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AI凶猛

2020年新年假期刚过，人社部党组就发文指出：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快速发展，加之劳动力市场普通工人难招，一些企业加快推进“机器换人”，被替代岗位多为重复性、流程性工作，主要是流水线操作工、一线客服等对受教育程度、技能要求相对较低的岗位。未来，“机器换人”的步伐进一步加快，部分劳动者不可避免要面临下岗失业的阵痛。

原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官网上就可以查到，主要是从宏观几个角度分析我国的就业形势。文章把应届生就业和机器人代替体力劳动者，视为当前就业环境最大的两个挑战，可见这一趋势之严峻。

在2019年12月国资委发展中心主办的“首届全球创新创业大会”的开幕式上，著名主持人白岩松也讲到了同样的问题：“什么是未来，什么是创新？未来的角度来说，有一个段子说未来的企业车间里面只有一个人，一条狗。人的职责是喂狗，狗的职责是防止这个人碰机器。”

“未来机器的精密程度可能超过人，大家或许已经看到谷歌已经进行了几百万公里的汽车无人驾驶，现在所有出的车祸都是人操控不利和无人驾驶发生的，绝大部分的车祸已经避免了，无人驾驶所犯的错比人要少的多。我讲了这个段子，会加深大家的忧虑，毫无疑问，人类发展正在快速的提速。”

“现在有的公司在研制要替代律师的软件，将来律师干的活软件就可以干，还有人预测20年后记者会消失，这些东西产生的时候，你当然会晕，包括思考你的企业怎么办，我和他们想的不一样，我觉得未来不值得那么焦虑，更重要的是焦虑迎不了更好的未来。”

在去年引发广泛讨论的优秀纪录片《美国工厂》结尾，同样留下了一个意味深长的暗示，智能机器的引进取代了传统人力劳动。而曹德旺也不用再担心美国工会势力的掣肘了，并表示要大规模推进机器工人，逐步把不听话不服管的美国工人替代掉。

很明显，智能机器的引入让工人在工作中的议价能力就更贬值了，资本家们随时可以找到又便宜、又听话、加班又不抱怨、又不需要工会组织的机器来完成工作；而劳动者只能面临失业的困境，以及全行业工资被机器拉低的潜在成本。

不仅仅限于体力劳动，脑力劳动者同样面临着AI的“威胁”。

早在2017年，设在牛津大学的路透社新闻研究院做的一项研究发现，欧洲各地的媒体每月发表成千上万篇机器自动生成的新闻，主要是迅速发布公众感兴趣的数据，比如选举结果和经济数据。2018年9月17日，据投资界消息，海外新闻编写平台Hoodline获得1000万美元A轮投资，领投方为专注人工智能、新科技领域的投资机构Neoteny，本轮过后Hoodline估值将达到7500 万美元。 在去年六月的一份报道中，BBC提出了一个悲观的预测，人工智能的发展会导致50%的媒体工作者失业。虽然在创作领域人类还有这不可比拟的优势——“记者的核心职责是从采集到的数据和信息中筛选、掂量、分析、权衡、组织，写出有理有据、有血有肉、全面平衡的报道”，但是AI创作的潮流不可抵挡，因为它太快了，太廉价了，性价比太高了。 尤其是在这个信息大爆炸的年代，传统媒体在逐渐被“新媒体”行业所取代，而新媒体中质量越来越显得不如速度和数量更重要。很有意思的是在这篇报道的结尾，BBC煞有介事的加了一段：“需要声明，BBC目前还没有采用机器生成的故事”，还保留了一份传统媒体的小傲娇。 除了记者、编剧以及白岩松演讲中提到的律师行业，会计行业同样受到了人工智能的巨大冲击。美国一些大企业已经开始使用智能的会计软件来代替人工进行一些基础的财务工作，带来了显著的成本节省。英国剑桥大学的一份报告中分析了365种职业在未来的“被AI淘汰概率”，会计行业排名第三，仅次于电话推销员和打字员。

（二）科技进步为谁服务

那么我们如何来看待“人被机器取代”这一问题呢？伟大的马克思主义原理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力是首要的，是第一位的。所以我们要毫不犹豫的拥抱生产力的发展，毫不犹豫的支持科技的进步。

但是，现实生活中似乎AI入侵带来的负面效应似乎更大一些？无数劳动者丢掉了工作，行业议价能力大大降低，普通人对于随时可以引进机器的企业简直就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人社部的那篇文章绝对不是白发的，当科技进步引发大规模生产革新后，劳动者丢了工作，社会保障和再就业培训的成本丢给了国家，所有人民都承担了失业潮带来的潜在治安风险与动荡。那么只有谁赚到了？资本家。

这个道理就像现在各种垃圾公司搞996，年轻人搞坏了身体，整个国家承担医保成本；年轻人被剥削太惨，没有生育养育孩子的时间与经济基础，整个民族陷入低生育率和老龄化的危机——这就是我在《我们年轻人不愿意生孩子，但问题的根源不在年轻人身上》这篇文章中所分析的问题。那么只有谁赚到了？资本家。这些好事全让他们沾了光了，再把成本丢给所有劳动者和国家，这个道理不太合适吧？

这些问题的核心就在于，科技进步为谁服务？至少在现阶段来看，劳动者和资方的地位极端不平等，那么科技进步带来的红利也自然就会被资方攫取。就像我上文所说的，对于一个资本家来说，把所有员工换成不抱怨、不涨工资、不生病、不生孩子、随便加班的AI，简直做梦都要笑出来。

用伟大的马克思主义原理解释这个问题，根源就在于：无产阶级不掌握生产资料，因此无法享受科技进步带来的便利。科技进步反而让无产者与资本家的地位更加不平等，让工人的处境更加困难，让贫富差距和阶级固化更加严重。

“科技进步为谁服务”？举两个去年非常新鲜的新闻，一个是亚马逊用AI解雇员工：亚马逊的“机器人经理”在今年年中解雇了900多名未达到生产率指标的仓库物流中心员工。这名“机器人经理”是一种自动化系统，它可以追踪每一名员工的生产效率。一旦系统发现员工过于频繁地休息或未完成生产目标，无需经过人类高管的意见，该系统将自动发出与质量或生产率相关的警告或岗位终止信息。

另外一个是环卫工人的智能手环：“最近，南京河西区域的环卫工人被配发了一款有定位功能的智能手表。工人们只要在原地停留休息20分钟以上，手表就会自动发出“加油”的声音……这声“加油”不是鼓励，而是警告。原地停留20分钟被管理人员定义为“违规停留”，一旦发现环卫工人有任何摸鱼的迹象，手表就会自动给环卫监控指挥中心报警，处罚也就跟着来了……不管是不是午休时间、不管工作做没做完，只要停留就等于偷懒的逻辑，也难免有一刀切之嫌。用这位环卫工人的话说：‘如果半小时内路上都干干净净的，难不成我还要专门来回跑不成？’”

所以人社部新年第一篇文章就提到这个问题绝不是空穴来风，资本家确实赚的盆满钵满，但是把所有成本都丢给国家、社会和劳动者，国家能不重视么？万一哪天失业潮来了，巨额的社保资金怎么解决？巨大的社会治安潜在威胁怎么处理？现在他们也不是没干过啊，比如外卖平台，把通过控制成本，把外卖员的数量定在将将够用的水平，让他们不得不拼尽全力冒着危险才能完成所规定的工作。那潜在的交通风险谁来承担？还不是外卖员和整个社会嘛。

相关的例子还有很多：英国著名吸尘器（和吹风机）生产商戴森公司在2002年关闭了它所有位于英国本土的工厂和车间，并把生产地迁入了马来西亚。这很明显是出于更低生产成本的考虑，虽然英国政府对于戴森迁厂一事提出了明确的反对，但无济于事。政府只能对戴森厂大量的失业工人进行失业补助和再培训，这就相当于用英国纳税人的钱，为跨国企业追逐更高利润而擦屁股。我们只需要这样类比一下即可：把第三世界廉价劳动力当成机器人，所以说这个问题迟早要提上日程。

（三）“一只脚在冰水里，一只脚在火中”

美国社会学家、工人运动领袖布雷弗曼小家境贫寒，家里无力支持他的教育，只能辍学打工，先后在海军造船厂、铁道修配厂、基础钢铁工业设备厂等企业工作了14年，担任过铜匠、管工、金属片工……高等教育的缺失并没有影响布雷弗曼走向学术道路，而“社会大学”的经验成为了他理论最好的支撑基础。

布雷弗曼的理论体系关注于科技进步对于无产阶级的冲击，他提炼出了当代企业管理的几大本质：第一，将劳动过程与工人技能分离；第二，将概念与执行分离；第三，利用垄断权力对知识和劳动的控制——控制劳动过程的每一步，控制知识的执行方式。 布雷弗曼认为技术的进步非但没有改变无产阶级的命运，反而成为了限制无产阶级的新枷锁。先进的技术让无产阶级工作更加“去技能化”，让他们丧失了与资方议价的能力；无论在工厂流水线上，还是在白领办公室中，劳动者的工作整体性在退化，工厂和企业需要的只是不用思考与反思、不停重复执行去技能化任务的“身体”而已。

布雷弗曼指出，虽然管理学和技术进步都是“中性”的，但是在资本主义剥削体制下，它们都成为了助长资本家剥削工人的工具。比如说所谓的“办公软件钉钉”，我在很多文章里都批判过它对劳动者巨大的负面作用：《互联网科技革命与无产阶级的新枷锁》。可以看到，资本主义社会中，无产者们根本无法享受到技术进步、组织优化所带来的福利，反而这些新技术成为了劳动者身上的新枷锁——比如上文中环卫工人的“智能手环”。

布雷弗曼无不忧虑地指出，曾经劳动者们只是借助机器进行生产，在当今工人的技能转变为照料机器。他用一个非常俏皮的比喻，来解释在阶级不平等下技术进步的现象：“……‘平均’提高了，那就是接受了统计学家的逻辑——统计学家们把一只脚放在火中，而另一只脚放在冰水里，然后告诉你：‘平均而言’，他感到非常舒服。”

（四）张屠户与带毛猪

文章的最后我要反驳一种观点：用脚趾头想一想，一定会有脑子不好使的人评论“没有资本，哪来这些科技进步”“你这样攻击资本，没人投资研发新技术了怎么办”？诸如此类的言论我已经见怪不怪了，如果哪天没出现我倒是会觉得挺奇怪。

国产良心电影《我不是药神》上映之后引发了不小争议，其中一个普遍立场是：药厂花了大成本去研发，因此他们有“资格”把救命药定这么高的价格。另外违法就是违法，公安机关对走私的打击、对知识产权的保护都是情理之中。那我们不禁要问，病人吃不起药濒死的困境，究竟要归罪于谁呢？

专利制度、知识产权保护极大地提高了人们发明创造的积极性，为规范市场行为起到了巨大的保障作用，但也产生了天价救命药或一些大型跨国企业靠“专利垄断”打压新兴企业的副作用。就像资本主义制度极大地提高了生产力，但也伴随着征服、奴役、掠夺、杀戮、剥削等黑暗历程。这些都是一页纸的正反面。 最关键的问题是，专利制度保护究竟是科研人员的权益，还是医药巨头跨国资本的权益？说句通俗点的话就是，这个药卖的再贵，科研人员也不会多拿多少钱。考虑到各大跨国公司对于“科研民工”的激励程度，专利制度对于创造发明的积极性的正面意义也不能过高估计。这是我微博上《我不是药神》影评下的一些评论，其实很说明问题：

美国等发达国家，对药品的研发都是有大量的财政资金的支持的，新药研发失败的成本并不是医药公司完全负担的，但是成果却被医药公司独占。曾经有议员提出过公共资金参与研发的药物不设专利一说，但是在医药公司支持的游说集团的操作下胎死腹中。用纳税人的钱支持开发新药，专利归医药公司所有，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这是赤裸裸的资本主义精神啊。

“资”本主义顾名思义，就是以资本增殖为首要目标的。《二十一世纪资本论》的作者托马斯·皮凯蒂收集了上万条数据，横跨人类经济发展数百年，得出的一个核心结论就是资本收益远超于劳动收益，甚至远超于经济增长——即那个核心公式“r>g”。从另一个角度这就意味着，经济增长的绝大多数红利都被资本，以及其人化的体现——资本家所占有了。

有人说，你总是批判资本收益，但是没有人投资谁会搞科研呢？没有跨国资本和大公司投入这笔资金，你连成果都出不来，科研工作者都没人养活，还谈什么收益呢。这我要举一个经典的反例了：诺贝尔奖获得者屠呦呦，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科研体制下，研发出了青蒿素，拯救了数百万人的生命；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1960年开始杂交水稻研究，66年成功培育出三系杂交水稻，让无数人能够吃得太饱在网上去瞎逼逼了。

人类世界四千多年的文明史，对于科学技术的探索与创新、对于艺术的追求与创作一直在孜孜不倦地进行，近现代来资本和资本主义只不过是一个催化剂式的存在。发明改良蒸汽机这算是资本主义的“爸爸”了吧，也没见谁“投资”啊。这不过是资本主义价值观长期对我们精神奴役下，所有人都潜意识地神话资本、崇拜财富：“因为存在，所以理所当然；因为流行，所以就是好的”。前几天还有人在微博上留言杠我，说没有消费主义的洗脑，大家就都不会消费了，经济就会崩溃。

毛主席曾经教导我们：“死了张屠夫，就吃带毛猪？”（《关于军事工作落实与培养革命接班人的讲话》一九六四年）这背后还有一则民间寓言故事：张屠夫用武力垄断屠宰行业，不但强买强卖而且缺斤短两肉有毛。还常常自夸“没有张屠夫，就没有猪肉吃”。不少老百姓都信以为真。直到一天张屠夫暴病身亡，老百姓们心想：坏了，这下可没肉吃了。结果，街上出现了更多卖肉的，肉好价廉且没毛。大家这才恍然大悟：原来都是张屠夫作怪啊！

这个故事无论是愿意还是引申义用在这里都再恰当不过了，没有了野蛮生长的资本，没有了血盆大口的资本家，没有了收割韭菜的符号溢价，历史的车轮终究会滚滚向前，说不定还滚地更顺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