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海运少将：把握中俄关系需要“古人”的智慧

点击：  作者：王海运    来源：观察者网，昆仑策研究院编发有简略  发布时间:2015-10-13 10:04:59

 

 

 

　　俄罗斯在我战略全局中的重大价值及涉俄舆论引导问题

　　（中信大讲堂•中国道路系列讲座第四期）

 

　　演讲者：王海运（前驻俄武官）

 

　　王海运教授在演讲现场

 

　　受中信改革发展基金会领导的委托，我今天就中俄关系与国际关系学院的同学和老师们做一次学术交流。大家都是学习和研究国际关系的，对中国如何与世界相处，如何构建新型国际关系都非常关心。希望今天的讲座能够引起大家的思考。

 

　　我想到毛主席的一句话：“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是革命的首要问题。”这在国际关系中也是必须解决的大问题。在复杂严峻的大国关系中，谁是我们的伙伴、朋友，谁是我们的对手？如何构建“紧密朋友圈”、“全球伙伴关系网”？是我们运筹国际关系、为中华崛起保驾护航必须解决的大问题。

 

　　谈到这个问题，不可避免地要说到我们的大邻国俄罗斯。俄罗斯究竟是我们的朋友还是对手？我们应当如何运筹对俄外交？这些问题既关系到大国关系，又关系到周边外交，不能不认真思考。我从参加工作开始，几十年和俄罗斯打交道，对俄罗斯在中国国际战略全局中的重要性、俄罗斯因素的复杂性深有体会。这个国家既重要又复杂，要搞好对俄关系必须加强对俄罗斯的研究。今天跟大家交流的目的也就在这里。

 

　　我想请大家注意一个情况：中央高度重视对俄关系，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正在进入一个“新阶段”，去年普京总统访问上海时两国元首发表的联合声明核心思想就是将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推向“新阶段”。这是我国对外战略的重大决策，意味着两国关系的进一步强化、战略协作的进一步深化、务实合作的进一步扩展。两国领导人都高度评价中俄关系，并且对两国关系的发展充满信心。特别是乌克兰危机发生后，国际格局发生了剧烈变动，给中俄关系的进一步深化带来了重要机遇。但是与此同时，大家可能注意到，在国内舆论场上，对俄罗斯的议论却出现严重分歧，唱衰中俄关系的声音很高，外部势力更是不遗余力地挑拨中俄关系，对我国外交运筹造成了相当严重的干扰。所以，有必要深入思考中俄关系对于中华崛起的战略价值何在？深化中俄关系的战略基础何在？国内舆论与国家外交战略为何出现错位？应当如何深化中俄关系，如何为国家外交运筹增添正能量？这些都是摆在从事国际关系学习和研究的人们面前不可回避的问题。

 

　　今天主要谈四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俄罗斯在我们战略全局中的重大价值；第二个问题是进一步深化中俄关系的战略基础；第三个问题是如何进一步深化中俄关系，路径在哪里；第四个问题是对于舆论场上出现的一些混乱现象应该怎么办。

 

　　第一个问题，俄罗斯在我国战略全局中的重大价值。

 

　　俄罗斯是我们的最大邻国，同时又是与我国战略处境最为相似、战略利益最为相近、战略理念最为相通、战略优势最为互补的世界大国。在我们与世界各大国关系中，这是独一无二的。可以说，俄罗斯对我国的国际环境、周边环境的影响直接而且重大，俄罗斯在我国战略全局中具有无可替代的战略价值。我几十年研究俄罗斯，越来越感到俄罗斯因素对我们战略全局的重要性。具体说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中俄两国互为最大邻国。

 

　　这是最重要的地缘政治现实。长达4300公里的共同边界对于两国的安全环境和发展环境具有十分重大的影响。在数百年的中俄关系史上，两国既有因睦邻友好而在安全和发展上受益的成功经验，也有因相互敌对而在安全和发展上受到严重损害的深刻教训。冷战中后期的中苏对抗，显然是导致苏联解体的重要因素之一。俄罗斯前驻华大使曾经说过，苏联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单是直接军费支出就高达2000多亿金卢布，在当时折合3000多亿美元。我方也同样也因中苏对抗而受到严重拖累：不得不“深挖洞、广集粮”、“备战、备荒”，不得不将国民经济转向战时轨道。中俄关系在我们30年的改革开放中起到了什么作用呢？似乎不像西方大国影响那么直接。但是静下心来想一想，可以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对于我国的改革开放无疑是个必备条件。如果北部边境不稳，继续保持一种紧张对峙状态，我们怎么可能实施沿海开放？正因为此，2001年签订的《中国与俄罗斯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世代友好，永不为敌”规定为两国关系的指导方针。

 

　　考虑到俄罗斯对中亚国家的传统影响，还可以说，俄罗斯也是我们西北安全的“半边天”。这个结论并不夸张，大家回顾历史就清楚，我国周边现实力量格局也很能说明问题。

 

　　“远亲不如近邻”，邻里和睦、互帮互助，国家才能赢得必要的发展环境。如何使俄罗斯这个大邻居成为“好邻居、好伙伴、好朋友”，如何经营好对俄关系，的确是我们必须考虑的大问题。

 

　　互为最大邻国还意味着两国拥有共同的周边地区。我们的共同周边中亚、东北亚地区的安全稳定，对于两国营造和平发展所必需的安全环境和发展环境，都是非常重要的。中国要和平崛起，没有睦邻友好的周边国家作为依托是不可能的。考虑周边地区的地缘战略格局，中俄必须携手合作，共同促进共同周边的安全与发展，共同防范域外大国扰乱我们的共同周边。俄罗斯在我们稳定周边问题上可能起到的积极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还有，我国要成为未来多极世界的重要力量中心，不能是个光杆司令，还必须有一帮能够“守望相助”的弟兄，必须在我们周边形成“睦邻友好带”、“紧密朋友圈”。中央对周边外交高度重视，专门召开了周边外交工作会议，提出了“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睦邻、安邻、惠邻”等重大理念，将周边外交置于重要位置，对俄工作无疑是优先方向。

 

　　说到周边外交，我多次谈过构建“三带”的建议，即睦邻友好带、安全稳定带、经济合作带。我认为，打造“三带”应当成为新时期我国周边外交的战略目标。请大家注意，“睦邻友好带”不是西方政治理念中的“势力范围”，他强调“相互平等、相互尊重”；“安全稳定带”也不同于某些大国追求的“战略缓冲带”，后者是要把处在这个地带上的中小国家推向可能冲突的前沿，以维护自身安全；“经济合作带”的互利共赢性质就不用多讲了。而要建设“三带”，俄罗斯的角色非常重要。中俄睦邻友好合作，东北亚、中亚的安全稳定才有希望得到保障。

 

　　关于周边关系，我还想多说两句：这些年我们的周边外交工作总体来说做得不错，但是仍然不尽如人意。究其原因，很大程度上与缺少“立信立威并举”的战略思维有关。一个大国如果不能立信，周边小国遇到危难时特别是在他们的“政权安全”遇到危险时，如果我们不敢出手相帮、不敢担当，他们是不会真心对我们友好的。在新干涉主义肆虐的今天，在西亚北非所谓“专制政权”被一个个搞垮、国家陷入战乱的情况下，周边国家只能有两个选择，要么向美国示好，要么找中国这样的大国作为靠山、提供保护。如果我们不敢作为、不能担当，周边国家将会纷纷离我而去。如此，我们就不可能成为多极世界有影响力的力量中心。还有立威问题，不能让某些无赖小国既从中国得到经济好处，又公然辱骂我们。必要时应当给予惩治，起码是经济制裁。否则，将会助长其嚣张气焰，损害我国的大国尊严。习总书记和党中央在这方面把握得非常好，既坚持韬光养晦又积极有所作为；既审时度势、避免招惹不必要的麻烦，又坚定不移地维护核心利益，该出手时果断出手，该强硬时毫不含糊。

 

　　中俄互为邻国还有一个重要影响，那就是我们“建设海洋强国”战略的实施。二十一世纪我国的主要安全威胁也将来自于海洋方向。二十一世纪还是人类开拓海洋经济的时代，我国的经济活动与将越来越多地集中于海洋空间。我们是个濒海陆国，具有海陆兼备的地缘战略优势。但是，我们长时间自认为是“陆上大国”，长时间坚守“黄土文明”。这不利于我国独特地缘优势的发挥，难以有效利用海洋资源和空间。现在应该换个思维，将我国定位为“陆海大国”。陆权、海权孰重孰轻？必须相互结合、同时赢得。十八大提出“建设海洋强国”的重要战略，体现出中央在战略谋划上的高瞻远瞩。

 

　　我们历史上曾经长时间争论塞防和海防哪个更重要。我们今天如何才能做到“两防”兼顾？这是一个重大课题。很明显，要建设海洋强国，必须构建稳定可靠的陆上战略纵深。而同俄罗斯保持睦邻友好关系，对我们消除进军海洋的后顾之忧显然非常重要。当然，这是我们的意愿，能不能用好俄罗斯因素，还要看我们对俄关系的运筹。

 

　　其次，中俄两国战略处境非常相似。

 

　　可以说，在两国与各大国关系中，中俄两国战略处境的相似性独一无二。

 

　　一是同为新兴大国。中国是世界公认的快速崛起的新兴大国，俄罗斯也被国际舆论普遍视为新兴大国。中俄都是金砖国家成员，金砖国家可以说是最具代表性的新兴大国合作机制。同为新兴大国意味着两国在文明属性、价值观、发展道路等等方面与西方大国有所不同，而相互间则存在诸多相似之处。两国都致力于民族复兴、成为世界强国，在今后几十年里都必须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为此都迫切需要一个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和周边环境，都强烈希望改变严重失衡的国际战略格局，都坚决主张建立体现新兴国家利益、更加公正合理的新型国际秩序。这就是为什么中俄在联合国、在几乎所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上能够一拍即合的重要原因。也就是说，同为新兴大国的战略处境的相似性决定了我们战略利益的相近性、战略理念的相通性。

 

　　二是同为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转轨国家。我国是转轨国家，俄罗斯也处于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进程之中。中国的转轨是以渐进改革方式进行的，相对平稳顺利。俄罗斯转轨初期以“休克疗法”激进方式进行，造成严重后果。两国都面临如何开创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如何既维护经济独立又实现快速发展等等现实问题。在这些问题上，中俄两国有必要相互借鉴。

 

　　三是同为非西方大国。叶利钦时代的俄罗斯曾经努力融入西方，甘愿做西方的小伙伴、小兄弟，但是西方硬是不接纳。2005年我在《环球时报》上发表过一篇文章《俄罗斯能融入欧洲吗》，我是不相信俄罗斯能够融入欧洲的。这里除了俄罗斯民族文化和西方文化存在重大差异、历史上存在恩恩怨怨、意识形态很不一样之外，很重要的就是俄罗斯块头太大、大国意识太强。俄罗斯如果真的加入欧盟、加入北约，欧盟还是欧盟吗，北约还是北约吗？欧洲大国在欧洲事务中的主导权还能保住吗？“欧洲的澡盆容不下俄罗斯这头大象”。在俄罗斯内部，大西洋主义、斯拉夫主义、欧亚主义之间的争论已经一二百年了。新俄罗斯独立以来，关于向东还是向西的争论对国家的外交战略走向一直有着重要影响，至今仍然是个没有真正解决的大问题。“双头鹰”的两个头总是有一个不能高高昂起。西方大国对俄罗斯实行的是种“遏俄弱俄”战略，不愿看到俄罗斯发展强大，对此俄罗斯精英层看得越来越清楚。所以普京提出重树“俄罗斯思想”，提出“主权民主”、“可控市场经济”，从战略理念上与西方大国拉开了距离。也正因为此，俄罗斯被西方大国重新划为“东方国家”。也就是说，俄罗斯有着不同于西方国家的文明。因此，在维护世界文明多样性问题上，中俄存在着广泛共识。一定意义上讲，中国与俄罗斯在坚持符合国情的价值观和社会政治制度自主选择上有着非常相近的理念和立场，都主张不同文明包容互鉴，都反对“西方文明优越论”，这也为两国的战略协作提供了重要基础。

 

　　四是同为美国战略遏制的对象。这一点没什么可以怀疑的。但是在我们的舆论场上，亲西方人士不认为西方在遏制中国。我曾经与一位搞美国研究的专家有过辩论。他说“遏制”这个词在英文中不是“遏制”的意思，美国没有讲过要“遏制”中国。我说，大量的事实摆在这里，不是遏制又是什么？美国以中国为主要战略对手进行全球战略布局，搞“亚太再平衡”、“重返亚太”。美国强化西太平洋军事力量部署，矛头所向就是中国。美国在中国周边拉帮结伙、搬弄是非，制造矛盾、挑动冲突，已经成为中国的主要麻烦制造者。这不是遏制、围堵又是什么？我们当然要推进同美国的新型大国关系，努力减少对抗、避免冲突，这是完全必要的。但是，这不等于说美国不会遏制中国，我们不需要防范。俄罗斯也面临同样的挑战，西方国家对俄罗斯更是明确无误地进行战略遏制、挤压俄罗斯的战略空间，乌克兰危机的深层起因即在于此。北约的武器装备已经部署到了俄罗斯的家门口，并且在其周边、在其传统势力范围内策动以建立亲西方政权为目的的“颜色革命”。俄罗斯这么一个把国家安全看得很重的国家，当然难以容忍。特别是乌克兰，与俄罗斯同文同种，是俄罗斯格外看重的“战略缓冲区”，是普京构建“欧亚联盟”的重要依托。这么一个国家发生“颜色革命”、完全倒向西方甚至加入北约，俄罗斯黑海舰队将失去容身之地，俄罗斯不可能不产生强烈危机感，不可能不利用“天时、地利”之便进行反制。于是，一个充满“怨气、怒气”的俄罗斯，一个“胆气、硬气”十足的俄罗斯强烈反弹了。这就是乌克兰危机发生的根本原因。也就是说，中俄均被美国视为其全球霸权的挑战者，均遭遇到美国的战略挤压、战略遏制、战略围堵。面对共同的战略挑战，中俄不需要联手合作吗？

 

　　还有，中俄同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这意味着两国都承担着重大国际责任。在世界和平发展问题上，在全球治理问题上，中俄两大国需要做出共同努力。特别是在推动稳定有序的全球治理问题上，两国有相当广泛的共同利益，肩负着共同的历史责任。

 

　　我仅仅列举这么几个方面，可以看出中俄两国的战略处境是多么的相似。战略处境的这种相似性决定了战略利益的相近性、战略理念的相通性，从而为两国相互亲近、相互走近，展开广泛的战略协作提供了重要的战略基础。

 

　　其三，中俄两国战略理念广泛相通。

 

　　战略理念是国家间发展战略关系、展开战略协作的战略决策基础。战略理念产生战略决策，战略决策决定战略行动。所以，战略理念问题是非常值得研究的重要领域。

 

　　中俄战略理念的相通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在建立新型国家关系问题上两国理念相通。

 

　　中俄都赞同国家关系建立在“相互平等、相互尊重”基础之上，都致力于通过对话协商增进互信、深化合作，都坚持互利共赢、相互考虑对方的利益关切。当然，两国在一些问题上的认识存在差距。可喜的是，俄罗斯正在逐渐调整，两国在国际战略理念上的共同语言越来越多。

 

　　相比中俄之间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顺利发展，我们推动同美国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相当不易。国家间“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本来是不言而喻的事情，但是美国对“相互尊重”的提法存在保留。而“相互尊重”恰恰是合作共赢的基础，没有“相互尊重”谈何“新型大国关系”？而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与俄罗斯却一拍即合。这就是美国同俄罗斯的很大不同，这就是中俄能够不断走近的重要基础。正是这种新型大国关系理念为中俄关系的长期稳定提供了根本性保证，也为两国发展与其他大国的新型大国关系树立起了一面旗帜。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俄两国都认为“中俄关系是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

 

　　二是在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上两国理念相通。

 

　　不论是在世界多极化、国际关系民主化、世界文明多样性问题上，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问题上，在反对霸权主义和单边主义、维护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国际安全机制和以不干涉主权国家内政为核心的国际安全准则问题上，中俄两国的战略理念都非常相近，并且展开了广泛的协调配合。在维护国家统一、反对动辄制裁和滥用武力问题上，在反导、太空非军事化、北约东扩、防核扩散、反恐、打击“三股势力”问题上，中俄两国的战略理念也非常相近。在抵制人权、核能利用等领域的双重标准问题上，在抵御美欧向中亚和独联体扩展势力范围问题上，在朝核问题上，在东北亚安全问题上，特别是在维护二战历史严肃性、落实二战国际法安排问题上，中俄两国的战略理念更是广泛相通。这在两国与其他大国关系中非常少见。

 

　　三是在价值观问题上两国理念相通。

 

　　一提价值观，很多人就说俄罗斯的价值观已经完全西化，他搞了三权分立、多党政治、票选制度，与中国根本不同。但是，看问题要看本质。试问，俄罗斯的“主权民主”与我们的“社会主义民主”有何根本不同？俄罗斯的“可控市场经济”与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何根本不同？两者都强调发展道路、政治制度必须自主选择，都认同民主发展必须适合本国国情。不论是在民主选择的自主性、民主模式的多样性问题上，还是民主发展的阶段性、民主建设与社会稳定的关系问题上，两国都有着非常相近的主张。

 

　　四是在战略优势上高度互补。

 

　　战略优势上的高度互补性，对于战略协作与务实合作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地缘战略上互补优势。中国要应对来自海上的安全威胁、建设海洋强国，必须构建陆上战略纵深、陆上战略依托，俄罗斯作为中国的友好大邻国，可以说是无可替代的选择。中国要打造周边睦邻友好带、安全稳定带和经济合作带，也必须加强对俄合作。俄罗斯要应对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的安全威胁及西方大国的战略挤压，同样需要将睦邻友好的中国作为安全依托和战略后方。中国与俄罗斯都懂得避免两线作战的道理。美国加强在亚太地区的存在、对中国实施战略遏制，致使中国崛起进入“麻烦多发期”，俄罗斯因乌克兰危机而遭受美国等西方大国的制裁与孤立，两国更加需要抱团取暖，需要背靠背、肩并肩。

 

　　综合实力上优势互补。中国不仅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且政治影响力和军事实力都在快速增长，可以说世界普遍看好中国。今天的俄罗斯虽然不再是苏联那样的超极大国，但是综合国力仍然不能小视，特别军事实力仍然仅次于美国，仍然令西方大国望而生畏。两年前社科院有个研究报告，把中国军事实力列为世界老二，这不仅有点自大，而且非常外行。俄罗斯的军事实力不仅表现在军事技术、军事装备方面，还表现在军事思想、军事理论、战备水平方面。即使谈经济实力，也不能小视俄罗斯。看经济实力不能单单看GDP，还要看资源禀赋、创新能力、经济影响力以及国际经济运筹能力。俄罗斯外交有昔日超级大国的魄力，时常以有限的投入赢得重大的利益。不管怎么讲，俄罗斯都还是一个有影响力的世界大国。中俄两大国如果联起手来，我认为完全可以产生“1+1大于2”的效应，完全可以抵御任何霸权联盟的战略压力。

 

　　外交运筹上优势互补。俄罗斯民族具有爆发力，中华民族具有耐久力。俄罗斯人行事张扬，喜欢扛旗、喜欢当头，中国人遇事低调、行事谨慎。也可以说俄罗斯人擅长拳击，中国人擅长太极。中俄一刚一柔、刚柔相济，可以组成绝佳搭档。两个大国联起手来、互为依托，可以抵御任何国际风浪。

 

　　发展要素上优势互补。俄罗斯自然资源禀赋实在太好了。油气资源丰富，大家都看到了，而对其储量丰富的淡水资源、土地资源可能还注意不够。仅仅贝加尔湖的淡水资源就占世界淡水资源的1/5，辽阔的黑土地更是远远没有得到开发。全球气候在变化，20年、30年后，全球很可能出现淡水资源危机，到那时水资源保障问题可比油气保障问题还要棘手。俄罗斯广袤的黑土地一旦利用起来，对于保障世界可能发生的粮食危机也会起到重要作用。我们的战略谋划不能不考虑十几年、几十年之后可能面临的挑战。在应对世界可能发生的水资源危机、粮食危机问题上，如果中俄联起手来、加强互利合作，如果能够消除俄罗斯关于“中国领土要求论”、“人口扩张论”等等无中生有的担忧，这种互补优势就有望得到发挥，就有望造福于两国、造福于世界。因此，中俄两国完全有必要结成多领域务实合作战略联盟，特别是能源合作战略联盟、现代农业开发战略联盟。另外，俄罗斯军工、航天、航空、材料技术都比较发达，受高等教育人员在人口中的比例仍然居于世界前列，科研潜力非常雄厚、科研储备很多。而中国制造业、电子产品、通讯技术相对发达，基础设施建设能力独一无二。两国如果能结成“现代化发展合作伙伴”，对于两国都可以产生如虎添翼的效应。当然，前些年俄罗斯有点看不起中国，对华务实合作热情不高，梅德韦杰夫当总统时就两眼盯着欧洲大国。但是，这几年俄罗斯对外合作取向发生了重大变化：一是认识到不能光靠油气出口，必须实行“再工业化”、改变畸形的产业结构。对于实现“再工业化”所需资金和技术，也不再像梅德韦杰夫当总统时那样两眼只盯着欧盟大国，而是越来越重视与中国的合作。俄罗斯看到了中国技术对于俄罗斯的适用性，看到了中国对俄合作的真诚性。二是认识到油气出口不能仅靠欧洲市场，必须大力开辟东方市场，特别是发展与世界油气“战略买家”中国的合作关系。三是将东部开发战略上升到国家大战略高度，发展对华地区合作的热情空前高涨。另外，中国还有世界最大的外汇储备，在俄应对资金短缺问题上可以助其一臂之力。我们的外汇储备应该实行多元化，不能都放在美国一个篮子里。

 

　　发展机遇利用上优势互补。中国是快速发展的新兴大国、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搭乘中国经济的快车，进而利用亚太经济发展的机遇，是俄罗斯实现国家复兴的不二选择。俄罗斯人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提出“利用中国之风吹起俄罗斯之帆”。中国要实现“两个百年”的宏伟目标，也需要充分利用俄罗斯相对快速发展的机遇。俄罗斯要实施东部地区开发战略，中国要实施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两者可以接轨互动。俄罗斯还是我们实施“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的重要合作伙伴。俄罗斯横跨欧亚大陆，俄罗斯及其所主导的欧亚经济联盟都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必经之地，对于“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的实施不可或缺。而用好“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带来的重要机遇，则可望有力带动俄罗斯经济的腾飞。如果俄罗斯姿态消极，甚至设置障碍，不单中俄蒙经济走廊，甚至是亚欧大陆桥、中亚西亚经济走廊的建设，都将困难重重。俄罗斯对于上海合作组织各领域合作的重要性，更是为这些年正反两方面的事实所证明。

 

　　军事安全领域优势互补。刚才提到俄罗斯军事力量依然仅次于美国，仍然是促进国际战略平衡的重要因素。在军事技术方面，俄罗斯自成体系，大量先进军事装备可以弥补我们的短板。我们这二三十年军事力量的发展，应该说引进俄罗斯武器装备起了重要作用。当然，两国军事技术合作也遇到一些麻烦。主要是：某些俄罗斯精英担心将来有一天中国会用俄罗斯的武器打俄罗斯，因而不愿将最先进的武器卖给中国。从我们方面讲，也有个“仿制创新”俄武器装备、然后去占领国际市场的问题。武器装备国际市场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一个国家使用哪种制式的武器不可能说变就变。而我们仿制的俄式武器所占领的恰恰是俄罗斯的传统国际市场，俄罗斯因此不愿意将先进武器小批量卖给中国。解决这个问题的思路是“联合研发、联合生产”，相互照顾对方关切，切实做到互利共赢。

 

　　从以上所讲可以看出，俄罗斯确确实实在我国战略全局中具有重大价值。用好俄罗斯因素应是我们应对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长时间延续战略机遇期的重大战略选择。

 

　　现在讲第二个大问题，中俄关系持续稳定发展的战略基础。

 

　　中俄关系在我们战略全局中具有如此重大的战略价值，那么有没有加以利用的可能性？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两国关系是否具有必要的战略基础。从各种影响因素看，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战略基础相当坚实。

 

　　首先，如前所述，中俄关系对于两国具有多方面的战略价值，为两国建立与深化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提供了十分重要的战略基础。

 

　　其次，中俄关系的既有发展具有高水平，为两国关系进一步深化奠定了现实条件基础。

 

　　请大家回顾一下近二三十年的中俄关系。从俄罗斯宣布独立建国伊始，中俄即建立起正常国家关系。此后短短二十多年，两国关系接连迈上几个台阶：1994年由“睦邻友好国家关系”上升为“睦邻友好、互利合作的建设性伙伴关系”；1996年发展为“面向21世纪的平等互信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2012年进一步提升为“平等互信、相互支持、共同繁荣、世代友好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2014年两国元首共同宣布，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进入“新阶段”。

 

　　从实践看，在过去这些年里，在重大国际问题上，两国间的战略协作日益紧密、国际影响日益扩展；在维护国家核心利益问题上，两国更是相互给予了宝贵的支持。虽然任何两国对待国际问题的立场与风格都会有这样那样的差异，但是中俄做到了及时磋商、及时协调，努力保持一致。不仅战略协作，而且务实合作包括经济合作、人文合作都在广泛展开。不论是协议宣言、国际战略互动、共同纪念二战胜利，还是经贸合作、能源合作、军技合作、联合军演、发展战略对接，都搞得有声有色。两国领导人之间的交往非常密切，仅元首会见每年就多达5、6次，莫斯科和北京成为两国元首新任和年度外访的首选地。还有一点值得关注，那就是在过去这些年里，中俄关系从未发生大的磕绊、大的波折，这在两国关系历史上、两国与世界各国的关系中都非常少见。

 

　　两国间业已建立的各种协调机制，对于两国关系的长期稳定、持续发展也有着十分重要的保障作用。这里既包括增进互信、消除分歧的机制，也包括促进合作、协调行动的机制。其中作用最为突出的是：两国元首会晤机制、政府总理会晤机制、军事安全主管部门间的战略磋商与安全磋商机制、政府各部门合作委员会机制、能源合作谈判代表机制，以及议会、政党合作机制，公共外交机制，等等。这些合作机制务实高效，对于消除战略互疑、增强战略互信，消除利益分歧、深化互利合作，起到了保驾护航的重大作用。2001年两国签订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及每隔5年续订的落实纲要，对于两国关系始终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更是起到了重要指引作用。

 

　　其三，国际风云的变幻的巨大助推作用。

 

　　中俄两国愈走愈近，一定意义上讲与国际风云的助推作用密切相关。从国际形势发展的大趋势看，在今后几十年里这种助推作用不可能实质性减弱。

 

　　冷战中后期前苏联与中国的战略对抗导致其腹背受敌、国力衰弱。俄罗斯有识之士早就认识到，与中国的战略对抗是导致苏联解体的一大原因。正因为此，俄罗斯独立建国初期，虽然对内搞全盘西化改革、对外搞“一边倒”亲西方外交，但是从高层到精英层仍然普遍重视发展与中国的睦邻友好关系。西方咄咄逼人的对俄遏制战略，令俄产生严重安全危机感，逼使俄罗斯“双头鹰”面向东方的一支头渐渐抬起，成为叶利钦主动提议将中俄关系提升为“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重要背景。

 

　　进入新世纪，亦即普京时代，随着国内政局日趋稳定，经济恢复日见成效，“建设强大俄罗斯”成为俄上上下下的强烈诉求，俄罗斯与西方在地缘政治上的固有矛盾因此而日益激化。在发展道路上，普京提出“可控市场经济”，与美国“自由市场经济”拉开了距离。在意识形态领域，普京推出“主权民主”，被西方视为专制独裁。西方接连在独联体国家策动“颜色革命”，更是触动了俄罗斯的敏感神经。俄罗斯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各领域冲突日益增多，中美俄大三角关系的互动性被重新激活，俄发展与中国关系的热情不断增高。

 

　　尤其是2014年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俄罗斯与美国“撕破了面皮”、双方关系降至“冰点”，俄与欧洲大国的关系也陷入前所未有的困难之中。乌克兰危机引发的俄西对抗性质十分严重，可以说是冷战后俄西之间发生的性质最为严重的地缘战略对抗。这种对抗引发了俄外交战略的重大调整，将俄罗斯进一步推向了东方、推向了中国。

 

　　回顾新俄罗斯建国以来二十几年的历史，可以清楚地看到，正是国际风云的变幻推动着俄罗斯一步步疏远西方、走向东方。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美国的霸权主义行径及西方大国遏俄弱俄的冷战思维，是俄西关系愈走愈远、俄中关系愈走愈近的重大推动因素。

 

　　世界已经进入由单极霸权向多极制衡过渡的“准多极时代”。一方面美国霸权加速衰落，另一方面其他力量中心尚处在凝聚过程之中，国际秩序极易混乱无序。国际格局的大变动、国际秩序的大调整，必将促使处境相似、利益相近、理念相通的两个大国进一步相互靠拢，两国间的战略协作与务实合作必将在广度上日益扩展、内涵上日益丰富、成效上日益显著。

 

　　从以上阐释可以看出，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具有进一步深化的坚实基础，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及可持续深化的前景。那种所谓中俄合作仅仅是“权宜性联盟”、两国必将重归对抗的预测别有用心，那种抓住两国在细枝末节问题上的分歧“唱衰”中俄关系的滥调不足为凭。对两国关系的进一步深化，我们有充足理由充满信心。当然，两国关系发展中仍然存在这样那样的障碍性因素，必须予以高度重视、努力予以消除。

 

　　第三个问题，进一步深化中俄关系的路径。

 

　　鉴于俄罗斯因素在我国战略全局中具有重大战略价值，中俄关系发展具有坚实的战略基础，我国面临美日联手围堵的严峻挑战、迫切需要构建“全球伙伴关系网络”，我认为我们应当充分利用俄急欲向我靠拢的重要机遇，将中俄关系推向“新阶段”。

 

　　一是确定更高的对俄关系战略目标。

 

　　中央关于大力深化对俄关系、将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推向“新阶段”的战略决策高瞻远瞩。对俄关系应当“胆子再大一些，步子再快一些”。需要搞好对俄战略顶层设计，确立更加富有进取精神的对俄关系战略目标。

 

　　从现实可能及我国战略需要考虑，我主张将今后一个时期对俄关系的战略目标设定为：破解美日战略围堵、建设北部安全稳定带的重要战略依托；经略海洋、建设海洋强国的地缘战略纵深；维护国家核心利益、集结新兴力量、构建新型国际秩序的战略盟友；“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实施的重要支点国家；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战略伙伴。

 

　　也就是说，要争取在应对美国战略围堵上与俄背靠背，在应对美日在南海、东海和乌克兰制造麻烦问题上与俄互为犄角、相互策应，使美国难以两端兼顾、不敢肆意妄为，减轻美国实施“亚太再平衡”对我国造成的战略压力；在关系两国核心利益问题上，特别是在维护国家安全问题上相互支持，在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上、构建新型国际秩序问题上、集结新兴力量问题上共同发力，争取尽早形成反霸统一阵线；充分利用两国在地缘战略、发展机遇、发展要素等方面的互补优势，结成紧密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促进两国经济、国防实力的共同增强。这些目标虽然短时间内难以完全实现，但是应当充分利用当前有利条件积极予以推进。

 

　　二是坚持“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两国关系定位。

 

　　在美国拉帮结伙、强化同盟体系，“铁了心”要遏制我国和平崛起、挤压俄罗斯战略空间的严峻形势下，中俄都不应单打独斗，而应结成真正意义上的“战略协作伙伴”，进行更加紧密的“战略协同”。

 

　　与此同时，我们必须坚持“结伴而不结盟”方针，暂不与俄罗斯结成军事同盟。中俄结成军事同盟，既缺少必要的条件又可能带来诸多不利影响：中俄均未面临来自强敌的现实战争威胁，均缺少强烈的结盟愿望；要结成军事同盟，两国均需让渡部分国家主权、局部改变独立自主外交方针，不论是中国还是俄罗斯目前都难以做到；鉴于中苏结盟不平等的历史教训，中俄结盟的另一重要条件是俄抛弃大国主义、主导权追求、势力范围思维，而目前尚无现实可能；俄对我综合实力超越俄一时难以适应、担心成为“中国的小伙伴”，亦是其与我结盟的重大心理障碍；俄已拥有由其主导的集体安全条约组织这一准军事同盟，中俄结盟后如何处理与集安组织的关系，也是个不易解决的难题；中俄的战略目标都是成为未来多极世界中的独立一极，中俄结盟与此战略目标存在矛盾，事实上也不存在中俄共组一极的可能性；中俄结盟必然引起美国等国的强烈反弹，很可能引发中美全面对抗，恶化我们的安全环境和发展环境；中俄结盟即使再拉上几个中小国家，相对于美国遍布全球的同盟体系，也只能是一个弱势联盟，中俄同盟作为弱势一方，在由此可能催生出的强弱不对称的两极世界结构中可能面临更大战略困境；结盟思维说到底是种冷战思维、对抗思维，不符合时代潮流及我国的一贯主张。

 

　　还应看到，在现有“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框架下中俄关系仍然存在巨大发展空间。“协作”一词为叶利钦亲自添加，系俄军语“协同动作”，其要求远高于“合作”。“协同动作”的内涵是，“按照目标、任务、地点、时间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目前看，中俄关系远未达到这一水平。新阶段推动两国关系的深化，应当在“战略协作”上下足功夫；在两国安全与发展问题上、两国核心利益问题上、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上，采取更多、更具实质性的“协调一致的行动”。

 

　　“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进一步提升的前景，可以用“准同盟关系”或者“统一阵线”来描述。“准同盟关系”亦即“非军事性战略同盟”、“非正式结盟的盟友关系”，双方既保持独立自主又进行机制性协作。“统一阵线”是中国共产党革命战争致胜的一大法宝，在当今时代、在复杂严峻的国际斗争中仍然大有用武之地。不仅要与俄罗斯联手反霸，而且要吸引志同道合的发展中国家首先是新兴大国共同参与，形成反对霸权秩序、推进新型国际秩序的“统一阵线”。

 

　　三是努力消除影响两国关系发展的障碍性因素。

 

　　中俄关系既具有极端重要性，同时也具有特殊复杂性。

 

　　战略文化的巨大差异。所有大国都有着有别于其他大国的战略文化。俄罗斯作为沙俄帝国和苏联超级大国的继承者，在战略文化上与中国的差异非常明显。例如，强烈的大国意识和势力范围思维、在任何合作中对主导权的执着追求、本国利益最大化的国际关系理念、对国家欧洲属性的认同及对融入欧洲的执着、行事风格的极端性和多变性等等，都与中国以儒家文化为根基的“和合”文化非常不同。战略文化上的这种差异必然影响到战略思维和战略运筹，进而影响到两国关系的发展。

 

　　历史遗留的恩恩怨怨。在中俄关系近几百年的历史中，大多数时间里是俄强我弱。沙皇俄国在帝国主义列强中是侵占我国领土最多的国家，而多数俄罗斯人至今不愿承认这一事实。斯大林、赫鲁晓夫时期的苏联，虽然曾经与中国结成同盟关系，曾经给予中国某些援助，但是其民族利己主义、大国沙文主义也对中国人民造成极大伤害。勃列日涅夫时代的苏联与中国的关系更是恶化到了剑拔弩张的地步。虽然经过多年的共同努力，影响两国关系的最大政治障碍边界问题得以解决，但是留在中国人心中的阴影并未完全驱散。从俄罗斯方面讲，其对中国在冷战中后期与美国联手抗苏，也很难完全释怀。这些历史恩怨不可能不成为两国关系发展的深层次障碍。

 

　　战略互疑的存在。笔者10年前曾经撰文谈及俄罗斯的对华战略思维，用了8个字来概括——看重、借重、怀疑、防范。今天的俄罗斯，从高层精英到多数民众，对华基本心态可以说“更加看重、更希望借重，疑虑依然难消、防范依然存在”。其突出表现是“中国威胁论”仍在广泛流传且不断花样翻新，其中“中俄力量对比失衡论”最具有深层次影响。中国崛起势头太猛，经济实力已经数倍于俄罗斯。中国的国际影响力迅速向全球包括俄罗斯的传统势力范围扩展，军事实力也在快速增强。而俄罗斯却发展缓慢，与中国的差距愈拉愈大。俄罗斯人担心强大后的中国不能将俄作为大国对待，更担心有朝一日中国会“重算历史旧账”、“重提领土要求”，或者通过“静悄悄的人口扩张”、“经济扩张”将远东变成为中国的“附庸”。于是，“中国领土要求论”、“中国人口扩张论”、“中国原材料附庸论”在俄持续发酵。虽然普京总统及越来越多的高层精英，出于战略大局考虑努力淡化这些与事实严重相悖的荒谬理论，但是总体看俄上上下下对中国崛起的不适应、不放心仍然广泛存在，这就不可避免地对两国战略协作和务实合作产生消极影响。从我国看，在广大民众中，与俄罗斯的历史恩怨、对俄罗斯的不信任感短时间内也难以消除，对俄罗斯强大后重走对外扩张老路的担忧相当普遍。

 

　　外交运筹上的非协调性。集中表现在对美关系问题上，两国都把对美关系作为“重中之重”，甚至要求中俄、俄中关系服从对美关系。俄罗斯知识精英中大西洋主义长时间占据上风，在俄独立建国初期更是左右了俄的外交取向，包括普京总统都曾强烈主张“融入欧洲”，直至近年俄西交恶后才有所降温。在我国某些政府部门及国际问题专家中，特别是长期受到美国思想灌输、在美国有着重要利益的精英群体中，“对美关系高于一切”的主张更是大行其道。上述情况不可能不影响到中俄关系的发展：两国都对对方与美国的交往非常敏感，担心对方与美做交易、损害己方利益；前些年俄方特别不满我在抵制美国霸权问题上“韬光养晦”，认为我在“把俄作为对美挡箭牌”；最近几年中国被逼上应对美国霸权压力的前沿，所谓“俄应在中美博弈中做精明的猴子”的主张在俄部分精英中很受欣赏；尽管乌克兰危机打破了俄精英们的此种幻想，但是推动俄美走向战略妥协的势力依然强大，俄精英对于“中美共治”、贬损俄大国地位的警惕始终难消。此外，俄对中国扩大在中亚的经济政治影响非常担忧，尽管俄需要利用中国抵御美国等西方势力挤占俄在中亚的传统势力范围，但是同时也警惕中国在中亚坐大，因而在上合组织建设问题上特别是经济合作领域时常采取消极姿态。由于不同利益、不同担忧的客观存在，中国在俄格冲突问题上不愿明确表态支持俄，在乌克兰危机问题上采取了既侧面助俄又避免被拖下水的谨慎做法，也令俄某些人有所不满。

 

　　外部势力的挑拨及两国亲西方势力的干扰。中俄联手合作，对于竭力维护全球霸权的美国及谋求东亚霸主地位的日本都是巨大的战略挑战，美日遂成为中俄关系最起劲的挑拨者。他们利用国际话语霸权，极力宣扬中俄战略利益严重相悖、中俄合作仅仅是“权宜联盟”，宣传俄罗斯“走向东方”迟早会威胁中国的国家安全，预测中俄早早晚晚要走向对抗。他们利用中俄间任何意见分歧和行动不协调，极力“唱衰”中俄关系。他们绘形绘色地渲染两国关系中的负面记忆，极力引导两国民意相互敌视。两国国内不时泛起的极端民族主义也是中俄关系稳定发展的重要干扰源。

 

　　中俄关系中的上述障碍性因素，对于两国关系的进一步深化构成了不可小视的挑战，两国都必须从战略高度予以重视、采取有效措施予以消除。为此，需要加强多渠道坦诚沟通、努力增强战略互信。

 

　　四是积极推进战略性大项目合作和军事安全领域战略合作。

 

　　应充分利用俄罗斯加强对华合作的空前热情，充分发挥两国间的独特互补优势，打造多领域“战略合作同盟”，争取形成“利益共同体”，既促进共同发展，又获取俄各种战略资源，同时为深化两国战略协作夯实物质基础。重点是能源、高科技、互联互通、现代农业等领域的战略性大项目合作。可考虑通过配合俄加强基础设施现代化改造、协助俄“再工业化”、支持俄远东开发，实现“一带一路”建设与俄发展战略的接轨互动。

 

　　军事安全合作在国家关系中最具实质性、标志性、带动性，对于增信释疑、深化两国战略协作、促进务实合作意义重大。可考虑两军建立“特殊友军关系”，增大军事战略方针、战略计划方面的相互透明度，加强战略预警和反导领域的实质性合作；推动签署两国军事力量部署“背靠背”、军事演习互不以对方为假想敌的专门协议；开展作战理论和军事改革经验交流，借鉴俄军多年以北约为假想敌的军队建设经验。在军事技术合作领域，应着眼于实现两国“优势互补、融合创新”，推动联合研发和联合生产，以争取两国高新武器装备研发取得重大突破、打破美欧的军事技术优势。在俄加强太平洋舰队部署问题上，我也有必要予俄以适当协助，以增强其对日美强化军事同盟的对冲和牵制作用。另外，通过情报交换、经验交流，深化防范“颜色革命”合作，亦具有重要意义。

 

　　第四个问题，加强涉俄舆论引导问题。

 

　　俄罗斯有望成为我抵御霸权压力、稳定周边形势、改善国际环境、维护战略利益极具分量的战略伙伴。中央决定充分利用乌克兰危机将俄逼向东方的重要机遇将两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推向“新阶段”，无疑是正确的。

 

　　而恰在此时，国内外舆论场上特别是网络空间出现了不少“仇俄”、“厌俄”、“唱衰中俄关系”的不谐之音。一些人莫名其妙地重提沙俄侵华历史，极力唤起两国关系中的负面记忆，强化两国间的历史仇恨。一些人宣扬“中俄战略利益严重相悖”、中俄合作仅仅是“权宜联盟”，甚至预测“俄强大后必将重走侵略扩张老路，再次侵害中国”。网络跟评对主张发展中俄关系者更是充满谩骂，什么“俄奸”“俄狗”，污言秽语不堪入目。尽管我国舆论场的这种乱象相对于主流舆论并不占据上风，但是其强势程度不能不令人震惊：这哪里还是共产党、爱国者主导的舆论场？

 

　　国内舆论场在涉俄问题上出现此等乱象，其原因首先与外部敌对势力挑拨中俄关系、亲西方势力坐大、我党大面积丧失舆论阵地这种大环境密切相关。更为普遍的原因则是，相当多一些人不懂得国家利益何在，不了解中俄关系之于我国战略全局的重大价值，在别有用心者的煽动下表现出偏激狂躁情绪。我国国际问题学术界某些人受西方学术理论的熏陶太深，总是用西方的价值观和学术框架观察中国外交、判断是非得失，于是得出“中国外交战略选择错误”的结论。

 

　　基于上述情况的严重存在，必须加强涉俄舆论引导。

 

　　首先，有必要在涉外部门、国际问题智库中展开新形势下俄罗斯在我战略全局中重大价值的内部讨论。深入分析国内舆论氛围与国家外交运筹出现错位的深层原因，争取在涉俄重大问题上形成内部共识。同时要加强涉外纪律教育，避免涉外人员、智库专家发出与中央决策相悖的不当言论。对于一些容易引起思想混乱的问题，例如俄罗斯当前经济形势及可能前景、中俄历史恩怨、中俄边界协定、俄再次对华侵略扩张的危险性、对美对俄关系孰轻孰重等等，有必要组织专家深入论证，拿出实事求是、具有说服力的论述。

 

　　其次，外宣部门、媒体和网络主管部门应切实加强有关国家外交战略、战略利益的学习，正确履行涉外舆论管控职责。目前有关部门对媒体的管控相当乏力。网络媒体管控更成问题，该删的不删、不该删的删除。对于外部势力、亲西方势力挑拨中俄关系的言论，外宣部门应及时组织力量予以批驳、揭露其阴谋。对于某些人恶意散布的谣言，例如新浪网所谓“卢布崩盘，中国或因货币互换而变成送钱的机器”等文章，当事部门更应当及时澄清事实、遏止误传。

 

　　其三，鼓励体制内专家有针对性地发声，而不是处处限制。有必要改变体制内人员发声层层报批、层层把关的规定，只要做到不泄密、不干扰国家外交，就应当放手让他们发表言论。有关部门时常下达这不能讲、那不能讲的不内行指令，受到限制的只能是体制内人员，对体制外人员并无任何约束力，其结果只能是拱手让出舆论阵地，任由亲西方势力、极端民族主义势力胡说八道。应鼓励体制内国际问题专家用自己的语言而不是官话套话谈论国际问题，以赢得更多的国内外受众，增强国际话语权和舆论引导力。同时必须强调，任何在外交问题上发表言论的共产党员，都必须深刻领会、自觉落实中央外交方针，唱反调者必须受到党纪的约束。外交舆论应有多个声部、形成大合唱，但是必须唱响主旋律。

 

　　其四，大力加强对民众的爱国主义教育。特别是对一些只知“喊打”、跟风炒作的年轻网民，必须加强国家利益教育，增强其大局意识、战略意识、谋略意识、责任意识。摆事实讲道理，帮助他们认识何谓外交大局、何谓战略谋略，从而理解中央对俄方针的正确性，自觉支持中央对俄外交方针。

 

　　综上所述，中俄关系在中华崛起过程中具有重大价值，紧紧拉住俄罗斯、用好俄罗斯因素是我国应对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有效利用和长时间延续战略机遇期的迫切需要。中央对俄关系方针高瞻远瞩，一切期望中华崛起的爱国者都应当深入理解、主动配合中央的外交运筹，为我国国际环境的改善增添正能量。

 

　　谢谢大家。

 

　　（作者是中国国际战略学会高级顾问，少将军衔；来源：观察者网，昆仑策研究院编发有简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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