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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涌:如何摆脱 “美元陷阱”
点击:  作者:江涌    来源:《国有资产管理》2015.07  发布时间:2015-11-13 12:1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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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为挽狂澜于既例,美国实施空前宽松的货币政策 (联邦基金利率降至0~0.25%,量化宽松直接释放3.9万亿美元资金 )。与之相对应,中国外汇储备迅速增加,由2006年年底的1.07万亿美元飙升为2007年年底的1.53万亿美元以及2014年底的3.84万亿美元,并—举超越日本成为美国国债的最大持有国。日本,乃美国盟国;中国,多年来一直被美国怀疑甚至敌视的国家。中国不断积累美元储备,增持美国国债,引进美元资金,以美元美债为基础发行人民币,导致货币主权受到严重侵蚀,汇率与资产定价权受损,由此正步日本后尘,正面临即经济泡沫化、产业固化、人口老化、环境恶化、两极分化、发展依附化等胃 “美元的陷阱”综合症。中国要实现双百目标,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首先必须要成功应对面前的这一系列挑战。

 

一、世界两大工业化发展模式

 

近代以来,综观世界相关国家的工业化进程,约略有两大发展模式 :一是以英国等欧美国家为代表的促进生产力发展的自主模式,二是以日本等亚洲国家为代表的廉价生产要素的模仿式发展模式。

 

英国能在西欧群雄中后来居上,主要是凭借科技进步、发明创造、资源优化配置等途径使生产力不断得到提升而实现的。例如,英国毛纺织不如自己的附庸国爱尔兰,而棉纺织原本就是空白,棉织品从印度进口。但是,英国通过关税保护、限制进口、引进技术等措施,使得纺织成本不断下降,与此同时纺织品质量却不断提高。1830年以后,价廉物美的英国棉织品大量出口印度,导致印度纺织业陷入全面而持续的危机。到1850年,原本在棉布生产上无任何比较与竞争优势的英国,其棉布产量占到全球一半以上。英国的成功并不是依靠廉价劳工、也不是依靠汇率贬值或政策补贴,而是依靠科技与生产力的提升以及严格的关税保护政策。

 

日本明治维新后努力学习模仿西欧,第二次世界大战 (以下简称 “二战”)后则努力学习模仿美国,承接美国的产业转移,由此实现经济恢复与快速增长。此后,日本通过 “雁型飞行”引领东亚经济,创造了所谓 “东亚奇迹”。但是,日本等亚洲国家主要通过价格低廉的生产要素 (廉价劳工、廉价货币、廉价环境 ),降低生产成本,确保产品竞争力,维持贸易顺差。这样的增长模式,一方面会因巨额外汇储备积累而引致资产泡沫,另一方面还会遭遇劳动力成本提升、人口红利消失、成本更低的竞争对手加入市场等因素而导致经济停滞。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前撰文分析,亚洲经济奇迹不是靠技术革新促进 “综合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来实现的,而是依靠对劳动力、资本高强度投入取得的。克鲁格曼由此断言 ,所谓的亚洲奇迹 “建立在浮沙之上,迟早幻灭”。

 

英国模式——促进生产力发展的自主性发展模式一的继承者集中于欧洲老大陆与北美新大陆,强货币,高工资,高消费,由此产生 “与物较劲”的思维,节省人力、获取高收益的创新发明层出不穷,由此使得欧美一直成为工业与产业革命的源头,国际分工的主导者。日本模式—一廉价生产要素的模仿式发展模式一的继承者是 “四小龙”、中国与东南亚,低汇率,低工资,低消费,由此产生 “与人较劲”的思维,低价多产,薄利多销,成为工业与产业革命的的跟随者,国际分工的从属者。欧美苦练内功貌似笨拙,其结果人民最省力;东亚投机取巧貌似省时省力,但其结果人民最辛苦。采用模仿式发展模式 ,犹如百米赛跑,总是在争那小数点后面几位的时间,即通过精细化管理、节衣缩食、加班加点来降低咙本,却忽略了汽车、摩托车甚或自行车的发明与使用,就能轻易摆脱低成本之恶性竞争的轮回。①

 

环顾当今世界,美国市值最大的公司是苹果、微软之类的公司,代表先进而时尚的网络时代;日本市值最大的公司是丰田汽车 (截至2014年连续13年稳居第一 ),表明日本还陶醉在过去的汽车时代;德国市值最大的公司是在著名软件企业思爱普(SAP)与百年制造巨头西门子之间交替易位,显示德国卡位在先进制造与时尚网络时代;201411月,上市仅—个多月的阿里巴巴,其股票总市值超过中石油,然而阿里巴巴乃合资企业 (日本软银占36.7%,美国雅虎占24%),外资占大头,由此中国市值最大的公司依然是中石油,如此看来中国似乎停滞在采掘时代。这便是当今世界四大工业国的发展差距。所谓的 “美元的陷阱”在日本等亚洲国家拥抱全球化、参与国际分工伊始就已注定。

 

二、 “美元陷阱”如何成就

 

后进国家以先进国家为标杆、模仿追赶先进国家历来为国际社会发展之常态。然而,西方先进国家为保持先进、防范后劲国家追赶,为后进国家编制了—套与自己实现先进的发展经验相反的 “好政策”、“好制度”。例如,在保护中成长一用关税等系列保护政策来培植幼稚产业借以促进本国工业化——是英美等国一再证明的成功经验,亦即提升生产力的自主发展模式 ,但是英美反其道而说之,即将自由贸易与基于 “比较优势原则”上的国际分工写进教科书,当作 “好政策”、 “好制度”兜售给后进国家,而且刻意塑造个别 “成功典范”(即所谓模范生,如拉美的阿根廷 ,东南亚的泰国,东欧的波兰等 )来引导相关后进国家, “按图索骥”,其经济在获得一时或局部 (如涉外部门)的繁荣后,逐渐落入实质的经济附庸的陷阱。

 

二战后 ,美国接过英国霸主的权杖,由于缺乏英帝国昔日广大殖民地的硬性支撑,美国更依赖在有限硬实力上无限拓展软实力,即更注重国际秩序与制度建设,从秩序与制度中兑现自己的利益。美元借助黄金成为国际货币,当黄金由美国的资产变为美国的包袱后,美国便毅然决然地让美元与黄金脱钩而成为纯信用货币。然而,美国百般努力让世界 (其实主要是广大发展中国家 )相信,美元等同或近似黄金。

 

人们所不知道的是,任何一个经常项目顺差国家,无论积攒多少美元储备,也无法在美联储那里兑换成黄金,从而也就不会对美元造成挤兑压力,倘若大规模抛售美元,会直接引发美元暴跌,导致自己持有的美元资产贬值。如此,美元储备者比美元发行者更愿意守护美元。美国可以放任美元的发行,放任债务的增长,根本不用担心付不出美元来。

 

美国可以放任经常项目逆差,放任中低端产业向海外转移——由此造成 “产业空心化”,而广大发展中国家在 “好政策”、 “好制度”制度的引导下 ,为承接国际分工而展开激烈的 “寻底竞赛”,纷纷以突破底线的优惠政策争抢美国的转移产业与炙手可热的资本。发展中国家持续而不知疲惫地以有限的资源 ,去追逐无限的美元,由此便自然落入 “美元陷阱”。美国通过美元陷阱,巧妙地把相关亚洲国家和地区变成了实质的经济殖民地或经济附庸。

 

三、日本引领东亚步入 “美元陷阱”

 

二战后,日本在美国的占领之下开始艰难的经济复苏。朝鲜战争改变了东亚地缘政治格局,美国越发重视日本在东亚地区乃至世界政治与经济中的作用,不断加大扶植日本的力度。1952年,美国让日本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19531美元兑360日元成为IMF的官方认定价格。低汇率为日本制造赢得了低成本竞争优势,日本对美国的贸易顺差不断扩大,从 1980年的76. 美元增加到1984年的461.5亿美元,美元滚滚流入日本。为防止日元升值而削弱出口商品的竞争力,日本不断积累美元并持续购买美国国 债。1976年日本持有美国国债不到2亿美元 ,然而到了1985年便超过130美元。

 

随着日美贸易失衡不断扩大 ,日美之间的经济摩擦也日益加剧。19859月,为平衡庞大的经常项目逆差 ,美国与日本、英国、法国、联邦德国达成《广场协议》,后四国货币对美元大幅升值。《广场协议》后,美元指数由120以上快速下滑至80以下,其中日元兑美元由19859月的2401飙升到198811月的121.851。然而,日元升值并没有逆转日美外贸趋势,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资料 ,日本从1985年起,连续26年保持经常项目顺差,到2010年累积顺差高达3.O2万亿美元,而美国的经常项目逆差在美元贬值后仅呈数年缩小,1991年出现小幅顺差,此后迄今,再也没有出现过顺差,而目逆差还有快速增大的态势。美国经济状况未如预期的那样变好,但是日本经济状况实实在在地不断变坏。

 

日元升值对日本经济的负面效应很快显现,外贸出口增速由1985年的2.4%下降为1986年的负4.8%,实际经济增长从19854年的4.2%下降到1986年的3.1%。为了应对日元升值带来的经济萧条,同时也为了应对美国要求日本刺激内需的施压 (这种压力在后来的《卢浮宫协议》中得到明确体现)日本央行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自19861月到19872月贴现率从5%降低到2.5%。这一 “致命的失误”将日本巨额外汇储备累积的流动性释放出来,由此在日本全国掀起了金融投机狂潮——股票与房地产价格齐飞。19891229日,日经指数疯狂飙升到38915.87高点,相当于1984年的3.68;1986-1990年,东京、大阪等六大城市的土地价格指数平均上涨了3倍以上 ,东京23个区的地价总和竟然达到了可以买下整个美国国土的水平。日本的土地财富占到国家财富总额的约70%,而同期美国仅占25%。 艮显然,日本经济严重泡沫化。

 

无论泡沫的色彩如何斑斓 ,终究归于破灭。到19928月 ,日经指数暴跌到14000点左右,大量账面资产化为乌有。据2005年日本国土交通省发表的地价统计数据 ,日本全国的平均地价连续14年下跌,与1991年相比住宅地价下跌46%,基本回到了地产泡沫生成前1985年的水平,商用地价下跌了约70%,为1974年以来的最低点。

 

很显然,日本经济泡沫的膨胀与破灭与1985年的《广场会议》、1987年的《卢浮宫协议》以及1988年的《巴塞尔协议》这几个节点密切相关,而每个节点,美国都发挥了关键作用。日本成为 “美元陷阱”的第—个牺牲者,然而这只是东亚悲剧的开始。

 

1932年,日本经济学家赤松要(1896~1974 )根据产品生命周期理论 ,提出 “雁形产业发展形态论”,描述日本产业经历 “国外引进一国内生产一开拓出口一出口增长”四个阶段,由此呈现倒 “V”形如大雁展翅翱翔的态势。20世纪80年代,一些日本学者借用赤松要 “雁行产业发展形态论”,将战后东亚地区国际分工体系和经济发展过程也概括为—种 “雁行形态”或 “雁行模式”。该模式认为,日本是东亚雁群的“领头雁”,绝大多数产业先在日本发展,然后转移至亚洲 “四小龙”,接着再转往东南亚以及中国。这一度被国际经济学界高度肯定与赞誉的学说,经不起时间的经验,今天看来,分明是日本带着一群亚洲国家纷纷飞入美国的口袋阵,落入了 “美元陷阱”。1990年以后,从日本开始,没有一个亚洲国家能脱离这样的宿命。【王伯达:《金融殖民的真相》,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54页。】

 

2007年美国爆发次贷危机 ,为应对危机美联储采取 “量化宽松”政策,释出天量美元资金,以挽救岌岌可危的金融与经济体系。然而,那些盯住美元的亚洲国家和地区, “没有美国的病,却跟美国吃—样的药”,即为了 “贬货币,促出口,救经济”,跟着美国—起狂印钞票滥发货币。美国还有欧盟,因为其货币是国际货币,他们印出的钞票由世界共同承担,而东亚国家和地区释放的流动性只能自作自受,这就是美欧印出的钱比东亚多,而东亚的通货膨胀高于美欧的主要原因。

 

四、中国落入 “美元陷阱”

 

1993年,中国实施第一次汇率改革,人民币兑美元由19931231日的5.71T整至199411日的8.27l,一次性贬值33%。很显然,中国接下了日本传递给 “四小龙”的棒子,跟随 “雁行模式”,走上了廉价劳动 (努力压低工人工资 )、廉价货币 (货币贬值 )、廉价环境 (长期不计环境代价 )——出口导向的经济增长道路,当然也就免不了要落入同样的“美元陷阱”。

 

1994年起,中国始终保持经常项目顺差,为防止货币升值 ,持续的顺差不断地转换为外汇储备,由此导致世界经济史上前所未有的外汇储备增速与存量。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中国的外汇储备1993(汇率改革 )210亿美元。2001 (加入WTO)2120亿美元,2007 (美国次贷危机 )15280亿美元,2014年为38430亿美元,以几何级数递增的外汇储备,带来近乎前所未有的泛滥的流动性。国际上,用来衡量一个经济体的货币供给量是否合适的M2/GDP的比率,中国在以上几个节点分别为0.98(1993 )1.44(2001 )1.52(2007 )以及1.93(2014),这显示中国货币供给速度远远高于经济增长速度。由此导致—系列的负面后果:

 

一是加剧通货膨胀。由于实际且优质的资源产品不断外流,没有实际阶值的美元与金融产品持续内流,外汇占款引致基础货币投放泛滥,实际通货膨胀愈发严重,大众手中的人民币越来越不值钱。

 

二是引发资产泡沫。长期压低汇率而累积大量外汇储备,与之相对应,投放了大量人民币流动性。由于高端 (高技术高利润 )产业多被跨国公司占据,中资企业过度集中于中低端产业,产业转型升级遭遇国际垄断资本的天花板,相互间恶性竞争,导致产能严重过剩。如此,过剩的流动没有出路,成为投机性极强的热钱,掀起一个又一个、一轮接一轮的资产泡沫。

 

三是长期做赔本买卖。中国以真实的资源与劳动换取没有实际价值的美元 (纸张与电子符号 ),而后又以持有美国债券的形式,将资金回流美国。这些资金一是用来支持其国民消费,继续购买中国商品;二是美国企业家或华尔街金融家用中国的资金到中国投资或投机,赚取更高的收益。有专家经研究认为,美国FDI在中国投资的回报率是33%,一般的跨国公司在中国的回报率是22%,但中国买美国国债的回报率在1%~2%,还有可能遭受资本损失。

 

四是国民经济遭遇 “笼中虎”的持久威胁。巨额外汇储备中有半数以上是西方尤其是美国国债。根据美国财政部发布的国际资本流报告 (TIC)显示 ,2010年年底中国是持有美国国债最多的国家,持有金额高达1.16万亿美元,占中国外汇储备的40.7%左右,占美国国债中由公众持有债务比例的13%;20l4年年底中国持有美国国债总规模为1.2443万亿美元。中国一方面在持续不断地廉价输出国内资金,另一方面又在不遗余力地高价引进国际资金。多年来,中国吸引使用外商直接投资(FDI)逐年增加 ,198412.58亿美元,1993275.15亿美元 ,1997452.57亿美元,2001468.78亿美元,2007747.68亿美元,20141195.6亿美元。多年来FDI在中国以留存利润再投资,加之从各种渠道潜入境内的天量热钱,不断以利滚利、钱生钱的方式在中国积聚,对中国经济产生持久的影响构成巨大的潜在威胁。

 

五是落入所谓 “斯蒂格利茨怪圈”2005年国家外汇管理局首次发布国际投资头寸表,综观该表不难发现 ,中国海外资产以低收益外汇储备资产为主 (2014年储备资产38993亿美元,占对外资产的61%),对外负债则以高成本FDI为主(2014年外国来华直接投资26779亿美元,占对外负债的58%)。 中国长期以高成本从发达国家引进国内日益过剩的资本,形成自己的对外负债;而后又以购买美国国债和证券投资等低收益形式,将借来的资本倒流回去,形成自己的对外资产,由此形成了极其尴尬的 “高成本引进来,低收益流出去”的所谓“斯蒂格利茨怪的圈”。与之相对应,国际资本则是 “低成本进入,高收益流出”,在这一国际资本循环过程中,高收益流出资本,不仅包括在华创造的利润,而且携带着中国的商品、资源乃至具有真实价值的—切,源源不断地流向发达国家,流向美国。通过国际资本循环,通过“斯蒂格利茨怪圈”,中国不仅为美国提供大量的廉价商品与资源,而且还提供大量的廉价资金,以支持美元汇率以及美国财政,来自中国的资金成为美国减税的来源、社会福利的来源、强化教育与国防 (包括 “重返东亚”在中国周边耀武扬威 )的来源。

 

不容否认,廉价劳动、廉价货币、廉价环境的出口导向的增长策略,让中国交出亮眼的经济增长绩单。但是,亮眼只是一时的,更为重要的是,今天的中国与昔日的日本、韩国以及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引区—样,面临着严重的资产泡沫与通货膨胀。比日本等经济体的情况更为糟糕的是 ,中国尚未完成工业化 ,人均收入不仅远低于当时的日本,也低于1990年的中国台湾。但是正在进入后工业经济与后工业社会之时代,出现了经济金融化与泡沫化。

 

很显然 ,中国已经步日本后尘落入 “美元陷阱”,即出现经济泡沫化、产业固化 (转型升级艰难)、人口老化等系列问题,而且比日本陷得更深 ,另有环境恶化、两极分化、发展依附化等系列挑战。中国要实现双百目标,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首先必须要成功脱离 “美元陷阱”。

 

五、如何摆脱 “美元陷阱”

 

美元陷阱”首先是GDP陷阱,经济增长陷阱,应告别出口导向,实现自主增长。从1985年起,经国务院批准中国建立了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正式采用GDP对国民经济运行结果进行核算。然而,GDP是在中国国境内的所有生产总值,既包括中国人自己创造的、也涵盖外国人(资本)在华创造的生产总值。实际上 ,美元资金流入中国境内越多,中国的GDP规模越大 ;美元资金流入越多,人民币基础货币发行越多,在过剩流动性催生下,房地产价格越高,GDP规模也就越大。因此,经济全球化下用GDP统计经济规模的水分太多,而所谓 “美元陷阱”首先就是GDP陷阱。

 

因此,必须消除唯GDP主义,克服唯经济增长思维,尤其是通过 “参与国际分工,以出口促增长”的僵化思维。对外开放 (过去主要是对西方发达国家开放)有着极其重要的、革命性的历史意义,是中国经济体量迅速壮大的一条捷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以廉价劳动、廉价货币、廉价环境实现出口导向的经济增长策略之弊端日益明显。所以,适时、科学、合理总结过去30多年的对外开放的经验与教训,告别外向型经济增长,以优惠政策让东部沿海地区率先增长,从而实现自主增长、东西部平衡增长非常必要。

 

有效应对与防范石油危机与粮食危机。在美元与黄金挂钩后,石油是美元的重要支撑,在美国对石油的影响力不断消弱之际,粮食正在成为美元的重要支撑。今天,“石油美元”与“粮食美元”显然已是美元霸权的鸟之双翼、车之两轮。多年来,美国借助多种手段不断制造石油危机从而让世界增加对美元的需求与依赖;近年来,美国正在不断(周期性)地制造并借助粮食危机,以强化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

 

中国必须降低对国际石油的依赖,降低对美国控制的马六甲等关键运输通道控制的倚重,破除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垄断资本对石油价格的操纵,利用地缘政治优势,通过精心规划与细致落实“一带一路”战略(如中巴经济走廊),增进与产油国双边或地区合作,努力使石油与美元脱钩,如此对美元有着釜底抽薪的功效。

 

中国必须降低对国际粮食市场(四大粮商)的依赖,通过大规模国土整治,增加粮食的生产与供给,切实保障粮食基本自给,如此才能掌握粮食安全主动权。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我们的饭碗应该主要装中国粮”。

 

使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二战后,在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作用下,在“马歇尔计划”培植下,西欧同样落入了“美元陷阱”。布雷顿森林协议规定1盎司黄金兑35美元,但是到19728月上升到38美元,19735月上升到42.22美元,19801月则飙升到850美元。黄金大幅度的升值对应的是美元急剧贬值,令积累大量美元的法国等欧洲国家损失惨重,叫苦不迭。欧洲国家的金融业发展远远早于美国,欧洲人深知在他人赌场里博弈永远赢不了庄家,而且极有可能被庄家坑蒙。欧洲国家正是在20世界70年代吃了美国大亏之后,方才有了新觉悟,决意另辟园地,开自己赌场,于是诞生了欧元。在国际储备货币中,欧元目前的占比不到30%,相较美元的60%逊色不少,但是有了这30%的空间,欧洲不仅可以自保,而且还可以赚其他赌客的钱,也就是分走美国一杯羹。

 

因此,中国要脱离“美元陷阱”,不是亦步亦趋的紧跟日本,而是要学习效仿欧洲,建立自己的“赌场”,使人民币国际化,成为重要的国际储备货币。依照货币理论与国际经验,独立的货币主权是货币国际化的基本前提,国债是一国基础货币发行的主要途径。但是,中国在1994年颁布《中国人民银行法》第29条规定:中国人民银行不得直接认购,包销国债。该规定虽然有效防止政府因为超发货币而引起通货膨胀,但是也阻断了财政部通过向央行发行国债增加基础货币供给的途径,在大力引进国外直接投资、出口导向型经济形成大量贸易顺差、热钱流入和国内企业海外上市拿回外币等诸多因素作用下,《中国人民银行法》事实上开启了中国通过外汇占款实现基础货币发行的机制。很显然,现今的人民币国际化建立在美元储备之上,实质依然只是美元化,抑或只是美元兑换卷而已。因此,人民币越是国际化,在“美元陷阱”中陷得越深。

            

责任编辑:昆仑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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