策的时下之争就主要源于对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不同认知。为此,这里首先从理论上对产业政策的必要性作一说明。

一、信息的不完全性

新古典经济学承认会出现市场失灵,因为现实市场并不能完全符合有效市场所依赖的基本假设,如市场存在信息的不完全性。但是,张维迎却将分析思维从新古典经济学转向了奥地利学派,并以非对称信息本身由市场制造而否定市场失灵问题。在奥地利学派看来,市场逐利行为将引导市场信息的发现和传播,能够使得个体信息向共同信息的转化,从而有助于市场的协调和扩展。为此,张维迎强调“没有非对称信息,就没有市场,没有市场的有效性,也不会给我们人类带来什么进步。”问题是,奥地利学派的市场动态协调假说也面临着两大挑战:(1)任何市场主体都不是完全理性的,以致在社会互动中所采取的可理性化策略将导向一种具有内固力的纳什均衡,这正是有限理性的明显体现;(2)自由市场中的信息根本上是不完全的,以致现实市场中的交易费用必然是正的,这也是市场之所以会出现的重要原因。尤其是,基于人类的自利心和信息的不完全性,市场主体为了能够在市场竞争中取胜而必然不会主动披露自己的真实信息,反而会努力隐藏自身信息,甚至制造出误导对方的“噪音”,这正是信息时代的市场信息越来越“杂乱无章”的原因。相应地,这就产生两种经济后果:(1)为隐藏自身信息和挖掘他人信息就必须投入大量费用,且这些费用往往因不断升级的过度竞争而不断增加,从而造成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2)相互隐藏信息的行为也就带来策略性行为,而相互的策略性行为必然会导致内生交易费用不断提升,进而导致社会资源的无效配置。

同时,信息不完全性和不对称性的存在对市场的发展也会产生这样两大影响:(1)它不会如张维迎所宣称的那样将导致市场的消失,而是会导致市场的扭曲,从而严重制约了市场的效率,至少市场效率远没有新古典经济学教材中所宣扬的那样大;(2)它不会像奥地利学派所宣扬的那样促使自发秩序的持续扩展,而是会导致市场交易半径的萎缩,从而严重制约人类社会分工合作的顺利展开,这已经为大量的历史经验所证实。事实上,人类社会的分工合作和市场秩序的扩展并不是自然而然地实现的,而是极大地依赖于市场主体的亲社会性和自律性。波兰尼在《巨变》一书中就指出,“自律性市场的信念蕴涵着一个全然空想的社会体制。假如不放弃社会之人性的本质及自然的本质,像这样的一种制度将无法存在于任何时期,它会摧毁人类,并将其环境变成荒野”;当然,“无可避免的,社会将采取手段来保护它自己”,以致自律性市场概念从来没有被真正实行过。事实上,尽管现代主流经济学倾向于把个人的理性行为视为研究的基本对象,并基于帕累托效率概念来对公共政策进行评估;但显然,基于这种个体理性而展开的社会互动往往会导向集体的无理性,进而现代主流经济学往往又基于个人效率最大化的帕累托原则来评断公共政策的失败。很大程度上,市场失灵程度与市场完善度之间存在着正相关系:市场越不完善,就越需要其他的纠正机制。显然,发展中国家的市场要比发达国家不完善得多,不仅价格信号的扭曲更为严重,而且人为“噪音”更不受到监管和制约;因此,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失灵也要严重得多,这也正是林毅夫主张发展中国家尤其需要产业政策的原因。

二、负的外部性效应

新古典经济学同样承认市场行为的相互影响所产生外部性效应所带来的市场失灵,但张维迎却否定外部性的现实存在,其依据就是科斯中性定理:在交易成本为零时,就可以通过明确界定的产权之间的交易实现资源的最佳配置,此时外部效应自动消失了,因为任何外部性都可以通过契约而内部化。张维迎就写道:“外部性并不是政府干预市场的正当理由,没有外部性就没有社会”,“假如我开一间饭馆,我比竞争对手做得好,我把他挤垮了,这是不是外部性?这也是外部性。那我应不应该赔偿他?经济学家不会认为要赔偿他。那么为什么前一种情形‘指环境污染’要赔偿,后一种情形不用?外部性理论没有办法回答这个问题。”但这里也存在明显的问题:(1)科斯中性定理无论是在实践应用上还是理论逻辑上都存在明显的缺陷,这包括没有考虑非线性效用函数和非完全信息的经济环境,没有考虑少数谈判引发的无休止争论,没有考虑多数谈判本身存在的外部性问题,没有考虑多人交易中存在的核配置困境,也没有考虑交易各方的交易能力而产生交易可行性问题,更没有考虑当事者偏好的环境依赖性而产生交易意愿性问题。(2)张维迎更是犯了偷换概念的错误,因为经济学所讲的外部性并不是有利于社会福利提升的正当竞争,而是指这样两类情况:一是追求自身利益而损害他人利益的非正当竞争行为,二是损害他人基本自由和权利的行为。黄有光就指出,我们不会因为电灯的发明淘汰了原有的油灯,就批判电灯所带来的外部性;同样,在张维迎所举的例子中,尽管张维迎的饭馆对其竞争者造成损失,却给消费者带来利益,因而不必要求张维迎补偿其竞争者。

同时,不仅生产中存在广泛的外部性,消费外部性也越来越凸显。消费外部性主要体现为:一个人对某种消费的评价往往取就决于其他人的消费状况。如果周边朋友都拥有私家车或者iphone而自己没有,就会觉得有失面子;同时,如果自己先于朋友购买了iphone4会觉得很有满足感,而当别人拥有iphone6后则会觉得自己的商品极大地贬值了。消费外部性使得人们的需要超过了生理本能而进入心理层次,所追求的不再局限于真实需要(needs) 的满足而是滋生出一种不断膨胀的欲求(wants);这样,整个社会都会孕育出一种炫耀和攀比效应,从而就会造成需求结构和产业结构的扭曲。正因为人们的消费往往不是出于对生活进程的考虑,不是为了满足他们的物质需要,甚至也不是为了满足他们的精神的、感观的和智力的需要,而是取决于其他人的消费方式;尤其是,那些富人的消费往往是由具有想象与荣耀性的审美习俗来决定,而这种审美观往往基于显示权势、地位、荣誉和成功为原则,从而属于一种炫耀性消费。正因为现代社会中的商品消费往往不是服务于人类生活而是处于某种炫耀目的,因而价格就失去了对真实需求和经济发展的引导作用,市场需求也就不能成为引导资源配置的主要力量。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就有必要对产业发展作一定的引导,只有采取某种必要措施,才可以使得维塞尔意义上的交换价值与自然价值不至脱节太大,进而更有效地配置资源。

三、技术进步的正外部性

一般来说,技术具有强烈的外溢效应或正外部性,同时,技术开发又具有很大的成本和很高风险;因此,如果仅仅从个人的成本-收益角度,企业家就没有积极性从事创新,因而政府就需要给予率先“吃螃蟹”的人以资助或补偿。不过,张维迎却指出,当政府试图补贴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时,就会诱使许多人假装吃螃蟹,拿出吃螃蟹的姿势啃馒头,而从啃馒头中得到的经验对吃螃蟹没有什么意义;究其原因,政府往往连螃蟹长得什么样都不清楚,从而也就无法甄别谁在吃“螃蟹”。不可否认,装腔作势地吃“螃蟹”现象确实是非常突出的现实问题,但是,这恰恰反映出林毅夫强调的“甄别”在产业政策中的重要意义;同时,“甄别”也对政府机构的能力和效率提出要求,这是产业政策成功的必要条件。一个典型案例是:台湾的经济设计师(K.Y.Lin)判断出塑料是应该发展的工业部门,并通过银行记录认准王永庆是有资源完成此事的人选,然后劝说他着手开创企业,1957年第一家塑料工厂在政府监督下完工并移交给王永庆。事实上,任何成功地推动产业转移和升级的政府都是一个积极有为的政府,这种政府本身也不是假设存在的,而是需要社会努力共同创建的。张军引用耶鲁大学Rains教授的分析说,东亚的经验提醒我们,成功实现经济发展和保持发展阶段间的成功转换并不是给定的或自动完成的,经济发展过程对政府提出了非常苛刻的诉求,政府也因此始终面临严峻挑战。

同时,张维迎将技术的正外部性补偿归咎为基于新古典范式的边际分析,并强调这与现实世界的技术创新不符:企业家的创新决策主要不是基于边际收益和边际成本的比较,而是基于对市场前景和技术前景的判断,基于竞争的压力和垄断利润的诱惑;而且,越是大的技术创新,越不可能是边际上的决策。张维迎举例说,如果一个创新给企业家带来10的预期回报,给社会能够带来100的回报,但只要预期成本不超过10,企业家就会从事这样的创新。这里分析也存在这样一些问题。(1)张维迎说,博尔顿投资瓦特发明蒸汽机并不是要获得蒸汽机带来的全部正外部性,比尔•盖茨创办软件产业也不是要获得软件带来的所有好处,这些都是对的;但是,产业政策对技术创新的支持,也根本不是要使得创新者能够获得技术创新带来的所有收益,而是由于预期成本可能会超过10而导致没有人愿意去创新。(2)张维迎说,企业家所承担风险本质上应该是出于信念和愿景而非计算,这也是对的;但是,这种理解的应该只是工程师式企业家,它的创新动机主要源于工作本能、好奇心或技术价值,而根本无关于商业和经济价值。相反,只要风险承担是以商业为目的,这就成了商人式企业家,他就必然会考虑成本;并且,只要投入成本大于期望收益,他就不会去承担技术开发的风险。(3)张维迎说,创新往往不是基于边际的决策,这是对的。但问题是,这恰恰是产业政策的依据和主张呀!又如何以超边际分析来否定产业政策呢?事实上,大凡只要通过边际调整就能够获得收益的场合,自由市场上就必然会有人采取积极行动以获取这些收益;进而,按照自由市场演化的连续性原则,企业家精神恰恰体现为针对市场中出现的利润不断作边际调整。相反,产业政策所针对的正是那些无法通过边际调整获得收益的场合,它关注的不同于经济价值的技术价值,并为市场应用性技术开发提供基础性支持。

四、广泛存在的规模经济

一般地,分工深化往往会产生报酬递增现象,进而导致普遍的不完全竞争市场,这是斯密定理所面临的困境;尤其是,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现代社会中,企业只有达到一定的生产规模才具有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自生能力,因而政府的产业政策就需要在此方面发挥积极作用。但是,奥地利学派却极力为市场中的垄断现象辩护,反对任何抑制垄断的政府措施。首先,奥地利学派认为,真正的市场竞争必然有超额利润的存在,因为没有超额利润就成了例行事务,就谈不上会有创新、冒险和竞争;同时,超额利润的存在也就意味着存在一定的垄断,而超额利润从一个产品、产业向另一个产品、产业的转换也就意味着因技术革新导致垄断地位的更替,进而体现了市场的动态演化。其次,奥地利学派还认为,真实世界中显示出的生产垄断大多是源自竞争的结果,是其他人也可以进入的情形;同时,只要生产者使用的资源对于所有人而言都是可及的,他们的活动就是企业家-竞争性的。正是通过对垄断的最终来源以及生产垄断特性的剖析,奥地利学热衷于为当前所有的垄断行为作辩护,以“历史功绩”为“现实行为”辩护,为市场中的权力集中现象辩护,也为大公司作为市场过程中的合理主体进行论证。受奥地利学派市场竞争观和企业家才能观的影响,张维迎也根本反对规模经济及其引起的垄断论述,甚至宣称“传统的反垄断理论是完全错误的,反垄断法反的是真正的竞争。”

我们也从两方面作一审视。首先,就技术创新——垄断——超额利润而言,其问题在于:(1)尽管真正的竞争必然以存在超额利润为基础,但超额利润的来源并非仅仅是技术创新,也可能来自收益转移,而且很多垄断者都诉诸于后者;(2)尽管技术创新可能会带来超额利润的转移和市场的动态演化,但这种可能性和力度往往取决于产业特征,那些拥有显著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产业受新技术冲击的影响往往非常小;(3)技术创新也往往并非是奥地利学派推崇的那些逐利的企业家,而是凡勃伦意义上的由工作本能和好奇心驱动的工程师和科学家。事实上,尽管奥地利学派激励推崇企业家的创新,但它所指的创新主要体现在技术的应用上而不是技术创新和科学发明上。其次,就垄断——竞争——市场演化而言,其问题是,(1)现实市场中,不同市场主体所能运用的资源是不同的,因而竞争必然是不公平的;(2)过去的竞争性行为并不代表取得垄断地位以后的行为也是竞争性的,相反,地位的改变往往也会导致行为方式的改变;(3)在垄断者诞生之前可以自由进入的竞争领域并不意味着今后也会如此,相反,垄断者对产品生产的控制必然会损害竞争过程。试问:广泛存在的规模经济及其导向的垄断对经济发展的危害已经为大量现象所表征并且为各种理论所刻画,奥地利学派又如何以一句“生产性垄断者也是靠竞争起家的”来抹杀这个现实问题呢?

五、次优和第三优理论

由于现实市场往往不能满足有效市场的种种条件,因而李普西和兰卡斯特就提出了次优理论:只要达致最优的某一个条件得不到满足,那么,即使其他条件都可以实现,也无法获得令人满意的结果,从而也就不值得去实现。也就是说,当实现最优的某个条件被破坏时,我们不应该尽可能地保留其他条件来追求理想的效率结果,相反,通过偏离所有这些效率条件往往能够达致更好的次优结果。显然,由于市场不完全性、消费外部性以及规模经济的存在,实现帕累托最优的完全市场竞争条件已经被破坏,那么,满足较多条件的市场未必优于满足较少条件的市场;相应地,市场机制非常不完善的发展中国家就不应该盲从自由市场竞争,而是要积极引入其他互补性机制,能够针对性地缓和引起市场失灵的各种因素。当然,次优理论也依赖于一系列的条件,如在具体的经济计划或产业规划中,我们必须要清楚地预测技术和产业的未来发展,必须有高效的行政机制,同时也必须有随之催生的企业家创新;显然,这些条件在现实中并不能满足,从而导致了大量产业政策的失败,这也是计划经济和产业政策受到责难和诟病之薮。为此,黄有光进一步提出了第三优理论,它强调按照拥有的信息量来决定采用何种原则:如果信息贫乏,应该采取最优准则行动;如果信息不足,应采取第三优准则行动;如果信息充分且成本可忽略,应采取次优准则行动。尽管第三优理论关注政府信息的不完全性,从而显示了向最优理论的回归;但是,它也表明,只要政府具有有效的信息处理能力和足够的运行效率,那么,相应的政府行为和产业政策也是有效的,这也正是那些产业政策成功的国家的基本特色。

张维迎批评林毅夫理论将政府官员视为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人,却没有解释为什么政府官员比企业家更有能力和激励判断未来。问题是:合理的产业政策不是具体的企业投资和运营,从而并不需要最高水平或最接现场的敏锐性呀!相反,它主要是对发展总趋势做出判断,并且需要也会积极多方纳入现场企业家的判断和诉求。事实上,现代产业政策与早期经济计划存在明显差异:经济计划更具“刚性”,广泛采用指令性政策,并集中使用大比例的稀缺资源;相反,产业政策更具“软性”,广泛采用指导性政策,所使用的稀缺资源只是很少一部分。正因如此,现代政府的产业政策并不一定要预定一个固定不变的路径和目标,而是可以根据时空环境的变动而随机调整,从而得以尽可能地缓和市场失灵,如双轨制就是一种加速试验的方式。而且,现代产业政策所引领的主要是产业的发展总趋势而非特定产品的生产和投资,进而也就涵盖了广泛的、不断升级的基础设施。譬如,产业政策希望引领信息产业的发展,但不会去规定发展PC而非互联网。从这个意义上说,制定政策的政府官员即使没有产业发展以及技术变革的具体信息和现场知识,甚至对具体产业或产品变动比现场企业家的认知还要迟钝,但这也并不否认产业政策有其积极作用的一面。一般地,对现代政府来说,只要产业政策能够体现产业发展的总体趋势,能够壮大关键性产业的规模经济,并且使得该产业发展带来积极的外部效应;那么,就应该通过创业基金、技术支出、出口补贴以及金融信贷等措施来支持该产业的发展,这些关键性产业的发展最终也有有利于整体社会的经济增长和福利提高。

六、生产力发展理论

张维迎在一定程度上指出了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中的一个逻辑困境:它试图用李嘉图的自由贸易理论证明李斯特的国家主义。因为,李嘉图的比较优势原理所着眼的是交换价值,且关注的是短期或即期;而李斯特的保护主义目的在于提高生产力,或关注长期的交换价值。张维迎的问题在于,尽管他正确地指出了基于比较优势的贸易是个人或企业的事情而非国家的事情,却进而将基于比较优势的个体行为及其后果当作一个合理存在的,并由此来否定国家的战略规划。实际上,在市场交易中,交易双方的谈判势力或贸易地位是不对等的,导致交易双方所获得的贸易剩余也不对等;同时,随着谈判势力或贸易条件的变动,就会带来不同的贸易剩余分配。不过,按照帕累托有效原则,新古典经济学将每种贸易结局都视为最优的,却无视其中分配上的显著差异;之所以如此又在于,新古典经济学的自然主义思维将丰富多样的异质市场主体都还原为抽象的同质原子个体,从而也就根本不关注人际相异性下的具体收益分配。但是,作为具体参与贸易和交换的个体,当然希望能够获得更大的贸易剩余份额,为此,他就致力于改善自己的谈判势力或贸易条件。譬如,尽管出生贫寒,但他并不愿意马上就进入社会寻找一份单凭体力的工作,尽管这可能会在短期内改善他的生活状况;相反,他会继续忍受贫寒而寻求更高的教育,从而在几年之后可以得到更好的工作,在与他人的交易中也拥有更强的谈判实力。从这个角度上说,张维迎说“遵循比较优势是市场交易者的一个基本行为准则,任何人不按照比较优势选择生产和交易就一定会失败”就是错的,因为这显然将比较优势作静态化理解了。

同时,如果交换或贸易发生在一国的国民之间,即使贸易剩余存在明显的不对等,但对国家的总体经济实力却不会造成危害;因此,如果一个国家只关心社会总效率,而不关心分配正义等问题,它就可以放任比较优势原理在实践中的应用。但是,如果贸易发生在不同国家的国民之间,那么,贸易剩余分配的不均等就会拉大国际间的收入分配差距,从而危害那种处于劣势贸易地位的国家的总体经济实力。也就是说,当基于比较优势的贸易从一国内部的国民之间拓展到不同国家的国民之间时,贸易剩余的分配不平等就从国内拓展到国际,不利后果的承受者就从弱势者变为弱势国。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不甘遭受国际剥削和掠夺的落后国家,当然也就会像有抱负的个人一样致力于改变自身的贸易地位;为此,他也必须舍弃或牺牲一些暂时可得的交换价值,而致力于提高自身的生产力水平,进而改善贸易条件。正是由于传统比较优势原理没有考虑贸易剩余在个人之间以及国家之间的分配状况,而以利益和谐和社会大同为前提,因而李斯特将以英国学者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称为世界主义经济学。问题是,这种只关注全人类总体利益的世界主义经济学错误地将“将来才能实现”的世界联盟作为研究的出发点,不仅抹杀了各个国家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历史特点,而且忽视现实世界处于争斗而非和平的社会环境。显然,李斯特的生产力理论表明,基于比较优势的贸易结果往往有利于强势者和强势国,因而落后国首要的工作就是发展生产力以改善贸易条件和提高贸易地位。那么,一个国家究竟该如何做呢?这就涉及到产业政策。很大程度上,一个国家的产业政策也就相当于一个家庭或个人的人生规划,尽管哈耶克等奥地利学派强调组织计划和个人计划之间所存在的巨大区别,这尤其集中在知识特性和信息传递方面。因此,我们在讨论产业政策时,并不应该否定它的内在必要性,而是要关注它的现实可行性,要关注产业政策的具体效果如何,这又包括产业政策制定的合理性和贯彻的有效性。

节选自朱富强:“为何需要产业政策:张维迎和林毅夫之争的逻辑考辩”《社会科学战线》2017年第4期,发表时有删减。朱富强,察网专栏学者。中山大学岭南学院教授 

1 张维迎:“市场失灵理论的谬误”,《信报财经月刊》201412月。

2 波兰尼:《巨变:当代政治与经济的起源》,黄树民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2页。

3 张维迎:“市场失灵理论的谬误”,《信报财经月刊》201412月。

4 黄有光:“环保理论的谬误?与张维迎商榷”,huang-youguang.blog.sohu.com/307844905.html

5 朱富强:“纯粹市场经济体系能否满足社会大众的需求”,《财经研究》2013年第5期。

6 张维迎:“我为什么反对产业政策?finance.sina.com.cn/meeting/2016-11-09/doc-ifxxnffr7227725.shtml

7 詹姆斯•罗宾逊:“从政治经济学视角看产业政策与经济发展”,《比较》2016年第1辑。

8 张军:“‘比较优势’的拓展与局限”,载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反思经济发展与政策的理论框架》,苏剑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9 张维迎:“我为什么反对产业政策?finance.sina.com.cn/meeting/2016-11-09/doc-ifxxnffr7227725.shtml

10 张维迎:“市场失灵理论的谬误”,《信报财经月刊》201412月。

11 Lipsey,R.G. & Lancaster,K., 1956, The General Theory of Second Best,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24(1):11-32.

12 黄有光:《社会福祉与经济政策》,唐翔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37-140页。

13 张维迎:“我为什么反对产业政策?finance.sina.com.cn/meeting/2016-11-09/doc-ifxxnffr7227725.shtml

责任编辑:向太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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