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脱欧”既源于对当前欧盟制度框架的不满，更与英欧双方所内生的经济、政治、移民和文化等多重隔阂紧密相关。考虑到卡梅伦“阶段性索价”成功、“脱欧”间接损失远大于直接收益以及“留欧”阵营在英国政界仍占据主流地位等原因，6月23日通过“脱欧”公投可能性较小。但囿于英欧分歧短时期内难以根本消除且民族分离主义、反政府民粹主义及国家中心主义对英国社会的深层次影响普遍存在等因素制约，未来英国“脱欧”风险或将长期持续，不排除未来几年执政党为“要挟”欧盟再次发起“脱欧”公投。若英国“脱欧”小概率事件发生，将会对欧盟和全球经济造成巨大负面冲击，即使公投未通过，英欧关系的深层次矛盾也将对全球经济可持续增长形成多方面钳制。当前，我国应密切关注“脱欧”公投的进展情况，并可采取“一个支持、一个警惕、两个做好”的综合应对策略来对冲不确定性风险。

      当前“脱欧”公投是卡梅伦主导的“政治阳谋”，最终与欧盟“分道扬镳”的可能性较小，但未来一段时间“脱欧”风险或将长期持续

      （一）“脱欧”并非卡梅伦本意，敦促欧盟改革以谋求英国更多收益和更大权利才是其“醉翁之意”

      自卡梅伦领导的保守党执政以来，“脱欧”还是“留欧”问题再次引发朝野激辩，“脱欧主义者”使劲浑身解数让英国摆脱欧盟，而“留欧主义者”却从未放弃让英国继续留在欧盟，两种力量相互博弈并交织弥合，呈现出两极“割裂”的态势。作为“改革派”，近年来卡梅伦已多次表示对欧洲一体化的担忧以及对外来移民和欧盟预算“摊派费”等问题的不满。2015年11月，卡梅伦提出了包括保护单一市场独立性、改革欧盟僵化体制、加强各国议会自主权力以及限制移民在英国权益等在内的欧盟改革四大具体目标，并申明若欧盟无法满足上述条件，英国不排除通过公投方式脱离欧盟。为争取挽留英国，2016年以来欧英双方已开展多轮磋商，2月19日，布鲁塞尔欧盟领导人峰会就改革方案达成一致，决定给予英国“特殊地位”，协议内容包括实施为期七年的“紧急刹车令”以增加英国对移民福利支出的自主权、修改欧盟条约并承诺英国不被强迫政治整合以及在紧急情况下赋予英国更多金融支配权等。向欧盟“阶段性索价”成功后，卡梅伦一改之前强硬姿态，在2月23日英国内阁会议中决定，建议民众支持继续“留欧”，并声称在改革后的欧盟中英国将会“更安全、更强大、更富裕”。5月10日，卡梅伦进一步向英国民众警告，“脱欧”将使英国付出高昂代价并威胁欧洲和平稳定，甚至可能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

      （二）“脱欧”给英国带来的间接损失远大于直接收益

      “脱欧”后英国可获得三大直接利好。一是节省欧盟财政预算摊派费。OECD最新测算，“脱欧”将使英国节省约占0.3%～0.4%GDP的年预算摊派费。二是摆脱欧盟劳动者自由流动制度限制。近年来，波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等中东欧国家劳工大举移民“入英”，给英国劳动力市场、社会福利制度和医疗保健体系造成一定冲击，难民危机和恐怖主义持续发酵则进一步加剧了英国“离心力”，“脱欧”可在源头上提高劳工“准入门槛”并能有效构筑“防火墙”以强化边境安全控制。三是提升英国企业在贸易投资中的自主权和独立性，并增强英国政府在国际经贸合作中的自由裁量权。但是，“脱欧”也将给英国带来巨大潜在经济损失。从经济增长来看，据测算，“脱欧”将使英国损失1%～9%GDP。英国财政部认为，“脱欧”后无论选择加入欧洲经济区式的“挪威模式”，还是选择与欧盟商签双边自贸协定式的“加拿大模式”，抑或选择WTO框架下与欧盟开展合作式的“WTO模式”，都会使英国经济增速出现大幅下滑。其中，选择“WTO模式”GDP萎缩幅度最大，到2030年将下滑7.5%左右。从贸易投资来看，欧盟是英国第一大贸易伙伴，“脱欧”将使英国丧失对欧零关税准入，并大幅抬高贸易成本，以致产生新贸易壁垒，即便英欧重新商签自贸协定，也将面临高昂的时间成本。同时，欧盟也是英国最大的FDI来源地，“脱欧”所带来的不确定性极易引起市场恐慌，继而削弱对英投资吸引力。截至目前，包括玛莎百货和英国电信等在内的近200家大公司已明确表示，若英国“脱欧”将减少对英投资。从金融风险来看，“脱欧”会对英国金融市场造成严重冲击，并导致英镑贬值、资本外流、资产价格下跌、经常账赤字恶化以及借贷成本抬升等风险。目前，伦敦金融城近四分之一金融业务涉及欧盟单一市场，“脱欧”将使英国失去欧盟“全面市场准入”政策优势并被动接受相关约束条款，必将严重削弱英国金融行业的国际竞争力。

      （三）“脱欧”与英国多数普通民众切身利益相悖

      首先，对于英国普通民众而言，“脱欧”所造成的GDP下降将直接造成其福利损失，可认为是在普通纳税之外征收额外的“脱欧税”（Brexit Tax）。据测算，到2020年“脱欧税”总额相当于向每个家庭年征税2200英镑，到2030年将上升至3200英镑。其次，“脱欧”将对英国就业市场造成打击，增长预期的不确定性和贸易投资规模的双重萎缩将大幅压缩劳动力市场需求，仅金融行业就将损失近10万个工作岗位。第三，“脱欧”将对英国学生赴欧盟地区留学产生负面影响，不仅会增加奖学金申请难度，而且相关教育收费标准也会与非欧盟国家的高标准看齐。此外，“脱欧”也将对旅欧的120万英国侨民产生冲击，包括医疗、保健和卫生等在内的福利收益将面临多重法律困境。

      （四）“留欧”阵营在英国政界仍占据主流地位

      从目前各大政党的公开表态来看，明确支持“脱欧”的是独立党和民主统一党，但政策影响力相对有限，对主流民众引导力也较弱。保守党作为执政党，虽首先发起“脱欧公投”，但其根本目的还是希望留在“改革后的欧盟”，而非真正“各奔前程”。议会第二大党工党和苏格兰民族党等多数在野党为亲欧派，已明确支持英国继续留在欧盟。5月5日选举产出的伦敦首位穆斯林市长萨迪克·汗是铁杆“留欧派”，其获得有效选票超过131万张，得票率近57%，表明“留欧”势力在首都伦敦仍占据主导地位。

      综合判断，当前英国“脱欧”可能性较小，但“脱欧”风险或将长期持续，未来几年不排除执政党为“要挟”欧盟再次发起“脱欧”公投。

      英欧分歧短时期内难以根本消除

      （一）英国虽已加入欧盟43年，但其疑欧思维却依旧根深蒂固，其背后蕴含着经济、政治、移民、文化以及地缘环境等多重原因。

      经济方面，从20世纪90年代强烈反对欧盟单一货币政策到本世纪初对欧债救助计划的全面掣肘，彰显了英国追求经济发展自主权并试图摆脱欧盟规章限制的决心。虽然欧盟已将《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中的“单一货币”条款修改为承认“多种货币”且对英国“隔岸观火”式的危机应对策略不断妥协，但并未换来英国对欧盟经济一体化模式、成员国利益分配规则以及经济活动共同决策程序等问题的认同。

      政治方面，保持主权高度独立是英国政府秉持的根本政治立场，但从欧盟一体化进程来看，无论是《巴黎条约》还是《罗马条约》，都体现了国家主权对超国家机构的“权力让渡”。目前，英国单一民族主权所形成的国家中心主义与欧盟超国家主权所形成的政治联邦主义间的重大分歧已严重影响了英欧政治生态的改善。虽然近年来德法等国已通过修改《欧盟条约》方式对英国持续示好，但英国政府对欧盟力推的政治一体化却依旧保持着深度警惕。移民方面，《欧盟宪法条约》针对人员自由流动做出了专章规定，明确提出劳动者在欧盟范围内具有自由生活和工作的权利，并且成员国不能因国籍不同而对劳动者的报酬、就业、福利以及工作条件等产生歧视性待遇。但在英国看来，欧盟移民的大量涌入已对现有福利政策和社会稳定形成了严峻挑战，甚至可能引发“政治地震”。限制移民福利并完善现有社会保障体系在英国社会已达成广泛政治共识。独立党党魁法拉奇甚至认为，继续“留欧”将导致英国移民数量失控，只有“脱欧”才能从根本上控制移民并拒绝“没有充分理由”的避难请求。

      文化方面，“日不落文化”与欧陆传统理性主义的天然差异造成了英国社会对欧洲事务的消极和冷漠。特别是从法律体系来看，英国是欧洲唯一采用海洋法系的国家，在渊源分类、诉讼程序及编纂方式等方面与其他欧盟成员国都有较大区别。上述多种因素相互交织弥合，无形中增加了英欧合作的不确定性，并折射出了“脱欧”所内生的根本缘由。

      （二）民族分离主义、反政府民粹主义及国家中心主义对英国社会的深层次影响普遍存在

      二战以来，虽然欧洲一直致力于推进民族国家一体化进程，但却从未真正消除过民族分离主义活动。欧盟作为超国家组织，不仅对北爱尔兰的领土争端问题束手无策，而且也无法采取有效手段来压制苏格兰分离的新势力崛起。可以预期，若未来欧盟治理架构不发生重大变革，在民族意识、政党诉求和经济利益等三重因素驱动下，英国民族分离主义必将长期存在。同时，随着欧盟内部东欧移民的大量涌入，英国国内左右翼反政府民粹主义趁势兴起。为迎合各阶层利益诉求并赢得民心，民粹主义者通过街头政治等方式不断宣称“脱欧”的必要性。一旦现实中民众挫折感增强，极有可能引发政治参与爆炸，甚至会将“脱欧”作为政党上台执政的硬约束。此外，国家中心主义也是助推“脱欧”的重要力量。在上述三种主义“裹挟”下，是否“脱欧”将继续成为未来英国社会的一项重大政治事件。

      “脱欧”将对欧盟和全球经济造成巨大负面冲击，即使“脱欧”公投未通过，英欧所内生的深层次矛盾也将对全球经济可持续增长形成多方面钳制

      （一）若英国通过“脱欧”公投，必将对欧盟和全球经济造成巨大冲击

      首先，“脱欧”将重创欧盟经济，并导致全球金融市场剧烈动荡，甚至可能引发新一轮金融危机。英国在欧盟中占据重要地位，一旦“脱欧”，势必会大幅削弱欧盟经济实力。据测算，“脱欧”将使欧盟GDP占全球GDP比重从17%下降至14.6%（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并使欧盟贸易出口占比从33.9%下滑至30.3%（按当前汇率和价格计算）。同时，鉴于伦敦金融城的国际影响力，“脱欧”所引发的市场震荡将会成为当前全球金融市场最大的“黑天鹅”事件。一是可能引发“英镑危机”。“脱欧”将打破英欧经济关联预期并导致市场恐慌情绪升温，欧元区资金出于避险需求则会大幅抽离英国，继而引发对英投资者围堵挤兑，甚至会使英镑成为当前外汇市场上贬值幅度最大且贬值速度最快的全球主要货币。若击穿1英镑兑1.4美元的汇率底线，可能将继1992年索罗斯狙击英镑以来再次出现“英镑危机”。二是将威胁伦敦金融中心地位并冲击欧盟市场稳定性。伦敦是国际金融机构进入欧盟的重要跳板，管理着约85%的欧盟对冲基金资产以及约50%的欧盟存款保险。“脱欧”后对伦敦银行、证券、基金等具体业务产生难以估计的影响，随着外溢性的逐渐放大，必将波及整个欧盟市场，并形成巨大的“负涟漪”。三是或将引发新一轮金融危机。当前全球经济复苏缓慢，并面临着不断加剧的衰退风险。英国“脱欧”所形成的极大不确定性不仅将拖累欧盟经济并使其陷入恶性循环，而且也将对全球其他主要经济体以及汇市、股市、债市、大宗商品市场等造成根本性打击。“脱欧”将放出的“黑天鹅”或将推倒最后的“多米诺骨牌”，引发一场不亚于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的新一轮全球金融危机。

      其次，“脱欧”将导致欧洲经济一体化进程出现大幅度倒退，甚至可能引发示范效应并改变现有全球政治经济格局。尽管欧盟成员国矛盾突出且已出现“一分为二”的态势（即未遭受欧债危机打击的德国等“北方成员国”和遭受欧债危机打击的希腊等“南方成员国”），但过去欧盟经济一体化进程并未出现严重倒退。目前英国“脱欧”与希腊被动“退欧”风险以及德法历史恩怨完全不同，是源于对现存欧盟制度框架的不满，更是遭遇身份焦虑和认同危机后做出的反制之举，或将从根本上“肢解”欧盟经济一体化。若此“脱欧”风潮持续蔓延，“负面示范”效应必将不断发酵，势必会使原本并不稳固的成员国关系面临更加严峻的“道德风险”，甚至可能导致欧盟经济一体化倒退。

      第三，“脱欧”将使难民危机等短期焦点冲突激化，若未得到有效管控，或将进一步导致地缘政治风险上升。自2015年来叙利亚、阿富汗和伊拉克等国的120多万难民涌入欧盟申请政治避难，对成员国内部团结形成了严峻考验。一旦英国“脱欧”，势必会进一步激化德法等国有关难民分摊配额等问题的矛盾。如若欧盟内部无法就难民政策达成有效共识，未来难民危机必将不断扩大，或将在西亚和北非等地区形成巨大的不稳定弧，对当前低迷的国际贸易和海外投资无疑是“雪上加霜”。

      （二）即使“脱欧”公投未通过，英欧矛盾也将对全球经济增长形成制约

      一是英欧矛盾制约欧盟经济治理机制的改革前景。当前，欧盟经济治理改革聚焦在制定可持续增长议程、增强欧盟建议硬约束力、实施结构性改革、改善宏观政策协调机制以及提升集体行动能力等方面。由于欧盟并非主权国家，故具体改革政策制定时需要全体成员一致决策，涉及利益诉求多元且综合协调难度大。英欧关系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和敏感性，但双方在经济、政治、移民、文化以及社会心理等方面的分歧将给下阶段欧盟经济治理机制改革带来巨大变数。

      二是英欧矛盾深刻影响欧盟在重大问题上的执行效率。随着地域范围的不断东扩以及成员国数量的逐步增多，欧盟内部罅隙越来越大，相关重大事项的通过、生效与执行也变得日渐艰难。一方面，欧洲理事会、欧盟理事会、欧盟委员会与欧洲议会、欧洲法院五大主要机构间的权力分配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各方相互掣肘拆台现象普遍，严重影响了欧盟执行效率的提升。另一方面，英欧关系作为当前欧盟中不确定性最大的外交关系，双方传统利益平衡不断被打破，对立和冲突现象时有发生，严重削弱了欧盟的整体行为能力。

      三是英欧矛盾将助长欧盟内部民族分离主义倾向。对欧盟多数成员国而言，或多或少都面临着民族分离主义的威胁。近年来，随着英欧矛盾的集中爆发，各国分离主义势力也不断抬头，德国巴伐利亚州、法国科西嘉地区、西班牙巴斯克地区 、意大利威尼托地区以及比利时弗拉芒地区等正纷纷积聚力量并寻求特殊地位，“独立运动”的火苗在欧盟内部呈现出燎原升级的态势。

      对我国影响及对策

      （一）“脱欧”对我国的负面影响不宜低估

      一旦“脱欧”变成现实，英国甚至欧盟都将面临新的一轮政治势力“洗牌”，不仅对正在稳定发展的中英关系、中欧关系带来诸多不确定性，而且也会对中英国际产能合作、中欧投资协定谈判、中欧自贸区联合可行性研究等产生消极影响。同时，“脱欧”所形成的“新英国”与“新欧盟”外交关系势必会提升我国政治外交运筹难度，并增加我国针对相关国际敏感问题选边支持的压力。此外，“脱欧”所激化的地缘政治冲突也会加大我国对外开放风险并增加“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难度。

      （二）下阶段，我国可采取“一个支持、一个警惕、两个做好”的综合应对策略

      “一个支持”即支持欧盟在兼顾各成员国利益的前提下推进结构性改革。充分认识欧盟在当前国际政治经济中的重要地位，支持欧盟通过推动单一市场建设来推动结构性改革并推动欧盟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同时，加强中欧宏观经济政策协调，以更娴熟的外交技巧强化贸易和投资合作机制建设并敦促欧盟尽快承认我国市场经济地位，打造中欧“和平、增长、改革、文明”四大伙伴关系。

      “一个警惕”即警惕分离主义和民粹主义对全球经济的潜在风险。关键是要强化风险管控意识，积极应对人民币汇率波动，紧密监测国际资本流动并密切关注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走向，最大限度上减少对国内经济金融体系的冲击。

      “两个做好”即做好英国“脱欧”巨大风险的预案和做好“一带一路”战略的利益平衡工作。建立英国“脱欧”高、中、低三级预警机制、深入研判政治、经济、社会等多重风险，主动作为、积极谋划并提前布局，将对外贸易和境外投资风险降至最低。同时，要更加注重平衡好各方利益，更加注重把好合作尺度，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行稳致远。

      （作者单位：国家发展改革委对外经济研究所；文章来源：《中国发展观察》2016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