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几千年的传统，都是以小农经济形态和宗法家庭的父系统治为社会基础，妇女遵循的是“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等男权规制，受到的说教也是“夫唱妇随”、“女子无才便是德”，妇女在旧时代根本谈不上有什么政治地位、经济经济和社会地位，完全沦为男人的私有品和附属品。

中国共产党从建党伊始，就积极倡导男女平等，早在1922年的中共“中共二大”上，我们党就发表宣言，公开宣示自己的奋斗目标之一，就是“废除一切束缚女子的法律，女子在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教育上，一律享受平等权利。”这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不啻是乾坤挪移、石破天惊的一场思想和社会革命。

习近平主席这样说过，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我们党始终坚持把实现妇女解放和发展、实现男女平等写在自己奋斗的旗帜上，始终把广大妇女作为推动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重要力量，始终把妇女工作放在重要位置，领导我国妇女运动取了历史性成就，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发展道路。

新中国建立后，仿佛一夜之间，广大妇女翻身做了主人，她们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得到翻天覆地的改变，冲破几千年来“男尊女卑”的落后意识和陈规陋习，妇女的身影出现在各个行业、各条战线上，她们身上蕴藏的巨大潜能也被充分释放出来，毛泽东同志形象地将之概括为：“妇女能顶半边天。”这是了不起的成就，是中国历史上、也是人类文明史上一个划时代的进步。与此相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才兴起女权运动，呼吁消除性别歧视，为妇女争取更广泛的社会权利。

从上世纪40年代解放区兴起的木刻水印年画开始，妇女就以焕然一新、完全平等于男性的形象出现在世人面前，建国后，妇女主题的宣传画创作更是日新月异。在这些表现中国当代妇女工作、生活场景的宣传画中，题材广泛，手法多样，刻画生动，涵盖了妇女解放、妇女自强、妇女经济独立、消除性别歧视、男女平等、婚姻自由、妇女发展诸方面。纵观新中国“前三十年”（1949年至1979年）的宣传画创作，女性形象出现的频率和比重，绝不亚于男性，妇女“半边天”的说法恰如其分。活跃在各条战线上的妇女，能够作为主体形象，密集出现在宣传画的画面上，本身就是妇女地位的现实映照，同时，宣传画作为意识形态的工具，它又起到一种正面的舆论导向作用。

 所有这些诞生于新中国的妇女题材宣传画，无不思想健康、艺术上乘、给人鼓舞、催人向上，客观展示了新时代中国女性的清新形象，寄托了民族腾飞、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美好理想，从一个侧面真切见证了“中国梦”一步步化作现实的奋斗过程。

  更多佳画欣赏：

宣传画《锦绣河山》，作者黄锡龄，辽宁画报社1958年出版。夸张的画面和语言，浓郁的浪漫主义色彩，明显带着“大跃进”的时代气息。画中的女性正是广大劳动人民的化身，她用手中小小的针线，编织着美好的未来生活，画中配诗：“我们的两只手，要啥啥就有，能叫山搬家，能让水倒流，能叫荒山披锦绣，能让大地穿彩绸”，好一派改天换地的英雄气概，兼具女性的秀美和灵巧，给人感觉两者没有丝毫的冲突。

宣传画《向阳花，朵朵红，知识青年喜务农》，韩书彧作，天津美术出版社1964年出版。这幅早期知青题材的宣传画，主角选定了三位扎根农村的女知识青年，她们纯真的笑容里还略带青涩，但对艰苦的新生活充满乐观，对美好的前程无限向往。

宣传画《妈妈从县里开会回来》，田辛甫、包恩梨作，河北人民出版社1953年出版。画面上的这位妇女，显然是作为基层群众的优秀代表，在新生的人民政权里参政议政或荣获表彰，而她的丈夫，只是个再普通不过的乡村农民，这种夫妻角色转化带来的反差，在共产党成立之前的中国，自然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宣传画《我们的队长》，郭志明作，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出版。画面中，女生产队长作为先进代表，被推举在大会上发言，村里的男女老少竞相围着电视机观看新闻，为他们的女队长的出色表现感到自豪。

宣传画《妈妈开着拖拉机来了》，张大昕作，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61年出版。画面上这位年轻的妈妈，开着拖拉机路过幼儿园时，和她的孩子亲切地打着招呼，场面十分自然和温馨，画作寄托了一种田园牧歌式的社会理想。

宣传画《万紫千红》，赵幼华作，吉林人民出版社，1975年出版。斑斓的色彩，灿烂的笑容，象征着这些平凡的女纺织工在创造美好的新生活，她们在平凡的工作岗位，编织着绚丽的“中国梦”。

宣传画《农奴的女儿》，上世纪70年代出版，作者不详。这幅画表现的是西藏的百万农奴在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获得新生，昔日农奴的女儿，而今被培养为光荣的人民空军飞行员，这样的人生跨越，只能用“恍如隔世”一词来形容。

宣传画《我们都是神枪手》，赵淑钦作，人民美术出版社1974年出版。 在冷战格局下，毛泽东号召“大办民兵师”，全国出现“七亿人民七亿兵，万里江山万里营”的壮观景象，在数千万的民兵队伍里，处处可见妇女的矫健身影，巾帼不让须眉，毛泽东曾经为首都女民兵赋诗：“飒爽英姿五尺枪，曙光初照演兵场，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

宣传画《西沙女民兵》，裴建华作，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出版。这是当年在国内外产生较大社会反响的一幅宣传画，到今天犹具现实意义。卫国护疆，人人有责，千千万万的巾帼英雄，握紧钢枪，担负起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神圣使命，在激情燃烧的岁月，这是高尚，也是时尚。

宣传画《你追我赶》，庞亦鹏、庞卡作，浙江人民出版社1964年出版。画面里的那位若隐若现的男社员，完全成为一个陪衬，在你追我赶的劳动竞赛中，他明显处于下风，被大步迈在最前面的女社员远远地甩在身后，只留下一个模糊的身影。类似的场景还可以举出很多，传统上占主导地位的男性，在众多的新时代宣传画里，却只能委屈地退居配角，这似乎有点乾坤大挪移的味道了。

宣传画《多出化肥，支援农业》，天津市化工局美术创作学习班供稿，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1972年出版。画面中的女职工，神采飞扬，拥有和男人一般的健壮手臂。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特别是“文革”时期，在很多表现妇女题材的宣传画中，女子常常和男子一样拥有强壮的体魄，在工作、生产中表现出不输于男人的肌肉感和力量感。画作在刻意塑造女性高大形象的同时，也折射出那个年代膜拜革命、崇尚劳动的审美情趣。

宣传画《妈妈参加了篮球队》，何春晓、卢宝童作，山西人民出版社1974年出版。画面中的这位妈妈在工作之余，参加了篮球队，健康的业余文娱生活，使得她的精神格外饱满。这其实也是新中国妇女走向自立和自信的形象写照。 

宣传画《群英会上的好姊妹》，李慕白、金雪尘作，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63年出版。在共和国的各个领域和工作岗位，无数的女中豪杰尽显风流，他们作为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赢得了党和政府授予的殊荣，并受到全社会的广泛尊重。她们的命运和国家的命运紧紧相连，她们的个人梦想和“中国梦”亦密不可分。此画刻划人物神韵独到，堪称海派擦笔画的经典之作。

宣传画《革命的女战士，生产的红旗手》，刘秉礼作，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62年出版。画面上，活跃在各条战线的女同志意气风发，眼神中流露出作为劳动者的自豪，她们有理由为自己的今天喝彩。在上个世纪60、70年代，“三八红旗手”是妇女界的崇高荣誉。

藏品提供：秦红光（红色收藏家，红色文化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