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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史札记 | 周秦历史变局中技术进步的意义
点击:562  作者:王子今    来源:光明理论微信号  发布时间:2025-06-19 14:17:49

 

 

【读史札记】 《史记·高祖本纪》最后以太史公曰的形式总结自夏而始,经殷周至于秦汉的长时段的历史进程,论说以周秦之间为重要时段。《盐铁论》有《周秦》篇,也说明当时周秦已经成为称说这一历史阶段的共用概念。周秦之间,虽兵战频仍,烽火四起,伏尸百万,流血漂橹(《史记·陈涉世家》引贾谊《过秦论》),然而也是一个历史剧变、文化繁荣、生产发展、社会显著进步的时代。

 

天地间一大变局

 

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二在讨论汉初布衣将相之局时写道:汉初诸臣大多皆白徒,平民出身者致身将相,前此所未有也。他说:盖秦、汉间为天地一大变局。这里虽说的是秦、汉间,而实际上却自战国开启:自古皆封建诸侯,各君其国,卿大夫亦世其官,成例相沿,视为固然。战国时期,(七国)益务战争,肝脑涂地,其势不得不变。而数千年世侯、世卿之局,一时亦难遽变,于是先从在下者起。游说则范雎、蔡泽、苏秦、张仪等,徒步而为相。征战则孙膑、白起、乐毅、廉颇、王翦等,白身而为将。此已开后世布衣将相之例。秦末,汉祖以匹夫起事,角群雄而定一尊天之变局,至是始定

 

关于这一变局,或说由于秦的兴起,冲击了中原传统文教姬周之道、儒者之学悉遭夷绝,则周秦相代谢,即曰夷夏之争、儒法之争可也(蒙文通:《诸子甄微·周秦民族与思想》);或以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转变为说,以为春秋时期奴隶社会”“逐渐瓦解封建制出现,战国时期则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开端,商鞅变法促使秦国由奴隶社会进到了封建社会。兼并战争是实现封建的统一国家的战争(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第1册、第2册)。李学勤曾经通过文物考古资料的研究,探讨了秦的社会制度问题并指出:有的著作认为秦的社会制度比六国先进,笔者不能同意这一看法,从秦人相当普遍地保留野蛮的奴隶制关系来看,事实毋宁说是相反。(李学勤:《东周与秦代文明》)而侯外庐等早就明确指出,应该肯定,秦汉社会存在着大量的奴隶。而定义当时的社会性质,也有必要关注如下分析:秦废封建的封建,为中国古代史的另一个术语,其内容指的是宗子维城的古代城市国家,这里我们所指举出的封建制社会,封建这两个字则是立基于自然经济、以农村为出发点的封建所有制形式,译自外文Feudalism,有人也译作封建主义。中外词汇相混,语乱天下,为时已久(《中国思想通史》第二卷《两汉思想》)。

 

马克思和恩格斯非常重视生产对于历史的意义。他们指出:生产是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人们所达到的生产力的总和决定着社会状况(《德意志意识形态》)。恩格斯写道:生产以及随生产而来的产品交换是一切社会制度的基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从技术进步导致生产力提升的视角分析周秦历史转折,也许可以为相关历史学思考开辟新的路径。

 

周秦之间,诸子学术号称极盛

 

周秦之际的学术文化,《史记》称百家”“百家杂语(《太史公自序》)、百家语”“百家之言(《秦始皇本纪》)、百家之语(《李斯列传》)、百家之说(《范雎蔡泽列传》)、诸子百家之书(《屈原贾生列传》)。而所谓百家之术(《樗里子甘茂列传》),似意指与理论有异的重于实用的内容。对于思想史的这一阶段,古人称异端之盛,莫甚于此时(真德秀:《西山读书记》卷三五《吾道异端之辨(上)》)。谭戒甫指出,周秦之间,诸子学术号称极盛(《墨辩发微》),周秦之间,诸子蜂起,游文腾说,波谲云诡(《公孙龙子形名发微》)。梁启超说:我中国于周秦之间,诸子并起。实为东洋思想之渊海。视西方之希腊,有过之而无不及。(《论中国人种之将来》)

 

这一时期知识人的活跃,不仅表现于区域空间往来的频繁,如孔子无黔突,墨子无煖席历行诸国,汲汲于行道(《淮南子·修务》及高诱注),还表现于社会上下层间的流动,如前引范雎、蔡泽、苏秦、张仪等,徒步而为相。时人摧旧”“启新,也有表现于人生方向者。如范蠡协助勾践灭吴,报会稽之耻,又北上以临齐、晋,号令中国(《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而后超然辟世(《史记·范雎蔡泽列传》),经营实业,三致千金故言富者皆称陶朱公(《史记·货殖列传》)。宋人吕祖谦《大事记解题》卷一指出,战国之初有所谓范蠡之学。《汉书·艺文志》著录的兵学名著兵权谋一类中,列有《范蠡》二篇。清人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四三《兵部二·营阵》记载:范蠡兵法,先用阳后用阴,尽敌阳节盈吾阴节以夺之。可知《范蠡兵法》似包涵兵阴阳理论。《史记·白起王翦列传》裴骃《集解》引张晏曰:《范蠡兵法》:飞石重十二斤,为机发行三百步。’”这样说来,《范蠡兵法》似乎又有兵技巧的内容。作为早期军事学著作,兼及兵权谋”“兵阴阳”“兵技巧,值得关注。《齐民要术》引《陶朱公养鱼经》,《隋书·经籍志三》称《陶朱公养鱼法》,《旧唐书·经籍志下》《新唐书·艺文志三》都说到范蠡撰《养鱼经》。可知范蠡很可能曾经总结过具体的生产经验。

 

与范蠡先从政后经商的经历相反,吕不韦则先经商后从政。唐人柳宗元《招海贾文》有范子去相安陶朱,吕氏行贾南面孤之句,表明其注意到这两位重要人物特殊的人生经历和表现。吕不韦有策划政治攻略的成功,也有指挥军事远征的胜绩。唐人李商隐于是有嬴氏并六合,所来因不韦的诗句(《井泥四十韵》)。除了在军事政治方面的积极贡献,吕不韦在文化史上也有重要的地位。《史记·太史公自序》中用这样一句话概括他的事迹:结子楚亲,使诸侯之士斐然争入事秦。可以说,吕不韦当政时期,是秦国吸引东方士人西行参与秦政,从而使秦的文化实力空前扩充的时代;也是秦文化汲取东方文化的成熟内涵,取得历史性跃升的时代。这一文化进步的突出标志,是《吕氏春秋》的问世。有意思的是《吕氏春秋》中也有与范蠡《养鱼经》类似的技术学内容,如《上农》等四篇,总结并保留了中国上古时代农学知识精华。李约瑟曾说,《吕氏春秋》是吕不韦领导一批对科学技术感兴趣的人编著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导论》)。

 

战国文化地图中齐国的稷下学,形成体现知识群体文化作用的历史亮点。《史记·田敬仲完世家》写道: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自如驺衍、淳于髡、田骈、接予、慎到、环渊之徒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是以齐稷下学士复盛,且数百千人。稷下为当时谈说之士们畅放思想、激扬文字、交流学识、碰撞政见提供了极好的空间。据李约瑟的理解,稷下最有才华的学者中,邹衍是自然哲学家和阴阳学派的创始人。他还提示我们,稷下学者中还有墨家的宋钘(《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导论》)。

 

技术发明的丰收季

 

周秦之间是中国古代科学技术进步最突出的历史时期之一。这一时期,天文学、地学、农学、数学、医学等,都获得空前的突破性进展。《甘石星经》《禹贡》《考工记》等都被看作科学技术领域的经典名著。近年出土文献如简牍资料《数》《算书》《敝昔》等,为数学和医学等学科溯源提供了重要的信息。考古发现则为建筑技术、冶金技术、机械技术、车船制作技术和生产管理方式等,创造了全新的认识条件。李约瑟说,在这个时期,手工技巧和生产方法都有了进步;出现了畜力牵引的犁和灌溉面积的扩大铁的使用意义重大,弩的制造也臻于完善弓弩的制造,中国似乎比其他任何地方都早工业的集中和水利工程系统的控制起着重要的作用(《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导论》)。

 

《战国策·宋卫策》中写道:公输般为楚设机,将以攻宋。有注家或说鲁之巧人,提示了公输般鲁班的关系。而重视技术之学的思想家墨子有与公输般的攻守对抗演习,进行了机械”“车弩的比试。所较量者,可以理解为兵械,亦后世所谓军械。技术与兵战的关联,给予治史者重要的启示。先进技术应用于军事,是这一历史时期表现特别突出的社会文化现象。墨子学说及公输般事迹以”“为主题,体现了这一时期技术发明受到社会普遍重视的情形。秦墨的历史存在,是秦人重视技术之学的表现。而李约瑟所谓后期墨家在努力建立一种可作为实验科学基础的思想体系的兴趣有所增长,以及这种努力已经成为该学派公认的信条(《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科学思想史》),这一观点是值得重视的。

 

周秦之间技术管理方式的进步,表现之一即物勒工名,以考其诚的制度化。学者论此多据《礼记·月令》,而郑玄早已指出:名曰《月令》者,以其纪十二月政之所行也。本《吕氏春秋》十二月纪之首章,《礼》家好事者抄合之,其中官名、时、事,多不合周法。孔颖达举列其中不合周法处,孙希旦也有这样的观点:愚按是篇虽祖述先王之遗,其中多杂秦制,又博采战国杂家之说,不可尽以三代之制通之。(《礼记集解》)古代技术生产的责任制由此初步形成。

 

而学术生产也在这一时期出现了类似标示责任的动态。罗根泽提出战国前无私家著作说及至战国,世乱日亟,人心益诈百家思救世弊,应时而出。他提示读者参阅顾炎武《日知录·周末风俗》(罗根泽编著:《古史辨》四)。而顾炎武论周末风俗时这样评价导致春秋以来风俗大变的百家学人:观夫史之所录,无非功名势利之人,笔札喉舌之辈,而如董生之言正谊明道者,不一二见也。(《日知录》卷一三)然而正是他们,打破了春秋时犹尊礼重信”“尊周王”“论宗姓氏族等传统,促成了空前的文化繁荣和技术进步。

 

秦并天下中的技术与生产力优势及其作用

 

周秦变局最显著的标志性事件是秦并天下。据《战国策·赵策一》记载,韩国上党郡在秦军强攻下有归附赵国的意向。赵国执政集团商议对策,赵豹提出秦以牛田,水通粮,其死士皆列之于上地,令严政行,不可与战的意见,并警告:王自图之!然而赵王从平原君建议,后来直接与秦对抗,最终大败于长平。秦以牛田,水通粮,即开发、利用自然力以节省人力。秦人在技术层面遥遥领先于其他六国的优势,还表现在其他方面,如:水利经营,交通建设,机械发明,铁器推广,技术管理(王子今:《秦统一原因的技术层面考察》,《社会科学战线》2009年第9期)。

 

按照赵豹论说的语序,其死士皆列之于上地,令严政行作为秦不可与战的制度方面的因素,尚在秦以牛田,水通粮之次。正如徐中舒所指出的,秦国优待死士列之上地,令严政行,固然是战胜六国的条件,但是如果没有牛耕,秦国也就不能抽出更多的壮丁和积聚更多的粮食来作长期的战争。如果没有水通粮(即后来的漕运)也就不能把它所能积聚的粮食,输送到远方去征服其他的国家(《先秦史十讲》)。徐复也曾经论秦用牛耕,指出此于嬴秦利用处理,增进生产,在当时有莫大之意义。又据《困学纪闻》卷四引《礼记·月令》:季冬出土牛,示农耕早晚。所谓秦以牛田,水通粮致使其富强而不可与战的作用,可能确实是超过其死士皆列之于上地,令严政行的。甘肃天水放马滩1号秦墓出土7幅地图,在河流两旁标识”“字样,就是秦发展水运的文物证明。

 

秦始皇焚书,不毁医书、农书及卜筮之书。有迹象表明,兵书也没有严厉焚禁。秦始皇说:吾前收天下书不中用者尽去之。(《史记·秦始皇本纪》)秦讲究实用的原则,致使技术之学得以维护继承。

 

高度重视实用的传统,使得秦迅速实现富强。然而简单、急切的功用追求可能不利于深刻而长久的理论思考和文化建设。司马迁说,周秦之间,可谓文敝矣,继战乱导致的文化破坏之后,秦政不改,司马迁以岂不缪乎予以批评(《史记·高祖本纪》)。朱熹指责商鞅:欲致富强而已,无教化仁爱之本,所以为可罪也。(《朱子语类》卷五六)司马迁说汉兴,承敝易变,以为得天统矣(《史记·高祖本纪》),肯定汉朝文化方向的扭转,特别是重儒尊礼意识主导方向的确定。然而回顾汉代学术史,依然可以看到对秦文化重视应用科学传统的延续。汉代的兵学、农学、医学以及天文历算之学,都表现出继承与创造的突出成就。《汉书·食货志上》说:八岁入小学,学六甲五方书计之事,顾炎武《日知录》卷二七《汉书注》指出:“‘六甲者,四时、六十甲子之类。五方者,九州岳渎、列国之名。者,六书。者,九数。王应麟《玉海艺文校证》卷一〇《小学上》说算术之法,宣于天下,小学是则,言及《九章算术》及许商《算术》二十六卷、杜忠《算术》十六卷六甲是关于时间的学问,五方是关于空间的学问。这些知识在西汉时期进入小学即童蒙教育的主体内容,体现了周秦以来重视技术的科学精神得以传承。

 

(作者:王子今,系西北大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来源:光明理论微信号)

责任编辑:向太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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