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5月，我手术之后，正在家养病，并做些短篇白话小说的注释工作。5月18日或19日，我的工作单位北京大学中文系的谢师傅（时为北京大学中文系工人代表）和大批判组的孙静（原中文系古典文学组教员）来到我家，说因事进城，顺道看看我的病。谈话中，谢师傅问我，系里人手紧，能不能去讲一点课，每周大致两三次也就够了。我答应了。

20日左右，我在首都医院做理疗（手脚烫伤溃烂）。谢师傅由我的家找到医院，说北大党委找我有事，要我马上返校。他把我带到四院党委的小会议室，便退了出去。我十分迷惑，不知党委找我何事，私忖也许有什么座谈会。根本没想到讲课的问题。

屋里只有四个人。王副政委（为原八三四一部队副政委王连龙，时为北京大学党委书记、革命委员会副主任）、魏银秋（时为北大校党委常委）、谢静宜和迟群。

我并不认识谢静宜和迟群，所以只望着王副政委，他却没有说话。谢静宜手里拿着一本书，是我在人民大学工作时集体选注的《历代文选》，上面有我的名字。谢开始问我古典文学方面的问题，并表示她们不懂，要学习，所以向一些老师请教。她让我读、讲了一篇赋和一首诗。又略问了问我的身体情况。随后，问我能不能离开家，出去一两个月。

我误听成要去正定，便说：“只要工作需要，当然可以，正定那地方，1948年我在那儿学习过。”谢静宜说，“不是正定。”又说：“粮票可以带些，简单地带两件衣服，脸盆、牙具都准备好，等我来叫你。工作回来，我再告诉你如何对系里说。”

在莫名其妙中，我退了出来。到楼下，谢师傅还在等我。我问他：“那两个人是谁？”他说：“那就是谢静宜、迟群啊！”我吓了一跳，说：“她们找我干什么呢？”谢师傅说：“你别管了，她们问你的问题答上了吗？”我回答说：“就算答上了吧。”因为脚走路不便，学校用车把我送回家里。

大概是23日的晚上，谢师傅又带着李加宽（时为北京大学历史系副教授，造反派，“清华200号”主要负责人）到了我家，我同样不认识李。李加宽问我：“你不认识我吧？”我说：“不认识。”谢师傅说：“是学校的。”李当即给了我几份铅印的词、赋，字很大，有注文。他说：“就送给你吧，好好准备。”他同我爱人又说了几句话，问问我手、脚的恢复情况，便走了。我当时认为，大概是谢静宜等人要学古文，集中一个月，要我讲课。因此便按李拿来的材料，进行准备。

26日早晨，“大批判组”一个姓李的到家来接我，我带着简单的衣物上了车。车里还有很多人，我只认识王世敏（时为清华大学政治理论教研室教员，口齿清晰，反应敏捷，曾被江青称为“女状元”），因为她原是人大的。但过去从未说过话。她在哲学系，我在文学系，她在西郊，我在城里，她分到了清华，我分到了北大，只是见面认识脸罢了。

到了四院，见到王副政委和魏银秋。他们要我在会议室等候。王副政委偶尔过来和我说几句话。直到晚上，王副政委已经安排了睡觉的地方，谢静宜来了电话，通知我住到“大批判组”，免得影响副政委的工作。随之，“大批判组”来人把我接走了。

在“大批判组”住了三天。我自己住一个房间，除和中文系教员孙静说几句话外，和别人没什么接触。

29日晚八点左右，谢静宜来了，把我从楼上叫到下面的会议室。当时李加宽正在屋里看电视，她粗暴地让他出去。这种态度，使我十分奇怪，也产生了畏惧。

谢静宜立刻对我宣布：“现在马上去见主席，就带着衣服和书，脸盆等都不必拿了。”我当时激动万分，热泪夺眶而出。急忙上楼，草草收拾一下便同她走了。

在车上，谢静宜同我谈了谈毛主席的健康情况，嘱咐我注意的事项。我只是流泪。同时，想到要给毛主席读古书、讲文章，又非常心慌。

几分钟后，我被带进中南海，立刻见到了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

从这时开始，直到9月26日，我在中央办公厅的领导下，在毛主席身边工作了四个月，住在中南海。

据毛主席的秘书说，一月份，毛主席就指示，从北京大学找一个人，在他休息的时候，给他读点古文、诗词、曲赋。

毛主席极爱谈历史、文学，尤其赞赏鲁迅和他的作品。有时候，他便让我先提出问题，然后给我讲些历史、古典文学和鲁迅。毛主席的教导，我终生不会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