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平邦：七大70年了，新的七大在哪里？

点击：  作者：司马平邦    来源：昆仑策研究院  发布时间:2015-07-29 09:58:22

 

 

 　　原题：纪念七大70年

 

　　没有七大及七大之前的那个“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就不可能有新中国的建立；没有十一届三中全会及其后的那个“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就不可能有改革开放时代的开启。而改革开放30多年后的今天，是否也可以说，没有、拿不出，或不想拿出一个新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也不会有党和中国的未来呢？

 

　　咱还得先说说靖宇将军。

 

　　1937年12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一个《关于准备召集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决议中开列了一个25人的名单，作为七大的准备委员会委员，第1人是毛泽东，第2人是王明，而杨靖宇排名第24，在高岗之前，而在当时中共的军事将领里，他排在朱德、彭德怀、张鼎丞和陈毅之后列第5位。

 

　　但其时，远在东北的南满领导东北抗日联军(红军)第一路军的杨靖宇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已经入选中共七大的准备委员会。那时，正是杨靖宇的部队最为发展壮大的时候，最多时达到6000之众。我们在关于杨靖宇部队的文章中看过太多艰难困苦，岂不知，东北抗联也曾有过很长时间的兴旺时期，要吃有吃，要穿有穿，要枪有枪，要胜利有胜利，只是艰难困苦更容易煽情罢了。但即使在那时，不能与陕北的中央红军和党中央取得联系亦是他最大之遗憾。

 

　　而在1930年代早期，领导杨靖宇的中共中央一直是上海的那些人，包括周恩来。至于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及其后毛泽东成为中共中央的实际领导者，我还找不到证据证明杨靖宇在生前了然之。

 

　　而且，在两年之后，即1940年2月，靖宇将军壮烈殉国，这使他无法于1945年4月23日，作为中共七大的准备委员会委员之一出席这一中共历史上非常非常重要的会议。

 

　　其实，当年在中共的那些领导人里，有这样经历的人并非杨靖宇自己。

 

　　早在1931年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时任(上海的)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向忠发就曾提议要召开七大。后来，不但七大没有在上海开成，向忠发自己也成了可耻的叛徒；后，中共中央在上海站不住脚，不得不转移到江西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苏区)境内，接着就是历次反围剿和万里长征，还有就是当时的中共中央一直受到远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的影响和控制，在那种外有强敌内有纷争的复杂状况下，召开一个全国代表大会的条件根本不存在。虽然红军走过雪山草地达到陕北并站住脚跟，毛泽东也正式作为中共的伟大领袖登上了历史舞台，但在1937年12月13日出台的这份七大准备委员会名单里，王明仍然作为中国政治舞台上的一个重要人物实际地存在着。1937年11月他从苏联回国，驻镇武汉，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长江局书记，并带着莫斯科的意志试图与毛泽东对抗，推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

 

　　加之，当时日本国全面侵华战争爆发。

 

　　所以，即使有了完备的准备委员会，中共七大仍然无法如常召开。

 

　　1938年11月，中共中央召开了六届六中全会，对七大报告的起草、议事日程、代表分配及产生办法等问题，都做出若干明确规定，1939年6月和7月，中央书记处两次向各地党组织发出如何选举七大代表的通知，要求它们务必在当年9月1日前选出代表。

 

　　1940年4月的一个晚上，离陕北根据地较近的晋察冀根据地七大代表在通过太原西南白水镇的铁路后，受到日军的袭击。突围后经清点，有的代表被打死，有的代表被打伤，有的被俘虏了，损失巨大。而幸存的代表又历经数次危险，两个多月后即6月底才到达延安。与此同时，新四军和皖南地区选出的七大代表一行24人，在穿越国统区的安徽无为时，被国民党军队扣押，最后全部遇害，他们参加中共七大的代表身份自然是令国民党断下杀手的主因。

 

　　那是24位久经战争考验的党内精英啊。

 

　　但即使如此，还是有代表终于历尽千辛万苦走到了他们心中的圣地延安，然后，他们等来的，仍是七大因各种不可抗拒的原因无法召开。

 

　　1942年3到7月，时任新四军领导人的刘少奇亦起身赴延安参加七大。他之所以跋涉时间如此之长，缘于一路上既要避开日本人的堵截，还要躲过国民党的暗害。关于此事，我就听说过许多新四军、八路军和游击队员们如何舍命保护刘少奇同志参加七大的故事，许多人还献出了生命。而华东根据地的陈毅从1943年11月25日踏上赴延安参加七大的路程，到1944年3月7日才到达延安。在华北抗日前线指挥作战的彭德怀和刘伯承于1943年9月一起赴延安，而贺龙、聂荣臻等也在这段时间里到达延安。

 

 

　　但很可惜，这一回，从1942到1944年，中共七大仍然因种种原因无法召开。

 

　　中共七大，是中共历史上过程最艰难同时也意义极为重要的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直到它于1945年4月23日终于召开的时候，杨靖宇将军已经牺牲5年了，而此时，这位中共在东北的最伟大领导者到底是战死的还是自杀的仍然没有准确说法(直到1958年)。

 

　　但不管如何，到1945年4月23日终于召开，并于6月11日终于胜利结束的中共七大，最终为4年之后该党夺取全国胜利，建立新中国奠定了牢固的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它在历史上的作用空前绝后，无可替代，所以换句话说，虽然有那么多优秀共产党员在漫长的“走向七大”的过程中牺牲掉，但最后的结果证明，他们并没有白死。

 

　　但，这也不是七大在中共历史上如此伟大、如此重要的全部原因。

 

　　今年，其实是中共七大召开70周年的纪念年份。

 

　　中共七大的作用，一直以来的官方权威结论是“这次大会，使全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实现了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空前团结和统一”,但此之外，真正令七大可以如此成功的，还是在1945年4月30日，即七大召开前3天的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上，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份非常重要的文献，即《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份文献总结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历史经验，并第一次以文件的形式，对若于重大历史问题做出结论，比如它批判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领导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和思想上的错误，它高度评价了毛泽东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理论和实践的贡献，系统地总结出合乎中国民主革命实际的一整套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它还指出对犯错误的同志应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

 

　　这份出台极为艰难的文件，一下子令中国共产党从一个愣头青一样的青少年，变成了城府颇深、经验颇丰、力量颇强的青壮年。简单一句话说，中共全党之所以在七大之后达到空前的团结和统一，是因为六届七中全会出台的这项决议，对其曾经的24年历史做出了系统的、全面的结论，更主要的是“批判了王明，肯定了毛泽东，总经出了一整套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

 

　　其实，尤其在今天，在纪念中共七大召开70周年的时候，可能越会对那个推动七大成功召开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做出更为崇高的评价，而这种认真对革命实践进行总结，并阶段性地梳理既往的历史 ，厘清历史中的那些重要领导人们的政绩、经验和教训的立党方式，其实也是中共得以长立不倒的优秀政治传统。

 

　　为此做例证的，还有36年之后即1981年的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在邓小平主导下推出了《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是令邓小平可以成功开启中国改革开放新时代的一份非常重要的历史文件。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与1945年六届七中全会出台的那份决议的作用同样重大，换句话说，它让邓小平可以最终成为中共历史最重要领导人之一，或者说它最终让邓小平成为了邓小平。

 

　　不能准确认清历史，无法成功把握未来。

 

　　两个决议之间，相距36年，而现在距离1981年，又是34年过去，这是不是在提示，现在仍然作为中国的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应重新开启这种“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模式了。1945年的决议总结了建党后24年的历史，1981年的决议总结了建国32年的历史，现在，是不是也该出来总结一下1981年之后30多年的改革开放历史了呢?

 

　　无论是与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巧合的七大召开的70周年，还是从1945年到1981年与从1981年到2015年，相距时间如此相似(36年和34年)。这中间不但似在催促执政党须要再一次回头认真总结某一段历史，更是在提示所谓“历史周期率”可能真是存在的，兴也衰也，生也死也，也许就埋伏在这些弯弯曲曲的阿拉伯数字里。三四十年，两个代际，无论是个人还是集体，从热血创业到坐享其成，其志、其性、其趣、其能都会发生不可避免的周期率、抛物线一样的变化。

 

　　单论，2012年中共习近平时代开启以来，中共在官员层面大刀阔斧的反腐败已然使不能计数的前官员落马，作为一名普通老百姓，咱看着都眼晕，一边看还会一边疑问：乖乖，哪里来这么多贪官？哪里来这么多可以通过非法手段私隐进自己腰包的国家财富？

 

　　从1981年以来，“改革”已经取代“革命”成为中共作为执政党的最主要施政纲领，曾经它是多么的朝气蓬勃，多么的理想飞扬，多么的引人遐思，正如当年“革命”，曾是多么的朝气蓬勃，多么的理想飞扬，多么的引人遐思。但及至现在，又如当年，“革命”在某一个周期活跃之后，也造成了文革中的极端化，造成了全社会的泛政治化，造成生产、生活的停滞，当下中国的贫富悬殊、阶层分化、官场腐化、党性堕落，又哪一样不与这“改革”二字密切相关呢?

 

　　而不管中国的领导者们表面上承认或不承认。

 

　　历史，从来都是有周期的；历史中的人与事，也都是有周期的；改革开放，它当然也是有周期的。而回顾中共之前的那些历史周期的规律，又不得不说，如七大之前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十一届六中全会的《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就是这历史周期最重要的结点，而现在的问题是，是麻木等待那个结点的到来，还是主动找到那个结点，并成功跨越之？

 

　　所以，我觉得，长则5年，短则1年，另一份所谓的关乎改革开放以来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势必要经过创造性的、严密完整的酝酿，势必要以一种大无畏的历史英雄主义的面目诞生，这既是作为执政党的必然需要，也是冥冥上历史宿命的需要。

 

　　关键是，在此结点到来之前，都需要做好什么样的准备？

 

　　其实，这也不难，只须再回到看看留在历史档案中的那两个经典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就能一目了然。

 

　　比如，一些关于改革开放的惯有的认知将被彻底推翻，比如全面的市场化、私有化，是不是真就是改革的必然未来?

 

　　比如，一些关于改革开放的惯有的认知将被提升，比如那些被证明有助于可以同时提升生产力和改善生产关系、阶层弥合的政策、手段和价值将被固化和提升。

 

　　还比如，有些人，可能再不会再像被唱赞美诗一样高高地托在天上，而是要降下身段，或者直接跌落地面，想想连毛泽东都曾经不被例外，别人又能怎样。

 

　　而有些委曲要有倾诉的渠道，有些冤情要有平反的机会，有些分歧要找到趋同的方向，否则如何再一次做到“团结一致向前看(邓小平语)”？

 

　　复习过历史使我更加相信，一些原本潜伏在历史基座里的共产党的原教旨将会再一次焕发生机，比如共同富裕，比如纯洁党性，比如团结一致。

 

　　没有七大，以及七大之前的那个“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就不可能有新中国的建立；而没有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及其后的那个“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也就不可能有改革开放时代的开启。

 

　　那么，在下一个历史周期结点就要到来的时候，没有、拿不出，或不想拿出一个新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不是也可以说，也不会有党和中国的未来呢？

 

　　但，这些内容以及对内容的想像，其实也并不是最重要的。

 

　　再想想吧，从1920年代末到1940年代中，凡17年时间里，中间有多少中共的早期精英，他们都还是那么年纪轻轻、岁月茂盛，却以这样或者那样的原因，献身于“走向七大”的过程里；想想在白山黑水、冰天雪地里独战倭寇，死前全然不知延安已将自己列为七大准备委员的杨靖宇将军；想想那么多一齐成了国民党枪下之鬼的新四军七大代表；想想那些为保卫刘少奇能成功到达延安参加七大不惜战死的八路军战士们；想想彭德怀、陈毅这样惊天动地的大人物经历千里跋涉，一定要坚持到七大召开的赤胆豪情。

 

　　你没发现吗？现在的中国，飞机满天跑着，高铁朝发夕至，互联网密布神州，和平安全统治着这个国家的每一个角落…… 但，可能越是脚程迅速的时候，意志的革命和改良越是缓慢；越是交流通畅的时候，真诚的回归与统一越是艰难；越是物质丰富甚至豪华的时候，精神和信仰的纯净与升华越是举步维艰。

 

　　七大，70年了，新的七大，在哪里？

 

　　（来源：作者微信，昆仑策研究院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