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大西洋》月刊网站近日刊发汤姆·麦克塔格的题为《大流行的地缘政治余震正在到来》的文章称，西方国家不只担心新冠疫情卷土重来的风险，地缘政治领域的第二波疫情也已开始让西方领导人担忧。

文章摘编如下：

由于大多数欧洲国家相信，本国的新冠疫情最严重阶段已经过去，因此一旦社会恢复某种正常状态，它们的注意力将转向第二波疫情来袭的可能性。但除了流行病学方面的挑战之外，还有一个缓慢累积的威胁，在本质上与疾病无关，而与经济、政治和军事相关。这就是地缘政治领域的第二波疫情，其威力已开始让西方领导人担忧。

设想一种情况：就在欧美开始觉得已经控制住新冠疫情的时候，这种病毒却在发展中国家迅速传播。穷国筋疲力尽，债台高筑，迫切希望本国经济恢复到正常，但富国行动太慢，无法提供帮助。恐慌随之而来。人们纷纷逃往南欧，但南欧仍在竭力摆脱由新冠疫情引起的经济萧条。终于，某个国家债务违约，而债权人主要是西方金融机构。

这只是一系列（设想）场景中的一个，这些场景正在西方国家引发担忧，最近几周与我交谈的六七位主要安全专家、学者和政府顾问向我描述了这一系列场景。在与我交谈的人中，几乎没有人怀疑第二波疫情即将到来。真正的担忧是疫情将在哪里暴发。

正如贝拉克·奥巴马在谈到美国的进步时所言，历史进程总是蜿蜒曲折。剧变引发连锁反应：1929年华尔街崩盘开启了罗斯福新政时代，盟军在1945年的胜利为冷战创造了条件。每一个大事件都会造成政治余震和趋势，我们只有在事后才能清楚地看到这些趋势。

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的10年里，欧元区摇摇欲坠，英国投票脱欧，唐纳德·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如今，全球经济再次突然陷入衰退，随着美中紧张关系升级，地缘政治发生改变，贸易显著放缓，北欧和南欧之间的结构性分歧扩大。那么，问题是，在这场危机之后的10年里会发生什么？

这是一个英国等国家不得不考虑其战略构想的世界。有些挑战可能是全新的，但许多挑战很可能是已经出现的挑战，只是因为这场大流行而加剧，例如华盛顿与北京之间不断恶化的关系。

伦敦大学国王学院国防研究教授、英国国家安全战略委员会前特别顾问迈克尔·克拉克说，在经过10余年的公共开支削减后，比如，英国军队已变成一支在欧洲以外维持不了6个月的“一次性”军队。在另一轮削减之后，英国军队的能力会是什么样子？2011年，英国和法国要求美国支持它们对利比亚的干预。一支欧洲联合部队会在暴露其软肋的北非地区再次出兵干预吗？是否只像在2014年埃博拉疫情暴发时那样，完全只用于医疗领域？

英国政府关于英国外交、防务和情报战略的一份重要评估报告原定于今年发表，但由于疫情的影响，这份评估报告被无限期推迟。直接的结果是，一旦评估报告发表，它与其说是战略性的，不如说是战术性的——因为其推动因素是财政考虑，而不是英国政府希望为脱欧之后的英国设定的宏伟蓝图。伦敦的官员将不得不更多地关注“我们能负担得起的”，而不是“我们想要做的”。这是一种短期的、临时性的和防御性的策略。

在唐宁街内部，对地缘政治方面第二波疫情的担忧是真实存在的，目前正在努力了解潜在威胁并做好应对准备。英国政府预计贸易保护主义会加剧，供应链重新收归国家控制，民族国家得到加强，美中关系变得更加敌对——用我所接触的政府顾问的话来说，这些变化可以被简单地视为“某些基本面的巩固”。

不管这场大流行是带来革命性的变化还是仅仅加速了暗中已经发挥作用的潮流，事实是，第二波新冠疫情并不是我们唯一需要担心的问题。

（来源：“参考消息”微信公号，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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