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模式”郑永年】从提供社会服务的角度来说，和发达国家比较，中国政府的规模实际上仍然较小。这也就是一些提倡大政府的学者所持的观点。不过，他们忘记了，迄今为止，中国官僚机构所履行的大都是企业可以履行的经济功能，而非如发达国家那样履行政府的服务功能。如果政府不想从经济领域退出来或者退不出来，而社会服务领域政府又有责任进入，政府规模必然会得到扩张。

如果真的要去制度杠杆，就必须结合十八届三中全会和四中全会两个改革方案。前者的核心就是市场起决定性作用，政府起更好作用，后者的核心则是建设法治国家，让法律在调节社会经济生活中起决定性作用，而政府起更好的作用。

三中全会强调了社会建设，但还需要强调培养社会空间的重要性。如果没有市场和社会的发育和发展，不可能发生有效的供给侧改革。同样，四中全会的建设法治社会的改革方案也必须到位。在市场和社会空间发展起来之后，法律就要成为调节它们行为的最有效制度手段，并且法律也是调节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关系的最有效手段。无论是过去的改革经验还是现实情况都表明，要真正有效地去“制度杠杆”，改革不能仅仅着眼于政府或者官僚体制侧的改革，而要同时着眼于市场和社会侧的改革，只有当市场和社会壮大之时，供给侧的改革才会具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