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先达 著名哲学家、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提要】事实证明，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如果不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广大人民不能取得对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价值认同，是非常危险的。懂得这一点，就懂得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关系社会主义国家的命运和前途。我们的职业和岗位是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理论教学，我们同时是在构筑捍卫社会主义事业的思想万里长城。在人类思想史上，从来没有一种学说像马克思主义这样曾经改变和正在改变整个世界的格局，改变一个社会的社会结构，改变人类学术思想的理论思维方式。

　　马克思主义研究是个大题目，也是一个最有理论深度和高度的难题。我在这里谈一些个人的体会，谈一些当前研究中大家共同探讨的、具有普遍意义的实际问题。

　　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应该自尊、自信、自强的问题

　　我是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在我们那个年代，马克思主义的威信是最崇高的、政治课教员是受尊敬的。我们对事业、专业、职业充满自豪感。从二十世纪最后二十年，苏联解体以及中国改革开放后思想理论的多元，都在不断冲击马克思主义，与信仰危机伴随而行的是马克思主义存在被边缘化的危险。因而在这个领域中从事研究和教学的人，首先面临着对自己专业的理论自信、自强和职业的自尊问题。虽不普遍，但就我所知，在一部分人中情况还是很严重的。我认为，不管别人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看待我们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我们自己应该自尊、自信、自强。

　　应该懂得，我们从事的是一项重要的工作。作为研究者，在这个领域中如果能取得某些成就，它的价值决不次于其它任何领域;作为高校教员，一个优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员的责任和贡献，决不逊于任何专业学科的教员。我们的教学面对的不是某一个学科的学生而是全体学生。专业知识可以影响人的就业，可在职业选择多样化的市场经济条件下，不一定人人从事本专业的工作;专业知识可以因职业选择不符而被搁置，甚至无用武之地;而我们的研究成果和教学，可以影响人思维方法、价值取向和整体素质，甚至人生道路的选择。谁能回答我：这个工作不重要吗?对培养合格的德才兼备的学生，它比哪门纯专业课程不重要?只有目光短浅的人才会这样看。

　　对于社会主义国家来说，没有任何一个学科比我们的专业更关系到国家的命运和前途。科学技术包括军事力量，对保卫社会主义国家非常重要，是国之干城。可是再强大的科学技术不可能保证社会主义不变颜色，也不能用军事力量强迫人从内心深处确立对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认同。对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价值认同，既要靠社会主义制度自身优越性的充分发挥，也要靠思想、理论、信仰的教育。没有价值认同的社会制度，是不稳固的。社会主义在苏联的失败，不是因为没有原子弹、没有航母，没有先进飞机。从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以后，苏联在意识形态和理论阵地被撕开了一个颠覆马克思主义的缺口。这个缺口没有及时堵住而是不断扩大，直到最后宣布取消马克思主义指导，取缔共产党。通过苏联解体，在理论上我形成一个看法，要维护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稳定、发展和改革，其中一个最重要的条件是理论和信仰的力量，是对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价值认同。

　　事实证明，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如果不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广大人民不能取得对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价值认同，是非常危险的。懂得这一点，就懂得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关系社会主义国家的命运和前途。我们的职业和岗位是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理论教学，我们同时是在构筑捍卫社会主义事业的思想万里长城。

　　当然，我们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的自尊、自信应该建立在我们自强的基础上。在这个领域中，无论是从事研究还是从事教学，要做出成绩来，要拿出成果来。我们上要顶天、下要立地。顶天，就是要认真学习、阅读、钻研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如果我们从事马克思主义研究和教学，连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的重要经典著作都没有读，都不读，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造性发展也不甚了然，讲起来就没有理论深度，就不那么理直气壮;立地，接地气，对马克思主义极其重要。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民族化、大众化，就是接地气。时代化，接世界之气;民族化，接中国本土之气;大众化，接大众之气。马克思主义必须时代化、民族化、大众化。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应该立足实践，面对当代世界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直面群众中存在的问题。如果既不读原著，又不研究现实问题，我们的理论研究和教学怎样会有成效呢?只有自强，加强自身的理论修养和对实际问题的了解，我们才有理论自觉的认知、理论自尊的资本、理论自信的底气。

　　关于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学术性问题

　　有一些人瞧不起马克思主义研究，说研究马克思主义没有什么学术性，仿佛只有研究中国哲学、西方哲学，研究海德格尔、胡塞尔才有学术性。这种观点是不对的。研究中西马各种哲学都会有各自的学术性问题。但马克思主义学术性不是单纯的学术性，它是与实践性、与科学性相结合的。

　　马克思主义的学术性，不是玩弄概念，不是纯逻辑推演，而是来源于实践又能指导实践具有真理性的研究。对马克思主义来说，任何称得上是学术研究的工作，都必须具有双重特点。一是回答现实的实际问题而不是伪问题。因此研究的问题必须是确实的问题，而不是假问题。研究上帝是否存在，以及对上帝存在的证明，研究一个针尖上能站几个天使之类，不是学术问题，而是信仰领域中的问题。它既不能证实，也不可能证伪。对信仰者它就是真的，对无神论者，它就是彻底的谎言。二是它必须能有助于正确指导实践活动，并能在实践中得到验证。只有这种研究才能称得上是马克思主义的学术研究，也只有这种理论研究才具有学术性。毛泽东在《整顿党的作风》中专门论述过什么是理论研究、什么是理论家的问题。他说“我们所要的理论家是什么样的人呢?是要这样的理论家，他们能够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正确地解释历史中和军事中所发生的实际问题，能够在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科学问题上给予科学的解释，给予理论的说明。”对于我们从事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学者来说，如果既不能解释历史和现实问题，又无助于人们的实践活动，只求满足自己的思辨爱好、兴趣，建构这个体系，那个体系，貌似吓人、仿佛庞大的学术建筑，实际上是一淋雨就满是漏洞的纸房子。这种所谓学术性只能是吓唬外行的稻草人。

　　马克思主义最具有实践性和学术性。马克思主义的产生，除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参与实践活动外，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他们的学术研究。马克思和恩格斯终生都在从事学术研究。恩格斯说过，“社会主义自成为科学以来，它要求人们把它当作科学看待，要求人们去研究它。”马克思和恩格斯以毕生之力从事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的创造，这是人类历史上最艰巨最困难的学术工作。他们留下的卷帙浩繁的著作和手稿，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

　　马克思主义研究不仅是一个严肃的学术研究工作，而且是最具实践性的学术研究工作。在人类思想史上，从来没有一种学说像马克思主义这样曾经改变和正在改变整个世界的格局，改变一个社会的社会结构，改变人类学术思想的理论思维方式。英国的学者特里·伊格尔顿说的对：“与政治家、科学家、军人和宗教人士不同，很少有思想家能真正改变历史进程，而《共产党宣言》作者恰恰在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历史上从来未出现过建立在笛卡尔思想之上的政府，用柏拉图思想武装的游击队，或者以黑格尔的理论为指导的工会组织。马克思彻底改变了人类对历史的理解，这就是连马克思主义最激烈的批评者也无法否认的事实。就连反社会主义思想家路维希·冯·米塞斯也认为，社会主义是有史以来影响最深远的社会改革运动;也是第一个不限于某个特定群体，而受到不分种族、国别、宗教和文明的所有人支持的思想潮流。”

　　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来说，马克思主义学说是一座高山，世界各国的马克思主义实践者和理论工作者都在攀登马克思主义这座山。这座山有高峰，有险峰，但没有顶峰。马克思主义是永远发展着的学说。我始终相信马克思主义是真理。如对当代世界出现的种种问题，从西方的资本主义社会向何处去、文化危机、金融危机，到一些国家的贫困落后、到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道路和制度的建设，如果不以马克思主义作为分析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当代有哪种学说能担当这个任务呢?没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而不是别的什么学说的中国化。对于那些反对和攻击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家和学者来说，马克思主义同样是一座高山，是挡住去路无法逾越更无法绕过的高山。可是从马克思主义产生以来，没有任何理论家，包括所谓伟大思想家能够达到推翻马克思主义的目的。日裔美国学者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不仅为事实推翻，还因撞上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形态理论这座大山而破产。

　　我可以说，在当今世界，没有一种社会理论和学说能像马克思主义这样仍然具有解释世界和指导改变世界的理论能力，如若不服，请举出哪一种理论在当代具有马克思主义这样的理论力量?没有。说没有学术性完全是无知者的妄言或偏见。只不过马克思主义的学术性，不是停留在抽象思辨王国中的那样的学术性。追求非意识形态化的所谓纯“学术性”，与马克思主义的本质是不相容的。

　　马克思主义研究要避免抽象化、经院化、概念化

　　不要写那种貌似吓人，实则空洞无物的文章。一定要立足实践，因为问题存在于实践之中，问题产生的秘密存在于实践之中，解决问题的方法和途径也存在于实践之中。没有问题，不回答问题的文章，肯定空洞无物。但要从实践中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必须要有理论素养。为此必须扩大知识面，尤其是要学点历史。马克思和恩格斯都非常重视历史，他们说自己比任何学派，甚至比黑格尔都更重视历史。

　　历史是人类智慧的大海。人类的全部创造，从物质到精神无不包含于历史之中。从思想史角度看，人类的种种思想和文化都积淀于历史之中。而我们哲学工作者可以从历史中，尤其是哲学史中总结和发掘哲学智慧。

　　我经常关注报纸杂志上发表的哲学文章，从中青年学者的文章中确实学到不少东西。可当我看到学术界为某个概念式的问题争得不可开交，十分热闹时，总是会涌起一种想法：何不求助于历史呢?历史自身会为概念注入具体内容。历史对脱离历史的抽象哲学概念具有天生的“敌对”性。任何没有可能得到历史证明的范畴和概念都是悬在思辨太空中的“死魂灵”。其实，关于公平正义，关于人性的争论，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缺陷，这就是停留在抽象概念和范畴内的争论，而没能跨出纯抽象的王国。只要把这些本来从历史实践中产生的概念放回历史和现实中去考察，问题就不难回答。全部人类历史证明了没有抽象的人性，人的社会特性会随着社会性的变化而变化，人的善恶观念也会发生变化。马克思说的“整个历史无非是人类本性的不断改变而已”的论断，完全为历史和现实所证明。哲学家们、伦理学家们在寻找永恒的正义，永恒的公平。世界上并没有永恒不变的正义和公平，它们都具有历史性。在奴隶社会，连亚里士多德这样伟大的思想家都认为使用奴隶是正义的。在他那著名的《尼各马科伦理学》中说，对自己的所有物，无所谓公正不公正。奴隶与尚不到年龄的孩子，正如自己身体的一部分，谁也不会有意来伤害自己，从而对他们不存在不公正的问题。奴隶是物，是排除在公平、正义之外的。我可以说，任何从历史发展中产生的概念，如果离开历史发展过程就是抽象的，只有返回历史才能得到正确的理解。任何概念、定义，如果抽去它的历史内容，就必然是僵死的、空洞的，仿佛普遍适用，实则一无所用。黑格尔是最喜欢并善于运用概念的哲学家，可他又最强调概念不是抽象的普遍，而自身还包含着特殊东西的丰富性的普遍。黑格尔是概念哲学家，可又是最尊重历史的哲学家。

　　历史和哲学确实可称为人类智慧的双眸。哲学给人以人类思想智慧，历史给人以人类实践经验。理论、现实、历史三者的结合，是我们理论工作者树立自尊、自信、自强的正确道路。

　　(来源：北京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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