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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西医来源于中医!莱布尼茨说"中医是科学之首"
点击:  作者:诸玄识    来源:大同思想网  发布时间:2016-08-07 21:24:11

  

      (一)历史背景:西方医疗的混沌期

 

      中世纪欧洲是原始社会,医学知识为零;迷信和巫术伴随着瘟疫流行;近代以前的“泛西方”(古埃及、巴比伦、希腊、罗马)的医学,都是文艺复兴期间基于中医而杜撰出来的。(请读:诸玄识《中医是西医之母——古希腊医学是中国翻版》)

 

      17—18世纪是欧洲医学和医疗的草创阶段。瑪莎·穆爾教授说:

 

      尽管已有几项重大发明(指动物学、血循环、显微镜、卵巢和精子等),但到18世纪,实际的治病救人在欧洲尚处于原始阶段。……恶魔和邪灵的信念依然盛行。卖药是混乱的。医生所能做的就是切割和灼烧(烧红的烙铁),却不用、也没有麻醉术,阵痛和休克而死是很自然的。还没有细菌和病毒的知识,由此,小的创伤就会感染致死。医生来自上层阶级,无关乎一般民众。有病还都用(中世纪)的“放血疗法”(引者按:这是一种原始巫医,却被今人夸大)。“医院”意味着身心的双重恐惧。然而,18世纪的最大的医疗进步则是愛德華·金納医生发明牛痘接种天花接种(引者按:牛痘接种是基于中国西传的人痘接种,详见本文末段)……。[1]

 

      西医乃至整个西方的“科学与文明”都是“东学西渐、中学西被”的产物。[2]都是“道”的世界性的展开。格雷厄姆·霍伍德教授说:“往古,深奥的‘道’之有序运动显示于传神的图符,包括它的数理基础。它的研究者坚持哲学之和合自然的原则。‘道’诞生出许多科学,它带来了罗盘、瓷器、玻璃、星盘、合金、火药、火箭、针灸和中医……。如果我们认同牛顿和莱布尼茨是被进口的中国思想所影响,那么,我们应该得出结论:诸多发现——诸如两位数学、量子、机械力学、计算机等——都是归功于‘道’的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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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易经》启示:莱布尼茨主张每一个“单子”都是生命体、小宇宙,而与大自然、大宇宙契合与互动。

 

      (二)莱布尼茨:中医是科学之首

 

      中医是唯一能够体现“有机整体”的科学:既与“元一的道”神交,又与“活的自然”契合,因而它最具真理性和生命力。相比之下,一切与“机械论”相关的科学,都只具有相对真理;其正面与负面如影随形,直到遇到环境极限而激化矛盾,而凸显谬误。由此,莱布尼茨看重中医。从这个意义上讲,他希望他的“单子论”与中医同构,而迥异于“原子论”。[1]

 

      另一方面,在莱布尼茨看来,《易经》作为世界最古老的书,是哲学、科学、数学和数理逻辑的源头;[2]而中医则是最能代表这个“活水”的,所以它展示着“道”——科学之母——的机理。[3]正如匹特曼教授所说:“西蒙·米尔斯(simon mills)注意到……‘活力论’(vitalism)酷似……莱布尼茨和怀海德的‘有机论’(organicism),后者指各个层面的实体与其他部分都是休戚相关的。这也相似于史末资(Smutts)的‘整体论’(holism)。……关于它们(活力论—有机论—整体论)的起源,米尔斯解释,那就是中医的基本原则——道,它也是世界的起源(the origin of the world)。”[4]

 

      那就是为什么莱布尼茨在欧洲首倡中医。保罗·洛奇在其所著《莱布尼茨和耶稣会士的通信》(剑桥大学出版社)一书中,这样阐述:

 

      莱布尼茨对中医的赞扬,一定与他对欧洲医药研究的蔑视联系在一起。他在1671年说:“即便中医的规则显露出某种(像一些人所批评的那样)愚蠢和荒谬,但它比我们的(欧洲医药)强多了。”一年后,莱布尼茨致信东方学家斯皮泽尔(Gottlieb Spitzel),写道:“来自中国的最有前途的东西就是她的医学”(the most promising thing to come from China is its medicine)。

 

      随着莱布尼茨的中国知识的积累,他对中医也愈益关注。他曾说,除了传播基督教,传教士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学习中国的医学。在一定程度上,莱布尼茨需要观察,什么药物有什么作用;但他讲明,他渴求一种来自中国的医学科学。他向在华耶稣会士白晋寻求“有关特别的医学经验和药品的具体证据”。……在另一封给白晋的信中,莱布尼茨强调:

 

      我完全相信,仍有一些非常重要的东西值得向他们(中国人)学习;最需要的就是医学,因为它在自然科学中是最重要的(引者按:莱布尼茨看重中医具有有机整体的性质)。……而且,所有的物理科学乃至医学,都是以神的荣誉和人类至善为其终极目标的……。

 

      在这段话中,中医不仅被视为自然科学,而且它是通向神的整体规划的一部分(引者按:莱布尼茨的“神”并非全然的摩西—基督之神,而是倾向于儒教的“神”;后者即:天道、天工、化生创造之“自然神”:“昊天上帝、神道设教”。近似于牛顿的“上帝”——第一推动力。亦即,莱布尼茨诠释中国的自然神论,它强调“第一原则”——理,长而不宰。it emphasizes a First Principle, Li, which rules without interposing.[5]这是莱布尼茨用中国文化改造基督教的结晶[6])……。

 

      莱布尼茨自己没有致力于学习中医,但他鼓励医生卢卡斯·施罗克(Lucas Schrock)去攻读它。他从施罗克那里转发十二个问题给白晋和克莱耶(Andreas Cleyer, 荷兰在印尼的医生)……。[7]

 

      然而,西方在其医学初兴之际,终究是与这个“神性科学”失之交臂——反其“道”而行之,即背道而驰于莱布尼茨所设计的“文明蓝图”;而只是尽量摘取它的枝叶与皮毛,用于编制“机械论”的摇篮。

  

       图表 莱布尼茨之参悟:

“非线性的中国医学”与二进位的数理逻辑(阴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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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易经》(天道序动)↔ B.《中医》(人体平衡)↔ C.单子论(物质共振)

      (三)耶稣会士:身临其境的感受 [3]

 

      利玛窦的同仁金尼阁(NicolasTrigault,1577—1629年)感悟:“中医与其他中国科学一样,都是讲究‘道’或‘天人合一’等基本哲学观念”。中医源自古老的经典,临床经验很丰富,使用植物制剂和烧灼等方法。

 

      邓玉函(Johann Schreck, 1576—1630年,德国传教士)向西方介绍了中医理论。例如,他在致友人法勃的第一封信(1619年5月14日)中写道:“这里有一种中国药很出名:人们把它加热,并溶解于一种液体中,就马上会治愈病人;治疗那些被蛇咬伤后、处于死亡边缘的病人,人们也用它来治疗霍乱及某些疼痛或肠胃病。”他向欧洲人描述了针灸方法:“他们手上把一根很长的针捻入皮肤,而且是完全插进去,此间还配以不同的手法动作,就像我相信的那样,他们就是在消灭一个肿瘤。”“当欧洲的医生还在用烧红的烙铁、使自己的病人感到十分疼痛的时候,中国人却已经拥有了更加温和有效的热疗法,中国人不用红烙铁、而是使用一点苦艾,即干燥后的艾叶。”

 

      邓玉函概括:“关于中药和中国医生,我大概可以这么说:几乎所有的中药都要煎熬,它们是晒干的草药或剁碎的根;矿物质人们很少使用。(医生)自己是经验主义者,事先对病因毫无所知,但在切脉上他们非常擅长;他们在把脉时,什么也不问病人,……推断出相应部位的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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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中医西传:较系统的介绍

 

      卜弥格(Michal Boym,1612—1659年,波兰籍来华耶稣会士),著书《中国医学概说》和《中医处方大全》。1682年,克莱耶编辑出版了《中国医学手册》(Specimen Medicinae Sinicae),把其中的内容归功于“住在广州的博学的欧洲人”(卜弥格)。此书共分四卷:第一卷书翻译了王叔和的著作;第二卷介绍了一些中药和配方;第三卷包括卜弥格写的一篇论脉搏的文章,有关于脉诊治病的介绍和展示人体针灸的辅助图表;第四卷有37幅插图,论述看舌苔的诊断方法。卜弥格所论的中医脉诊的理论,提到了脉的各种类型、“奇经八脉”,有的图取自明代医生张介宾所著《类经》。此书出版后,引起了欧洲医生的极大兴趣,但因内容尚不全面,因此有人对它的版本提出了批评。四年之后(1686年),纽伦堡发表了《医钥》(Medicus Sinicus),内容比前一本书内容更为丰富翔实,所引用的资料仍来自于卜弥格的《中国医学概说》和《中医处方大全》。1813年,汉学家雷慕莎根据卜弥格《中医大典》节选出书。其中,卜弥格讲述了中医看舌苔诊断:从舌头的外表和颜色诊断疾病。雷慕莎的博士论文《论中国人的舌苔诊病》,也来自对卜弥格这部著作的研究。   

 

      卜弥格重点研究了《黄帝内经》、《脉经》和《脉决》等中国医学典籍。他在南明永历皇帝的朝廷,也从一些中医师那里学到许多中医临床的知识。他在1658年向欧洲人介绍说:“现在,我们向你们,最有名的医生们和整个欧洲提供一部著作的纲要。”在《医钥》等著作中,卜弥格站在“道的哲学”的高度,对于从中医的阴阳五行、气血循环和宇宙运转、一年四时对人体机能运转的影响,到脉诊治病和各种中医处方和药物的运用和功效,都予以详述。

 

      卜弥格对于中医最为推崇的就是脉诊技术,他写道:“它是一种令人惊异的技术,和欧洲的不同,它不仅要说明病情,而且能够预料它的发展和后果。”他认为脉诊治病的方法,在中国许多世纪以前就得到了普遍的承认和广泛的使用;中国的医生通过诊脉不仅能够了解病情,而且能够准确无误地预示它以后的发展。

 

      卜弥格理解:人体内的气和血在人体内的十二根经中,24小时成周期地不断循环;由于这种循环,便产生了脉搏。这种循环也和天的运转相对应。脉搏和呼吸的次数成一定的比例。如果不成比例,人就处于病态。

 

      卜弥格根据《黄帝内经》中的论述,他认为每个器官都有金木水火土五行的属性:肺和大肠属金、肝和胆囊属木、肾和膀胱属水,心和小肠属火,脾和胃属土。它们的活动和一年不同的时节有联系,人体内的十二根经将这些器官和有关的脉连在一起,脉搏反映在两只手的寸、关和尺这三个位置上。每个器官都有各种不同的颜色和好恶,从脉上可以看到通过经络连着它的器官的健康状况。

 

研究卜弥格的学者爱德华·卡伊丹斯基曾经说过:“卜弥格无疑是欧洲第一位了解中医的秘密,掌握了有关中国药用植物知识的学者。”“当航海民族——葡萄牙人、荷兰人和西班牙人只是部分地发现了中国和中国文化的时候,17世纪的欧洲人从卜弥格那里,对于中国医学、中国动植物和矿物,实际上已经得到了全面的了解。卜弥格乃是向我们提供这种知识的第一个欧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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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本草纲目》:翻译和应用

 

      18世纪,也有欧洲人对《本草纲目》进行了翻译介绍。来华的法国耶稣会士刘应、白晋、赫苍璧、巴多明、韩国英等人,都经常使用此书。耶稣会士在17—18世纪翻译《本草纲目》。1735年,杜赫德在《中华帝国通志》中介绍了中医,其中包括赫苍璧翻译的晋代王叔和《脉经》和《本草纲目》的部分内容。巴黎国立图书馆保存有一部中医著作译稿,共分两部分,一为脉学,一为本草,是《本草纲目》的节译,其中介绍了序及每卷之内容,还提到了人参、海马等中药。

 

      范德孟德(Vander monde)在《本草纲目》西传中起了重要作用,他1720—1732年在澳门行医,对矿物药品颇感兴趣,曾收集了《本草纲目》中的80种药物样品,回巴黎后送给法国植物学家朱西厄。他还翻译了《本草纲目》,原稿藏巴黎自然史博物馆。原稿节译自《本草纲目》卷五水部、卷七土部、卷八金石部、卷九至十一石部的大量矿物药,以及草部的许多中药,均附有中文名。雷慕沙对范德蒙德的译本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介绍。

 

      1813年,法国人勒帕日根据巴多明和吴多禄寄回的通讯稿,整理研究后写成《关于中国之历史研究》,对《本草纲目》进行了重点的介绍。英国人里夫斯(JohnReeves)于1826年发表《中国人所用某些本草药物之解说》一文。德国人格尔松(Gerson)和尤里乌斯(Julius)在1829年发表中国医史一文,法国植物学家于安(MelchiorYuan)1847年在巴黎发表一本45页的小册子,名为《关于中国药物学的信札》,均与《本草》有关或取材于《本草》。在北京的俄国布道团医生塔林诺夫对中药也有所研究,长期致力于研究中国医史,在华收集植物标本在寄往俄国,1853年发表名为《中国医学》的长文,详细介绍了《本草纲目》。

 

      1899年默尔克将当归制成浸膏,向德国医药界推荐作为妇科药物。这是对《本草纲目》更为深入的研究,丰富了西医的药物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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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脉络学:科学无法超越

 

      1687年,旅欧华人沈福宗被请到牛津大学,帮助弗洛耶(J.Floyer,1649—1734年)整理中文书籍。由克勒耶整理出版的卜弥格的著作《中医示例》,介绍了中国古代脉学。后来成为弗洛耶研究的基础。1707—1710年,他在伦敦出版了二卷本的《医生之脉钟》。弗洛耶著作的意义在于介绍了一种检查脉搏的新方法,他观察了行为和脉搏跳动有规律的关系。他认为,整个人体的健康和条件相关,这种关系可通过一分钟内脉搏的跳动数观察到。为了测量脉搏跳动的数目,他发明了一个玻璃钟。他还认为,对医学检查最重要的贡献是测量脉搏跳动的周期。

 

      弗洛耶受到了中医哲理的影响,他把脉搏和人体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体,即通过人体的小宇宙来体现脉,脉是小宇宙之和谐或不平衡的指示器。

 

      弗洛耶说:“我将首先证明中国人确实在脉学上具有伟大的知识,在把脉艺术的基础上,他们建构了行医的做法。……我将证明中国人已经发现真正的把脉艺术。”他还认为,中医的成就是不能被现代学术进步所超越的。他坚持捍卫中国传统的医学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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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人痘接种:英国试行而普及西方

 

      16世纪,中国人发明了预防天花的有效方法——人痘接种法。它包括痘衣法、痘浆法、旱苗法等。痘衣法是把天花患者的衬衣,让被接种人穿用,使其受感染而产生免疫力。痘浆法是用蘸有疱浆的棉花塞入被接种人的鼻孔里,使其感染。旱苗法是将光圆红润的痘痂阴干研细,用小管吹入被接种人的鼻孔里。后来经过逐步改进,人痘接种法的安全性和有效性也不断得到提高。文献记载表明,到17世纪时,人痘接种法不但已在中国全国推广,而且技术也相当完善。

 

      人痘西传了人痘接种法的发明,不但有效地保护了中国孩童的健康,而且很快泽福世界各地。1688年,俄国曾专门派人到中国学习种痘术。不久又从俄国传入土耳其。1717年,英国驻土耳其大使蒙塔古夫人,在君士坦丁堡看到当地医生为孩子种痘,以预防天花,而且效果显著,就让医生也给她的孩子种了人痘。此后她又专门学习了人痘接种法,并把它带到英国去,得到了英国国王的赞同,于是人痘法接种法很快盛行于英国。另一方面,根据英国皇家学会的档案记载,人痘接种术也通过一些在中国经商的英国商人和旅行者,直接传到了英国,并在英国皇家学会进行了交流。根据皇家学会档案记载:1700年英国著名医生、皇家学会会员马丁·李斯特收到一封从中国寄来的信。信中描述了鼻息传种天花的方法:“打开天花患者的小脓疱,用棉花轻微吸沾一点脓液,并使之干燥……然后放入健康人的鼻子里,此后被接种者将轻度感染,然后痊愈,从而获得很好的预防效果。”后来再由英国传到欧洲各国、北美和印度。

 

      18世纪中叶,人痘接种法又直接由中国传入日本。可以说,在人类抗击天花的斗争中,“人痘接种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对世界医学做出了突出贡献。

责任编辑:红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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