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文、周绍东(2024)所发现的林毅夫等(2006)中的数学疏忽是：“通过简单计算可得”(事实上，的设定在林毅夫等(2006)全文中始终被保持)。而实际上应是，这意味着林毅夫等(2006)附录证明6和7中的所有符号都应被所替换。

林毅夫等(2006)中的关键数学漏洞是：林毅夫等(2006)未提供证明过程便“直接给出”的式(A10)“”(此处已修正上一处数学疏忽，将林毅夫等(2006)中的(A10)式的符号替换为)表示发展中国家实施赶超战略时的要素禀赋提升的速度。这意味着，其中代表实施赶超战略的发展中国家的赶超部门的要素禀赋提升速度，代表非赶超部门的要素禀赋提升速度，即为二者的加权平均，但权重有误。

(20)

(21)

对比式(20)和林毅夫等(2006)(A10)，不难理解式(20)的经济学含义：即虽然赶超部门占用了比例的资本要素，但其对禀赋结构提升速度的贡献度却仅为(显然，)，同时，“赶超部门”所造成的技术上的赶超劣势的影响度也为，而“非赶超部门”中存在的技术学习红利(后发优势)的影响度为，大于其所使用的资本比例。

因此，两部门的经济增速加权权重不应为林毅夫等(2006)未提供证明便给出的和，而应该是经计算可得的和。这会关系到经济增速与赶超部门的资本使用比例的关系的判定，即值的正负。

按照林毅夫等(2006)，始终小于0，因此，无论改革开放前后，都应该执行林毅夫提倡的“比较优势战略”。

按照吴文、周绍东(2024)，曲线在上单调递减，在上单调递增，如图1所示：

图1直观地展示了比较优势战略论和比较优势陷阱论的理论分歧，即：在区间，是否大于0?图1符合比较优势陷阱论的判断：一个后起的发展中国家在其资源禀赋结构较低(与同一时期的发达国家差距较大)的阶段，赶超战略可提供高于比较优势战略的赶超速度。而在追赶的中后期，资源禀赋结构得到较大的提升(虽然仍然低于同期发达国家)时，执行比较优势战略的收益大于执行赶超战略，应通过改革及时进行发展战略调整。此外，由于吴文、周绍东(2024)说明图1中的情形2是更典型的情况，因此即使在推行比较优势战略的阶段，也并不意味着要将“去赶超”进行到底，在阶段，比较优势战略的促发展效力会下降。其实践指向是：市场化条件下的独立自主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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