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8日，张艺谋导演的电影《长城》第一支预告片发布。由于它起用美国演员马特•达蒙主演一部描写中国古代战争的电影，引起了观众的广泛争议。

外国网友针对《长城》预告片的部分评论

很多推特用户表达了他们的担忧，有人称预告片是“最佳增白”。其中，影响较大的是、美国好莱坞的华裔演员吴恬敏（Constance Wu，同时也是情景喜剧《初来乍到》 Fresh Off the Boat的女主角）于7月29日发表在Twitter上的一篇推文。她猛烈抨击这种种族主义的偏见：只有白人才能拯救世界。

左为华裔演员吴恬敏，右为马特•达蒙《长城》剧照

在她发表的长文中，写到：“我们必须停止这种‘只有白人才可以拯救世界’的种族主义神话！这已经严重违背了事实。我们的英雄并不是像马特•达蒙这样的。他们更像马拉拉、甘地、曼德拉，或者是为你出头的姐姐。我们不需要被救赎。我们热爱自己的肤色、文化、我们自己的力量和故事。”

吴恬敏针对《长城》发表推文

同时，她也提出，“观众早已习惯‘白人英雄拯救世界’的电影套路”、“如果不选白人当主角，就没法赚票房”，这两个观点真的可以作为种族主义的借口吗？她呼吁电影制作应该打破这一固定模式。

7月30日，吴恬敏又重申，这篇推文原意不再指责。她说：“我没有想要指责马特•达蒙，也没有指责中国的投资方，我只想要强调这一种意识！”

美国娱乐周刊（Entertainment Weekly）采访《长城导演》张艺谋时，问道：“（作为一部由白人主演的电影）中国元素是如何运用到电影中去的？”张艺谋说：“首先，这是一部带有好莱坞魔幻色彩的电影。其次，我真正想要的结果就是，让全世界的观众通过他们熟悉的电影模式来了解中国元素和文化背景。”

让全世界的观众通过他们熟悉的电影模式来了解中国元素和文化背景。这个初衷很好，出发点也很好，但是通过张艺谋以往的作品来看，《大红灯笼高高挂》、《红高粱》,到《一个都不能少》,《我的父亲母亲》，无一不是对中国最落后最丑恶最愚昧一面的宣扬，有人说张的电影艺术价值很高，不否认，但是为什么只能在贫穷和落后背景下才能反映其艺术价值，难道一个飞速发展中的中国就不能作为背景来反映他所谓的艺术价值吗？

作为中国第五代导演中的先锋人物，张艺谋有幸成为最早在西方世界知名的中国导演之一，他的作品因此成为西方人最早看到的中国影片。除了《红高粱》，还有《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秋菊打官司》，《一个也不能少》，《我的父亲母亲》等等。这些电影主要取景地在中国的黄土高原，西北农村，其故事发生的时间背景，主要是那些伴随着张艺谋成长的“我爷爷，我奶奶，我父亲，母亲”的年代。张艺谋电影中的主人翁主要是生活和劳作在西北黄土高原的农民。其故事的核心内容主要是在讲述男女主人翁在压抑和扭曲的社会或历史环境中不屈从于命运安排和世俗约束，当被安排甚至是被强制的婚姻与爱情分裂时，挣扎和反抗着大胆追求爱之精神和肉体欲望。他们在夹缝中，甚至在黑暗中不顾一切地追求爱的实现的曙光。从中释放出人性中崇尚自由，向命运抗争的精神。

他孜孜不倦地拍着黄土地，黄土地地广袤，壮丽，黄土地地荒凉和贫瘠，黄土地的空寂和闭塞：黄土地上的农民，不乏淳朴，善良，执著和不屈，但也滔滔不绝地描写和展示着他们蜡黄的皮肤，木讷的表情，呆滞的眼睛。他们的贫穷，愚昧和落后。甚至他们的粗野和原始。

张艺谋电影对西方世界的先入为主让西方人通过他的电影看到了一个落后的中国地理形象：茫茫无际黄土高原，一个压抑和扭曲的，落后的，呆滞的，愚昧的民族。尤其可悲地是，西方人的眼光定格在这些电影镜头上，以一斑而概全貌，长期以来误认为这就是中国和中华民族的形象。这种形象直到今天仍然占据着大多数没有机会亲临过中国的西方普通人的心灵。

世人殊不知中国除了绵绵万里的黄土高原，在那中国有着九千六十百五十万平方公里的锦绣山河上，还有辽阔的大草原，千姿百态的河流，巍峨壮丽的平原，绵绵的森林，雄伟的山峦，集天下所有风景于一体的青藏高原，一泻千里的大峡谷，如诗如画的江南。更重要的是中国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早就从一个农业大扩变成了一个工业大国。中国城市和城市生活是中国社会的主要风貌。城市文化是中国的主流文化。中国许多大城市已经成为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大城市。

然而比起张艺谋的电影让西方人通过一个带着浓浓地域色彩的狭隘画面了解中国，更让人感到可悲的是直到今天伴随着中国正在壮大和崛起，从物质和精神上奋力迈向现代化的同时，中国导演们似乎视而不见，他们拍摄的反应中国人当代精神风貌和当代城市生活故事的作品乏善可陈。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醉心于把摄影机长期对准历史题材或古代题材，中国的帝王将相或者妖魔鬼怪仍然长期占据着中国银幕的主角。笔者不得不毫不留情地说，正是中国导演们的集体失职和误区让中国电影在此方面的空缺遮蔽了中国现代的真实形象，遮蔽了了中国人现代社会可歌可泣的真实生活。电影是无国界的人类语言，然而中国银幕的空白和异化现象，尽管世界越来越开放，可是西方人除了张艺谋，（一点点陈凯歌，成龙和李连杰）似乎很难从中国从其它渠道传达出来的电影形象和语言来消除他们从早期张艺谋的电影形象中获得的对中国和中国人的曲解和误解。

口说无凭，下面列出中国获国际电影奖的故事片概览（由于篇幅过长，只展示部分影片概览）

《红高粱》（张艺谋）1989年出品，获柏林国际电影节金熊奖。该片改编自莫言同名中篇小说。“我奶奶”出嫁路上与轿夫于高粱地里野合，怀上轿夫的骨肉嫁给了李大头。影片里“我爷爷”往酒缸里撒尿无意中酿出好酒。片中还展示了抗日战争期间血淋淋的杀人剥皮场景。

在看完这些影片概览，我们都可以从中发现一个惊人的事实：尽管中国获国际大奖的电影确实不少，但是无一例外都是一个基调：贫穷落后、凶杀背叛、病残丑恶！因为所谓的国际大奖，原来不过是一个阴谋。西方在借我们的手来展示中国愚昧落后与贫穷丑陋！我们的电影只不过在充当西方阴谋的一种工具。这些获奖影片，对中国人来说，可能都是好影片，因为我们深刻理解影片所揭示的内涵和时代背景，并且我们也不只是看这一类题材的影片，还有英雄片、抗战片、喜剧片、现代都市剧、历史剧等等，但是老外就不同了，他们不可能深刻理解中国的历史背景与影片的内涵，看到的只是中国的负面形象。他们之所以要中国的这类题材一而再、再而三地获奖，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要让中国在国际上永远保持“东亚病夫”的形象！要让西方和全世界人民都认为中国是一个贫穷邪恶的国家，以此来遏制中国的发展。

早在几年前，就有在海外留学的网友针对张艺谋的影片给他们出行带来的负面影响给出了自己的一些看法。

在英国伦敦，今年4月的一个星期天，阿丽应邀去一个英国同学家中做客。席间，英国同学戴维像看西洋景似的把阿丽从上到下打量一番，然后怯怯地问：“你们中国人都穿长衫么？”阿丽莫名其妙，说：“不，穿的和你们一样。”戴维头摇得像个拨浪鼓，笑得前仰后合。接着又问：“你们中国人有电脑么？”阿丽说：“有啊，中国人好多个人家都有。”戴维又是一阵摇头。临行时，戴维用轿车送阿丽回宿舍，戴维又问阿丽：“你们中国有轿车么？都骑自行车吧？”阿丽一听不是味，立刻反唇相讥：“你是什么意思？今天怎么这么不友好，净说中国人坏话。”戴维见状忙赔礼道歉：“这都是你们的电影《一个都不能少》上讲的，怎能怨我呢？”阿丽在打给国内的电话里，谈及此事，气都喘不匀了，她愤慨地说：“张艺谋可把咱中国人埋汰透了。让我们在国外的留学生受尽白眼。” 

在澳大利亚留学的“老虎”来电话说：“张艺谋的电影使我们中国人在国外面子一点都没有了。有一次，我从澳大利亚登机去美国旅游，登机时，机场工作人员开始以为我是日本人，很礼貌，后一看护照，见我是中国人，立刻让我到另一个地方去排队登机。因为这里登机走的是绿色通道。他怀疑我们中国人有问题，所以不能走此通道。我当即予以抗议，他很有耐心地解释：“你们中国张艺谋的电影我们看了，中国人落后，好人不多，必须仔细检查才能放行。”

在中国，我们从来只是把电影当作文化娱乐，没有上升到意识形态的高度。所以中国的电影人到了需要好好反思的时候了。我们送出去的影片一定要能代表中国的正面形象，不要再拿哪些让洋人当耍猴看的影片了。不要再随意在影片中篡改、歪曲历史了！如果我们再这样不设防地玩电影，我们就会被西方彻底地当成玩物。成为西方掌控中国社会意识形态的帮手，成为历史的罪人。

当电影和文学醉心于描写黑暗，扭曲时和丑陋时，我们渴望和呼唤阳光，健康和美好。长城是中国的奇迹，也是世界的奇迹，不应该成为怪味的调和品。

（资料来源：观察者网、环球之音、环球网、百度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