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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尚金:西方代议制民主陷入重重困境
点击:  作者:柴尚金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发布时间:2016-01-18 09:3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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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工业革命和自由资本主义时代,新兴资产阶级为防止王权专制和权力垄断,接受并推行代议制民主,实行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以求实现国家权力的相互制约、相互监督。应该说,西方代议制民主在历史上有其进步意义,但随着时代的发展,西方代议制民主并没有与时俱进,而是固步自封。近年来,在经济危机的冲击下,西方国家政治、社会呈现出明显的“极化”特征,社会矛盾日益突出,西方代议制民主无力解决这一难题,陷入重重困境。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难怪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会发出“美国民主已死”的感叹。

 

  西方代议制民主陷入重重困境

 

  一是议会与政府权力分立异化为朝野分裂与权力掣肘。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议会立法权与政府行政权之间的矛盾尚不突出,议会在国家结构中往往发挥决定性作用。进入垄断资本主义时代后,垄断资产阶级为便于控制国家权力,实行政府扩权,弱化议会权力,导致国家权力由议会向政府转移,行政权力极度膨胀,政府与议会、执政党与反对党矛盾日益加剧。

 

  20世纪30年代以来,凯恩斯主义盛行,许多国家政府职能加强,行政集权趋势明显,内外重大政策多由政府制定和执行。一些国家政府甚至有权解散议会,召集大选,议会则成了“橡皮图章”,“三权分立”有名无实。议会作用弱化,自然给政府权力膨胀带来机会,国家权力中心向政府转移,议会立法和监督作用更不易发挥。美国总统行政权与国会立法权长期缠斗不休,这已成为美国政治的一个顽疾。随着权力博弈愈演愈烈,政府与议会常常是各干各的,相互制衡的目的可能达到了,出了问题却谁也解决不了,这一点在经济危机时期表现得尤为明显。在当今网络化时代,媒体成为“第四种权力”。为取悦舆论,政府和议会更特立独行走极端,缺乏理性沟通和宽容理解,朝野矛盾和政治分裂进一步加剧。

 

  二是政见分歧导致议会立法和监督功能紊乱。西方国家议会中的政党往往因政见分歧而相互倾轧、恶斗不止。近年来,美国政治中的“极化”特征日益显著,共和、民主两党的理念和政策分歧拉大,为了维护自身政治利益,两党常常互不妥协,在国会讨论有关议案时,为反对而反对成为普遍现象。美国《外交》杂志曾有评论认为,美国国会实际上是一群极端分子在作战。2010年3月,由奥巴马总统倡导、民主党议员全力推动的医改法案在国会通过时,几乎完全是以党派划线:参众两院中没有一名共和党议员支持该法案。这种现象在美国国会史上也是比较罕见的。在欧洲一些国家,左、右翼政党在“大政府”与“小政府”主张之间游移不定,议会效率低下,对政府的监督能力下降,多党民主最后变成多党角力,加剧了欧洲政治的“极化”现象。

 

  三是精英民主与社会参与民主尖锐对立。在西方代议制民主下,公民投完票后便退居一旁,国家事务由“代表们”决定,这些代表就是资产阶级的政治代理人——“政治精英”。从这个意义上说,西方选举制度下的“一人一票”看似平等,其实不过是将政治权力由资产阶级的左手转移到右手,又从右手转移到左手,掌握议会和政府权力的始终是“政治精英”。随着信息网络技术带来的人们交往方式和工作方式的深刻变化,民众参与政治的热情持续高涨,越来越多的人特别是年轻人对工业社会产生的精英决策、社会追捧的代议制民主运作模式不感兴趣,要求建立一种网络式、扁平化、无中心的平等参与模式。著名未来学家奈斯比特曾分析道:“万事都要亲自参与的这种哲学,正在美国各地自下而上地传播开来。”不止在美国,近年来,西班牙、希腊等国民众频频发起各种抗议运动,旗帜鲜明地提出要破除精英民主,实行广泛的社会参与民主。

 

  四是选举民主的实质是金钱民主。西方代议制民主下的选举,候选人仅靠政策、演讲和口才是很难胜选的,必须具备雄厚的经济实力。美国是典型的金钱政治国家,选举一向被称为“烧钱游戏”。曾帮助威廉·麦金莱赢得1896年总统大选的马克·汉纳就曾说过:“要赢得选举,需要两个东西。第一是金钱,第二我就不知道了。”1980年美国大选花费1.62亿美元,到1988年翻了一番,达到3.24亿美元, 2004年达8.81亿美元,2008年足足花掉24亿美元。2010年,美国最高法院取消了对公司政治捐款的额度限制,后又取消了个人向候选人和政党捐款的额度限制,2012年大选总开支达60多亿美元。在选举中得到捐助的政党及候选人上台后自然要“投桃报李”,捐者得官成为常态,如奥巴马在2009年初就职总统后,大量委派他的竞选赞助者出任驻外大使。

 

  西方代议制民主陷入困境的原因

 

  其一,西方民主的资本独占性。西方代议制民主是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上的资产阶级民主的制度表现。掌握经济命脉的大资产阶级及其政治精英通过复杂的社会过程和政治程序,将其掌握的经济社会资源转化为政治权力,不断扩大政策影响力,把广大民众排除在国家重大决策之外。近年来,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全球经济持续低迷,资本的影响力愈益强大,任何政党都不得不向资本低头,政治天平进一步向资本倾斜,政党及政府日益成为受大资本操纵的工具。

 

  其二,制度设计上的片面性。作为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表现形式,西方代议制民主重视形式上的选举程序,把“一人一票”、多党竞争当作衡量民主的唯一尺度,将复杂的政治民主简单化为一套选举程序。这种片面、单一化的政治设计,在付诸实践时往往造成只追求民主形式而忽视民主实际内容的情况。事实上,选出来的未必是众望所归的领导者,选举很难保证产生为人民执政的政府。西方国家这几年遇到的困境,一定程度上就是西方代议制民主的弊端造成的。比如,过分强调“选民是上帝”,导致政府迎合选民、决策短视。尽管弊端百出,但西方国家对自己的代议制民主仍自信满满,不愿也不能顺应时代发展变化而进行调整。

 

  其三,西方社会政治生态的变化。国际金融危机后,西方国家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社会利益多元的特征日益凸显,财富分配的“零和游戏”愈演愈烈,造成社会内部的相互对立和情感隔阂。这直接导致公民与政府之间的关系趋向紧张,民众参与政治的行为更加极端,大规模的罢工和示威抗议活动不断,政府难以顺利施政。在一些引入西方代议制民主的非西方国家,人们试图更换领导人时,开始热衷于诉诸街头示威而不是正常的选举。

 

  其四,非西方民主模式的挑战。西方在强力向非西方国家推销民主时,并没有提供“民主维修手册”。因此,非西方国家使用“民主产品”出问题后,不知如何解决,这促使它们逐渐走上自己的民主之路。如拉美左翼鼓励广大民众参与国家管理,实现社会参与民主,探索一种经济增长、社会公平和民主治理协调统一的发展模式。委内瑞拉前总统查韦斯曾撰文揭露资本主义代议制民主的虚假性,认为“所有代议制民主不可避免的趋势是官僚和精英体制”,他主张通过建立社区委员会等方式,支持和鼓励基层民众参政议政。玻利维亚左翼政府鼓励社会各阶层广泛参与国家决策,把“人民是否有决策的权利”看作参与式民主与代议制民主的根本区别。厄瓜多尔总统科雷亚执政以来,提倡民族沟通融合,大力推动“公民革命”,以促进国家、社会和谐稳定,建立“美好生活社会主义”。中国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引起许多外国政要、舆论、学者的高度关注。他们认为,中国的民主政治对非西方国家具有启示意义。上述这些表明,西方民主并不是唯一模式,非西方民主模式的探索实践是对西方代议制民主的直接挑战。

 

  对西方代议制民主的几点思考

 

  首先,西方代议制民主不是唯一的民主形式,不可能取代其他形式的民主。西方代议制民主只是资本民主实现的重要形式,不应用西方代议制民主来否定其他国家不同民主的实践,来取代协商民主、参与民主等民主形式。西方代议制民主片面强调选举过程和程序,事实上,选举并非民主的全部内容,选举不能解决一切问题,也不必然带来高效、繁荣、公平和稳定。换言之,西方代议制民主很难保证实现良政善治,在危机时刻,更容易引发政局不稳、社会动荡。

 

  其次,西方代议制民主有明显缺陷,但不会很快退出历史舞台。与古希腊城邦民主不同,西方代议制民主是建立在普选制和现代政党制基础之上的,有着特定的成长环境和生存空间,本质上是为了满足资产阶级广泛参与国家经济、政治和社会事务的需要而产生的。西方代议制民主作为资本主义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权力分立、相互监督和政治公开的制度设计在当前仍有合理性,也基本符合西方国家的国情和文化,因而仍然是西方国家民主政治的主要形式,不可能很快退出历史舞台。

 

  再次,同多党制下的西方代议制民主相比,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有其独特优势。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的根本政治制度,人大行使立法权、监督权、重大事项决定权以及其他重要权力,人民政府行使行政管理权和行政执法权,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行使司法权,都为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既不同于多党竞争、轮流执政的政党制度,也不同于一党垄断权力的政党制度,而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反映和代表各自所联系群众的具体利益和要求,都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最大政治共识。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一样,多党合作的政治协商制度符合中国国情,能够最大限度地体现、包容和吸纳各阶层利益诉求,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目标下扩大有序政治参与,寓共产党领导于社会广泛参与之中。可以说,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更能体现当今人类民主发展的大趋势。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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