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球转动大球，成了外交的神话，也成了人民外交的神话。】

外交绝非仅仅是外交官之外交

——请资中筠认清：“民之力是外交之力”

　　最近，吴建民成了一个舆论焦点，而同吴建民的一唱一和资中筠，也被卷进了舆论聚焦。对于吴建民之死暂且不谈，但对于资中筠有关外交的一些“高论”,倒值得商榷。

　　一、外交就是外交官的外交吗？

　　资中筠作为南京大学-约翰•霍普金斯中美研究中心国际问题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中方主任(美方主任为大卫•兰普顿)，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理事，曾这样“高论”中国外交。

　　1、中国外交的“高论”。资中筠认为，“现在有一个不大正常的现象，军人对外交发言权太大，这是非常危险的事情。外交是非常复杂、细致和敏感的事务。我也不太赞成群众性地都来干预外交，就像五四运动的时候，火烧赵家楼那样是不行的。我希望中国在外交上能够恢复到理性，让职业外交官有发言权。”“有关国家都为各自强烈的民族情绪所左右，这很危险。”

　　资中筠认为，“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民间外交’，是以民间的名义，为政府的政策做宣传，中国真正的民间外交是从改革开放以后才开始的。但是，‘民间外交’这个词，需要慎重对待，需要警惕群众性的外交。”

　　资中筠认为，“群众性的外交容易受各种情绪的影响，这种情绪一般都是特别激进的，是有害的而不是有益的。就像法院判案不能以群众情绪为转移一样，对于国家之间有些利益的冲突，是用和平方式解决还是用战争方式解决?民间一喊打，就对决策者施加了压力，有了压力，特别是外交官，很容易被民间骂成‘卖国’。而外交的作用就是化解冲突，用和平的方法保卫国家利益。”

　　2、资中筠“高论”的要害。资中筠这几段高谈阔论，凸现四个要害问题：

　　其一、否认人民外交。资中筠的“不太赞成群众性地都来干预外交”，“需要警惕群众性的外交”。这是公然否认人民外交。

　　其二、诬蔑人民外交。资中筠的“群众性的外交容易受各种情绪的影响，这种情绪一般都是特别激进的，是有害的而不是有益的”，“像五四运动的时候，火烧赵家楼那样是不行的”。资中筠将人民外交定论为“一般都是特别激进的，是有害的而不是有益的”，这不仅是虚声恫吓人民外交的恐怖，也是对人民外交的恶意妖魔化。

　　其三、割裂人民外交。资中筠的“民间一喊打，就对决策者施加了压力，有了压力，特别是外交官，很容易被民间骂成‘卖国’”。资中筠这是将人民与外交官割裂和对立起来，实际也是将将人民与外交割裂和对立起来，。

　　其四、遗忘人民外交。资中筠的“外交的作用就是化解冲突，用和平的方法保卫国家利益”，“民间外交是从改革开放以后才开始”，“火烧赵家楼那样是不行的”，这些言论如果不是资中筠恶意的历史虚无，那也显现了资中筠对人民外交的遗忘，对历史和国际常识的了解匮乏。

　　从资中筠的这些“高论”，可见吴建民和资中筠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太高看外交官的作用，又太低估了人民外交作用。说白了，这是外交上典型的历史唯心主义猖獗。吴建民和资中筠喋喋不休的鼓噪，恰恰提醒国人：当今中国的外交路线亟需清理门户。作为外交官无疑是个杰出群体，外交官对做好外交事务无疑十分重要，但外交绝不是外交官的外交，如果没有国家和人民的支持，外交官算什么？

　　二、人民外交源远流长

　　说资中筠对人民外交选择性遗忘，对历史和国际常识的了解匮乏，根据何在？

　　1、“火烧赵家楼”不是人民登上外交舞台？“火烧赵家楼”原委：“巴黎和会”上中国没从德国手中收回青岛，没取消“二十一条”，还将德国在山东的权利转让日本。消息传来，举国激愤，誓死抗争。5月4日北京学生示威游行，“外争国权，内惩国贼”，游行队伍开到赵家楼胡同，曹汝霖宅大门紧闭（曹签订“二十一条”，还丧失山东铁路主权给日本），几个准备牺牲的同学先爬进曹宅，宅内几十个全副武装的警察，自动取下刺刀，退出枪弹。群众一拥而入，传说曹、章、陆正在曹宅开会，但没找到。愤怒的学生火烧了曹宅。

　　资中筠的嘴里，对“火烧赵家楼”极为鄙视，可恰恰就是这把火，可以让人看到5点：其一、使北京的学生游行，迅速转化成席卷全国的“五四运动”；其二、“五四运动”无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的标志，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开始；其三、成人民登上外交舞台的重要标志，人民无权关注外交的历史一去不再复返；其四、外交官需国力和人民支持。5月2日，北京政府密电中国代表可以签约，6月28日，原定签约之日，中国代表团驻地被留学生包围，代表团发表声明，拒绝在和约上签字；其五、“自古弱国无外交”，在“巴黎和会”上，光靠外交官的嘴巴无济于事！

　　2、人民外交不是中国外交的“拿手好戏”？新中国刚建国，美国政府奉行敌视新中国的政策，同新中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国家还不多。在这样的形势下，按照周总理在国际上广交朋友，争取更多的国家和人民了解中国、支持中国的一贯思想，搞好人民外交，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重要外交指导思想。1954年成立了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又设立了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和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组成了新中国对外开展人民外交活动的主要力量，人民外交作用巨大。如，日本虽1972年才同中国正式建交，但从50年代开始，中日两国之间的民间交往、半官方的交往已很有规模，其影响之大，怎么评价都不过分。新中国在推动人民外交活动中，还很重视做好国外华侨工作。对此，资中筠也算个“老外交”，她说的“民间外交是从改革开放以后才开始”，这是不是选择性遗忘？

　　3、派国际医疗队不是人民外交？中国第一支国际医疗队于1963年成立，从1964年4月，应阿尔及利亚政府邀请，中国政府第一次向非洲派出医疗队，迄2003年已先后向非洲47个国家和地区派出过医疗队，累计派出医务人员18000多人次。40多年来，中国医疗队在非洲累计诊治病人近2亿人次，在所在国家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医学奇迹，受到当地政府和人民的一致好评。现在中国在非洲有医疗点98个，分布在35个国家。正在国外工作的中国医疗队共42个，分布在40个国家。中国大陆除西藏、新疆、贵州、海南外，全国各地卫生部门都承担了医疗队的任务。人民这么广泛参与的国际医疗队，这是不是人民外交？中国医疗队的队员们以自己的青春、热血甚至生命，成为中国与第三世界国家长期合作的典范。

　　4、背离人民意志的外交不是卖国外交？不敢见人民的外交，都是卖国外交；害怕人民参与的外交，都是无耻的外交；不能代表民意的外交，都是大资本集团利益交换的外交。自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到1912清朝灭亡的72年间，清朝政府的外交没有民众参与，可在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兵舰大炮下，同外国政府或外商、国际组织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契约、协约和合约共1175件，其中四十多个灾难深重。那时的中国外交官，咋不以“外交的作用就是化解冲突，用和平的方法保卫国家利益”？

　　三、国家外交的后盾就是人民

　　“国之力在民，民之力是外交之力、是外交最基本的原理”，这是国内外的共识。

　　1、民之力不是外交之力？2012年5月，奥朗德竞选法国总统成功后，在发表的首场演说中，高度赞扬了毛泽东的内政外交：“什么是外交？外交就是内政，这两者绝不是两码事，不是。也就是说，一个国家，国民要使自己成为国家的主人，这种愿望是民主主义的根本。在这同时，大政方针，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民众的政治责任感的强弱，也就在相应程度上决定了国家外交的强弱。在这个意义上，外交难道不就是内政吗？曾经有毛泽东这样的政治家，是好是坏历史会有说法。作为一位没怎么出过国的政治家，他在中国获得了压倒性的支持后，在外交领域，他使中国在世界上的存在感变得非常卓著。曾经有一段时期，毛泽东毫不畏惧与我们法国对峙并一路走来。可见，执政党在自己的国内获得毫不含糊的支持，国民以天下为己任，在某些场合为了保家卫国、为了国家的未来，不惜付出些许代价，一个国家有了这样的力量，外交才会有根本的力量。国之力在民，民之力是外交之力、是外交最基本的原理。这是我对毛泽东的外交感触最深的地方。”奥朗德对外交的阐述，资中筠该作何感想？

　　2、百万民众游行支持黑人斗争不是外交？外交，绝不是靠外交官耍嘴皮的会说，外交的核心是国际斗争，而国际斗争不需要人民参与？“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不包括外交大事？上世纪60年代，美国黑人领袖罗伯特.威廉流亡古巴期间，两次致信要求毛主席发表声明，支援美国黑人反种族歧视斗争。1963年8月8日，毛主席发表了《支持美国黑人反对美帝国主义种族歧视的正义斗争的声明》，1968年4月4日，美国黑人领袖马丁.路德.金被美国当局杀害。4月16日，毛主席第二次发表声明，支持美国黑人开展“反岐视，要自由”的运动，在中国组织百万人游行支持美国黑人斗争。这百万人游行支持美国黑人斗争，是不是人民参与外交，参与国际斗争？毛泽东时代中国外交的基点，就是人民的支持！

　　3、外交实力不是靠人民军队流血牺牲打出来的？资中筠讲：“现在有一个不大正常的现象，军人对外交发言权太大，这是非常危险的事情”，可傅莹在国防大学讲座则言：“将军在战场上拿不回来的东西，绝不要指望外交官员能够用嘴巴给拿回来。”“巴黎和会”上中国的外交官，哪一个不是辩才，可还不是任人宰割？所以，人民支持的外交，包括人民子弟兵流血牺牲赢得的外交！抗美援朝中国人民志愿军不真刀真枪，将美国鬼子和“联合国军”打回“三八线”，中国的外交官同西方国家打交道腰杆能挺得那么直？没有中印自卫还击战中，前方将士的浴血征战，靠外交官的嘴巴，中国能夺回来那3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仅靠外交官的嘴巴，能有中印边境的长久和平？仅靠外交官的嘴巴，能夺回赤瓜礁、黄岩岛，能平息南海争端？

　　辩证法认为，战争与和平，从来都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说什么“外交的作用就是化解冲突，用和平的方法保卫国家利益”，这至少是偏颇！“张仪使列国，明摆离间，然各国惧之从之，乃因秦膂力耳。”

　　4、“小球转动大球”不是人民外交的神话？中美之间敌对30多年后，从1969年底开始，中美之间通过各种形式和渠道相互试探，寻找打破坚冰的道路。终于，1971年3月，在日本名古屋举行的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中美之间开始了第一次“亲密接触”。美国19岁选手格伦•科恩练习结束之后，“糊里糊涂”搭上中国乒乓球队的大轿车，著名乒乓球运动员庄则栋从手提包里挑件纪念品–一块一米多长的黄山织锦，送给这位美国运动员说：“虽然美国政府对中国人民不友好，但美国人民都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为表达我们中国人民对美国人民的友谊，我送你一个礼物作纪念。”一场“乒乓外交”，不期而至地发生了！第二天日本三大报纸《读卖新闻》、《每日新闻》、《朝日新闻》都在头版头条，用通栏标题刊载了中美两国运动员握手交谈的新闻，其中一篇文章的标题更出语惊人–《中美接近》。随后，毛泽东批准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全世界被这白色银球震动了，小球转动大球，就成了外交的神话，也成了人民外交的神话。

　　说什么：在世界进入以和平为主体的时代，中国外交工作的主导方向变了，从斗争转向和平了。可邓小平在强调“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的同时，还指出，“到目前为止，这两个问题一个也没有解决”。说什么“希望中国在外交上能够恢复到理性，让职业外交官有发言权。”若按吴建民和资中筠鼓吹的，中国的外交若仅成外交官的外交，那中国的外交就是死路一条！而不表达人民的意志，不受人民支持的外交，也是死路一条！

　　（来源：昆仑策网，根据网文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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