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2月，毛主席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对刚刚兴起的社队企业大加赞扬。谈到社队企业的前途，毛主席无比欣喜他地说：“目前公社直接所有的东西还不多，如社办企业，社办事业，由社支配的公积金、公益金等。虽然如此，我们伟大的、光明灿烂的希望也就在这里。”此句话成为这次会议上的一句名言。或者由于传达的原因，1958年公社运动中办起拖拉机修理厂的河南省巩县回郭公社(今回郭镇)干部1959年没有听到毛主席这句名言。后来几年，回郭公社社队企业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沉寂期。

　　1966年5月7日，毛主席在著名的“五·七指示”中再明确次提出：“公社农民以农为主(包括农林牧副渔)”，“在有条件的时候，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

　　河南巩县回郭公社党委一班人认真学习毛主席“五七”指示，结合当地实际深入进行讨论，深深受到启发。因为当时他们遇到不少实际问题。其中生产收益低是主要矛盾，严重影响集体生产发展和社员生活水平的提高。因为农业收入低，社员分配以实物为主，现金很少，公关积累和发展资金更少，社队无法购置较多的农业机械，搞一些水利设施建设也受到资金制约。而回郭公社所在地历史上小手工业有一定基础，能工巧匠不少，并且该社山沟里有不少废弃的工厂设施，虽然年久失修，破破烂烂，但只要经过简单维修恢复和改造一下就可以使用。在这里开办工厂无需在厂房上作多大的投资。回郭公社当时有五万多口人，劳动力也不缺，传统生产项目工匠差不多是现成的，搞新项目也就是请一些技术人员，进行一下培训就可以。显然这是一条投资少见效快的路子。公社完全可以凭自己的力量干起来。于是公社党委当即向全社提出“走毛主席指引的五七道路，围绕农业办工业，办好工业促农业”的口号，动员全社干部群众围绕办厂献力献策。说干就干，迅速办起与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有密切联系的一批五金机械修理厂和化工厂。为纪念毛主席的“五七”指示，化工厂就起名叫“五七化工厂”。回郭公社迅速崛起了一批社队企业。办得最好最有名的是建在偏僻的沙沟河的五七化工厂，当年投资，当年出产品，当年盈利。五七化工厂成功之后，回郭公社采取“滚雪球”、“母鸡下蛋”的办法，又密锣紧鼓地先后投资办起了化肥厂、棉纺厂、铸造厂、砖瓦厂、电器厂、第二化工厂等企业。仅仅经过8年，到1974年7月，回郭公社的社队企业已由最初的6个发展到了57个。全社年工业总产值接近600万，超过农业总产值。全公社到处社队企业厂房烟囱林立，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由于资金问题解决了，回郭公社在全县第一个实现了农村浇地和耕田机械化，社员收益分配水平也有了很大的提高，为周边社队社员所羡慕。

　　也就六七年功夫，回郭公社因兴办社队企业获得巨大效益，名声在外。到1974年7月，《河南日报》派记者到巩县采访回郭镇公社发展社队企业的典型经验，与当地通讯员一起对回郭公社兴办社队企业的情况进行了一个半月的调查采访，写出了12000多字的调查报告。题目是《围绕农业办工业，办好工业促农业》。经省有关领导签字后文章呈《河南日报》总编刘问世把关。刘问世接到清样批件后，认为这篇报道抓住了农村发展的关键。刘问世是河南省新闻界的前辈，1959年参加了中共中央在河南省会召开的第二次郑州会议，亲耳聆听了毛主席在这次会议上的重要讲话。毛主席这次讲话对于农村兴办社队工业，“我们伟大的、光明灿烂的希望也就在这里” 的名言在他的记忆中十分深刻。刘问世认为，文章既合符毛主席“五七”指示要求，又与毛主席1959年讲话精神非常吻合，对解决当前农村的问题，加快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有重要意义。当即在1974年12月15日在《河南日报》头版全文发表了这个调查报告。题目就用毛主席1959年讲话的那句名言。

　　这份报纸经过辗转多月，被有心人浙江省永康县人民银行干部周长庚看到，他深受震撼，觉得该县的做法很好，如果各地都能这样做，全国农村面貌该有多大变化啊!于是他写信向毛主席推荐，并请求中央动员全党和全国各条战线支持社队企业发展，将这份《河南日报》一并寄给毛主席。毛主席看到材料立即亲笔批示转给中央有关领导。

　　毛泽东的亲笔批示让回郭公社“红遍”全国。《人民日报》10月11日以毛主席1959年有关社队企业的名言《伟大的光明灿烂的希望》为标题转发了《河南日报》报道回郭公社“围绕农业办工业，办好工业促农业”的调查报告，配发了署名郭大江的评论《满腔热情地支持社队企业》，国务院副总理吴桂贤曾亲自到回郭公社视察指导。与此差不多同时，由毛主席批准在1975年9月15日到10月19日召开的全国第一次农业学大寨会议肯定了社队企业发展的积极作用，这次会议上公开发表了毛主席早在1959年第二次郑州会议上赞扬社队企业的那句名言——“我们伟大的，光明灿烂的希望也就在这里。”这实际上是毛主席再一次动员发展社队企业，并且正式动员全党和各条战线大力加以支持。这次会议后，全国各地农村以贯彻全国农业学大寨精神为动力，以毛主席的批示精神为号召，兴起了一个大办社队企业的热潮。原来办的社队企业进一步发展壮大，尚未开办社队企业的公社大队纷纷动手筹办起企业。1975—1977年，来回郭公社参观社办工业的国内外团体络绎不绝，好不热闹，每天接待人数少则三四百人，最多的时候一天曾经接待3000人。除了西藏和台湾，全国各省市自治区都有来人。甚至朝鲜、阿尔巴尼亚、古巴等国际友人也到社取经。

　　这就是河南巩县回郭公社社队企业开办发展和扬名的大致过程。

　　但是，1982年特别是1992年以后，有的人尤其是某些新闻媒体为了配合否定文革，否定“那个年代”，证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负面，对这段历史进行修改。一些人包括一些领导(主要是上头的人)在讲述、回忆或介绍文章中也有意无意地配合，挖空心思地杜撰一些当年如何受“极左路线”影响，农村经济建设受阻，社队企业要被当作“资本主义”来批判的故事，将回郭公社发展社队企业的历史说成是与“极左路线”斗争的历史。把那时发展社队企业的环境形容得非常可怕。譬如如何的担心”割资本主义尾巴”，有的人甚至把回郭公社最初为节省投资，利用旧厂房，因陋就简上马在山沟里办工厂说成是为了“逃避极左路线的打击，”，“不敢暴露”，是“偷偷的”办社队企业，“冒着极大的风险。”

　　这种说法毫无历史根据。

　　如前所述，回郭公社兴办工厂，从一开始就是公开的，就是大张旗鼓地搞的。不仅有部署有计划，还有目标非常明确响亮的口号：“走毛主席指引的五七道路，围绕农业办工业，办好工业促农业!”这样的标语在公社范围内比比皆是，这样办厂也算是“秘密”状态?1966年6月到1974年7月，回郭公社企业由最初6家增多57家，平均每年新增7家以上，这个速度能“秘密的”搞出来?并且到1974年7月，回郭公社已经是“工厂林立”(当年写文章的通讯员语)，处处是厂房，到处烟囱冒烟，处处机声隆隆，运输原料和产品的车辆穿梭来往，公社生产和社员生活大受其益，这是“秘密”办厂?省报记者来采访，要向全省推广，就说明这个事在当时是光明正大的事，是正道，用现在的话说，做这个事是符合主流观点的，根本不存要瞒着谁要“偷着干”的问题。省报记者来采访经过县里介绍安排，当地还派出通讯员配合。这都说明当地领导对此也是支持的。1974年12月15日《河南日报》在头版头条整版宣传回郭公社发展社队企业的事迹，按照一些人的说法，这正是“极左路线横行”的年代，既然“极左路线”专门“打击压制”经济的发展，新闻媒体又是“极左”控制和影响最厉害最敏感的部门，这样的情况下，回郭公社的事迹居然能够在全省大张旗鼓地宣传，这样的报道居然能发得出来，这不是很奇怪的吗?

　　凡是上世纪70年代在农村工作过的人都记得， 1972年起全国各地农村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试点，大批从地区机关厂矿和县直属各单位、各公社抽调大批干部职工组成工作队下乡。1973年到1976年更是每个公社大队都驻有工作团、组。像回郭5万人口以上，2 0多个大队这样的大社起码有200多名工作队员，每个大队工作组8名到10名工作队员。中央有统筹部门，省、市、县有运动办，公社设工作团，各级都要定期出简报和报表，每个驻点工作组对所驻队的山地、耕地、种植品种、数量和工副业劳动力使用情况都要统计向公社运动办上报，公社一级再整理向县一级上报，一直到地区、省和中央主管部门。此种环境下，一个公社兴办几十家工业企业这样的事情还能作为“秘密”来保得住?如果要瞒过上级，只有出现三种情况才有可能：一是派驻的所有工作队员都是聋子和瞎子;二是数百名工作队员全都被收买了，齐心协力主动帮它瞒，三是县、地、省干部甚至中央有关部门领导全是聋子瞎子。这有可能吗?!再者，当时公社和大队领导班子组织纪律性和战斗力都是很注意的，很讲究路线觉悟和下级服从上级，不像今天一些基层组织这样混乱。没有什么人敢于瞒着上级另搞一套。在一个公社这样大的范围更不可能，也根本不会有人会这样做。显然，回郭公社大力发展社队企业是得到上级支持和肯定的，根本不存在什么要“偷偷干”要“躲避”谁的问题。在没有上级的支持这一切都不可能。

　　有的人说，当年开办社队企业是“要被当作资本主义批判的”。“要冒很大风险的”。那么，请问：　　省、地区、县那一级那一位领导对回郭公社兴办社队企业进行过批评?

　　更有谁将此作为“资本主义”来批判过?

　　有谁因此被抓捕过?

　　哪个社队企业被“割过资本主义尾巴”?

　　答案都是否定的!

　　所以说，那些所谓当时“兴办社队企业环境非常恶劣”的说法和故事都完全是凭空杜撰的。

　　回郭公社当年能把社队企业搞的那样的红火，无疑令人敬佩。因为回郭公社对毛主席的“五七指示”理解得是那样的深刻透彻，对工业和农业的关系认识是那样的清晰，行动上是那样的自觉迅速，自身条件和优势的利用和发挥是那样的充分到位，取得那样良好的效果，非常不简单。因为当年兴办社队企业的地方不少，在回郭公社周边，各公社也开办了不少社队企业，在江浙一带，社队企业发展得更是不错。例如江苏华西大队早就是一个先进典型，由于队办企业发展得好，1976年10月1日被国家正式批准为对外开放展示的单位。但像回郭公社整一个公社这样大范围内搞得这样好，形成这样大的社队企业规模，这样大的气候的，当年全国只有回郭公社一个。正因为如此，尽管当时毛主席身患重病正在治疗，等待处理的文件非常多，还是在收到周长庚推荐寄来的信件和材料的20天内就全部仔细阅读完并作亲笔批示。由此可见毛主席对发展社队企业是多么的急切。59年他就发展社队企业讲了第一次话，61年在他亲自主持制定的《人民公社六十条》对社队企业作了专门规定，65年对华西大队队办企业调查报告作了批示，66年5月在“五七指示”中仍然念念不忘强调农村“也要由集体办一些小工厂”。在毛主席的心目中，社队开办小工厂是办好人民公社的最重要的途径。既然提到了“伟大光明灿烂的希望”这样的高度，还有什么提法比这个高度更高的?可见毛主席对社队企业的发展已经是毫无保留的支持，毛主席看准一个事情一定就会抓得很紧，“抓而不紧，等于不抓”，是毛主席的一个名言。因此，他对此是一次又一次的推动。看到回郭公社这样一个公社一级的典型，毛主席自然是满心欢喜，他要通过这样一个典型来进一步推动全国社队企业的发展，推动人民公社的发展，使广大农民社员的生活得到更快的改善。所以他马上通过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再一次重申59年那个讲话，要求全党和全国各条战线动员起来支持社队企业的大发展。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将兴办社队企业作为发展壮大人民公社整个大局的极其重要的一步棋，是毛主席的一贯思路。在毛主席的重视和一再推动下，我国农村社队工业企业1965年至1978年获得飞跃性的重大发展※。难怪《河南日报》总编一看到那篇关于回郭公社兴办社队企业材料的第一个反应就是立刻想起毛主席1959年那句名言。

　　回顾整件事的过程，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回郭公社兴办社队企业，始终上有毛主席党中央和政策的“上方宝剑”，下有各级领导的支持，根本不存在什么“极左路线”对其进行非议，阻拦和打压。不存在某些人宣传的那种对于社队企业的恐怖的环境。

　　某些人之所以散布那么多所谓社队企业发展受到“极左路线”的严重打压的谎言，无非要抹黑那个时代，抹黑前30年，抹黑毛主席。当然有的人那样说并非为其所愿，有的是迫于社会环境而出现“选择性”失忆。他们在讲述和宣传回郭公社社队企业发展过程时，往往不提毛主席有关社队企业的名言，更是只字不提回郭公社干部群众至今仍然非常感念的毛主席“五七指示”。从而把回郭公社兴办社队企业宣传成干部群众自发搞起来又受到所谓极左路线打压的事情。真是无比的荒唐。当然因为是造假，他们说起回郭公社当年“挨批”也是语焉不详，从头到尾拿不出一丁半点具体的事实来为他们的说法来作一点点的注脚。

　　1974年12月15日《河南日报》和1975年10月11日《人民日报》对于回郭公社兴办集体企业的报道人们至今还能找得到，回郭公社大批社员干部也都还在。事实真相谁能捂得住呢!

　　这段历史真是极不寻常，令人感慨!

　　注※1970年，全国社队工业产值达到67.6亿元，比1965年增长了38.3亿元。70年代后，全国农村纷纷创办各种规模的五金、小化工、小化肥、农机具、粮油加工、建材、编织、服装等社队企业。1976年，苏南地区社队工业产值已达到12.44亿元，为1965年的近45倍，平均每年增长34%。 1978年底，全国已有94.7%的人民公社和78.7%的生产大队办起了以工业为主的各类企业，总数达到152.4万个;社队企业总收入为431.4亿元，占人民公社三级经济总收入的29.7%，社队工业总产值由1975年的169.4亿元增加到385.3亿元，增长1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