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秀柱“闭关”复出一个月后，蓝营冒出“换柱”大戏，距离2016大选只剩3个多月，不禁使人好奇：蓝营会使出比2004年“两颗子弹”还更新奇的造势方法吗？这场“换柱”大戏，依据蓝营内部机制，至少可延烧到10月下旬，还可依据形势与成效，决定是否加码，横竖歹戏拖棚是免不了。

朱立伦说了大白话，“选举不是只为宣扬理念，也要考虑台湾主流民意、“立委”席次甚至是党的生存”；“一个政党、一场选举，不能只为了理念，不能只顾个人成败，不考虑其他“立委”候选人，尤其是“立委”席次…”。一个月前，洪秀柱的出关声明强调选举政治要讲“真诚”，她说国家病了、民粹有罪云云，把个声明会搞成品德教育的布道大会，她仍寄望于胜选与人品是正相关，这就让蓝营大员更“患柱”了。蓝营大员的选举思维不外乎民调、派系奥援、资金多寡、选后的权力和利益分配等；当然，这一切都浓缩在蓝营主席说的“台湾主流民意”。可洪秀柱在4月下旬率先领表参选后，就标举和平、开放、均富、道德4条路线，这4条路线的文化、技术、经济和政治脉络，无一不与中国相关，这就违背蓝营主席说的“台湾主流民意”了。

选举是体现民意的一种工具，但不等于候选人声称的“人民当家做主”。早在上世纪四○年代，美国学者熊彼德就坦承民主政体并不把人民当家做主放在首要；作为一种政治工具，西方民主“不是也不意味任何明确意义上的人民统治；民主仅仅意味着人民有机会接受或拒绝将要统治他们的人……民主的定义即候选人自由竞争人民的选票（约瑟夫‧熊彼德《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所以人民在政治学上就是选民，其旨在选主，而非做主。更重要的是，选主尽管能代表民意，却未必能回应民意。选主出身的李、扁、马三位，是否回应了“台湾主流民意”？又能多大程度地体现“台湾主流民意”？很值得商榷。何况，民意或民调是可操控的，例如“一边一国”、“一中各表”、“维持现状”，无一不是政治权力作用下的“台湾主流民意”。它体现的是选举政治的作用力，而未必是对民意的回应，甚至未必足以代表民意。

18世纪的卢梭以英国选举为例，认为选民只有在选举期间才是自由的；一旦选出议员之后，他们就是奴隶。也就是说，选举存在悖论，人民选主来役使自己，显然不是民主的本意。而既然胜选未必能回应甚至代表民意，那么“台湾主流民意”又是什么？是自觉的？自主的？人造的？实存的？虚构的？原生的？派生的？若朱立伦说了算，或者蔡英文说了算，那又算什么民主？民调高低说明的是候选人政治背景和作用力的大小，洪秀柱既不访美，也不访日，甚至不访陆，她凭什么在岛内参选？没有朱系、王系、马系、吴系……奥援，她怎么“全力团结争取胜选”？如果胜选就意味“台湾主流民意”的体现，则恰恰说明“台湾主流民意”是大国角力和党派利益分配下的产品，从而说明“台湾主流民意”的非民主性。那么，洪秀柱的4条路线反而成了台湾的民主方向；她若被换掉或败选的台湾民主意涵，从而也就不言可喻了。

李光耀说过台湾民意或民调是没有意义的操作，正是从包藏人造而派生的“台湾主流民意”的宏大结构来说的。若去年台北学运意味“台湾主流民意”的展现，那么它的进场和收场就说明美国意志才是“台湾主流民意”的作用力；马英九既然说了不算“台湾主流民意”，洪秀柱又岂能满足“台湾主流民意”？正因为她的非“台湾主流民意”，才会走向与蓝营高中课纲屈服于“慰安妇自愿论”和“日本殖民合理论”相反的道上。也正因为“台湾主流民意”是没有意义的反民主操作，所以统独民意支持马扁上台的结果却是不统不独；“维持两岸现状”与其说是代表蔡英文等人的“台湾主流民意”，毋宁谓是太平洋两岸大国对比下的当前局限。洪秀柱体认到这种局限将促使台湾无所作为地趋向疲软，或因而导致分离主义驱使台湾走向“殉道”之途，所以她的和平主张没有顾及到作为“台湾主流民意”真相的华府、东京、党派、“立委”……也就是说，洪秀柱把2016大选当作理念平台，当作改变蓝营生态和台湾生机的唯一救赎，所以她不去华府“辟室密谈”，也不去东京寻求“安全合作”。她的类宗教情操是可敬的，她的政治局限又是可悯的。

报载蓝营中常委指控洪秀柱有两大“罪状”：一是洪说“我不能说中华民国存在，否则就是两国论”；二是洪说“一中同表”，违反蓝营主张的“一中各表”。据说这些蓝营大员还强调国民党根本没有“终极统一”的论调，并以一级主管将集体请辞相要挟“换柱”临全会的提案必须通过。这就反面说明了洪秀柱理念的局限性。

洪以忠贞国民党员自居，若蓝营再因她的参选作为而分裂，那么蓝营注定的败选大石正好找到下井处，而朱、王、马、吴的政治责任就有了替身，他们会持续“洪秀柱何以不能相忍为党”的责问以成全自己的内省不疚，至于原就失却中心思想的蓝营各色成员也将因败选效应的扩散而纷纷转向“打柱”风潮。或许这是洪秀柱个人准备好的悲壮画面，但回顾自己4条路线的美好愿景时，会不会觉得有点可惜？忠于一个失却中心思想的阵营原就可悲，何况是落个替人脱罪的政治工具而已？洪若忠于孙总理思想，意图重振党的格调，就不妨明确共襄和平、奋斗、救中国的孙中山遗嘱，从委屈于“一中各表”的逃避主义路线返回初衷。教育的机会远比胜选的机会还重要，“台湾主流民意”正需要一次超越选主胜负的民主教育，而洪秀柱是这次历史际会的承担者。这种承担的意义，远大于选举胜负和“台湾主流民意”，因为它可能成为改善台湾民主的关键。

蓝营大员口中的“中华民国”只是权力斗争的托词，为了选举需要，绿营大员也纷纷转向“中华民国”归队输诚。他们每天面对国旗和国父遗像而不知所谓，心里念想着教廷的外交、奥巴马的军火和安倍晋三的自卫队；国歌、国旗歌里的中国意识属于考古遗物，而非政治与道德的联系。朱立伦指称洪的两岸政策背离“台湾主流民意”，说白了不过是指民调数据。然而在这方面，朱的表现毫不逊色。他说当初不领表参选2016，是为了对新北市民的承诺与党内团结。可党内涣散与失去民心恰恰始自朱立伦算计下的不作为；半年后，同一个朱立伦却说要责无旁贷地团结党内与回应民意，可能吗？根据“台湾指标民调公司”在今年3月的统计，朱在自己连任的新北市“总统”民调支持度只有24%，还低于蔡英文的28%，且远不如35%的“柯宋配”。那时洪秀柱还未出马，朱在蓝营中的人气最高，尚且当仁照让如彼。而今年9月底，《经济日报》进行并公布的“六都施政满意度调查”，朱立伦辖下的新北市以52.8%的满意度垫底如此，既不如绿营执政的高雄(74.3%)，也不如登革热疫情笼罩的台南(73.5%)。以这般所谓“对新北市民的承诺”成绩来看，一个星期后，朱却突然说要去承担参选责任，岂不背离“台湾主流民意”？

在政坛上，“台湾主流民意”就跟“中华民国”一样，只是选举修辞和斗争工具。洪秀柱不过是挡了蓝绿大员的利益，挡了蓝绿美日高层间盘根错节的利益关系，从而是挡了选主们即“台湾主流民意”的财路，因此她只能被要求闪边。两岸对立（或现状）产生包括军火买办在内的台美日政商学媒的巨大利益连结；当然，两岸和平发展也对台湾产生巨大利益。但后者对那些联外买办阶级却是弊大于利，因此他们唆使“台湾主流民意”阻止两岸进一步深化交流，造成一种两岸高层利益勾结，而台湾基层百姓却被剥削的视听印象和政经结构。从一条线到一张卡，每一步都有人为的反应机制转化成恐惧和仇恨的集体情绪。其中，“中华民国”或“民主自由”就是他们屡试不爽的唆使工具，那是蓝绿共构“台湾主流民意”的材料，而添料的是华府和东京。所以，大陆多年来不断加码惠台，而成效不如预期，正是扞格于教唆“台湾主流民意”的工具使然，国台办又能奈它何？

洪秀柱的“失言”，蓝营大员指控的“罪状”，就缘于洪秀柱真诚向往两岸和平，她并意识到统一是两岸真正和平的保障。于是，她的理念和她自居忠贞国民党员的认知作对，又和她身处的“台湾主流民意”作对，并因而困扰自己的理念，而改口强调自己是“中华民国派”。可以预见的是，洪将继续面对自我作对的矛盾，但蓝营高层这波“换柱”作为，可能让她失去作对的机会，也可能激化她坚持面对的勇气，甚而促成她的思想解套，虽然蓝营大员在乎的只是她的两岸和平挡了两岸现状的红利。亲蓝媒体作态说“让同志战死营内是可耻的”，然后暴露“朱洪配”的底牌。且不论朱在新北市背离“台湾主流民意”的政绩，洪的民调支持度一直维持在低于蔡英文两成，“换朱”只是坐实蓝营低民调的应然，而换不来胜选的必然。且洪、朱理念有别，配起来不是1+1，而是1-1。当然，蓝营如今只在意“立委”席次，那是“台湾主流民意”的重要组成，可宁愿“战死沙场”的洪秀柱退让到这一步的可能性不高，选民也未必买“朱洪配”的帐。于是，定调绝不会与党中央撕破脸、绝不会脱党参选、绝不会交换条件的洪秀柱，只能选择黯然弃选，她的存在意义就是曾为蓝营选情平添谈资。

反之，若出现洪脱党参选的变量，那么洪秀柱真要有“战死沙场”的准备。过去美国总统林肯和肯尼迪被刺杀前，都出台过妨碍“美国主流民意”、实则是挡了金融资本家财路的政策。“两颗子弹”若因而像洪秀柱参选那般，弄假成真就不是危言耸听了，枪击案并不会拒绝“民主自由”或“中华民国”。当然，这种事只会发生在洪秀柱选情发展到威胁参选对手的情况下。就这个意义来说，“挺柱”的选民是爱柱还是害柱，尚未可知。但可以确定的是，洪秀柱的困境在于当前台湾的选举和体制承载不了她的理念和情操，而台湾是否善政良制却又取决于她能多大程度地实践那种理念和情操。

总的来说，不论台湾民主良窳，只要选举制度存在岛上，它就是大陆的政治参照，这是它本身具有的教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