苟坝会议：毛泽东统帅和领袖地位的确立

点击：作者：禹明先来源：新浪博客发布时间:2016-09-26 10:21:51

苟坝会议是继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在四渡赤水期间的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是毛泽东由辅助周恩来指挥军事，到取代周恩来指挥军事的一个重大转折。同时也是毛泽东的军事思想路线斗争完全取得胜利和统帅地位与领袖地位确立的一次重要会议。以往对这次会议的研究和重视明显不够。

一、苟坝会议产生的历史背景

毛泽东二渡赤水的东进军事战略：中央红军一渡赤水进入扎西后，由于这一带地脊民贫，补给困难，加上这里地处川滇边邻地区，中央红军进驻这里，必然威协到川、滇两省军阀的利益，拼死抵抗。而川、滇两省军队有地利之便，以逸迨劳，中央红军显然不利于与之作战而在此地创建根据地。相比较而言，贵州军阀王家烈部在西南三省中战斗力较弱。而国民党中央军的追剿部队虽然进入贵州，但他们长途追剿，已是疲惫不勘，不仅与中央红军一样人地生疏，而且经过湘江战役后伤亡也很大，军队编制不足，加上是中央红军的老对手，双方战法彼此了解，有利于与之作战。打败中央军，还能有好的武器和弹药补给。再有，遵义是贵州首富之区，四面有长江、乌江和赤水为屏障，东又与二、六军团相邻，是创建临时根据地的理想之地。于是，毛泽东决定挥师东进，再占遵义。为了实现这一战略目标，毛泽东决定先攻取黔北军事要塞娄山关，把它作为控制黔北和攻占遵义的关键一步。为此，毛泽东采取由北向南大迂回的行军作战路线，以便把川军向北和向东牵引，进而快速挥师南移夺取遵义，然后借助娄山关和乌江，北阻川敌，南拒中央军吴奇伟部，以便孤立和寻歼遵义西部的周浑元纵队。作战计划拟定后， 2月10日，中革军委向全军发出东进作战命令：“…我野战军目前…应迅速脱离川敌与滇敌之侧击，决于明十一日起转移到雪山关及其以西地域，争取渡河先机，并准备与薛岳兵团及黔敌为主要作战目标…(1)”据吴奇伟部参谋魏鉴贤后来讲：薛岳指挥的两个追剿纵队人马实力因沿途逃亡、落伍和疾病已减员大半，两个纵队共计不足五万人。魏鉴贤看到吴奇伟部士气非常低落，悲观厌战的情绪很农厚，每连多者七、八十人，少者四、五十人，编制严重不足。从随后的“遵义大捷”一事证明，毛泽东决定东进与薛岳兵团作战的战略决策是英明而正确的(2)。

中央红军再占遵义后，刺痛了蒋介石的神经和剿共决心。3月3日，蒋介石到贵阳亲自部署在遵义一带围歼中央红军的作战计划。

3月3日，奉命守卫娄山关的九军团军团长罗炳辉紧急电告中革军委：由于川敌一路由娄山关东面绕道向板桥进逼，拟切断九军团的退路，而五军团又过早地撤离与九军团接应的防线，向遵义方向转移，致使九军团处于远距离孤军作战的不利境地，中革军委只得同意罗炳辉的请求，放弃娄山关(3)。3月4日，为打破蒋介石新的围歼图谋，中革军委成立了以毛泽东为政委，朱德为司令员的前敌司令部，指挥红军进行反围剿作战(4)。

3月4日，蒋介石电令驻重庆行营（参谋团）主任贺国光，要求上官云相部限其3月8日前进至桐梓，同时命令川军郭勋祺率所部三个旅并指挥桐梓的黔军限6日集结后即向遵义开进，周浑元率部并指挥黔西的何知重师由西向东限6日进抵枫香至鸭溪地域，吴奇伟部在乌江防堵，并派出一部向鸭溪、枫香与周浑元部联络，准备无论红军朝何方移动，都要“不失时机取直径堵截”(5)。

娄山关的失守，遵义北面大门被敝开，从而牵动中央红军的整个战略布局，毛泽东不得不于3月5日放弃遵义城，指挥中央红军向鸭溪地域转移。以寻求先与东进的周浑元部作战（2月1日，薛岳已任命周浑元为追剿军前敌总指挥）。蒋介石的围剿计划是以周浑元纵队固守赤水河上游东岸的仁怀一带，吴奇伟纵队和川黔军为游动策应的作战策略。中央红军若要想在黔北站稳脚根，就必须拔掉周浑元这个蒋介石安插在黔北的钉子。为此，为配合毛泽东“擒贼先擒王”的战略部署，拔掉周浑元这个剿共“前敌总指挥”的钉子，以打乱蒋介石的围歼图谋，红军总政治部发布了一道《动员全体红色政治工作人员争取新的胜利命令》，向全军指战员讲明了消灭周浑元部的目的和意义：“在王家烈、吴奇伟惨败之后，蒋介石又用周浑元纵队与黔军配合（即：周浑元为前敌总指挥指挥黔军）向我进攻，企图包围和消灭我们，现在我们必须争取胜利，消灭周浑元（这个前敌总指挥）来彻底粉碎敌人的追剿，这是一个决战，或者是我们胜利，站定脚根，消灭敌人，赤化贵州；或者是我们不能胜利，则不但不能保持遵义的胜利，而且将逼迫再要转移方向，我们无论如何要把蒋介石的主力周浑元纵队消灭，取得比遵义战斗更大的胜利！”关于对周浑元部作战的有利条件，命令指出：“周浑元纵队尾追我们数千里，比吴奇伟纵队更疲劳，只要我们坚决勇敢，胜利一定是我们的(6)。”这个动员令体现了毛泽东从战略高度来设定的一个新的反围剿战术。

3月5日晚，当毛泽东指挥中央红军转移到鸭溪地域后，蒋介石又一次调整其围剿方案，要求所有参与此次围剿的国民党军“暂取攻势防御”，“秘其行动”，待掌握红军的具体意图和动向后再作行动，并指令各军：“如匪果向西窜，则吴纵队主力用最快行动，星夜兼程，即向黔西西南地区挺进，不得延误片刻；若匪果与我周纵队在枫香园附近接触或对峙时，我吴纵队亦用最速方法，渡江北岸猛进，寻匪侧背围剿之。”为防止周浑元部冒进被红军消灭，蒋介石命令周浑元部在长干山一带构筑碉堡工事，并指出：“如匪不敢向我进攻，仍在枫香园附近停止，则我军可逐步前进，先诱其来攻，然后双方夹击之…”3月9日，蒋介石又电告各军：“据本日飞机报告，匪主力似仍在遵义西南鸭溪、白腊坎、风香坝一带…是匪尚欲盘据遵义西南地区，或不与我决战。刻正我聚殄该匪良机。我军吴、周、孙、郭纵队应对此匪分进合击，务将该匪聚歼于遵义西南地区。郭纵队即由桐梓（以南）向遵义攻击前进；吴、周两纵队即在原地集中；着令孙纵队即赴西安寨、平桥坝集结待命，限12日以前到达具报。(7)”

就在敌我双方都在慎密部署，寻找对方弱点进行消灭对方的关鍵时刻，3月10日，林彪和聂荣臻二人电告中革军委，要求由他们提头打一次仗，其攻击的对象是位于打鼓新场的黔军犹禹九旅。为此，党中央总书记张闻天召集红军高层二十多人在鸭溪苟坝开会。在会上，为了扩大遵义战役战果，大家都同意打这一仗，唯独毛泽东不赞同，其理由是：毛泽东已察觉犹禹九部明显是蒋介石设下的诱饵（如上所述，蒋介石3月5日晚已有“诱其来攻”，然后一举围歼中央红军的命令），红军要两天后才能调集兵力，到那时敌人在我们外围的包围圈已完成，而犹部目前正处于蒋介石新设置的包围圈中心，明显是一步险棋。林、聂提出的消灭犹禹九旅的作战报告，明显是《遵义会议决议》曾经批判的：“只看见消灭小部黔敌以及消灭所谓土匪”比较容易，借以扩大遵义战役战果，而忽略了猴场会议就决定的：“中央红军到川黔边是为了转入反攻消灭蒋介石追剿部队的任务。”并且3月5日总政治部发布的动员作战《命令》是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一致通过的，《命令》对周敌作战的有利条件已经讲得很清楚，怎么能不顾大局轻易否定这个《命令》，而去走冒险的一步棋呢。因此会议上大家的意见遭到毛泽东的坚决反对和抵制。但大家不听毛泽东的这个正确的劝解，一致要打打鼓新场的黔军犹禹九旅，并且争吵得不可开交，严重干扰了毛泽东的整个作战部暑(8)。

二、苟坝会议的争论所反映出来的两个核心交点问题

1、李德军事思想路线的回光反照关于苟坝会议上的这场军事思想路线斗争，其争论的焦点之一是按毛泽东的军事思想打运动战，还是按李德那套打阵地战。并且谁才是当时应当打击的对象，也是会议争论的焦点。关于李德军事思想路线在苟坝会议上的回光反照一事，聂荣臻曾回忆说：“遵义会议以后，（以凯丰为代表的）宗派教条主义者并不服气，暗中还有不少活动…(9)”因此当毛泽东在苟坝会议上提出放弃攻打打鼓新场，重点对付周浑元部；若其不然，就发扬红军特长打运动战，再渡一次赤水河，到四川绕一个圈，然后在调动敌人的过程中寻机歼灭周敌时，却遭到大家的强烈反对。这件事周恩来曾在回忆中说：“遵义会议开了以后，要继续前进，这个时候争论又起来了，打仗如何打法引起了争论”。“我们应该（照毛主席的办法）在运动中去消灭敌人嘛(10)”。这就是周恩来在后来的苟坝会议上支持毛泽东成立三人军事小组，由毛泽东来全权指挥红军打运动战的真实原因。关于苟坝会议大家愿意打黔军而不愿打中央军的理由，黄克诚在反对打鲁班场一战时向中央的写信中谈到了这个问题。说：“老根据地已被敌人摧残殆尽，主力红军又受到重大打击，剩下来的部队已经不多了。当前应保存实力，尽量避免与敌人打硬打，为中国革命保存火种和骨干。” 在黄克诚看来，打黔军容易，打中央军困难。而黄克诚忽略了一个问题，当遇到生死存亡时，黔军的战斗力并不亚于中央军和川军，如娄山关南坡的战斗，黔军就展现了很强的战斗力，致使三军团十二团受到很大阻力和伤亡。况且犹禹九旅是处在蒋介石设置的包围圈中心部位，一但沾上了，周围的川、滇军和中央军合围拢来，那时就危险了。但是大家不听毛泽东的意见，甚至争吵到了会场秩序失控的程度。苟坝会议这场不应有的争论，反映出毛泽东的战略思维和洞察力和大家不在一个层次上，这就难免受到大家的误解和反对。

2、最高军事指挥者的“独断专行”问题按照毛泽东“三湾改编”和“古田会议”的建军思想，“党对军队有绝对领导权”，因此政委的职权比司令员大，是“关键时刻对重大问题做最后决定”的人，故在红军内部习掼上称“总指挥”（周恩来从第五次反围剿开始到遵义会议后的一、二渡赤水期间都是担任“总指挥”一职）。毛泽东的这一科学而行之有效的建军思想在苟坝会议上却遭到严重的挑战和抵制。张闻天夫人刘英在论及苟坝会议时说：“…大家主张攻打打鼓新场，毛主席不赞成，甚至以不当前敌总指挥之职来力争。闻天主持会议，鉴于以前负责人专断不好，他看大家争得不可开交，也不表态，就来了个民主表决，少数服从多数，将毛主席前敌总指挥的职务表决掉了…(11)”在这里，刘英对张闻天批评毛泽东坚持意见是固执己见和独断专行一事的措词是十分婉转的，实际上是在回避真实问题。不过，从杨尚昆的回忆中，我们还是能看出事实的真相。杨尚昆认为 “总指挥”的作用和威信是不能否定的。因此，他对苟坝会议评价说：“最后，中央采纳了毛主席的意见，避免一次损失。战场指挥，有时确要机断专行，捕捉战机”，不应让许多人坐在那里扯皮，耽误大事。苟坝会议的第二天，张闻天“也认识到（免除毛泽东总指挥由彭德怀代替）这件事处理失当。由此更觉得军事领导要改变办法。战场情况瞬息万变，必须临机决断，靠开中央会议来决定会贻误战机，而且他自已对打仗也不熟悉，自认是外行，觉得过多地参与军事指挥不合适，所以接受了毛主席的建议，决定成立军事三人小组统一指挥。这个三人小组的成员是：毛泽东、周恩来和王稼祥”（《刘英自述》）(12)。从刘英的这段叙述中，同样能看出张闻天曾批评过毛泽东独断专行问题，并且第二天张闻天就改正其观点，承认在非常时期最高军事“总指挥”的“独断专行”是必要的。周恩来在回忆中也曾说：“那个时候困难啰，八万人剩下三万多人，每一个部队里都减员，伤员病号都不少，的确困难。在那种关头，只有（让毛主席来指挥）坚定不移地跟毛主席走……(13)”在这里，周恩来也是肯定“总指挥”的权力和威信以及在非常时期最高军事指挥者的独断专行是完全必要的。

三、苟坝会议争论的结果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胜利和领袖与统帅地位的确立 

关于苟坝会议，毛泽东是这样说的：“苟坝会议，我先有三票，后头只有一票，就是我自己。我反对打打鼓新场，要（再渡赤水）到四川绕一个圈，全场都反对我。那个时候我不动摇。我说：‘要么听我的…接受我的这个建议。如果你们不听，我服从，没有办法。’散会后，我同恩来讲，我说：‘不行，危险！’他们就动摇了，睡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又开会，听我的了(14)。”这件事在周恩来的回忆中说出了事件的详情：“遵义会议开了以后，要继续前进，这个时候争论又起来了，打仗如何打法引起了争论。”苟坝会议虽是在一场激烈的争执后结束了，“但毛主席回去一想，还是不放心，觉得这样不对，半夜里提着马灯又到我那里来，叫我把命令暂时晚一点发，还是想一想。我接受了毛主席的意见，一早再开会议，把大家说服了。这样，毛主席才说：‘既然如此，不能像过去那么多人集体指挥（据毛远新讲：解放后毛主席曾对他讲，长征时的“土城战役”，由于是集体参与指挥，因此他指挥起来不很顺畅，出现了一些问题），还是成立一个几个人的小组，’由毛主席、稼祥和我，三人小组指挥作战(15)。”关于毛泽东半夜里提着马灯去见周恩来而成立新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一事，袁慢慢在《毛泽东是如何评价周恩来的》一文中披露了一个从未公布的真实内幕。说解放后毛泽东曾对毛远新谈到他同周恩来之间长征时在遵义鸭溪的一件往事。毛泽东说：“…后来红军到了鸭溪（苟坝）…（鉴于张闻天的领导决策方式和大家在这种领导方式下的激烈争执）总理专门找了我，总理说：‘再这样下去不行了！’ 我也说：‘是不行了！怎么办呢？’总理说：‘还是你来吧！我不行。’ 我说：‘要我来可以，你得给我全权，就是全部的权力。’总理说：‘就给你全权！’我说：‘那别人不服怎么办？’总理拍了拍胸脯说：‘我去做彭德怀和林彪的工作。’(16)”毛泽东由此从周恩来手中接过了军事指挥权。周恩来也如他所说，做了彭德怀和林彪的工作。因此周恩来说：苟坝会议后是“由毛主席、稼祥和我，三人小组指挥作战”。

关于苟坝会议上毛泽东领袖和统帅地位的确立，杨尚昆是这样说的：“遵义会议后，全党的领导核心实际上已是毛主席了。”张闻天在1943年谈及遵义会议的意义时也说：“遵义会议改变了领导，实际上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领导中心的（毛、朱、周三人）中央的建立17。” 伍修权在回忆中也说：苟坝会议上“成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有周恩来、王稼祥同志参加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作为最高统帅部，负责指挥全军行动。全党信服毛泽东同志，把当时最有决定意义的、关系到我党我军生死存亡的军事指挥大权托付给他，从而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对于毛泽东的这次军事思想路线斗争胜利，毛泽东在1959年曾对真理有时在少数人手里时谈到：“大多数人也可以搞错的…比如苟坝会议…”

综上所述，苟坝会议的内涵是丰冨而复杂的，它不只是一场简单的军事思想路线斗争，而且还参杂着十分激烈的宗派教条主义路线斗争，这个问题在聂荣臻和李徳两人的回忆文章以及田丰叛变后的供词中都有所提及。苟坝会议这场矛盾和斗争的结果，最终以毛泽东的军事思想路线获得胜利，从而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和全军的领袖和统帅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