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民王小石在微博上发表评论称：中共正重回正本清源之路。并表示做大做强国企，发展鞍钢宪法，才是建设产业工人队伍的关键。

　　评论部老徐在题为《习总书记讲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多少人热泪盈眶》文章中写道：

　　党政主要负责人亲自抓改革，抓什么改革？

　　听到“工人阶级是我国的领导阶级”这句话，有多少人热泪盈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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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到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这是一个时代的变化，是改革的要害所在，是中国社会的基础。

 

　　近来，有些人已经看到了中国的改变，试图阻止中国改革。有人写了一篇文章，中国人总是否定前任。直接讲了一点，这些年否定过去那个时代是正确的，现在有人为过去那个时代评功摆好，目的就是要否定这些年的前任。

 

　　这篇文章最虚伪的地方在于，现在否认前任是正确，而以肯定前任而否定现在就是错误的。只准否定前任，并且是彻底否定，而肯定前任正确的，就成了否定现在，就成了否定现在前任的错误。

 

　　说到底，是只准否定别人，却不能否定自己，自己否定前任是正确的，后面的否定自己就是错误的。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检验别人的标准，却不是检验自己的标准。现在检验一下自己，实践证明前任是正确的，自己是错误的。实践就不能检验了。

 

　　比如，把工人阶级视为企业的包袱，企业减负将工人阶级下岗，国有企业不但没搞好，反而企业都搞垮了，搞没了。企业承包，厂长治厂，也不是搞好企业的有效方法，国企改革败笔重重，危害多多。

 

　　现在改革重新实施工人阶级领导阶级，就是最重要的改革，是方向性的改革，拨乱反正。

 

　　问题很敏感，很严重，讲到这里就够严重了。

 

　　不再讲了，就让我们等待翻身解放吧。

 

　　人民解放了，地主、贪官、反动派呢？

 

　　中国将重回解放区的天，翻身工农把歌唱。

　　附 | 马 麟：关于产业工人结构调整的思考 

　　作者系上饶市总工会党组成员、经审会主任；来源：“上饶市总工会”微信号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的产业结构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是从20世纪50年代初到70年代末，中国改变了半殖民地经济的特点，初步奠定了工业化的基础；

　　第二阶段是从1979年到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实行了改革开放的方针，使中国进入了工业化的中期阶段；

　　第三阶段是从90年代初中国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后，至2020年左右，中国将在实现工业化的同时，完成初步信息化。

　　近年来，我们坚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发展先进制造业，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安全有保障、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发展道路，促进产业协调健康发展。在此过程中，我国产业工人的结构也在悄然发生变化。

　　国家在20世纪年代中期开始大力推动工业化建设，产业工人人数不仅在数量上有较快增长，在全社会从业人员中的比重也有所升，到1978年达7000万人左右，占全社会从业人员比重的约为18%。

　　当代中国正在进行的是一场从传统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的深刻变革，与之相随的是社会阶层结构的重新整合与社会利益的重新调整，产业工人的结构也随之发生变化。其特点包括规模持续扩大，农民的转化成为主要来源；所有制界限、城乡界限将趋于淡化，产业工人流动性争强；内部分化加速，一部分传统产业工人将成为现代意义上的技术工人，从而实现向上流动，进入社会中间层，成为未来产业工人的主体。

　　而传统产业工人地位的下降主要是体制转换所带给他们的“阵痛”或代价，其中既有合理的一面，也有其不合理的一面。

　　所谓合理的一面主要是指，随着科技在社会发展中所起作用的增大，使知识资源的重要性超过了劳动力资源，分配机制向知识、技术的拥有者倾斜，这反映了社会的进步和时代的特点，从根本上讲不仅有利于产业工人自身的全面发展，也有利于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对于这样的社会差别是应予以肯定的。

　　但也有些是不合理的，比如，在产业工人的劳动权益上，随着市场化的契约性规范的劳动关系取代以往行政化的劳动关系，给企业的改革和发展带来了活力，但同时也触及到工人的劳动权益。在历年劳动行政部门组织的用工大检查中，查出用人单位克扣拖欠工资、超时加班、不交职工社会保险金甚至未与职工签订劳动合同的现象相当严重。而涉及工人劳动权益最严重的便是下岗和失业问题。据调查，近年来下岗职工人数所占比例在不断上升。与此同时，由于亏损企业经营者腐败、按资按劳分配比例不合理、倾斜过度等原因，造成社会贫富差距过大，加上社会保障体系还不健全，部分产业工人的基本生活难以得到有效的保障。所有这些引起的阶层差别当然是不合理的，产业工人的种种不满主要是源于此。对于这些不合理的差别若不加以重视和解决，则必将加剧和激化阶层矛盾，危及社会稳定和发展大局。

　　当代中国产业工人阶层出现的变化既然已成事实而且还将继续，那么，如何来认识这种变化？这种变化是一种历史的进步，或仅仅是改革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带来的“副产品”？对此，答案是明确的：当代中国产业工人阶层出现的变化是一种巨大的历史进步，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变化其实质是一种“从身份到契约”的转化。因此，认清引起他们不满的真正原因，分清其合理与不合理的界限，进而制定相应的社会政策，引导良性的社会协调，便是当务之急。从目前的情况看，应着重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淡化身份资格，倡导法律保障

　　英国法学家梅恩认为：一切进步的社会运动，都是一场“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随着法治社会进程的加快，我们要帮助、教育广大职工摒弃原先的“铁饭碗”、“终身饭票”的观念，要学会用法律来保障自身的权益，用契约来巩固劳动者地位。而工会组织也要协调全社会资源，对工人阶层的合法权益进行保护，这包括立法保护、执法保护、司法保护等。完善相关劳动法律法规，组织搭建法律援助通道，成立专门的职工法律援助中心，为产业工人维权提供财力保障，各类法律援助机构应当简化手续，及时受理职工的申请，支持职工权益的司法救济行为。

　　二、改变帮扶方式，注重引导教育

　　现阶段我国部分工会组织，特别是基层工会组织更多的是突出维护权益、帮扶救济职能，而在如何引导待岗职工就业、指导在岗职工从业、倡导下岗职工创业等发挥导向功能方面做得还不够，知识技术是核心竞争力，只有加强产业工人的职业教育和技术培训，提高其整体素质，才能适应知识经济时代的要求。随着WTO的加入，我国企业同时面临着机遇和挑战，这两者的关键是人才的竞争，不但有高科技人才的竞争，也有普通技术工人的竞争。因此，采取一系列措施，如：建立严格的岗位培训制度，达到一定的技能方可上岗；完善创新机制，使高技术工人脱颖而出；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发挥工资的激励机制等等，加强对工人的职业教育和技术培训，以适应时代的要求，并可提高其社会经济地位。

　　三、打破身份限制，促进自由流动

　　在现代社会，一个人的社会地位是与他所从事的职业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尤其如此。但在中国现在的社会条件下，这两者是严重脱离的。无论是人口的迁移还是职业的流动都存在不同体制、行业、单位等诸多制度性限制。体制内（国有企事业单位）与体制外（非公有制经济形式及混合经济形式）处于不平等的竞争地位，体制内仍享受国家给予的更多的福利待遇和政策优惠，从而导致体制内与体制外的隔绝。这些都影响着人们的自由流动，特别是农民工的向上流动。因此，必须改革身份制度，逐步淡化城乡分割的二元社会结构，消除各种就业限制，尽快建立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和不同所有制平等竞争的机制，以实现自由流动。消除城市对农民工的歧视心态和行为，加强思想教育和政治宣传，以职业的变更为起点，从思想、文化、观念、习俗等方面，深度融入工业文明和城市文明，从思想文化层面实现由农民阶级向工人阶级的跨越。

　　四、顺应结构调整，完善制度建设

　　尽早确立与产业结构调整相适应的制度性规范体系，尤其是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和劳动合同制度的完善，以保障工人的合法权益。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下，促进就业首先要转变人们的就业观念，采用灵活多样的就业形式，这已成为我国城镇下岗人员和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重要途径。与之相适应的是要制定适应灵活就业的法律法规，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对于各级工会组织来说，重要的是做好宣传工作，真正使各项法律法规制度深入人心，变成企事业单位全体职工的自觉行动。同时还要加强对职代会工作的推行力度，特别是加强对非公有制企业和事业单位的指导、监督。特别是在非公中小企业大力发展和建立职代会，全力推进不同所有制企事业单位职代会的建设，更好地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更好地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

　　（来源：昆仑策网综合 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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