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10月16日，这是一个永载中国史册的日子。当天下午3时（北京时间），新疆罗布泊上空的一声巨响，宣布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这次相当于几万吨TNT炸药威力的核爆炸产生的地震波，绕地球转了好几圈，以至远在万里之外的国际权威─瑞典乌普萨拉大学地震观测台出测到了它的存在。如果从历史的角度去看，这次核爆炸在世界政治、军事格局中引起的震撼，在全球炎黄子孙心灵上引起的震撼，将是带有永久性的。

先驱者

1930年，清华大学物理系助教王淦昌考取了官费留学生，来到德国柏林大学深造。在这个世界物理学研究最前沿的大学，王淦昌以他对实验物理学的特殊兴趣和对科研热点的敏锐洞察力，在导师梅特涅的指导下辨识着现代物理学发展的新方向，并于1933年12月取得了博士学位。

图为王淦昌

1934年4月，王淦昌博士乘船回到了灾难深重的中国，先后在山东大学和浙江大学物理系任教授。王淦昌身在落后的中国，却时刻关注着国际上物理学的重大进展。

1937年，法国巴黎大学镭学院的居里实验室，来了一位中国留学生钱三强。他与王淦昌一样都是清华大学物理系的毕业生。来到巴黎后，钱三强在约里奥─居里夫妇的指导下从事放射性研究。1946——1947年，钱三强与夫人何泽慧发动了铀核的“三分裂。”后来他们还发现了几率更小的“四分裂”现象。他们的这一工作被约里奥─居里夫妇认为是该实验室自二次大战结束以来最主要的成果之一。

图为钱三强、何泽惠夫妇

同在清华，比钱三强高一级的彭桓武，是个潇洒倜傥、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1938年冬，他来到英国爱丁堡大学理论物理系，投奔鼎鼎大名的玻恩（M.Born）教授做博士研究生。众所周知，玻恩在量子力学的发展中起了奠基性质的作用，并在德国最著名的格廷根大学建立一个学派，使该校物理系成了当时世界上理论物理的研究中心。

彭桓武在玻恩教授的指导下，研究固体理论和量子场论，并在这两个领域中取得了突出的成就，获得了两个博士学位，这在那时的中国留学生中是独一无二的。

在这里还必须提到另一位先驱者，那就是德高望重的赵忠尧先生。他是第一个亲眼看到核爆炸的中国物理学家。1946年6月30日，美国在太平洋小岛比基尼岛上又爆炸了一颗原子弹。距该岛25公里远的“潘敏娜”号驱逐舰上，有应美国政府之邀前来观“战”的英、法、苏、中四个同盟国的代表，其中那位黑头发黄皮肤的中国代表就是物理学家赵忠尧。他一面仔细观看着冉冉升起的蘑菇云，一面将目测现场算出的数据默默牢记在自己的脑海中。这次演习完毕代表们回到美国。当美国国防部代表在机场欢送盟国参观团回国时，他们发现那个黑头发的中国代表“失踪”了。这是怎么回事？原来，赵忠尧此次出国负有当时中央研究院总干事、物理学家萨本栋托付的重任：尽可能多地了解美国在核物理方面新的进展，并设法购买核物理研究设备，萨在国内设法筹款再给他汇去。

就这样，赵忠尧神秘地“失踪”了。他设法回到加州理工学院，这是他1927~1930年间在美攻读博士学位的地方。他常周旋于原先的老师和同事之间，利用机会在加速器的操作台和零部件上爬来爬去，以获取加速器设计和制造的细节知识。回旋加速器的发明者、诺贝尔物理奖得主劳伦斯敬佩赵忠尧的爱国之心，出重金聘用他，还有意安排他多接触实验设备和有关图纸。萨本栋如期秘密汇来12.5万美元，作为赵忠尧购买实验设备及个人生活之用。赵仔细核算一下，订购一台加速器起码要40万美元，还不能拿到出口许可证，因为美国政府严禁此尖端技术出口。因此，唯一的办法是自己回国设计制造，一些国内无法制造的精密部件则在美国秘密定制。从此，赵忠尧成了“临时工”，他经常到几个熟悉的物理实验室去签订“换工协议”，以替实验室完成某些科研项目上来换取有关加速器制造的技术资料和零件。每天，他工作平均在16个小时以上，一日三餐多数是开水、面包加咸菜，为是的节省12.5万美元中的每分钱。1950初，新中国成立的消息早就传遍了在美国的华裔科学家。赵忠尧在完成了预定的计划准备回国了。当年8月29日，他和钱学森夫妇等一起登上美国“威尔逊总统号”轮船，正要启航时，美国联邦调查局特工突然上船搜查。钱学森的800多公斤的书籍和笔记本被扣下来,他本人也被说成是“毛的间谍”被关到特米那岛上。赵忠尧的几十箱东西也遭到翻查。其实，他早在一个月前已将其中的重要资料和器材托人带回中国，而把其余的零部件拆散打乱了任意堆放，为的是迷惑搜查官员。尽管如此，当轮船途经日本横滨时，赵忠尧还是被驻日美军最高司令部关进巢鸭监狱。消息一经走漏，立即引起世界舆论的关注，并引起美国国内科学界的质问和抗议。美国政府迫于国内外压力，不得不放行。1950年年底，赵忠尧带着大批加速器资料和关键设备，回到阔别多年的祖国。1955年，赵忠尧用带回器材和零部件，主持建成了我国第一台加速器，开展了原子核物理的研究。就是这时，被美国海军次长说成“抵得上五个师”的钱学森也回到了中国。五角大楼忘了估算一下，赵忠尧及其带回中国的技术资料和仪器设备能抵得上多少个师。

第一幕（1949—1959）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1950年，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后改名为原子能研究所）建立，钱三强任所长，王淦昌、彭桓武为副所长。大批有造诣、有理想、有实干精神的原子核科学家，从美、英、法、德等国回国，来到原子能所。只经过十年，该所就发展到4000多人，在20个学科及其60个分支学科上开展研究，成为中国原子能研究的主力军。

1955年1月15日，在中南海一间会议室里召开了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专门研究中国原子能发展问题。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彭德怀、彭真、李富春、陈毅、聂荣臻、薄一波等中共最高层围坐在一起，听钱三强、李四光等介绍原子能的情况。新中国的领导人一个一个传着看李四光带来的铀矿标本，对这种看似普通实为重要的石头感到惊奇。

中国研制原子弹关键的一步是在1957年夏天迈出的：在二机部下面成立了一个核武器局，对外称九局，后来又改称九院。出任局长的是原西藏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李觉少将。他的三位副手是：吴际霖，他原是学化学的：朱光亚，毕业于西南联大，并获得美国密执安大学博士学位；郭英会，他是周总理的科研秘书，在九局负责与各方面的组织协调工作。

随着九局的组建，大批风华正茂的中青年科学家被调到这个研制原子弹的第一线，其中就有被称为“两弹元勋”的邓稼先。

图为邓稼先

1958年8月，邓稼先被调到九局任理论部主任。新上任的邓稼先到几所名牌大学招募了28名新毕业的大学生，开始了他的“战斗”。谁也没有见过原子弹是什么样子的，更不用说搞原子弹的理论设计了。邓稼先办起了“原子理论扫盲班”，他们找来了与此有关的外文原版经典著作，边阅读，边翻译，边油印。这就么，邓稼先和他的“28宿”很快进入了角色。他们的攻坚战遇到的第一个难题，是验证苏联专家提出的一个关键数字：原子弹爆炸时其中心压力将达到几百万个大气压。他们一周工作7天，每天三班制，动用手摇计算机和算盘这样的古老计算工具，进行最现代的理论计算。每算一次要花费1个月,而他们总共计算了9次！最后，邓稼先他们否定了苏联专家的这个数据，又经过刚刚应召回国的周光召的验算，证明他们的计算是严谨周密、无懈可击的。否定了错误的不等于找到了正确的，邓稼先马不停蹄，又率领一批青年人继续寻找这个神秘的数据。经过艰苦卓绝的繁复计算，他们用百分之九十九的血汗加百分之一的灵感，终于在一天深夜找到了这关系到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成败的关键数据！

“596工程”

中国研制原子弹的工程叫“596工程”，这与中苏两国的关系密切相连。从1953年1月到1956年8月，中苏两国政府在原子能领域共签订了四个协定。1957年10月，两国政府又签订了“国防新技术协定”，里面列有苏联援助中国研制核武器的条款，主要包括苏联向中国提供原子弹的数学模型和图纸资料。

随着中苏分歧的扩大，苏联决定，提前终止1957年10月15日苏中双方在莫斯科签订的关于国防新技术的协定，中断若干援助项目，不再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模型和生产原子弹的技术资料。这种背信弃义的行为激怒了中国人。中共中央马上在1959年7月作出决定；自己动手，从头摸起，准备用8年时间把原子弹造出来。为了记住1959年6月发生的这段“国耻”事，中国领导人特意将研制自己的原子弹的工程定名为“596工程”。

从1959年到1962年正值中国“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在这样的极端困难时期要研制原子武器，其困难是可想而知的。当时主持国防科委工作的聂荣臻元帅指出，“靠人家靠不住，也靠不起，党和国家只能把希望寄托在本国科学家身上。”1961年春中央调王淦昌、武桓武、郭永怀任核武器研究院副院长。三位中国顶尖科学家内心思潮翻滚。王淦昌当时迸出了这样一句话：

“我愿以身许国！”

王淦昌说出了当时参加“596工程”所有科学家的心声，在这个关系到国家民族存亡的严峻时刻，他们责无旁贷挑起了历史的重任。原子弹工程是国家最高机密，参加研制工作的人都必须断绝同国外的一切联系。因此，王淦昌等人从那时起就神秘地“失踪”了，他化名为“王京”。为了中国的原子弹和氢弹，这批高级科学家隐姓埋名十几年，这对他们来说是一种巨大的牺牲。

在中国的高级科学家中，恐怕只有郭永怀一人跟“两弹一箭”都打过交道。他是学空气动力学出身的，从1941年起，郭永怀、钱学森、钱伟长、林家翘（后来是美国科学院院士）一起当上了世界空气动力学权威冯·卡门的博士研究生，并且深得导师赏识，都取得了博士学位，在美国航空和火箭界享有盛誉。在钱学森的带动下，他紧随其后于1956年回到祖国。第二年，他就在钱学森任所长的中科院力学研究所任副所长，负责抓“高速空气动力学”、“爆炸力学”等尖端课题。

王、彭、郭三位大师的到来大大加强了核武器研究院的力量。与此同时，经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的批准，从全国选调了程开甲、陈能宽等105名高、中级科技骨干参加到原子弹的研制工作中来。从1960年春天开始，全部由中国人自己组织的，全是中国人参加的原子弹研制的攻坚战开始了。

高潮（1963—1965）

经过数万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的努力，中国的原子弹研制工作终于推进到决战阶段。1962年底，中共中央成立了以周恩来为主任、有7位副总理和7位部长级干部参加的15人专门委员会，同时，李觉、吴际霖、朱光亚、王淦昌、彭桓武、郭永怀等九院领导，率领在北京的大批科技人员来到位于青海的西北核武器研制基地，进行原子弹的组装与试验。这里平均海拔3200多米，年平均温度为-0.4℃，高寒缺氧，自然条件十分恶劣。王淦昌等人年近花甲，又患有高血压等病症，在那种环境里呼吸困难，吃不下饭，睡不好觉，但是他们仍日日夜夜同大家一起紧张地工作，为了制造中国的原子弹，大家都在拼命!

与此同时，位于新疆罗布泊地区的原子弹试验基地也在紧张地建设。中国核试验基地的司令员张蕴钰，原是举世闻名的上甘岭战役中志愿军三兵团的参谋长（司令员是陈赓）。1962年底，总参谋部在这里成立了核试验研究所，任命张超为所长，程开甲为副所长。核试验所的主要任务就是保证原子弹试爆取得成功，并测得所需的数据。程开甲建议采取地面爆炸较为妥当。根据他的建议，1964年9月，在罗布泊戈壁的深处矗立起一座102米高的铁塔。

为了测试这次核爆炸的性质、当量、效应，在铁塔四周方圆60公里范围内布置了90多项效应工程、3000多台测试仪器，它们包括飞机中队、坦克群、钢筋水泥工事、油料库、食品供应点等等。由于要测量的效应涉及几乎所有种类的物理效应，以及一部分生物、化学效应，而这一切都没有现成的仪器可和，因此，如何测量这些效应及研制相应的仪器是一项非常繁重的任务。担负此重任的是王淦昌的研究生和助手唐孝威。正是由于他的出色工作，首次核爆炸的关键数据无一遗漏地全部测到了。

1964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甘肃酒泉的一座秘密工厂里组装完成。一辆由中国最优秀的司机驾驶的专列负责把这颗凝聚着千百万人心血的炸弹运到试验基地。为了确保万无一失，专列所用的100多吨优质煤都经过专门的筛选，以防可能混进的雷管等爆炸物。沿途经过的所有火车都要为专列让路，连横跨铁路线的高压输电线在专列经过时都要断电，以防电磁感应上起电火花爆炸。

1964年10月14日，以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张爱萍为主任、二机部副部长刘西尧为副主任的中国首次核试验委员会，宣布了中央的命令：经中央专委确定，原子弹试验的零时定为1964年10月16日15时（北京时间）。当晚7时，组装好的原子弹被送到102米高的铁塔顶部，并安装好。

10月16日凌晨6时30分，一切不必要留下的人员都撤离到距铁塔几十公里远的地方。一线指挥所由国防科委副秘书长张震寰任指挥，基地司令员张蕴钰和李觉、工人赵维晋乘坐吉普车到塔下，再乘升降机上到顶端，把原子弹的心脏——XY小球（即点火中子源）接插上。10时整，张蕴钰和李觉在操作规程表上签字，总指挥张爱萍最后一次往北京打电话，向周恩来总理报告：“最后安装工作已经结束，请指示。”周总理平静地说：“中央批准零时定在15时，祝你们成功。”14时59分40秒，主控站操作员按下了启动电钮，10秒钟后整个系统进入自控状态，计数器倒计时开始。当它从10倒转到0时，按事先的设计，原子弹进行着爆轰、压缩、超临界、出中子、爆炸的全过程。顿时，金光喷发，火球凌空，蘑菇云腾空而起。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了！

在指挥所里，身经百战的张爱萍将军还从来没有这样激动过，他对着话筒说：“总理，我们成功啦!原子弹爆炸成功啦!”周恩来的声音也有些异样，听得出他也十分激动，但他毕竟的总理，用极平静的口气问道：“你们能不能肯定这是核爆炸呢?””这时，程开甲是权威，他指出：1.根据压力测量仪记录的数据推算，爆炸的当量约是几万吨TNT炸药爆炸的水平，普通爆炸不可能有这样的威力；2.爆心处核污染严重，普通爆炸是不可能产生核污染的。几小时后，最早进入到爆心处（即铁塔）的防化兵的报告，有力地证明了程开甲的结论。防化兵惊讶地发现，那座100多米高的、用无缝钢管焊成的、重80吨的铁塔，在原子爆炸中竟化为一小摊细细的“面条”，周围的沙砾卵石在融解之后重新凝固成一颗颗紫色玻璃球。机群已变成一具具“骷髅”，坦克则像回炉的一堆赤色毛铁……

新的高度（1965—1967）

原子弹试爆成功的全球性影响还没有散去，中国人又在向新的高度迈进了：

1967年6月17日，在距首次原子弹试爆两年零八个月之后，中国就成功地进行了首次氢弹试验。从原子弹到氢弹的飞跃不是一件简单的事。美国走了7年，苏联走了4年，英国走了将近5年，法国走了8年之多，而中国只走了两年零八个月。这标志着中国的原子科学家的水平已居世界前列。

早在原子弹研制工作紧张进行着的时候，氢弹的理论研究已经开始了。60年代初，在原子能研究所里就成立了一个由彭桓武的大弟子黄祖洽领导的“轻核理论小组”，来承担氢弹的预研工作。不久，做核理论研究的于敏也过来和他们合在一起。于敏在50年代初大学毕业后就从事原子核物理的理论研究，并在短短几年里崭露头角。钱三强评价他“填补了我国原子核理论工作的空白”。正当于敏在原子核物理研究中不断出成果的时候，领导上点名调他去从事核武器研究，他二话没说，一头扎进这与世隔绝的神秘世界中一干就是30多年。

在九院的安排下，1965年8月于敏带领一支队伍奔赴在上海的华东计算所，利用那里的一台大型计算机经开始了氢弹的理论设计。过3个月苦战，他们拿出了站得住脚跟的氢弹设计方案。通开过各方面的论证后，中央专委于1965年底批准了这个氢弹研制方案。

图为于敏

正当氢弹研制工作进入关键时刻的当口，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这场浩劫给中国的核武器研制工作带来一场灾难，黄祖洽在事后回忆道：“我们这些人必须在遭受大字报围攻和群众组织批判的同时，去做自己的研究。虽然大多数群众都还通情达理，没有过分 为难我们这些‘业务干部’，但总要费去不少时间，分散不少注意力。”“1969年，‘文革’造成的混乱越来越严重，核武器研究所中也进驻了工宣队和军宣队，知识分子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而我也在刚刚领导完成了一种型号的氢弹设计，把设计方案提交生产部门后，就被送到河南上蔡县一个‘五七干校’去‘学习’，实际上是去劳动改造了。”中国知识分子忍辱负重、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优秀品质，在这些氢弹研制者身上充分地得以体现。

中国人的原子弹

1959年6月苏联单独撕毁协定之后，美、英、法、苏4个核大国对中国在原子科学技术上都实行严密的封锁，中国别无选择，只有自己摸索着研制原子弹。西方国家和西方科学家在中国的原子弹爆炸成功后，突然意识到中国拥有很杰出的原子科学家群体，这大大改变了他们头脑中的传统观念——中国科技很落后。

杨振宁在悼念挚友邓稼先的文章里谈到了这么一件事：1964年中国的原子弹试爆成功以后，就有谣言说一个名叫寒春（原名Joan Hinton）的美国女研究生曾参与中国的原子弹工程，此人曾于40年代初在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参与了美国原子弹的研制工作。1971年8月，杨振宁回到阔别22年的祖国访问，在北京他见到了邓稼先就问他，有没有一个叫寒春的美国研究生参加过中国的原子弹工程?邓稼先回答说他去查一下再告诉杨振宁。事后，邓马上报告了周恩来，总理对他说：“你可以告诉杨振宁先生，中国的原子弹全部是由中国人自己研制的。”邓稼先激动不已，马上写了一封信托民航带到上海交给正在上海访问的杨振宁。杨振宁看到这封信后，感情激荡，热泪盈眶。事后他追忆自己为什么会那么激动，为了民族的自豪?为了挚友而感到骄傲?似乎二者兼而有之。

图为杨振宁

上世纪80年代以来，杨振宁教授曾在不同场合多次谈到他对中国科技崛起的看法，他认为21世纪中国科技发展将是绝对乐观的，这首先是因为中国有优秀人才。中国有句古语：“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中国能在极短时间内发展起自己的核武器，除了这批科学精英之外，还有一批培养出这些人才的教授。在这里我们必须要提一下中国物理教学的无驱——叶企孙教授。中国第一代及第二代的原子科学家中，大部分毕业于清华大学及抗战时期由清华、北大、南开三校组成的“西南联大”，或是在清华及西南联大当过教师的。这些“清华籍”人士或多或少地受教于叶企孙教授，因为他是清华大学物理系的创始人、理学院院长、校务委员会主任。王淦昌、彭桓武、钱三强、邓稼先、朱光亚、周光召、程开甲、唐孝威等人，都是他的弟子或弟子的弟子。他领导过的清华大学物理系出过五六十位中国科学院院士，这在中国所有的大学中是最突出的。教育的力量与教育的重要性，在此一览无遗。今天，中华民族以崭新的面貌、强劲的实力崛起在世界民族之林的历史关口时，我们不应该忘记这些“种树人”。

“桃李无言，下自成蹊。”尽管这些著名的学者们无意向世人炫耀他们的丰功伟绩，但道义昭示我们：应该为他们立言。

（本文选自科学画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