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在崛起的过程中，曾经打了一场南北战争。这场战争在性质上是一场“美国统一战争”，是为了反对和制止分裂、维护国家统一而不得不进行的一场战争。中国在崛起的过程中也面临着反对和制止分裂、维护国家统一的问题，而美国南北战争似可为我们提供一些启示。

美国反对分裂势力——坚定不移的战略原则 

我们研究美国统一战争，首先要研究美国指导这场战争的战略原则。这个原则坚定而明确，那就是——国家统一高于一切，反对分裂坚定不移。在统一还是分裂的问题上，是没有妥协余地的。当南方分裂主义者首先举起分裂旗帜，并且首先动武开打的时候；当北方的让步已经达到底线，已难停止南方分裂脚步的时候，北方就只能以战争的手段、武装的力量，通过坚持统一的美国人打击坚持分裂的美国人的斗争，来维护国家统一。美国统一战争指导原则的坚定性、战争目标的彻底性，决定了美国在这场战争中的战略决心。

美国统一战争呈现出以下特点，而美国人在战争中也相应展现出了他们的一些优点。

战争结局难测。美国统一战争不是在有必胜把握的情况下进行的，而且北方在这场战争中并不是“首战告捷”，而是“首战告败”。但是国家统一的利益要求必须打，而且最后一定要打赢。统一战争的风险是巨大的，以林肯为首的统一派敢于承担风险，勇于进行风险决策，敢于为国家统一奋力一搏的战略气概十分宝贵。

战略环境复杂。美国南方敢于分裂国家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因为英法等欧洲国家一直对美国存在干涉企图。当时的英国一直把在北美大陆上兴起的美利坚合众国视为天然的潜在敌人，如果南方脱离联邦而独立，英国不但可以减少一个国际舞台上的竞争对手，消除英国在美洲扩张势力范围的巨大障碍，而且可以获得一个可靠的独立的棉花供应地。1861年5月13日，英国一方面宣布对美国内战奉行中立政策，但另一方面又承认“南方同盟”为交战国，这是承认“南方同盟”为独立国家的重要举动。同时，英国还秘密向“南方同盟”提供资金、武器和其他物资方面的援助，并且把英国海军舰队开入美国海域，向联邦政府施加压力。法国和西班牙与英国抱有同样的心态，都企图利用美国内战的时机冲破门罗主义的篱笆，重新建立、扩大在美洲的殖民统治。在英国承认“南方同盟”为交战国后不久，法国和西班牙也如法炮制，先后宣布奉行中立政策，并且承认“南方同盟”为交战国。这种不利的国际环境给内战时期的美国外交带来很大困难。可以说，美国在决心进行国家统一战争时，面临的不仅仅是南方分裂势力，而且还有站在他们后面的干涉力量。

战争进程曲折。美国内战从1861年到1865年，历时四年。战争的持久性和战争进程的曲折性，使这场战争成为双方作战信心和意志的大比拼。1861年2月，南方成立“美利坚南部邦联同盟”（亦称“南部邦联”或“南方同盟”），武装冲突爆发。1861年6月，在内战的第一场激战中，“南方同盟”在华盛顿远郊布尔溪取得大胜，北方大败；1862年8月，北军在第二次马纳萨斯战役中再次遭到失败。英国政府甚至认为这标志着联邦政府已经遭到“彻底惨败”，但北方在挫折和曲折面前，还是顽强地挺了过来，取得了整场战争的最后的胜利。

战争代价惨重。美国南北战争双方死亡人数达62万4千多人，而之后美国在两次世界大战、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四场战争中的死亡人数总和约为61万余人，也就是说，南北战争死亡军人比上述四场战争的总和还要多出大概1万人。美国历史学家孔华润在他主编的《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书中说：“这场战争一直持续到1865年春，成为到此为止的美国历史上最残酷的冲突，其代价远远超过了从滑铁卢到1914年间的任何一场欧洲战争。”

美国统一战争的上述特点，反映了这场战争的极端重要性和艰巨性。美国决策者敢于进行这场战争，并且不惜一切代价赢得了这场战争，体现了其国家统一高于一切、反对分裂坚定不移的原则。

高举反分裂、反奴隶制旗帜——创造出强大政治优势 

在美国统一战争中，政治优势的营造，是北方夺取战略主动权的关键之举。而形成北方强大政治优势的根本因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反对分裂国家；二是废除奴隶制度，而第二个方面具有更大的政治震撼和国际威慑作用。

美国历史学家孔华润在他主编的《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中讲：“当林肯强调要维护联邦而不是废除奴隶制时，许多英国人认为‘两个地区之间的斗争似乎毫无原则或道德目标可言’。而是一方为了帝国，另一方为了权势。”但是，这种舆论局面在《解放奴隶宣言》发表以后，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1863年1月1日，《解放奴隶宣言》的正式发表赢得了欧洲国家广大群众和进步民主力量对联邦的同情和支持，联邦政府的国际环境得到了极大改善。美国南方驻法国的外交代表哀叹说：“除了皇帝及其最亲近的宠臣外，所有的知识分子、科学家和社会名流都联合起来……反对我们。”在英国，《解放奴隶宣言》激发了福音派新教教会、激进派人士和工人阶级对联邦事业的热情。伦敦、曼彻斯特等众多城市纷纷举行声援联邦的群众大会，“以至没有一届内阁敢对蓄奴势力给予援助和安慰”。

美国内战开始以后，北方迟迟没有举起解放奴隶的旗帜，严重制约了其政治优势的创造，也迟滞了军事胜利的进程。四年南北战争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861年4月－1862年9月；第二阶段是1862年9月－1865年4月。在战争第一阶段，北方被动挨打、一再失利的主要原因是林肯局限于宪法范围内作战，坚持片面的战争目的论和由此产生的保守战略指导。在内战前期，林肯一再声明“这场斗争的最高目标是拯救联邦”。林肯始终把拯救联邦、恢复国家统一作为战争的唯一目的，而对决定战争胜负和国家未来命运的奴隶制这一根本问题不敢触及。直到《解放奴隶宣言》发表前一个月，林肯仍然坚持他领导的这场战争的唯一目标是恢复“昔日的联邦”，至于解放奴隶的问题，不解决也好，部分解决也好，全部解决也好，都是次要问题。林肯的教训在于，他没有看到南方不惜以分裂联邦来维护奴隶制度的生存，奴隶制的存亡恰恰是南北战争的根源。拯救联邦取决于战争胜利，而奴隶制是南方这个“棉花王国”的根基和“生命线”，挖掉这个根基，南方就会失去同北方持久作战的经济基础，奴隶就会由南方的劳动力变成北方的战斗力，而且消灭奴隶制会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和同情。1862年9月，林肯在战局陷于绝境的情况下，认识到“奴隶制必须死亡，以便国家能够生存”。于是，林肯不顾内阁成员的反对，宣布从1863年1月1日起，凡是反叛合众国的任何一州或地区境内的所有奴隶，“应在那时以及此后永远获得自由”。这样一来，美国内战就实现了由统一战争的单一性质向统一战争与革命战争相结合的双重性质的转变。

坚定性与灵活性相结成功阻止外力干预 

美国历史学家孔华润在他主编的《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中讲：在美国内战期间，“如果欧洲各国－－在许多可能的方式中采用任何一种——帮助南方的话，结果很可能就迥然不同，正如被打败的南部邦联总统杰斐逊·戴维斯后来所说的那样：他的南方政府千方百计地争取（外国）干涉，而林肯政府同样地百般努力，而且更加成功地阻止了干涉”。美国北方将坚定性与灵活性互相结合，成功地阻止了外力干涉。而其中以下两点，给人印象深刻。不给外敌直接武力干预的口实。在美国内战期间，英国是欧洲国家处理对美关系的带头人。美国外交工作的重点和主要任务是阻止英国对“南方同盟”的正式承认与直接干涉，争取有利的国际环境，保证内战的胜利。美国内战爆发后，美国政府马上将“南方同盟”定性为叛乱者，把美国内战定性为中央对地方的武装平叛，以此排除欧洲国家的干涉。1861年5月3日，英国外交大臣约翰·罗素第一次非正式接见了“南方同盟”的外交代表。1861年5月13日，也就是在林肯政府新任命的驻英国公使查尔斯·弗朗西斯·亚当斯到达伦敦前一天，英国宣布在美国内战期间奉行中立政策，并且承认“南方同盟”为交战国。英国承认“南方同盟”的交战国地位，引起美国朝野的愤怒。美国驻英国公使查尔斯·弗朗西斯·亚当斯的秘书（即查尔斯的儿子）亨利·亚当斯认为，美国已经有足够的理由，同英国断绝外交关系。5月21日，他拟定了一个准备发给查尔斯·弗朗西斯·亚当斯的外交文件，声称如果英国承认南方独立，美国就向它宣战。然而，查尔斯·弗朗西斯·亚当斯阅读之后认为，这个文件“语调如此之傲慢，要求如此令人吃惊，以致使我毫无疑问地感到我们的政府是想同整个欧洲作战”。富有远见的查尔斯·弗朗西斯·亚当斯最后没有把这个文件递交给英国外交大臣罗素，而是悄悄将之束之高阁，最终避免了一场外交危机。

关键是战场胜利。制止英国等欧洲国家的干预企图，最关键的因素是战场上的军事胜利。正是北方的军事胜利打破了英国的干预。1862年是战时美国外交关键的一年。1862年8月，北军在第二次马纳萨斯战役中再次遭到失败。英国政府认为这标志着联邦政府已经遭到“彻底惨败”，9月14日，英国首相帕麦斯顿在写给外交大臣罗素的信中，建议由英法两个国家对美国内战进行联合调停，以便“在分离的基础上做出安排”。正当英国紧锣密鼓地筹划插手美国内战的时候，1862年9月，联邦军在安提塔姆的阻击战中取得胜利，南军司令罗伯特·李被迫率军撤退，打乱了英国承认南方和干涉美国内战的计划。1863年7月，美国内战战局发生了根本性转变。联邦军队在东线的葛底斯堡战役和西线的维克斯堡战役中同时取得重大胜利。在这两次重大战役中，连被俘者在内，南军其损失六七万人。由此，战场上的军事主动权转入了联邦军手中。

以“统一”促进“崛起” 

美国统一战争把美国重新打造了一遍。虽然付出的代价是沉重的，但是其战略价值却很高，主要集中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形成了“忠于祖国，永不分裂”的传统。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曾经说过：美国内战“在美国创造了一种前所未有的东西－－国家感。联邦不是得救了，而是复活了”。这种“国家感”，是一种渗入血液的“爱国感”，是一种对国家坚定不移的认同感。应该说，美国自建国以后，就开始形成自己的爱国主义思想。而统一战争又把美国的爱国主义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在南北战争的纪念碑上这样写着：这场历时四年之久的战争，有62万人阵亡。为了记取62万人用生命代价换来的统一成果，在每一名公民的誓词中，把“忠于祖国，永不分裂”置于首位，放在了“自由”与“公正”之前。美国人把“忠于祖国，永不分裂”作为每个美国公民的政治信念和根本理念，这为美国的团结和统一提供了一种长远持久的精神力量。

实现了国家战略地位的提升。美国历史学家孔华润在《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中指出：“1866年，一家英国杂志《观察家》不无嫉妒地指出：‘不再有人怀疑美国是一个一流强国了。这样一个国家，冒犯它会很危险，进攻它几乎不可能。’从直接意义上讲，这个评论反映了联邦通过内战胜利而巩固了国家地位。从更大的角度看，它反映了诞生九十年以来共和国实力的急剧增长。…‘1865年以后美国历史的核心主题是，这个国家发展成为了一个世界大国，也就是说，成为军事大国之一兼头号经济大国。”美国内战以后，由于奴隶制的废除和太平洋地区的开发，美国的资本主义经济与海外贸易发展迅速，综合国力快速增强。

开启了美国历史发展的新时代。美国内战造就了一个新美国。它以中央集权取代了地方分权；以新的总统制取代了旧的总统制；以10亿美元的钢铁公司取代了以商业农民为主体的农业理想模式；以公司资本主义取代了自由放任式的资本主义。并且以上述四大转变为基础，构筑了新的外交政策，1899－1900年提出的门户开放政策取代了1823年发表的门罗主义。也就是说，美国人已经完成了海上领土扩张，开始在亚洲和非洲部分地区推行帝国主义政策。美国内战的胜利使美国赶上了大国战略竞争的时代潮流。

中国追求“不战而统”也不放弃“以武促统” 

当年，美国新当选的总统林肯力图以和平手段解决南北冲突，避免内战与国家分裂。大选结束以后，他曾多次公开表示，联邦政府将不会干预南方备州现存的奴隶制度，并且将根据宪法规定，保护各州的权利和财产，希望南方各州不要分裂国家，不要挑起内战。1861年3月4日，林肯在就职演说中再一次向南方保证说，联邦政府决不干预南方奴隶制度，并且保证执行《奴隶逃亡法》。林肯还保证说，只要南方不首先向联邦发动进攻，政府是决不会向南方发动进攻的。但是南方对此置之不理。他们在1861年3月3日包围了当时南方唯一尚处于联邦控制之下的萨姆特要塞，4月12日开始进攻，4月14日要塞陷落，美国内战爆发。翌日，林肯总统下令征召7.5万志愿军走向战场。所以，在美国内战中，北方是不得已而战。

中华民族面临着反对分裂、实现国家统一的严峻挑战。我们的民族素有“不战而屈人之兵”的优秀文化传统，在实现国家统一的问题上，我们追求的最高境界自然是“不战而统”，是和平统一，这也是中华民族的福祉所在。但是我们也必须坚持“以武促统”，必须具有打赢一场“中国统一战争”的意志与能力，虽然这是一个民族万不得已的选择。

(来源：国防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