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木：日本问题与亚太和平

点击：  作者：张文木    来源：全球视野中的中国国家安全战略  发布时间:2015-10-07 12:09:30

　　【按：TPP协议达成十二国共识、蔡英文访问日本，近日接连发生的重要新闻事件背后都有日本的影子。而就在2015年9月3日，中国人民同世界人民一道，隆重纪念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作为东方主战场，中国付出了伤亡3500多万人的民族牺牲，抗击了日本军国主义主要兵力，不仅实现了国家和民族的救亡图存，而且有力支援了在欧洲和太平洋战场上的抵抗力量，为赢得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作出了历史性贡献。习主席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的讲话说：“历史是一面镜子。以史为鉴，才能避免重蹈覆辙。对历史，我们要心怀敬畏、心怀良知。历史无法改变，但未来可以塑造。铭记历史，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要共同引以为戒。传承历史，不是为了纠结过去，而是要开创未来，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文本以史为鉴，说明日本再走战争扩张道路只能是死路一条。1954年8月毛泽东会见英国工党代表团时希望英国工党的朋友劝劝美国人：“不要武装日本，武装日本的目的是反对中国和苏联，最后会害自己和西南太平洋各国，这是搬石头打自己的脚，这种可能性是有的。”今天仍有用毛泽东这句话再次提醒美国人的必要。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专用术语。“底线”此指某国生存必须死守的战略边界;“极限”，此指某国利益扩张需要而国力又不能逾越的战略边界。角色不同，底线与极限的概念也是不一样的。比如夏威夷对日本扩张可能就是极限，而对美国来说就是其对日本扩张容忍的底线。其次，观念中的和现实中的底线和极限也是不同的，后者正是笔者在文中着力于探索的内容。

　　本文节选于张文木著《全球视野中的中国国家安全战略》(上册)，山东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97～135页。张文木教授特赐稿观察者网刊发此文。】

　　目录

　　一、日本地缘政治特征及由此决定的近代扩张路径

　　二、 日本的悲剧命运与“明治大帝之遗策”

　　(一)“明治维新”给小日本换上大“胃口”

　　(二)台湾：和平日本的极限

　　(三)大毁灭，从侵略台湾开始

　　(四)明治目标：日本人承受不了的生命之重

　　三、变动中的世界政治与日本问题

　　(一)苏联后的世界政治及其误判

　　(二)误判产生的原因

　　(三)战后日本问题，本质上说就是雅尔塔体系问题(四)摆脱雅尔塔和平体系的法律责任，将是日本新世纪外交的战略突破口

　　(五)日本问题与亚太和平

　　(六)结论：要想稳定太平洋，美国只有与中国握手

　　一、日本地缘政治特征及由此决定的近代扩张路径

　　日本位于北太平洋西岸，是一个由东北向西南延伸的弧形岛国。西隔东海、黄海、朝鲜海峡、日本海与中国、朝鲜、韩国、俄罗斯相望。陆地面积377880平方公里，包括北海道、本州、四国、九州四个大岛和其它6800多个小岛屿。[1]

　　日本的地缘政治特点，在太平洋地缘政治中属主体板块的边缘，但与其他太平洋中的同类国家或地区不同的是，日本位于东北亚，深嵌主体板块国家中国、俄国，乃至美国中间，这与夹在英国、法国和俄国之间的东欧诸国，尤其是波兰的地缘政治有相似的特点。但与东欧国家不同的是，日本是近代在亚洲最早走上英美式自主型[2]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国家。而自主型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提供强大的经济动力的首要条件，是尽可能要有广大的以母国资本为中心的外围地区，即资本形成和增值必需的“中心—外围”结构。而日本地缘政治天然所处的大陆诸主体板块边缘或夹层地位，使得日本与同样是边缘岛国的英国一样没有强烈的区域归属的民族心理，即英国和日本都不愿将自己归入自己所面临的大陆：与英国加入欧盟的态度一样，日本一会是脱亚入欧，一会又是脱欧入亚，至今也没有明确自己的定位。这是因为在亚洲，相对于主体国家的边缘地位使得日本成了天然矮人，这对拥有亚洲一流生产力并曾在近代深刻影响甚至险些改变亚洲历史的日本而言，是不能接受的。日本一直将自己比做远东不列颠，不幸的却是没有英国面临的那种天然破碎因而可以长期推行均势战略的大陆板块——日本夹在由中国、俄国、美国构成的稳定的铁三角中间东冲西撞迄今未找到符合其理想的出路，更未赢得不列颠英国在美国崛起之前曾有过的数百年横行天下的风光——这正如美国崛起后，夹在美洲与欧洲大陆中间的英国也随即黯然失色的道理一样。

　　鉴于此，日本要想在较快的时间内，摆脱其自主型经济力与其边缘的地位不相匹配的尴尬处境，那它唯一的选择就是用外科手术的方式即强力的方式，改变日本的“骨骼结构”，即扩大日本的地理版图，其要义是肢解长期钳制日本的中国和俄国，打破中、俄、美三国的“铁三角”结构，最终在东亚地区形成以日本为主体板块的辐射地带。至于日本国力辐射方向，则视周边可突围的薄弱环节而定，但不管如何，也不管什么时候，率先控制台湾，继而控制台湾东西两翼，则是日本“破除东亚之难局”[3]的关键。

　　1887年，日本参谋本部草拟了一份《征伐清国策》，其中目标就是“吞并盖平(今辽宁盖县)以南的辽东，以及山东的登州、舟山群岛、澎湖列岛、台湾和长江两岸十里以南的地区”[4]。1895年，日本海上打败中国后，第一件事就是根据《马关条约》第二款 占领中国的台湾和澎湖列岛。占领这些岛屿，日本就控制了实现并在20世纪40年代实施的“大东亚”战略的“命门”：有了台湾，日本就有了依次滚动东亚和太平洋地区政治的稳固轴心。台湾之于日本的意义，时任战后驻日盟军总司令的麦克阿瑟将军(Dauglas MacArthur，1880-1964)在1950年有比较到位的分析：

　　福摩萨[5]在历史上就被(日本——笔者)当作向南部地区进行军事侵略的跳板。最著名也是最近的一个例子，是日本在“二战”期间对福摩萨的利用。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时，福摩萨作为日本各种护航船队的中途集结地区和补给基地，发挥了重要作用。驻扎在吕宋林加延湾的军队主要力量是从基隆、高雄和澎湖列岛运来的。支援日本的陆军、海军的空军部队也是以位于福摩萨南部和台中的飞机场为基地的。高雄是1942年2月日本人入侵爪哇的中途集结点。1942-1944年，福摩萨是从日本、经过冲绳和菲律宾、到达东南亚的交通运输的重要连接点。1944-1945年期间，福摩萨是日本为准备守住菲律宾地区的重要战役向菲律宾部署增援部队和飞机的关键中途集结点。随美国航母舰队开进西太平洋，福摩萨作为空军基地在日本的防御计划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1945年1月美国占领吕宋后，日本空军撤退了福摩萨机场，占据了主动发动攻击的有利位置，用来阻止我们前进的部队。1941年日本控制琉球群岛和中国东部的周边后，福摩萨的军事作用便充分表现了出来。[6]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随之而来的美苏冷战使日本得到了一段较长时间的休整机会，到20世纪90年代，伴随苏联解体而来的是日本重新崛起及与之相应的日本新的扩张冲动，其冲锋首选，根据历史经验，最可能的就是与中国尚处分裂状态的台湾地区。19世纪日本侵略台湾的企图就是以1872年10月15日吞并琉球开始，以1895年《马关条约》的签订结束。目前日本又在钓鱼岛列屿及其周边不断制造如“春晓油田”之类的事端，这都是日本再次涉足台湾的先声。与明治以来的历史一样，如果日本不愿在东亚走瑞士或瑞典式的发展道路的话，那么台湾仍是日本再次起步东亚的第一站，也是迈开双脚站稳东亚的最核心的环节。控制台湾，日本东可抗美，西可制华，南可威慑东南亚诸国及美国的包括马六甲海峡在内的海上生命线。正因此，美国在台湾独立问题上，采取反对或不支持的立场。美国对日本外交政策的底线——如果它的领导人头脑还不算糊涂的话——是可以向中国和俄罗斯挑战，极限则是不能放手让台湾“独立”，从而使日本再次控制台湾。由于台湾在东亚战略格局中所具有的“命门”的特殊地位，对日本来说，一旦它占领台湾，它就意味着日本已向中国和美国及整个东亚国家摊牌，和平的日本也就走到尽头。20世纪前半叶的日本史就是这样一个因偷吃“禁果”(台湾)而遭了“大核”之灾的悲剧式的历史

　　二、 日本的悲剧命运与“明治大帝之遗策”[7]

　　(一)“明治维新”给小日本换上大“胃口”

　　称霸东亚，继而太平洋，对日本而言，这是一个远比英国崛起时面临的更为苛刻的目标，如日本不愿以瑞士而是以英国为其发展样板的话，那日本则必须在中国、俄国、美国铁三角中强力破局。明治维新的发生将只有老鼠身材，其力量又不足以承接旋转乾坤重任的日本送上称霸世界的不归快车。

　　日本“明治维新”运动对日本未来的历史影响是深远的，史书对这场运动的积极意义已给了相当高的评价，但同时也需要提醒的是，如果我们能够将这场运动与同期的俾斯麦德国及后来的毛泽东中国的“不称霸”外交政策比较，就会发现，明治维新对日本的未来最具灾难性的影响是它提出了与日本国力不相匹配的，或者说，远超出日本国力的外交目标。正是明治维新的成功及其对日本未来目标的确立，使只有老鼠身材的日本换上了老虎般的野心。如果说俾斯麦之后的德国的灾难是由于它背离了俾斯麦为德国制定的有限扩张路线的结果，那么，日本的后来的灾难则是其政治家过于执着追求“明治目标”的结果。

　　(二)台湾：和平日本的极限

　　19世纪中叶，英、美、俄等国家迫使日本签订了许多不平等条约，民族矛盾和社会矛盾激化，实行封建锁国政策的德川幕府统治动摇，具有资本主义改革思想的地方实力派萨摩和长州两藩，在“尊王攘夷”、“富国强兵”的口号下倒幕。1868年，革新派实行“明治维新”，废除封建割据的幕藩体制，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恢复天皇至高无上的统治。1868年，天皇睦仁颁布《御笔信》(《宸翰》)明示“继承列祖列宗之伟业，不问一身艰难辛苦，经营四方，安抚亿兆，冀终开拓万里之波涛，布国威于四方”。[8]明治政府当年还“制定了一部以普鲁士德国的宪法为蓝本的宪法，对法制进行了改革”，并“从英国皇家海军请来的专家为日本建立一支现代化的海军出谋划策，从普鲁士总参谋部请来的专家帮助他们实现陆军现代化。日本军官被派往西方国家的陆军和海军学院学习，尽管本国已建立起军火工业，但仍从国外购买现代化武器”。“在所有这一切的背后，有着引人注目的政治义务，即实现国家‘富国强兵’的号召。对于日本人来说，经济实力和陆军实力是同步发展的。”[9]此后日本政治一直就在明治目标的重压下在中、俄(苏)、美之间狂颠。

　　1855年，吉田松阴(1830-1859)写给其兄杉梅太郎的书信提出在美、俄、中之间以中国为突破口的策略：

　　我与俄、美媾和，既成定局，断不可由我方决然背约，失信于夷狄。但必须严章程，厚信义，在此期间善蓄国力，征服易取之朝鲜、满洲、中国。在贸易上失之于俄美者，应由朝鲜、满州之土地以为偿。

　　今急修军备，舰粗具，炮略足，则宜开拓虾夷，封立诸侯，乘隙夺取堪察加、鄂霍次克海。晓谕琉球……责朝鲜纳质奉贡如古盛时。北割满洲之地，南收台湾吕宋诸岛，渐示进取之势。[10]

　　《御笔信》颁布后，右大臣岩仓具视与参议木户孝允研讨日本的“前途大事”。木户孝允在1869年1月26日的日记中记录道：

　　明朝岩仓公出，垂问前途大事，因以数事进言。……至重要之事有二：速定天下方向;向朝鲜派遣使节，责其无礼，彼若不服，则兴问罪之师，祈能大显神州之威。

　　……然后立即一变天下陋习，确定远大之海外目标。[11]

　　1871年12月，担任兵部大辅的山县有朋向太政官建议“兵部当前之目标在于内，将来之目标在于外”。为此，日本须实行征兵制，成立常备军，建立沿海防御，制造军舰，构筑炮台，培养陆海军军官，生产和积蓄武器。明治天皇将这一理论钦定为最高国策。19世纪后半叶，日本海军战舰吨位飙升，从1880年的15000吨，上升到1914年的700000吨，增长46.7倍，成为世界第七海上强国。[12]海军战力的增强提升了日本的国际地位。

　　日本崛起之初面临的对手众多，如不算北方俄国，日本人将其概括为A(America)、B(British)、C(China)、D(Dutch)：以台湾为临界点，在南方有英国、荷兰，在东西两面有美国和中国。日本人在这综错复杂的矛盾中，借力打力，在太平洋战争之前，部分实现了日本明治时代政治家们提出的战略目标。

　　台湾是日本和平的极限，并不是由于日本占领台湾会给日本带来多少地缘政治利益，而在于仅仅靠日本的资源和力量不足以消化这些利益。日本占领台湾必然产生的逻辑结果就是，为保住这些“利益”，日本则须控制台湾东西两翼：东即从小笠原群岛，经北马里亚纳群岛至关岛一线，西即中国东部沿海省份，尤其是浙闽两省及南洋菲律宾等，这样日本就会将自己推向至少与两个以上的大国——在近代先是与中、英，继而与中、美——直接对抗的起跑线上。而与两个以上的大国直接对抗的战略，没有一个是成功的，这是从拿破仑战争到朝鲜、越南战争的世界战争史留下的经验中可以得到证明。不幸的是，在“明治大帝之遗策”的重压下，日本人不明智地将占领台湾这一大毁灭的起点误当做国家崛起的起点。

　　(三)大毁灭，从侵略台湾开始

　　1874年，日本发动了侵略中国台湾的战争。1875年，日本舰队入侵朝鲜江华岛，强迫朝鲜签订《江华条约》。1894年7月，日本与英国和美国签订条约，并得到英国、美国、沙俄等对日本侵略中国和朝鲜的不同程度的默许。[13]7月25日，也就在日英条约签订后第九天，日本便发动了甲午战争，在海上一举击败中国。根据1895年的中日马关条约，强割中国的澎湖列岛和辽东半岛及台湾，获进入南中国海的战略跳板，并在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将福建划入其势力范围;此后，日本开始为用武力将俄国的势力赶出东北亚做准备。1896年7月，桂太郎向伊藤博文首相提出《统治台湾意见书》，主张“北守南进”，即在确保日本海与朝鲜半岛安全的同时，以台湾为立足点，向华南和南洋“伸张羽翼”，扩大日本的影响。[14]1902年1月30日，日本与英国签订同盟条约并获英对日本向俄发难的默认。1904年2月8日，日本向俄国在中国旅顺口的部队发起攻击，并在次年5月击溃俄在东北亚的海上力量，日俄签订《朴次茅斯和约》，日本由此成为独霸东北亚的地区强国。1910年日本与朝鲜签订《日韩合并条约》，宣布“韩国皇帝陛下将韩国之一切统治权完全永久让与日本皇帝陛下”[15]。

　　扩张至此，对日本来说，已是需要相当长时间来消化这些“成果”，可以说，这也是日本扩张已达到为其他帝国主义国家默认极限。当时，在中国、俄国和美国的铁三角中，日本的这些“成果”已得到俄国和美国——此外还有英国——方面不同程度的默认和支持，甚至怂恿。这样的条件不仅当年俾斯麦德国不可企及，即使在世界大国崛起史上也是千载难逢。

　　但是日本在明治目标的“魔环”笼罩下，并没有采取俾斯麦的节制路线，而是选择了与同期德国威廉二世(执政时期1888—1918)相同的争夺世界霸权的无限扩张的政策。[16]

　　1914年，日本利用对德宣战侵占中国山东省和太平洋上德属马里亚纳群岛、加罗林群岛和马绍尔群岛。1915年，日本向中国袁世凯政府提出“二十一条”要求，企图使中国变为日本殖民地。1926年，裕仁天皇登基，日本进入昭和时代。1927年6月27日至7月7日，日本召开了“东方会议”。首相兼外相田中义一(1863-1929)提交秘密奏折，自吉田松阴、岩仓具视及木户孝允之后再次提出在美国、苏联、中国铁三角之间的突破策略建议，称：

　　东三省为东亚政治不完全之地，我日人为欲自保他人，必须以铁与血，方能拔除东亚之难局。然欲以铁血主义而保东三省，则第三国之亚美利加，必受支那以夷制夷煽动而制我。斯时也，我之对美角逐，势不容辞。……向之日、俄战争，实际即日、支之战。将来欲制支那，必以打倒美国势力为先决问题，与日、俄战争之意，大同小异。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倘支那完全可被我国征服，其他如小中亚细亚及印度、南洋等异服之民族，必畏我敬我而降于我。使世界知东亚为我国之东亚，永不敢向我侵犯，此乃明治大帝之遗策，是亦我日本帝国之存立上必要之事也。[17]

　　在“明治大帝之遗策”的驱动下，地缘政治资源万分不足的日本已不知节制，开始向亚洲“大风车”挑战并提出环环相扣的实施方案，即要实现“明治大帝之遗策”， 即欲“征服世界”，必然引起美国和俄国的遏制;打破美俄遏制的突破口当在中国;在海上实现对台湾的占领后，实现从陆上“征服支那”的战略基地，当从中国东北及蒙古切入，“待有机会时，以得寸进尺的方法而进入内外蒙古，以成新大陆”。[18]

　　到1931年，日本完成建立总动员体制的准备，拥有配备新式武器的23万兵员的军队。6月中旬，日本参谋本部作战部长建川美次主持召开由陆军省军事课长、人事课长、参谋本部编制课长、欧美课长和中国课长参加的五课课长会议，筹划侵略中国东北。6月19日，拟出《对满蒙方案》后又在此基础上制订了《解决满洲问题方策大纲》。7月，陆军省把这份文件作为指令传达给关东军本庄繁。此文件实际上成为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的行动纲领。[19]

　　9月18日，日本便在沈阳制造炸毁铁路事件，并以此为借口发动突然袭击并向中国东北全境进攻。1932年3月1日策划成立伪“满洲国”。1933年2月进攻热河省，侵袭华北。3月27日宣布退出国际联盟。1933年驻华日军以武力迫使南京国民政府签订《塘沽协定》，此后，日本全力推行“华北自治运动”。1935年12月18日，在北平成立伪“冀察政务委员会”。

　　1936年8月7日，广田内阁举行五相会议，决定《基本国策纲要》，提出“稳步地海外扩张，谋皇道精神的实现”。“外交国防相辅相成，一方面确保帝国在东亚大陆的地位，另一方面向南方海洋发展”，谋求“帝国的生存和发展”。[20] 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1938年10月，日本占领广州、武汉。

　　至此，日本似乎有意放慢扩张步伐并转而消化在中国战场上的“成果”，将主要军事力量转向解放区战场。与此同时也面临着下一步战略方向选择，即南进与英美冲突还是北上与苏联冲突的问题。日本北进派于1938年7至8月在张高峰地区，1939年5至8月在诺门坎地区，向苏联发动进攻，结果惨败。近卫文麿任首相后曾对德国驻日本大使鄂图披露：“日本通过诺门坎冲突了解到苏军实力，日本要在技术、装备、机械化方面达到苏军水平至少还需要两年”。[21]8月23日，苏德签订互不侵犯协定，日本北进彻底无望，加上美国对其日益加紧石油限运，日本这时完全忘却了美国曾在19世纪70年代对其侵略中国台湾的支持，以及英国和美国曾在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和1905年日俄战争中对日本的支持，一改曾于1938年7月31日《日本参谋部关于以秋季作战为中心的战争指导要点》提出的“抓住结束战争的时机”，“下一期时的军备对象确定是苏联”，“秘密研究准备处理英国在华既得权益，抓住解决事变的关键”的战略决策，[22]最终选择昔日的帮助者美国和英国为对手，全速进军南洋。1941年6月22日，德国入侵苏联。12月，日本偷袭珍珠港并迅速向南中国海推进，到1942年夏，先后占领新加坡、缅甸、菲律宾、印尼、关岛、威克岛、新几内亚一部分、阿留申群岛以及太平洋上其他许多岛屿。

　　随之而来的结果是日本在迅速扩大其战果的同时，也不得不陷入与位于太平洋东西两岸美国和中国同时作战的困境，其国力在迅速推进的战线上日益透支。资料显示，日本经过从19世纪末的军事扩张到1937年全面发动侵略中国的战争，其海上的扩展潜力已接近国力的极限，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日本国力已开始萎缩。1937年美国、苏联、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和日本七大国中，日本国民收入位居末位，而国防开支在国民收入中所占比例却居第一。同年日本在七国中的战争潜力为第六位，美国是日本战争潜力的11.92倍。[23]面对悬殊如此巨大的国力差距，日本不仅没有意识到收缩战线、巩固和消化已掠夺到手的地缘政治利益的迫切性，相反，它却在德国、意大利初期胜利的鼓动下，于1937年和1941年重复了拿破仑向欧洲两个大国即英国和俄国挑战的战略性错误，全面发动致其死命的侵华战争和对美的太平洋战争。[24]结果，日本及其殖民地的战争潜力在亚洲大陆和太平洋两向分别为扩张制陆权和制海权的目标所消耗殆尽，[25]并于1945年8月在美国、苏联和中国的三角合击下，遭到灭顶之灾。至此日本明治以来所取得的全部政治经济成就和地缘战略利益灰飞烟灭。从19世纪60年代日本明治时期的崛起到20世纪40年代战败，日本不仅没有撼动中俄美三角的禁锢，而且还从哪来再到哪去，由此耗空了已聚集了近百年的国力。

　　(四)明治目标：日本人承受不了的生命之重

　　日本败国的根本原因与德国一是样的。与其说在于二战时轴心国领导人的疯狂，不如说是由于在这之前日本的明治天皇和德国的威廉二世所提出的与本国国力不相匹配的过高的战略目标。这使得他们及其后来的继承者们总是以英国为扩张参照[26]，而忽视其远不如英国的地缘政治条件，[27]其结果是德国在俄国、法国的东西牵制中，日本在中、俄、美三国合击下近乎毁灭[28]。换言之，只要有称霸世界目标，就必然与世界数个大国冲突，而这对位于世界级大国中的德国和日本这样的新崛起的后发国家，要在这场多对手冲突中取得胜利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看到，二战中德、日扩张都是从周边破碎地带突破，而在坚硬的地带停滞，最后当这种扩张引起与两个或两个以上大国家冲突，其结果就会本利全输。

　　对日本更具灾难性的，是与德国俾斯麦同期的日本从开国天皇明在治维新之初就制定的为俾斯麦坚定拒绝的威廉二世式的世界目标。如果说，德国威廉二世的外交政策是在背离俾斯麦地区守成外交原则后出现的，那么，日本的世界扩张意识则是从明治那一代人的基因中遗传下来且迄今未变的。[29]这就可以解释今天德国可以向世界人民认罪并在德国民族精神中坚决摒弃纳粹思想，而日本则死不放弃对“靖国神社”的参拜及与此连贯的始于明治时期的向世界扩张情结。[30]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日本的扩张情结几乎是与生俱来的，因而是日本人精神中不可能打开的死结，同时这也铸定了日本那“西绪弗斯”[31]式的悲剧命运，不同的只是安排这种命运的已不是宙斯而是至今仍被日本人奉为神明的“明治大帝”及“明治大帝之遗策”。

　　三、变动中的世界政治与日本问题

　　当历史进入21世纪， “日本问题”再次浮出水面。

　　学者们对此有不同的解释，但如果将其外交举动联系起来分析，就会发现日本这是在“项庄舞剑”。对我们来说，重要的并不是日本将挥剑何处，而是日本这些举动将导致什么后果。而要使我们的讨论能够产生正确的结论，那就必须对目前日本问题产生的历史前提即苏联解体后的世界政治特征有一个准确的判断。

　　(一)苏联后的世界政治及其误判

　　苏联解体后，“雅尔塔体系解体”和“冷战结束”成了中国学界对国际形势的两大主流判断，在此基础上还形成了“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的总认识。[32]然而，现实的世界政治与这样的判断并不相符。

　　所谓“雅尔塔体系”(亦称“雅尔塔体制”)是指二战后期，美、英、苏、中等国对结束战争、处理战争遗留问题及维护战后和平通过德黑兰会议、雅尔塔会议和波茨坦会议等进行的多次讨论后形成的一系列协议和谅解，以及由此确立的旨在遏制德、日军国主义复活并以此为逻辑起点的战后国际和平秩序和法理体系。

　　不可否认，二战结束后，雅尔塔体系有了相当的调整，但总体说来，其旨在遏制德国和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制度根基及由此形成的地缘政治的基本格局没有改变。但苏联之后，雅尔塔体系在欧洲确实是解体了，其标志是在雅尔塔体系中被分离的东西德统一，苏联波罗的海三个加盟共和国独立，及原属于苏联地缘政治势力范围的东欧转入西方阵营。俄国失去了苏联时期在欧洲地区的地缘利益，同时也失去了对东欧的“保护”责任。但是，在远东地区[33]，我们却不能说“雅尔塔体系解体”，因为构成雅尔塔体系的基本要素和大国保障远东和平的法律责任没有变：俄国仍然继承着雅尔塔体系赋予苏联的占领日本北方四岛的权力;美国仍然占领着冲绳岛;中国在雅尔塔体系中被恢复并确认了的对台湾的主权的法律地位没有改变。[34] 反之，如果我们假设这种由美国、俄国和中国实际行使的针对日本军国主义的远东雅尔塔权力结构已经解体，那么，目前的亚太和平就会失去法理基础;俄国占领北方四岛、美国在冲绳岛驻军就失去法理基础;中国对台湾主权的法理地位就会发生动摇。[35]

　　但这里需要说明的是，雅尔塔体系所确定的中国维护远东和平的国际权力，及对台湾的主权权利，是由当时的蒋介石政权即中华民国签订并接受的。与雅尔塔体系中的苏联权力(比如对日本北方四岛的占领权)和权利(对千岛群岛的主权)在苏联解体之后便天然转入俄国手中的案例相似，蒋介石政权自1949年在大陆倒台及1972年被联合国除名后，雅尔塔体系中的中国权利，尤其是关于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权利以及台湾及相关岛屿的主权权利等，就天然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所继承。这种继承事实不仅具有法理基础并且为联合国及包括日本在内的所有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的国家所承认[36]或“充分理解和尊重”。[37]

　　如果我们承认上述分析，尤其承认中国对台湾的主权地位没有改变的法律事实，那我们就不能认为雅尔塔体系已经解体，而只能说雅尔塔体系中的欧洲格局而不是远东格局解体了。

　　另外，现实的世界政治更不具有“冷战结束”的特征。

　　所谓“冷战”，指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对社会主义国家推行的全面遏制政策。1946年3月5日，丘吉尔在美国富尔敦发表著名的“铁幕演说”，并由此正式拉开针对苏联及社会主义国家的冷战序幕。应当承认，苏联解体后，围绕着苏联的冷战结束了，但是，也必须同时承认，围绕着俄国、中国的冷战却反倒加强了。丘吉尔所描述的“从波罗的海的什切青到亚得里亚海的特里斯特”的“铁幕”，[38]在欧洲不仅没有消失，反而在1999年科索沃战争和同年波兰、捷克、匈牙利三国加入北约后，大幅东移并进一步向俄国逼进;在远东地区，美国通过一系列条约协定从法理上恢复了上世纪从日本到澳大利亚，从菲律宾到阿富汗的以中国和俄国为对象的“T”字形遏制链条，并于上世纪末开始放纵日本扮演冷战前锋的角色。此其一。

　　其二，如果说冷战真的结束了，那么，在欧洲作为冷战最重要的工具“北约”就应与“华约”对等解散而不是继续维持和强化。在亚洲，《开罗宣言》作出“使朝鲜自由独立”[39]的决定，“三八线”它最初只是一条为便于美苏接受日本投降的临时军事线，却在朝鲜战争后固化为苏美在东北亚的冷战线。如果说，冷战真的结束了，那么，“三八线”就应废除，朝鲜就应当统一。那些针对性十分明显的诸如《日美防卫合作指针》、《与台湾关系法》及与菲律宾的《来访部队协议》等，就更不应该在“冷战结束以来”继续维持或恢复。相反，在苏联解体以后的世界政治图画中，北约不仅没有解散，反而在武力推动下大幅东移并直逼俄国和中亚。1999年4月6日，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莱特在布鲁金斯学会发表讲演时明白表示：21世纪的北约将继续执行其核心使命，即保证北约成员抵抗侵略，但与此同时，它还将承担跨地域使命，如在波黑和科索沃采取的行动。北约是冷战的产物，华约解体后，北约行动地域却大幅扩张;在东亚地区，20世纪意在遏制中国和苏联的自日本到澳大利亚的岛屿链条不仅没有放松反而自上世纪末越拉越紧;在东北亚地区，苏联解体后迄今南北朝鲜问题仍是并且是越来越热的国际斗争焦点。这说明冷战并没有结束。不同的只是，昨日是美苏力量对称的冷战，现在则是力量不对称的冷战;昨日冷战的策源地是美苏两家，而今天则只剩美国一家。20世纪上半叶的战争，多是势均力敌的战争，21世纪初的战争则基本都是“狼与羊”式的力量不对称战争。不管是军力对比还是地缘政治利益分配，冷战天平都大幅向美国倾斜。在近几年美国政府提交给国会的各项报告中，都表达出“对未来15年中国进程的估计充满了不可知因素”的担忧。[40]据报道，目前，美国政府正在迅速果断地调整西太平洋的军事部署：拟从目前的太平洋司令部内，分离增设一独立的“东北亚司令部”，主要战力大约是目前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兵力的2/3。另外还要增加关岛的军事力量，以应付可能发生在朝鲜半岛、日本列岛及台湾海峡的冲突。这说明在欧洲取得压倒俄国的战略优势后，美国正在将冷战的重心移向远东地区。在外交政策方面，美国事实上已将尼克松时期的适度扶持中国崛起的政策，转向适度为日本政治“松绑”，支持日本在东亚地区，乃至在联合国中发挥“更大作用”以遏制中国的政策。[41]

　　如果有的同志还认为美国以遏制中国为目标的冷战政策只是少数学者的观点而非官方的政策，那么美国新保守主义代表人物罗伯特·卡根(Robert Kagan)[42]就讲得更坦白。他在《天堂与实力——世界新秩序下的美国与欧洲》一书中披露：

　　“事实上，后来的美国政府并不认为冷战结束是战略休假。从老布什到克林顿，美国的战略和兵力规划仍然基于这样的假设，即美国有可能同时在两个不同的地方进行两场战争，美国必须同时打赢这两场战争。虽然两场战争的标准经常遭到质疑，但无论是来自文职部门还是军方，美国领导人一致认为美国必须准备好在朝鲜半岛和波斯湾打两场战争。…… 从历史上看，美国后冷战时期的军事力量，尤其是它具备的在地球任何角落部署兵力发动战争的能力，是史无前例的。”

　　“‘9·11’之前，美国战略圈已经开始把矛头对准了中国。没人相信近年内两国会发生战争，除非台湾问题出现危机。不过很多人认为，随着中国的军事能力和地缘政治野心的增长，未来二十年内美国与中国发生对抗的可能性在增加。这种针对中国的考虑，是美国实现军事技术现代化的动力之一，也是美国部署导弹防御系统的动机之一。从更广泛的意义看，这已经成为美国战略计划的一个组成原则。把中国看成美国的下一个重大战略挑战者，这种观点在克林顿时期的五角大楼里就形成了，布什上台前后，尖锐地指出中国并不是美国的战略伙伴，而是一个战略竞争对手。至此，中国是美国的挑战者这种观点得到官方确认。”[43]

　　这些都说明，苏联解体后，冷战不仅没有结束，反而以中国为主要对手的冷战更加强化了。对此小平同志早有警觉并提醒注意。1989年11月23日，他在会见南方委员会主席、坦桑尼亚革命党主席尼雷尔时说：

　　我希望冷战结束，但现在我感到失望。可能是一个冷战结束了，另外两个冷战又已经开始。一个是针对整个南方、第三世界的，另一个是针对社会主义的。[44]

　　历史证明小平同志的判断是准确的。十多年过去了，西方针对苏联的冷战结束了，但针对中国和第三世界的冷战不仅没有结束，反而在小布什第一任提出的实际针对南方国家的反对“邪恶轴心”和第二任提出的实际是针对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结束暴政”两大政策目标下更加强化。[45]如果对此没有准确的认识，就会导致对整个世界形势的误判，误判就不能制定出正确的国家对外政策与策略。

　　由上我们对苏联解体后的世界政治基本特征的分析所导出的新判断就是：　　

       1.雅尔塔体系在欧洲结束，但在远东没有结束;

　　2.西方针对苏联的冷战结束了，但冷战在世界范围内不仅没有结束反而有所强化。

　　如果我们承认这两点是正确的判断，那我们目前流行的“雅尔塔体系解体”和“冷战结束”的判断，就是对苏联解体后的世界政治特征的误判。误判当然就不能对当前日益严重的“日本问题”产生准确的认识。

　　(二)误判产生的原因

　　那么，为什么会产生上述误判呢?

　　问题的复杂性在于，雅尔塔体系与冷战的产生在时间上如此接近以至我们将雅尔塔体系与冷战体系混为一念。二战结束初期，英、美、苏三大国在行使雅尔塔权力和战后利益分配上产生矛盾并由此很快导致冷战。双方与各自的盟友签订了一个又一个条约并成立了互相对立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与“华沙条约组织”，并在这些条约及保障这些条约的组织基础之上形成了冷战体系。接踵而至的是世界政治中刚刚形成的表现为大国合作精神的雅尔塔体系，立即被蒙上了表现为大国尖锐对立的“冷战”的色彩：本来在雅尔塔体系中已解决的德国分治、中国的台湾主权及日本战后地位等议题，都又在冷战体系中出了“问题”。尤其是在70年代美苏争霸达到高峰时，以往的敌人成了朋友，而以往的朋友又成了敌人，这使人们得鱼忘筌，将大国合作打败法西斯后的法律成果即雅尔塔体系搁置一边，而只记住了冷战体系。上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东欧局势剧变，东西德国统一，“华沙条约组织”解体，这时有些学者便认为这表明“东西方正式宣告冷战结束，特别是1991年底苏联解体，这标志着以两大军事集团对峙为基本特征的国际格局发生了根本变化，雅尔塔体系已完全瓦解”。[46]

　　这里需要问的是，作为冷战的最重要的组织工具，在“北约”没有与“华约”对等自行解体，反而进一步强化的条件下，怎能说“东西方正式宣告冷战结束”?在东欧剧变而远东雅尔塔格局基本未变的条件下，怎能说已为世界提供了近50年和平保障的“雅尔塔体系已完全瓦解”?

　　事实上，冷战与雅尔塔体系是两个内容上完全不同而在时间上又紧密重叠的事物。就产生时间而言，雅尔塔体系产生在先——其目标是制约德国和日本的法西斯主义复活，冷战体系在后——苏美各自的目标则是争夺世界霸权;就结束时间而言，以德国统一为标志的雅尔塔体系局部解体在先，范围只局限于欧洲;以苏美争霸为标志的冷战结束在后，对象只限于苏美两家。但就世界范围内，冷战不仅没有结束反而有所强化，冷战仍是世界政治的基本特征。不同的只是美国将主要冷战对手从苏联移向中国、俄国和整个第三世界。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美苏冷战，在历史上并不是“冷战”的特例。实际上，19世纪初拿破仑失败后维也纳体系建立不久，就出现过从1815年到1907年的英俄间的从西欧、经克里米亚半岛，再到中亚阿富汗的近百年的冷战。此间，除1853-1856年克里米亚战争外，几乎没有发生什么像样的国际性战争。鉴于德国崛起，1907年英俄间的冷战通过《英俄协定》而暂停。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出现了以制约战败国为目标的凡尔赛体系，与此同时，俄国出现十月革命和苏维埃政权。随着苏联的出现及其在以重工业和电气化为前锋的工业化中崛起，西方与苏联之间再次出现“冷战”。为了消灭苏联工农政权，英国、法国、意大利乃至美国都不惜以牺牲凡尔赛体系的代价怂恿德国、日本等再次武装——这其实是19世纪英俄冷战的继续。结果在距上次世界大战结束仅21年即1939年，便发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二战后，在苏、美、英、法、中等主要战胜国之间合作和谅解的基础上形成了以防止德、日、意法西斯东山再起为目标的雅尔塔体系。与维也纳体系未稳便出现英国与俄国的“冷战”、凡尔赛体系未稳便发生了西方与苏联的“冷战”的情况类似，雅尔塔体系建立并尚未稳定，美国与苏联之间便开始了冷战。从1946年3月5日丘吉尔以“和平砥柱”为题的富尔敦演说，[47]到苏联戈尔巴乔夫上台，冷战时间持续长达近50年。美苏冷战，尽管规模巨大，但大体没有突破雅尔塔体系确定的框架。

　　有趣的是，1953年2月2日，艾森豪威尔为了推动对苏冷战，曾无知地“要求国会通过决议，不承认过去与外国政府达成的秘密协定(指雅尔塔协定)”。结果遭到英国和西德的反对，迫使美国政府在2月6日政府和国会公布的决议案“并未谴责雅尔塔协定本身”，即使这样，该决议案也未能在国会获得通过。[48]

　　无独有偶，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他试图结束冷战：首先宣布从阿富汗撤军(1986)，[49]接着，在西方不同意对等解散“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条件下，率先单方面解散“华沙条约组织”(1991年)。与此同时，戈尔巴乔夫也将冷战体系与雅尔塔体系混为一体，在主动结束冷战的同时，也率先放弃雅尔塔体系赋予苏联的权利和义务：同意东西德统一(1990年);从德国、东欧、蒙古等国撤回驻军;1991年4月，戈尔巴乔夫访日，签署《日苏联合声明》，以至在日本北方四岛问题上“互有妥协”;[50]同年8月至9月，苏联政府默认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三个苏联波罗的海加盟共和国独立。正是戈尔巴乔夫放弃了苏联享有的雅尔塔欧洲权力及其相应的义务，才有了雅尔塔体系中的欧洲格局的动摇乃至最终解体。另一方面，1999年“北约”通过科索沃战争的胜利将西方力量插入俄国传统势力范围即巴尔干半岛，波兰、捷克和匈牙利同年加入北约，这一系列历史事件的出现标志着雅尔塔体系中的欧洲格局正式结束。

　　但是，戈尔巴乔夫带领苏联为结束冷战而从事的殉难并没有感动西方。从戈尔巴乔夫本意上说，他想结束的是苏联和西方的冷战而非雅尔塔体系，由于他将冷战体系与雅尔塔体系混为一念，结果他在泼出洗澡水的同时，也将洗澡的婴儿泼了出去。令他意想不到的是，雅尔塔欧洲格局结束了，可他最想结束的冷战不仅没有结束反而却以极不对称的形式再现于苏联解体后的世界政治之中。

　　欧洲的雅尔塔体系解体的同时，苏联在这个体系中获得的东欧利益连同苏联本身也灰飞烟灭。现在的问题是，难道我们也要步戈尔巴乔夫的后尘，在远东率先放弃我们流血换来的雅尔塔体系中的中国利益并由此引起现存的远东法理体系解体吗?当然不能。

　　(三)战后日本问题，本质上说就是雅尔塔体系问题

　　苏联解体后日本的实际表现告诉我们：日本再次导演“大东亚”的剧幕已经开始并一定要被日本右翼推到高潮。而全剧首幕场景就是钓鱼岛，因为由此可以直切日本亚太地缘政治的核心。

　　我们只要打开地图，就会看到，钓鱼岛是日本所谓“周边事态”[51]所涉区域诸环节中的关键环节，更是从日本列岛与对日本地缘政治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台湾岛之间最关键的接榫部位。最近日本政府宣布开始办理授予民间企业对东海“中间线”以东的油气试采权，就是因为中国开采油气的地点接近钓鱼岛。

　　地缘政治与资源政治的统一是地缘政治的基本特点。这里的“资源”，指的不是一般人类生活资源，而是人类生活的短缺资源。我们同时还知道，国家并不仅仅是“政治上组织起来的全体人民”或“与公民相对的政府机构”[52]，事实上国家还是一个汲取资源的生命体。因此资源的走向便是国家地缘政治的走向。日本是经济发达而资源奇缺的国家，战后日本经济迅速崛起，其制造业和市场的相当部分分布在海外，尤其是东南亚一带。而日本却对从日本到南中国海这条决定日本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线路无任何实际控制力。这就刺激了日本右翼再次寻求南向，尤其是军事南向扩张的冲动。[53]日本前几年提出的“周边事态”的范围主要指向中国台湾和东南亚一带，这大体上也就是19世纪日本明治至20世纪30年代日本对朝对华侵略战争前后的地域范围。而“周边事态”所涉范围推展的逻辑结果就必然是日本20世纪40年代的“大东亚共荣圈”。其间，中国台湾位处核心地带，而钓鱼岛[54]则被日本视为控制台湾的前沿基地。同理，控制了这些岛屿，也就扼住了日本扩张野心的关键：1945年太平洋战争中，美军计划反攻“太平洋的四条进军目标全部是中国台湾”。[55]

　　台湾及周边岛屿，既是亚太大国博弈于西太平洋地区的关键地带，同时也是日本攫取非法的地缘政治利益的“命门”地带。

　　我们不妨再看看地图，从日本列岛到台湾诸岛，就像一条从东海游向南中国海的大鳄，鳄尾是俄国占领的日本北方四岛，即择捉、色丹、国后、齿舞岛，鳄身是从北海道到九州的日本主要岛屿，鳄颈则是琉球群岛，鳄首是台湾，而钓鱼岛则是颈椎部分。如果失去对钓鱼岛的实际控制，日本就失去了对其地缘政治最有关键意义的台湾地区的影响力，从而就失去了强升为亚洲政治大国的第一道，也是最基本的门坎。从中国方面看，钓鱼岛主权一旦实际控制在大陆手中，“台独”分子与日本右翼的政治“联盟”的“七寸”就被打断，而中国大陆对台岛内“台独”势力的外围控制就完成了关键部署。

　　从这个意义上说，日本办理授予民间企业对东海“中间线”以东的油气试采权，是对其“周边事态”所涉关键地区进逼的战略试探行为。事实上，日本政府提出的所谓“中间线”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它在日本战略棋盘上是随战略需求随时可以移动的。而“民间”的概念在日本右翼眼中也是一个不便直接表达的“政治”概念。我们知道，19世纪明治初年，日本开始提出的“耀国威于海外”[56]的方针的实施，实际上就是从19世纪70至90年代的入侵和占领台湾开始的[57]，而20世纪日本的“大东亚战争”最早也是以“民间”人士即“浪人”为开路先锋的。因此，在东亚问题上，我们不要让日本的所谓“民间”的概念迷惑了我们的战略意识。

　　有人说，日本早晚也要成为政治大国。

　　这话不明不白。什么是大国?孟子说“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58]，二战后，尤其是进入21世纪的日本不仅对其战争罪行百般抵赖[59]，而且不顾亚洲国家的强烈反对，执意参拜“靖国神社”[60]，这说明日本有力量而无仁义，无仁，则不能成为大国。其次，大国不仅要有相应的物质财富，更重要的是它要有与其国力相应的并被国际法确认或世界主要国家默认的地缘政治空间。目前日本缺少的不是力量和财富而是国际社会，尤其是亚洲国家对日本的接受，至少也应是某种程度的默认。[61]在上世纪的太平洋战争中，日本侵略了东亚大多数国家，并在朝鲜、中国东北、华北、华东地区及东南亚诸国扶持傀儡政权。围绕日本本土，日本几乎将整个西太平洋地区纳入其外围安全空间。但这些地缘政治“成果”，在战后由美、苏、中三国力量构成的雅尔塔远东格局中已荡然无存：日本将在甲午战争后占据的台湾岛的主权归还中国，朝鲜独立[62]，日本南方冲绳岛和北方四岛，分别为美国和苏联占领。[63]这一系列地缘政治变动及确认这种变动的相关文件，形成了保障亚太地区战后50多年和平的远东雅尔塔法律体系。这个体系通过美、苏、中三大国从北向南即从日本北方四岛、南方冲绳岛和中国台湾岛的层层钳制，断绝了日本重新武装的可能。而没有重新武装和由此再造的与日本财力相适应的地缘政治空间，日本必然走向大国的判断，[64]确实就是没有前提的判断，而抽掉上述前提谈日本崛起，则无异于空话。[65]

　　(四)摆脱雅尔塔和平体系的法律责任，将是日本新世纪外交的战略突破口

　　与20世纪初的情形相似，21世纪初，日本再次面临强大的生产力与狭小的地缘政治空间的重大矛盾。新世纪的日本再次面临两难选择：如果不愿做亚洲的“瑞士”，那就必须做亚洲的“不列颠”。目前看不出日本有前一种选择的可能，而对后一种选择却有跃跃再试的冲动。

　　太平洋战争中对日本实行最后一击的斯大林在1945年12月回答蒋经国“日本有可能重新站稳脚跟”的问题时，曾一针见血地表示：“当然，这是可能的，日本这个国家人口多，爱报复。日本希望东山再起。”[66]

　　苏联解体后，美苏冷战虽已结束，但由于中国的迅速崛起，美国又开始推行遏制中国的政策。鉴于20世纪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乃至本世纪伊拉克战争后治理困难的教训，美国在新世纪的冷战中既要避免直接卷入远东地区冲突，又要限制中国崛起，为此，美国开始为日本松绑，绥靖日本在对华冷战中打前锋。

　　1996年，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和当时的美国总统克林顿发表了《日美安全保障联合宣言》，确认了坚持日美同盟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根据《联合宣言》的精神，日美安全协商委员会于1997年9月在纽约发表了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从而顺利完成了日美同盟的重新定位。同月，美国与日本完成了对1978年“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的修订，这标志着美国将推动日本向政治军事大国转变。在大西洋地区，美国在欧洲的战略也作出重大调整。1999年初美国发动科索沃战争。对此日本众议院迅速响应，4月27日通过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三个相关法案：《周边事态法》、《自卫队法修正案》、《日美物资劳务相互提供协定修正案》，5月24日，日本国会通过《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相关法案》，强调只要对“日本的和平安全构成重要影响”，就全力与美国合作;7月27日，日本防卫厅年度报告强调先发制人的“自卫权”。新世纪初，日本又借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实现了海外派兵，并日益涉足“台湾问题”。2003年6月日本又通过了“有事三法制”，认定日本首相在危急时刻可不经过国会同意直接派部队采取军事行动;2003年12月9日，日本政府举行安全保障会议和临时内阁会议，正式决定向伊拉克派遣自卫队，从而成为与美国并肩作战的军事盟国。现在，日本北向开始冲击“北方四岛”俄国的占领权，南向开始否认中国在钓鱼岛主权地位，深化与“台独”分子的高层联系，介入台湾地区的事务。2007年5月14日上午，日本参议院全体会议通过了规定修宪手续的《国民投票法》。该法案规定赞成票需超过有效投票数的一半，修宪结果才有效。但法案没有规定最低投票率。日本共产党委员长志位和夫指出，“这将改变宪法第9条，为在海外行使武力开辟道路”。社民党党首福岛瑞穗也表示，“这将从根本上改变日本社会”。[67]2007年6月24日本首相安倍承诺将在三年后对宪法进行修改，他说：“有必要向民众表明，我们计划从现在开始的未来3年后修改宪法。”[68]

　　令人担忧的并不仅是日本上述外交政策对雅尔塔远东和平体系的冲击，而是这些政策得到了美国的支持：

　　2004年8月，日本航空自卫队西部防卫司令永岩将军接受《世界周报》专访时指出，一旦台湾发生任何危机或空难，根据日本周边事态法规定，日本航空自卫队西部防卫司令部当然有义务救援。10月12日，美国副国务卿阿米蒂奇访问日本时，日本政府借机提出了设想已久的修改日美合作指针设想。11月19日，日本防卫厅长官大野功统前往美国与美国高官举行会晤。大野功统还向拉姆斯菲尔德表示，亚洲的安全形势比欧洲更为严峻，两国有必要贯彻日美安全联盟并提升自卫队国际合作的力度。大野功统在总结他与拉姆斯菲尔德、副总统切尼和副国务卿阿米蒂奇的会谈成果后称：“日美关系正在向一个全球范围内的关系演变。”[69] 12月14日，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在华盛顿与日本环境大臣小池百合子会晤时称，在这四个有争议的岛屿问题上，他“理解日本的立场”。他承诺说，未来一旦有机会，美国将在俄日有关谈判中站在日本一方。[70]

　　2005年2月19日，日美安全协商委员会发表共同声明，首次将“台海问题”列为共同战略目标。4月8日，日美两国外交和防务部门在夏威夷举行的会议上又一致同意，将制订一系列计划，在朝鲜半岛和台湾海峡等日本周边发生不测事件时，日本允许美国军队优先使用日本的机场、港口等民用设施。4月15日，日本众议院宪法调查会通过最终报告，主张修改现行和平宪法。4月16日，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在静冈县下田市举行的《日俄通好条约》签订150周年纪念仪式上重申要解决日俄两国间的北方四岛领土问题。[71]4月30日，围绕联合国改革在纽约召开的联合国大会协议会上，美国驻联合国代表28日称，“美国强烈支持日本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72]。11月15日，美国总统布什抵达日本，16日举行美日首脑会谈。当天下午，美国总统布什在日本京都发表了关于亚洲外交政策的演讲。布什称日美同盟是“亚洲地区安定和安全保障的支柱”。小泉随即作出回应，承诺说服民众接受美日新同盟关系。日本共同社评价说，布什的演说显示，日美两国正在展开协作，加强同盟关系，并使之从地区同盟改造为全球战略伙伴。[73]11月22日，日本执政党自民党在庆祝建党50周年之际正式提交修宪草案，明确将1947年“和平宪法”中的“自卫队”改为“自卫军”。[74]

　　2006年5月1日，美日两国外交、防务最高长官在美国国务院举行日美安保磋商会议，就驻日美军整编[75]最终报告达成协议。这意味着日美军事同盟进入“新阶段”，日本事实上成为美军在东亚的战略据点。[76]可以预计，今后日本在恢复所谓“正常国家”，摆脱雅尔塔体系赋予日本的法律责任的方面还要有些大动作。

　　种种迹象表明，苏联解体及随之而来的欧洲雅尔塔格局解体后，美国外交自觉或不自觉地正在脱离美苏争霸时期那种以冷战为主兼顾雅尔塔体系的政策，转而采取——开始是半推半就而后就是直截了当地——通过摆脱雅尔塔体系，[77]尤其是其中的监督日本的法律责任，并通过绥靖日本而强化遏制中国(和俄国)的冷战政策。这种政策已具有张伯伦式的外交赌博的特征：张伯伦以牺牲凡尔赛体系为代价，不断绥靖德国向苏联发难，其结果是燃起的欧洲战火不仅烧毁德国也结束了大英帝国。近几年美国为了遏制中国，正在快速打开远东“潘多拉盒子”。这燃起了日本颠覆远东雅尔塔格局的希望，并企图由此恢复它在雅尔塔协定下所丧失的部分或全部地缘政治利益。

　　1890年12月6日，日本内阁总理大臣山县有朋公开发表所谓“保护利益线”的《施政方针》，称：“盖国家独立自卫之道有二：一是守卫主权线，二是保护利益线。何谓主权线?国疆是也。何谓利益线?同我主权线之安危有紧密关系之区域也。”“方今立于列国之间，欲维持国家之独立，仅仅守卫主权线已不足，非保护利益线不可。”[78]为此，日本在20世纪40年代打遍了亚太地区，战败后军力退回“主权线”。90年代末，日本又提出“周边事态法案”，这其实是山县有朋“利益线”理论在百年后的翻版。

　　日本自认为是海洋国家，其国家利益扩展的目标必然是南洋，而控制台湾及周围岛屿则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环节。实际上，从1999年“周边事态法案”到2005年接近完成修改和平宪法，日本已大体做好了颠覆远东雅尔塔格局的国内法律准备。下一步则是向雅尔塔体系对日本的限制提出挑战。而“周边事态法案”、否认远东法庭对日本战争罪犯的审判的合法性及日本“入常”努力等，均是这种挑战的具体表现。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如果有人认为战后日本对东亚和平的认识有了大的进步，那就大错特错了。1993年8月10日，细川护熙在就任首相后的第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就20世纪40年代发生的那场战争表态说：“我本人认为，这是侵略战争，是错误的战争。”日本遗族会马上回应说：“细川的讲话让阵亡者的遗族难以忍受，我们要重建被东京审判歪曲了的历史观。”此后日本自民党内成立了所谓的“历史研究委员会”，并由19名日本政界、舆论界和学术界的“主讲人”进行了20场讲演，并汇集成册题为《大东亚战争的总结》。这本书的第一章“大东亚战争的起因”说：

　　日本的战争责任常常被人们提起，但是弱国也应该为自己的弱小而对历史负责。国家衰弱未必是好事。有时，弱国应该为自己弱小而对历史有重要责任。当时的清国和朝鲜就是这样。

　　朝鲜和中国也有相当的责任。由于自身的衰弱，从而招来了俄罗斯的侵略，也招来此后的动荡。这是朝鲜和中国应对历史负有的责任。[79]

　　这是典型的强盗逻辑：狼吃羊是羊的错，谁让你这么弱。如此推论，美国向日本投放原子弹也是正确的，谁让你打不过美国。日本右翼打了近100年，战败后又经过50多年，可“狼”语一点不改。

　　这里还需要说明的是，目前日本在公开场合尚不承认其“军事大国”的目标。2005年5月6日，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对俄罗斯媒体表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一贯坚定奉行的信念是：“只做经济大国，不做军事大国;只用和平手段解决任何问题，而不借助武力。”雅尔塔体系中对日本的条款就是为了防止日本再次成为军事大国而设定的。因此，对日本而言，“不做军事大国”，就应当遵守其在雅尔塔和平条约中的承诺。但上述大量事实表明，自上世纪90年代始，日本背离其向世界，尤其是向亚洲人民所作的“非战”承诺已越来越远。

　　因此，可以说，小泉在用日本昨天的承诺掩饰日本今天决意步入政治大国的企图，而政治大国历来都是军事大国的代词。果然，小泉在作了上述表白之后立即切入实质，他说：“北方领土问题是日俄之间的最后一道障碍。”[80]

　　现在，日本的上述战略已进入实施阶段，其重点在台湾地区。本世纪始，日本右翼与“台独”分子的关系已公开化，甚至已部分地上升到官方层面，日本介入台湾问题的规模也越来越大。[81]李登辉等“台独”分子否认中国在钓鱼岛的主权地位，[82]要将台湾与日本从地缘政治上联为一体。如果“台独”分子的目的得逞，那日本“周边”范围就会进一步越过台湾而跨入南中国海。目前日本正对亚太国家实行递进式的力量测试。日本实现其“周边”远景的关键首先是实现对台湾的控制，鉴于钓鱼岛处于与台湾接榫的地理位置，因而实现对台湾的控制前提则是实现对钓鱼岛的控制。今天的日本“周边事态”意识就是昨天的“大东亚”意识的胚胎形式，当然它也是颠覆雅尔塔体系及其远东格局的胚胎形式。从这个意义上说，钓鱼岛问题、从而台湾问题，都是事关亚太和平格局的关节点，而目前的亚太和平只能是由美、俄、中三国保障的雅尔塔和平。

　　(五)日本问题与亚太和平

　　世界和平真象孩子们可以随意推倒重起的沙盘。

　　造成世界4/5人口卷入其中，5000多万人死亡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国际反法西斯力量的共同努力下胜利结束，并由此产生了由美国、英国、法国、苏联和中国等共同保证维护了近50年世界和平的雅尔塔体系。这来之不易的和平体系，其欧洲部分竟在戈尔巴乔夫的轻率中瞬间解体，而目前美国放纵日本的轻率政策——所开条件是要求日本在对华冷战中打头阵——又使雅尔塔和平体系出现终结于远东的趋势。

　　现在我们尚不知道的是，美国将要把这个东亚“潘多拉盒子”的口开多大。美国正在采取的认可日本收回北方四岛的立场、默认日本扩大自卫队作用、支持日本“入常”、放纵日本与台湾的“高层交流”等政策，其结果只能是从老罗斯福到小罗斯福[83]的历史重演：绥靖日本不仅使日本成为东北亚抗衡中国和俄国的力量，也使日本成为打击美国的力量。

　　目前分析，美国对日本绥靖的底线尚未出冷战框架，但已开始触动远东雅尔塔和平的底线。值得警惕的是，美国目前已流露出“埋葬雅尔塔遗产”的意愿。2005年5月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庆典前夕，俄罗斯总统普京指出，“胜利日属于我们所有人，这是全世界的事件。我们的父辈和祖辈分担了战争的全部重担，但没有分割1945年的胜利。我们现在也没有把它分割。反希特勒联盟的所有盟国、德国反法西斯主义者赢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在谈到1945年的《雅尔塔协定》时，普京指出，“这是集体的决定，是美国总统、英国首相和苏联领袖的决定”。“这些决定是考虑当时客观情况作出的：纳粹的根子尚未铲除，欧洲受到严重破坏，胜利者对欧洲的政治和经济复兴责无旁贷”。对此，布什则针锋相对指责苏联在二战后“镇压东欧”，发誓要“埋葬雅尔塔遗产”。 [84]

　　这里需要问的是，小布什要“埋葬”的是哪里的“雅尔塔遗产”?联合国是雅尔塔的“遗产”，是否布什先生因对其不满而要将之“埋葬”呢?上世纪末老布什与戈尔巴乔夫已搬走了欧洲的雅尔塔基石，那么，在新世纪初，小布什是否要清除远东“雅尔塔遗产”呢?但问题是美国放弃雅尔塔远东格局、强化对华冷战的极限只是日本外交政策的起线。对日本而言，其“周边事态”边界即1890年日本内阁总理大臣山县有朋提出的“利益线”能伸多远，这确是连美国也不知道的谜底，正如当年西奥多·罗斯福绥靖日本时，也不知20多年后的日本人的边界竟会达到珍珠港一样。

　　和平，实际上应当理解为一种建立在国际法基础上的国际强制力量保障的稳定结构。如果同意这种见解，那么，目前的亚太和平实质上就是雅尔塔体系中的而不是其他体系中的和平。今天日本放弃战争权，走和平发展道路也是雅尔塔协定强力规定并为战败国日本所接受的。1943年《中美英三国开罗宣言》明确规定：

　　三国之宗旨在剥夺日本自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以后在太平洋所夺得的或占领之一切岛屿，在使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满洲、台湾、澎湖群岛等，归还中华民国。日本亦将被逐出于其以暴力或贪欲所攫取之所有土地，我三大盟国轸念朝鲜人民所受之奴役待遇，决定在相当期间使朝鲜自由独立。

　　1945年7月26日《中美英三国促令日本投降之波茨坦公告》训令日本：

　　欺骗及错误领导日本人民使其妄欲征服世界之威权及势力，必须永久剔除。盖吾人坚持非将负责之穷兵黩武主义驱出世界，则和平安全及正义之新秩序势不可能。(第六款)

　　直至如此之新秩序成立时，及直至日本制造战争之力量业已毁灭，有确实可信之证据时，日本领土上经盟国指定之地点，必须占领，俾吾人在此陈述之基本目的得以完成。(第七款)

　　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而日本之主权必将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及吾人所决定其他小岛之内。(第八款)

　　同年8月10日，日本分别向美国、英国、苏联、中国政府明确表示：

　　日本政府准备接受1945年7月26日由美国、英国以及中国政府，以及后来由苏联政府签字的在波茨坦发表的联合宣言中所列举的条款。[85]

　　日本将上述意愿在1946年11月3日正式公布的《日本国宪法》中以国法形式得以确认。该宪法第九条规定：

　　日本国民衷心谋求基于正义与秩序的国际和平，永远放弃以国权发动的战争、武力威胁或武力行使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为达到前项目的，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

　　正是这些制约日本并为日本接受的条款构成了雅尔塔体系中的远东和平体系的基石。只要远东雅尔塔体系不被破坏，只要日本没有通过遵守其和平承诺而为亚太国家和人民所接纳，它就很难重新成为正常大国;换言之，日本要想重新武装并成为政治大国，就必然要破坏远东雅尔塔和平体系。山雨欲来风满楼。1999年日本提出的《周边事态法》和2003年国会通过的“有事三法案”[86]及其修改宪法第九条的举动表明，欧洲雅尔塔格局解体后，日本已开始为颠覆雅尔塔远东格局作前期准备。对此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1982-1987)在《日本二十一世纪的国家战略》中讲得直截了当：

　　还有关于宪法问题最大的争论点，也就是第九条的问题，第一项的规定保留着尚可，但对于第二项“不保持陆海空和其他战斗力。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等内容，就应该进行修改了。

　　对持续了近六十年的战后体制进行历史性转换的时机已经来临，而且也必须进行转变。不仅自民党，所有的政党都必须在这一观点的基础上，重新审视自己的立足点。这样的时期已经到来。不能修正自己观点的政党，就是所谓旧时代的政党。这就是至今为止的进展情况。还固守以前被麦克阿瑟占领后二三十年间的观念的政党，在国民中明显落伍。国民正在不断进步，所以遗留在旧体制中的东西就会被抛弃，而且我认为这种趋势会越来越强。[87]

　　可以预见，远东雅尔塔格局解体之日，也就是二战反法西斯国际合作形成的和平体系在世界范围终结之时。

　　雅尔塔体系中台湾主权归属中国，是目前世界各国反复声明的“一个中国原则”的法理基础，也是联合国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而拒绝台湾当局进入联合国的法理基础。值得特别说明的是，造成今天台海分离现实的历史原因是冷战体系而不是雅尔塔体系。从这个意义上说，由国际社会公认的雅尔塔体系而非冷战国家自认的冷战条约构成的冷战体系才是当今亚太和平的法理基础。所以，在没有取得亚太国际社会共识的新的合作体系出现之前，美国、俄国和中国就有权力保证，而日本也有义务兑现其于1945年前后向国际社会所作的承诺并维护现存于远东的雅尔塔和平格局。在这个格局中，日本必须遵守其和平宪法，不能重新军国主义化，不能有真正意义上的军队，必须走和平发展道路，更不能触动中国在台湾的主权地位。

　　现在的问题在于，为了遏制中国，美国正在选择张伯伦的路线：不是继续兑现并谨守20世纪40年代在《大西洋宪章》(1941)、《联合国家宣言》(1942)、《中苏美英四国关于普遍安全的宣言》(1943)、《苏美英三国德黑兰宣言》、《中美英三国开罗宣言》、《克里米亚(雅尔塔)会议公报》(1945年)、《中美英三国促令日本投降之波茨坦公告》(1945年)等国际文件中向世界人民所作的和平承诺，与俄国、中国及亚太国家一道维护远东和平，而是单方面地绥靖日本并从不负责任的“埋葬雅尔塔遗产”表示中获得机会主义的利益。这就无异于暗示日本可以率先向中、俄发难。日本知道，在亚洲如果没有19世纪末中国和俄国的衰落和内乱，就不会有日本的明治霸业，日本就不能攫夺东北亚的地缘政治利益并最终非法夺取西太平洋。现在日本开始在钓鱼岛，继而台湾地区先向中国发难;日本右翼政客要求俄国归还北方四岛、修改和平宪法第九条，甚至否认远东国际法庭判决结果的舆论日高。这表明日本右翼已不甘心只将日本保持在“经济大国”的层面。对亚洲各国而言，对于目前日本出现一系列否定远东国际法庭审判的合法性，为日本太平洋战争中侵略亚洲国家的罪行张目，放弃和平发展道路的举动，不仅要从民族感情的角度，更应该从雅尔塔体系的法理角度，来遏制日本右翼复辟“大东亚战略”梦想的挑衅行为。关于此，让人回想起毛泽东同志在半个世纪前说的但至今仍有意义的话：1954年8月毛泽东会见英国工党代表团时希望英国工党的朋友劝劝美国人：

　　不要武装日本，武装日本的目的是反对中国和苏联，最后会害自己和西南太平洋各国，这是搬石头打自己的脚，这种可能性是有的。[88]

　　看来，现在仍有用毛泽东这句话再次提醒美国人的必要。

　　(六)结论：要想稳定太平洋，美国只有与中国握手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上世纪整整100年的历史表明，良好的中美关系是亚洲太平洋地区和平的基础。1895年甲午战争和1905年日俄战争结束后，日本崛起于东北亚。20世纪初占领朝鲜、中国东北，并在美国的绥靖下在30年代末全面发动侵略中国的战争。40年代日本进入南洋英美势力范围并在袭击珍珠港后发动太平洋战争。此后美国寻求中国帮助，在中美的联合中，日本战败并在雅尔塔体系中被迫大体退回明治时代的版图。现在回想起来，太平洋战争的发生，美国也负有相应的绥靖责任。在珍珠港事件前一个月即1941年11月，罗斯福还“愿意同日本联系，想法缔结一种联合公约来维护太平洋的和平”，[89]只是当日本人打了美国之后，罗斯福才转而死死地拉住曾被他当作“额外负担”的中国，[90]让中国帮他消化日本造成的恶果。[91]在开罗会议和雅尔塔会议上美国给了中国和苏联不少承诺，[92]在此基础上，才形成了太平洋战争胜利后雅尔塔体系下的远东格局。

　　太平洋战争胜利后，美国又好了伤疤忘了痛。50年代初朝鲜战争爆发后，美中关系恶化。1950年至1954年间，美国出现极端反共反华的麦卡锡主义。1959年9月，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与苏联赫鲁晓夫会谈后，以牺牲中国利益为代价，形成所谓“戴维营精神”，鼓吹美苏决定国际形势，其结果是美国在60、70年代差点被苏联人赶出印度洋。这迫使反共老手尼克松屈尊于1972年来中国求救，并与中国再次形成战略合作关系。这导致苏联在亚洲的攻势受挫并于90年代初自我解体。

　　21世纪的美国历史仿佛又回到20世纪初的西奥多·罗斯福时代：面对日本崛起且试图打破远东凡尔赛格局，西奥多·罗斯福以牺牲中国和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为代价绥靖日本，其后果是老罗斯福搬起的日本之石砸在了小罗斯福的脚上。新世纪初，美国一些少不更事的领袖们又开始玩火，试图再以牺牲中国和远东雅尔塔体系的代价绥靖日本，其结果恐怕也不乐观，因为由美国人点燃的火势并非是随着美国人的指向而是随着风向蔓延的。在此，人们不禁要问，如果太平洋再次失控，如果日本之火再次烧到太平洋东岸，[93]美国是否又要再次寻求中国和俄国的帮助?

　　值得说明的是，目前的美日合作，乃至所谓的“美台合作”，已不仅仅是冷战层面即以遏制中国和俄国为目标的合作，而是已有了地区性战略合作，破坏远东雅尔塔和平的内容。美国已向世界透露出“埋葬雅尔塔遗产”的意愿，日本更是随声附和并谨小慎微的试探亚洲人接受日本“咸鱼翻身”的底线。[94]

　　20世纪整整100年的历史还表明：不管美国如何强大，要想稳定太平洋，它就必须实行与大国，尤其是与中国合作的政策。从古罗马到大英帝国的历史表明，世界上没有哪个帝国有那么大的实力可以长期单独包揽和支配世界，美国也不能例外：20世纪太平洋战争、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美苏冷战以及本世纪美国在中东中亚开展反恐战争的结果反复表明，美国并不能独立承担改造全球政治，甚至地区政治的重任。在亚洲近现代史上，向美国正式宣战并打到美国的只有现在声称为美国“盟友”的日本。而亚洲如不出现上世纪40年代那种于日本有利而于中国和苏联不利的地缘政治环境，日本就根本没有向美国发难的政治条件。相反，中美合作则是经过历史考验从而是相对稳定的战略层面的合作关系。以史为鉴，可知兴衰。如果要想锁定太平洋，并有效扭转自小布什上台后美国国势的迅速衰落，历史经验告诉美国，只有与中国握手，握手当然只能是尼克松式的握手。[95]

　　[1] 中国外交部网站： http://www.mfa.gov.cn/chn/wjb/zzjg/yzs/gjlb/1281/1281x0/default.htm。

　　[2] 相对于拉美依附型国家而言。笔者将近代以来的经济分为自主型与依附型两类。资本主义国家中前者有英美式的自主发展，后者有拉美式的依附发展。社会主义国家中前者有苏联、中国等自主型发展，后者有原东欧国家的以苏联为中心的依附型发展。

　　[3] “我日人为欲自保而保他人，必须以铁与血，方能拔除东亚之难局。” 引自“田中奏折”(1927年7月25日)，王绳祖等编选：《国际关系史资料选编》，法律出版社1988年版，第648页。

　　[4] 吴廷璆主编：《日本史》，南开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472页。

　　[5] 此系指台湾，下同。

　　[6] “麦克阿瑟备忘录(东京，1950年6月14日)”，见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2卷上)，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版，第40～41页。

　　[7] “倘支那完全可被我国征服，其他如小中亚细亚及印度、南洋等异服之民族，必畏我敬我而降于我。使世界知东亚为我国之东亚，永不敢向我侵犯，此乃明治大帝之遗策，是亦我日本帝国之存立上必要之事也。” 引自“田中奏折”(1927年7月25日)，王绳祖等编选：《国际关系史资料选编》，法律出版社1988年版，第648页。

　　[8] 转引自沈予著：《日本大陆政策史(1868～1945)》，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24页。

　　[9] 详见[美]保罗•肯尼迪著，王保存等译：《大国的兴衰》，求实出版社1988年版，第251页。

　　[10] 转引自沈予著：《日本大陆政策史(1868～1945)》，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36、37页。

　　[11] 转引自沈予著：《日本大陆政策史(1868～1945)》，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37、38页。

　　[12] 详见[美]保罗·肯尼迪著，王保存等译：《大国的兴衰》求实出版社1988年版，第247页。

　　[13] 1874年日本侵略台湾，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向日本使节大久保利通表示：“如果日本不把矛头指向台湾，而去侵略朝鲜，将得到英国的援助”。1894年5月初正值朝鲜局势告急的时候，日英双方进行了一次谈判。6月中旬英国正式承认了日本对朝鲜的武装侵略。7月23日英国政府对日本表示：若中日开战，不以上海为战场，英国将采取“中立”。1894年7月9日，俄国政府驻华公使喀西尼(A.P.Cassini)密告日本驻俄公使，对日本政府所谓在认为朝鲜国内形势完全恢复平静后，将来不再有任何危险时才撤回日军的答复表示“满意”。1894年日本对华发动侵略战争前后，美国不仅拒绝干涉日本，还有意向日本派军事顾问。甚至利用驻华使馆的外交特权，窝藏和包庇日本间谍，提供军事情报等。(吴廷璆主编：《日本史》，南开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476、477页。) 1894年6月30日，美国国务卿格雷沙姆公开声明：“美国不对朝鲜行使任何保护。”“在任何情况下，本政府可做的至多是提供斡旋，以解决此困难。”7月7日，格雷沙姆问日本驻美公使建野“日本是否更希望与中国而非朝鲜作战?”建野回答：此言极是。日本国内形势危急，与中国交战……使此得到改善。(转引自刘世龙著：《美日关系1791-2001)》，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146、147页。)

　　[14] 刘世龙著：《美日关系1791～2001)》，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201页。

　　[15] 吴廷璆主编：《日本史》，南开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535页。

　　[16] 威廉二世，(Wilhelm II，1850～1941)德意志帝国皇帝、普鲁士国王(1888～1918)。在位时，德国正进入垄断资本主义时期。在位期间，他一反俾斯麦地区守成的外交路线，推行容克—资产阶级的侵略扩张政策。1897年强占中国的胶州湾。1900年出兵参加八国联军镇压义和团运动，参与瓜分中国的竞争。1914年挑起第一次世界大战。1918年德国革命暴发后，逃亡荷兰。

　　[17] 引自“田中奏折”(1927年7月25日)，王绳祖等编选：《国际关系史资料选编》，法律出版社1988年版，第648页。

　　[18] 引自“田中奏折”(1927年7月25日)，王绳祖等编选：《国际关系史资料选编》，法律出版社1988年版，第650页。

　　[19] 这份文件参见王绳祖等编选：《国际关系史资料选编》，法律出版社1988年版，第652页。

　　[20] 王贵正等主编：《世界现代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61页。

　　[21] 转引自李凡著：《日苏关系史(1917～1991)》，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08页。关于诺门坎战役的具体情况，可参阅[日]松本草平著，李兆晖译：《诺门罕，日本第一次战败——一个原日本关东军军医的战争回忆录》，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22] 李巨廉、王斯德主编：《第二次世界大战起源历史文件资料集(1937.7～1939.8)》，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39、241页。

　　[23] 如表所示:

　　1937年主要大国国民收入与国防开支比例

　　国民收入(亿美元)国防开支所占比例

　　美国6801.5

　　英帝国2205.7

　　法国1009.1

　　德国17023.5

　　意大利6014.5

　　苏联19026.4

　　日本4028.2

　　1937年主要大国的相对战争潜力(%)

　　美国41.7

　　德国14.4

　　苏联14

　　英国10.2

　　法国4.2

　　日本3.5

　　意大利2.5

　　七大国共占90.5

　　资料来源:[美]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求实出版社1988年版，第408页。

　　[24] 1941年7月31日，日本军令部总长永野军司令总长将7月2日御前会议做出进攻越南南部，“不惜对英美一战”的决定面呈天皇，当被天皇问及日本对美作战能力时，永野回答：“对美战争不能维持一年半以上，胜利就无把握。”[日]重光葵著，齐福霖译：《日本侵华内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第271页。

　　[25] 据日方资料记载，1943年初，日军陆军总兵力约240万。在第一线作战的部队共114万，其中，中国战场66万，太平洋战场48万。1943年，“日军共有70个陆军师团，占其陆军总数的55.7%”。1945年4月14日，丘吉尔在给罗斯福的电文中强调如日本入侵印度东部，“这将对我们的全部战争计划造成无法计量的后果，包括加尔各答的丢失和通过缅甸与中国的全部联系的断绝，这还是开始……没有理由不认为日本将控制西印度洋。结局将是我们在中东全部地位的崩溃。这不仅是由于我们到中东和印度的航线截断，还由于阿巴丹(伊朗)的石油供应线路被阻断，无石油我们就不能维持我们在印度洋地区的海上和陆地的地位”。而罗斯福则认为日本不可能发动对印度的进攻。这种估计的基础就是日本在太平洋进攻中的兵力运用已经达到极限。韩永利著：《战时美国大战略与中国抗日战场：1941-1945》，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10月版，第223、161页。

　　[26] 1785年前后，日本“海外雄飞论”的代表人物林子平称：“东洋有大日本岛，西洋有英吉利岛，在全世界，两者并列为大富大强之国”，他设想将日本首都移至与伦敦同一纬度的堪察加。(转引自崔丕著：《近代东北亚国际关系史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92页。)1893年美国的亚洲舰队指挥官向华盛顿报告说，“日本有可能使夏威夷问题更加复杂化”，而且在亚洲它也“非常渴望扩充自己的地盘”。他援引一位日本海军军官的话说，日本的目的“是使日本成为太平洋上的英国”。 (参阅孔华润(Warren I. Cohen)主编：《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上)，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377页)。

　　[27] “德意志帝国却被它的地理环境和外交削弱了。因为它位于大陆中心，它的发展似乎要同时威胁到许多其它大国。”[美]保罗·肯尼迪，王保存等译：《大国的兴衰》，求实出版社1988年版，第258页。

　　[28] 有意思的是，俾斯麦似乎对这种灾难的出现有某种预见。他退休后，“有一次他在大学生面前说，他们将到1950还为皇帝和帝国而举杯庆祝。但在私下的讲话里他常很悲观地谈到帝国的未来和未来的危险。有一次他说，有可能，上帝给德国安排好第二次分裂的时间和在此基础上而出现的一次新的光荣时代的可能性”。(参见威•莫姆森著，陈宝译：《俾斯麦》(中文版)，河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62页。)德国后来的历史证明了俾斯麦的预见的准确性：1949年，德国正式分裂为德意志联邦共和国(9月20日成立)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10月7日成立)。

　　笔者认为，俾斯麦是19世纪60年代涌现出的和林肯同样齐名的伟大政治家。他深知德国处于法俄两面夹击的不利困境，并小心翼翼地通过交叉结盟的方式和低调外交以防止俄法结盟的策略，在位期间发动对丹麦战争、普奥战争和普法战争，改变了法国黎塞留(1585-1642)缔造的不利于德国的欧洲大陆地缘政治形势。通过王朝战争统一了德意志，为德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奠定了统一的民族市场。俾斯麦外交思想的精华在于不惧挑战，敢于果断使用武力，但决不透支国力;在他看来国力只能用于国家可承受的并且是对国家利益最重要的地方。俾斯麦因此与威廉二世分道扬镳并对其扩张政策提出严厉的批评。正是由于威廉二世及其顾问们“急于表明其气概”的“性格弱点”( [美]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第259页。)，造成德国超度使用国力并导致德国毁灭的后果。基辛格博士认为：“由于他(俾斯麦)了不起的建树，使得他所缔造的德国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失败、两度遭到外国占领及国家分裂达两个世代之久，却仍巍峨屹立。”([美]亨利·基辛格：《大外交》顾淑馨、林添贵译，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116页。)从这个意义上说，俾斯麦实际上是一个真正的和平主义者。美国学者威•莫姆森认为，“在帝国建立之后几十年里，俾斯麦伟大的外交成就几乎没有被德国民族和它的政治家们所理解”，“其中部分原因是用‘铁血首相’的错误形象来反对魔鬼的形象而造成的”。参见威•莫姆森著，陈宝译：《俾斯麦》(中文版)，河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71、170页。

　　[29] 1984年，日元纸币图样1万元纸币将原来的圣德太子头像换成了明治维新文化领袖福泽谕吉的头像。另外两种面值的日元纸币也把政治人物头像换成明治维新另外两个文化名人新渡户稻造和夏目漱石的头像。这一改变重新燃起国家对明治时代的记忆，同样也唤起日本人对明治时代的国家目标的追求之心。

　　[30] 2005年7月1日，日本东京基金会 对华政策研究小组(The Study Group on Japan’s Diplomacy for China Sponsored by the Tokyo Foundation Tokyo Foundation)发表的《日本对华政策的建议》(“Policy Recommendations on Japan's Diplomacy for China”)，呼吁日本政府“放弃日本应当抛却在历史问题上对中国的负罪感，以现实主义的对华外交方针取代“友谊第一”的方针，敢于面对同中国的暂时冲突，从而避免一场被推迟发生、但却变本加厉的中日对抗”。在地缘政治上，报告提出了日本的诉求已大大超过“周边事态”的范围，认为“日本应当充发挥自己作为一个亚洲国家、一个太平洋国家以及一个海洋国家的作用。在战后岁月，日本的利益已经从东北亚扩展到了太平洋和其他地区，成为名副其实的海洋国家，以美日同盟为基石，日本发展了与西太平洋诸国的密切交往;作为海洋国家，日本形成了一个东起西部日本、穿越中国东海和印度洋、西抵中东的海上交通线，并与沿交通线的印度等国建立了友好关系。从日本未来的发展考虑，日本应当削减对中国市场的依赖，同时加强美日同盟以及与欧洲的传统联系，通过开展经济合作发展与印度等交通线沿岸国家的关系，以反制来自中国的威胁。” 该报告得到了包括前国务大臣Kazuo Aichi、前法务大臣Shigeto Nagano、前舰队指挥Kataru Hasegawa等前自卫队将领、Kazuhiro Haraguchi等多名在任国会议员在内的25名有影响人士的支持。这份报告显然对日本外交政策产生影响，3个月后即10月23日本外相町村信孝表示：长时间以来，因对战时侵华行为缺乏责任感问题，日本一直保持一种对华“软弱”的姿态，“但现在到了发展一种更为平等的外交关系的时候了”。町村信孝说：“直到现在，我们经常——虽然不总是这样——倾向于认为日本最好是服从中国所说的每一件事，不坚持自己的主张，保持一种低下的姿态”。“但是，我认为我们应该能够说我们所相信的东西是正确的”。

　　[31] 在古希腊神话中，宙斯为了惩罚科任托斯王、暴君西绪弗斯(Sisyphus)，罚他死后在地狱把巨石从平地推到山顶，但当他将要把巨石推到山顶时，巨石又滚下来，又得重新再推，如此循环不止。参见梁德润编著：《希腊罗马神话和圣经小辞典》，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2年版，第151页。

　　[32] 关于这两种形势判断及其解释，可参阅安卫、李东燕编：《十字路口上的世界——中国著名学者探讨21世纪的国际焦点》，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33] 远东地区，是欧洲人开始向东方扩张时对亚洲东部地区的称呼，以后广泛流行。一般指中国东部、朝鲜、日本、菲律宾和苏联太平洋沿岸地区。但在本文中，也用“亚太”一词，这是从亚洲的视角看欧洲人的“远东”，但所含范围要大于欧洲人的“远东”范围。由于雅尔塔体系是以西方人为主要方奠定的，故本文中用“雅尔塔远东格局”的概念，同时也表明它是“雅尔塔体系”的组成部分。另外，本文中所涉“日本”、“台湾”，有时指日本右翼和“台独”势力，而非日本全体人民和台湾全体同胞。下不赘述。

　　[34] 1943年12月1日，中、美、英三国发表的《开罗宣言》规定：“三国之宗旨在剥夺日本自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以后在太平洋所夺得的或占领之一切岛屿，在使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满洲、台湾、澎湖群岛等，归还中华民国。”王绳祖、何春超、吴世民编选：《国际关系史资料选编》，法律出版社1988年版，第859页。

　　[35]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古代中国对台湾行使的只是皇权下而非现代法权意义上的统治和管辖权，而后者却是现代主权的法律地位确立的法理基础。正是雅尔塔体系将台湾地区纳入法权意义上的中国主权之中。

　　[36]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1978年)：“美利坚合众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在此范围内，美国人民将同台湾人民保持文化、商务和其他非官方关系。”“美利坚合众国政府承认中国的立场，即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37]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日本国政府联合声明》(1972年9月)：“(二)日本国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重申：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本国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国政府的这一立场，并坚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条的立场。”

　　[38] 丘吉尔：“从波罗的海的什切青到亚得里亚海的特里斯特”(1946)，J•艾捷尔编，赵一凡、郭学良主译：《美国赖以立国的文本》(Words That Make America Great)，海南出版社2003年版，第635页。

　　[39] “开罗宣言”，王绳祖、何春超、吴世民编选：《国际关系史资料选编》，法律出版社1988年版，第859页。

　　[40] 周建明、张曙光著：《美国安全解读》，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第321页。关于美国近些年各种国防报告中的中国视角，可参考周建明、张曙光著：《实力与威胁：美国国防战略界评估中国》，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4年版;周建明、张曙光编译：《以军事力量谋求绝对安全》，国防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周建明主编：《美国的国防转型及其对中国的影响》，山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41] 美国《大西洋月刊》2005年6月号发表新保守主义学者卡普兰题为《我们应如何与中国作战：另一场冷战》(“How We Would Fight China：The Next Cold War”)的文章，建议美国把军事势力的重点从中东转向太平洋，并与亚洲各国建立新型盟友关系，共同遏制中国的强大。卡普兰在文章中称，中东对美国来说只是一个短暂的小插曲，而美国军队在太平洋地区与中国争夺将是21世纪的标志，“和俄罗斯相比，中国将是一个更难应付的敌手”。卡普兰的结论是：中国是美国的头号敌人，并建议美国必须在军事和外交方面进行全面部署去遏制它。

　　这种冷战思维正是目前美国政府防御和外交政策的核心思想。无论是美国在亚太地区积极推广的联合作战计划，还是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近期在新加坡提出的中国军费和武力增长论，都充分体现了美国的意图。自2005年6月初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表示美日两国将签署联合作战计划以来，日本媒体对此大肆宣扬。许多军事专家在仔细研读了其角色分担的具体内容后纷纷表示，这项联合作战计划明显针对中国。日本《产经新闻》连日刊载文章披露了“联合作战计划”的部分内容，其中引人关注的一点是美军将在太平洋地区部署新航母战斗群的消息。在联合作战计划中，美国打算提高陆海空的综合协调作战能力，建设夏威夷和关岛的核潜艇根据地，增强战略轰炸机的战斗力，并将一支新航空母舰战斗群部署到日本。日本媒体指出，中国被划在了“不稳定弧线”内，美国的对华基本政策是缓和的“包围战略”，以阻止中国进出亚太地区，至少也是要将中国排除出以东海和南海为中心的海域，并把日本建设成前线的战略基地。资料来源：“美日构筑西太平洋包围圈 意图实施对华遏制”，

　　http://world.people.com.cn/GB/14549/3487160.html。

　　2006年6月16日，美国副国务卿伯恩斯说，美国支持在联合国安理会至少增设2个常任理事国席位，其中包括支持日本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http://world.people.com.cn/GB/1029/42355/3475462.html。

　　[42] 罗伯特•卡根，1984-1988年曾任职于美国国务院，美国卡内基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担任“美国全球领导地位”项目的负责人，同时他也是保守思想库“美国新世纪计划”创建者和成员。

　　[43] [美]罗伯特•卡根(Robert Kagan)著，肖蓉、魏红霞译：《天堂与实力——世界新秩序下的美国与欧洲》(Of Paradise And Power: America and Europe in the New World Order)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37-38、141-142页。

　　[44] 邓小平：“坚持社会主义，防止和平演变”。《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44页。

　　[45] 参议院预算委员会主席贾德·格雷格说：“我认为，总统完全有决心在全世界扩展自由，而这项预算反映了他的决心。他决心要保卫伊拉克和阿富汗等国家不受极端分子的统治。”另外，国务院的预算以及抗击艾滋病等援助项目的预算都出现了显著的增加。按照预算，美国国务院的预算将达到133亿美元，比2005年增加18%。其中，公共外交、对外人员和文化交流项目、人权和法制教育项目以及“千年挑战基金”等项目的预算都出现了显著增加。这些项目都直接向中国提供。(资料来源：http://www.peacehall.com/news/gb/intl/2005/02/200502081126.shtml。)

　　[46] 转引自《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学》。关于“雅尔塔体系”，该词条的作者就是将表现为世界大国合作精神及其结果的“雅尔塔体系”与表现为世界大国间尖锐对立的“冷战”现象混为一谈。现转如下：

　　雅尔塔体系(Yalta System)。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美、英、苏三国(主要是美、苏两国)建立的国际关系体系。

　　体系的建立。1943年，反法西斯战争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为尽快打败法西斯侵略者，对战后世界和平与安全等问题作出安排，美、英、苏三国先后举行了三次首脑会议：德黑兰会议(1943年11月28日～12月 1日)、雅尔塔会议(1945年2月4～11日)、波茨坦会议(1945年 7月18日～8月2日)。会议达成的主要协议和谅解包括:①对德、日作战问题。同盟国将进一步加强合作，协同作战。②处置德国的问题。决定由苏、美、英、法四国分区占领德国，并设置盟国对德管制委员会，还要求德国偿付战争赔款。③波兰问题。确定波兰边界和改组波兰临时政府。④远东问题。苏联同意在欧洲战争结束后两三个月内参加对日作战，条件是：维持外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现状;1904年日俄战争前俄国的权益须予恢复，即：库页岛南部及邻近岛屿交还苏联，大连商港国际化，苏联租用旅顺港为海军基地，中苏共同经营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千岛群岛须交予苏联等。⑤未来的国际组织问题。决定建立维护战后世界和平与安全的国际机构──联合国，确定了安理会大国一致原则并定于1945年 4月25日在旧金山召开成立大会。三次首脑会议以公报、宣言和协定等形式确定了它们安排的战后世界秩序，形成了以雅尔塔协定为主体的国际关系体系，即雅尔塔体系。

　　体系的特点。雅尔塔体系的主要特点是：以美、苏两个超级强国为中心，在欧洲和亚洲建立各自的势力范围，形成了两极对立的战后国际政治格局。体系的中心支柱在欧洲。美苏冷战、东西方的分裂和两大军事集团的对立，是战后欧洲的主要政治特征。两大集团对立的基础是欧洲两大同盟体系：即以苏联为盟主的苏联与东欧同盟体系，以美国为盟主的美国与西欧同盟体系。

　　体系的瓦解。雅尔塔体系是建立在战后初期国际力量对比基础之上的，但各国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和民族独立运动的兴起，不断地改变着战后世界各种基本力量的对比，使雅尔塔体系遭到一次又一次的冲击。具体表现在：①1949年中国革命的胜利极大地改变了国际力量对比，彻底打破了美、苏在中国划分的势力范围，挫败了美国控制中国的企图，苏联也不得不在50年代中后期陆续放弃了在中国东北的特权。这是对雅尔塔体系的一个重大突破。50～60年代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运动蓬勃高涨，一大批原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赢得了民族独立，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国际舞台。第三世界迅速崛起，在各种国际组织中，特别是在联合国中加强联合，改变了超级大国操纵联合国的局面。②东、西方两个同盟体系各自发生变化和分化。日本和西欧重新崛起，其经济力量以高于美国的速度迅猛发展，资本主义世界逐渐形成了美国、西欧、日本三个经济中心。随着力量对比的变化，西欧和日本独立自主倾向不断增长。同时，东欧国家对受苏联的控制日益不满，独立自主倾向不断发展。两个超级大国对各自盟国的控制力明显减弱。两极格局的基础不断动摇，世界多极化趋势迅速发展。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东欧局势剧变，两个德国统一，华沙条约组织解体，东西方正式宣告冷战结束，特别是1991年底苏联解体，这标志着以两大军事集团对峙为基本特征的国际格局发生了根本变化，雅尔塔体系已完全瓦解。(王炳元)

　　[47] 1946年3月5日，丘吉尔在美国富尔敦城发表题为“和平砥柱”的著名讲演，鼓吹英美建立“特殊关系”主宰世界，以苏联为对手，强调“铁幕”已在欧洲大陆落下。由此揭开了美苏冷战的序幕。

　　[48] 刘绪贻 李存训著：《美国通史》第6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67页。

　　[49] 1986年7月28日，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发表讲话，阐述苏联对亚太地区的政策，他宣布苏联将从阿富汗分阶段地撤军，并同蒙古讨论了撤军问题。

　　[50] 中国战略与管理研究会主编：《战后50年世界大事纵览》，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第280页

　　[51] 自日本和美国政府于1997年签订“日美防卫合作指针”以来，日本就一直希望通过修改相关内容来实现自己新政治和军事企图。为这次修改，日本和美国进行了长时间的接触。1999年5月24日，日本政府通过了《自卫队法修正案》、《周边事态法案》和《日美物资劳务相互提供协定修正案》。根据这三项法案，如日本周边地区发生武装冲突，日本自卫队就可以配合美军作战，向美军提供除作战现场之外的一切支援;自卫队的舰艇和战机可以自由派出日本，“救护”和“寻找”在国外的日本人，救护美军伤员并寻找美军失散人员;日本政府也能够随心所欲地要求地方政府和企业向美军提供各种后方援助。这为日本政府向海外派兵扫清了法律障碍。来源：“‘日美防卫’首提台海 遏制中国竟成共同战略”，

　　http://news.163.com/05/0201/11/1BGJ78DD0001121Q.html。

　　[52] 中美联合编审委员会：《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3)，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5年版，第557页。

　　[53] 2005年4月，日本新的防卫大纲(正式名称为“平成17年度后防卫计划大纲”)开始实行，新大纲承认：“中东至东亚地区，一直以来对我国的经济联系十分紧密，我国的海上交通线亦经过此地。对于资源、能源大半依存进口的我国来说，(这一地区的)安定十分重要。为此，必须推进相关各国在安全保障问题的共同合作，努力保证这一地区的安定。”来源：“日本未来五年中期防卫计划透视”，

　　http://world.people.com.cn/GB/42032/3414551.html。

　　[54] “钓鱼岛”，在此确切地说，应称为“钓鱼岛列屿” ，下同。

　　[55] “到1943年底，美国计划者们在反攻路线的选择中更倾向于主要从太平洋着手。进攻路线具体是，1945年发动以占领中国台湾为目标的作战。太平洋的四条进军目标全部是中国台湾。” 参见韩永利著：《战时美国大战略与中国抗日战场：1941-1945》，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10月版，第250页。

　　[56] 吴廷璆主编：《日本史》，南开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471页。

　　[57] 19世70年代，实行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开始对外“开疆拓土”，向南把琉球和台湾作为扩张的目标，声称台湾是“土番”居住区，是“无主之地”，不在中国主权之下。1874年4月，日军入侵台湾。中共中央台湾工作办公室、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编：《中国台湾问题》，九州出版社1988年版，第7页。

　　[58] 刘俊田等译注：《四书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405页。

　　[59] 新华社东京2005年6月22日电(记者吴谷丰)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厚生劳动省政务官森冈正宏22日再次否定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结果。森冈当天上午在超党派“日本会议国会议员恳谈会”会议上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是什么样的审判(值得疑问)，战争是双方都作了坏事。只有战胜 国正确，而战败国不好，这种说法是错误的。他说，在被占领下(日本)实行了严厉的言论控制，被贴上了那场战争只有日本不好的标签。他还强烈要求小泉首相继续参拜靖国神社。“日本会议国会议员恳谈会”当天通过了支持小泉首相继续参拜靖国神社的决议，并表示反对对甲级战犯进行分祭和建设新的追悼设施。来源：“日本政府高官再次否定远东军事法庭审判结果”， http://world.people.com.cn/GB/1029/42354/3488512.html。

　　[60] 中新网2005年6月22日电 据法新社报道，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今天声称，他觉得在参拜靖国神社的问题上，没有必要屈服于中国与韩国要其停止参拜的压力。“小泉声称不会屈服中韩要其停止参拜的压力”，http://world.people.com.cn/GB/1029/42354/3488863.html。

　　[61] 2005年6月30日人民网联合国电 记者何洪泽报道：代表多个美国人权团体的世界抗日战争史实维护联合会，今天向联合国秘书长安南递交了他们征集的全世界41个国家4200万人的签名，反对日本在承认其二战罪行，并作出真诚道歉和赔偿之前，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该组织代表在递交请愿书的同时，还给安南写信，指出日本必须停止否认和歪曲其在二战中的罪行。日本的道歉必须以法律的形式通过，授权日本首相和天皇向所有国家进行公开道歉，对受害者进行赔偿，收集和保存二战罪行的证据，在教科书中不歪曲和隐瞒，禁止任何人否认这一历史，违反者应受到惩罚。该组织还在联合国前举行示威，并召开讨论会，从各方面揭露和批判日本至今不承认二战罪行的错误行为。 (来源：“41个国家4200万人向安南递交反对日本入常签名”，http://world.people.com.cn/GB/1029/42354/3509784.html。)另据中新社北京2005年7月23日电(马海燕)：李肇星当天下午受邀为参加全国青联全委会的委员们举行形势报告会。他表示，联合国不是富人俱乐部，联合国的权力是“二战”结果赋予的。安理会的任务是维护世界和平，反对世界战争。而某些国家至今仍未认清二战历史，“这在道义上是可耻的，在政治上是中国人民和亚洲人民不能忘记的”。(来源：“李肇星称安理会改革应首先增加发展中国家代表”，

　　http://world.people.com.cn/GB/1029/3564209.html。)

　　[62] 《中美英三国开罗宣言》：“三国之宗旨在剥夺日本自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以后在太平洋所夺得的或占领之一切岛屿，在使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满洲、台湾、澎湖群岛等，归还中华民国。日本亦将被逐出于其以暴力或贪欲所攫取之所有土地，我三大盟国轸念朝鲜人民所受之奴役待遇，决定在相当期间使朝鲜自由独立。”王绳祖、何春超、吴世民编选：《国际关系史资料选编》，法律出版社1988年版，第859页。

　　[63] 《中美英三国促令日本投降之波茨坦公告》：“七、直至如此之新秩序成立时，及直至日本制造战争之力量业已毁灭，有确实可信之证据时，日本领土上经盟国指定之地点，必须占领，俾吾人在此陈述之基本目的得以完成。八、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而日本之主权必将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及吾人所决定其他小岛之内。” 王绳祖、何春超、吴世民编选：《国际关系史资料选编》，法律出版社1988年版，第876页。

　　[64]“日本逐渐成为‘普通国家’是必然趋势”，http://www.irchina.org/news/view.asp?id=94。

　　“日本的崛起与中日关系的未来”，http://www.irchina.org/news/view.asp?id=211。

　　“日本崛起的必然”，http://www.ccforum.org.cn/viewthread.php?tid=3308。

　　[65]“因为日本的崛起是必然的，问题的关键不是其力量的强大，而是日本如何使用力量。思考日本崛起后将以何种方式行事，以规则约束之，这才是事先规范日本行为的未雨绸缪之策。自卫队从技术、开支和战斗力上讲早已是世界一大军事力量，指望其专守防卫而心安理得，是掩耳盗铃、不切实际的。就算日本没有修改宪法，如爆发战争，谁能约束之?日本成为对世界和平与发展负责任的大国，才是亚洲和世界各国之所望。认为日本崛起后一定会重演历史，恐怕是世界大战思维作怪。关键不是与过去的日本作纵向比较，而是与中国作横向比较，即两国的崛起是在亚洲一体化刚刚起步的情形下的和平竞争，这是准确定位未来中日关系发展的大前提。”来源：“日本的崛起与中日关系的未来”，

　　http://www.irchina.org/news/view.asp?id=211。

　　[66] “斯大林同志同蒋介石的私人代表蒋经国的会谈记录(1945年12月30日21时)”，参见[俄]A . M .列多夫斯基著，陈春华、刘存宽等译：《斯大林与中国》，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28页。

　　[67] “日本参议院通过规定修宪手续的《国民投票法》”，

　　http://news.zj.com/international/detail/2007-05-14/802170.html。

　　[68] “安倍承诺3年后修宪　此番言论在日本引起极大不满”，

　　http://web.xwwb.com/wbnews.php?db=3&thisid=97676。

　　[69] “‘日美防卫’首提台海 遏制中国竟成共同战略”，

　　http://news.163.com/05/0201/11/1BGJ78DD0001121Q.html。

　　[70]“美国表示将在日俄北方四岛争端中站在日本一边”，

　　http://news.sina.com.cn/w/2004-12-15/13254531389s.shtml。

　　[71]“小泉重申要解决日俄两国间的领土问题 ”，

　　http://news.sina.com.cn/w/2005-04-16/19055668963s.shtml。

　　[72] 2005年4月30日电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围绕联合国改革在纽约召开的联合国大会协议会上，美国驻联合国大使28日称，“美国强烈支持日本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表明美国支持日本“入常”的立场。美国对日本“入常”的态度曾经过几次变化。美国曾表示反对为联合国改革设时限，一度为日本“入常”泼了冷水，但此后，美国助理国务卿金·霍尔姆斯就扩大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问题发表声明，不反对安南秘书长做出的9月底达成共识的建议，称这是美国政府的方针。

　　(http://world.people.com.cn/GB/41219/3362046.html。)

　　另据中新社联合国2005年7月12日电，美国国务院联合国改革高级顾问希瑞琳·塔西克里(Shirin Tahir-Kheli) 7月12日在联大会议上发言时表示：美国支持联合国改革，支持安理会的扩大，但反对存在巨大分歧的安理会改革方案。美国认为现在不应该就安理会扩大的任何方案进行投票表决。塔西克里重申，美国支持日本成为常任理事国。(资料来源： “美国在联大会议上发言明确表示反对四国联盟提案”，

　　http://www.chinanews.com.cn/news/2005/2005-07-13/26/598804.shtml。)

　　[73]“布什今晚抵日访问 预计将强调日美军队连带关系”，http://military.people.com.cn/GB/52937/52939/3858185.html。

　　[74]日本自民党周年谋修宪 改“自卫队”为“自卫军”，

　　http://world.people.com.cn/GB/1029/42354/3877829.html。

　　[75] “驻日美军整编”是美国新一轮全球军事基地调整的重要环节，也是日美加强军事一体化，并扩展军事合作范围的重要推动器。根据2005年日美达成的驻日美军整编中期报告书，整编主要内容包括：1、改编美陆军第1军司令部(美国华盛顿)并迁移至日本座间基地(神奈川县);2、将日本自卫队的司令部功能转移至驻日美军座间基地(神奈川县)和横田基地(东京)，以此强化日美协同指挥功能;3、美军在日本冲绳的普天间机场(宜野湾市)转移到施瓦部基地(名护市)，同时把空中加油机转移至海上自卫队鹿屋基地;4、美国驻冲绳第3海军陆战队司令部有6000人转移至关岛、1000人转移至日本本土，日本将负担大部分海军陆战队的转移费用。这笔费用的数额也是驻日美军整编能否出台最终报告的焦点问题。

　　http://military.people.com.cn/GB/42964/57866/4347025.html。

　　[76] 据新华社2006年5月3日专电 美日两国外交、防务最高长官5月1日在美国国务院举行日美安保磋商会议，就驻日美军整编最终报告达成协议。分析人士认为，这意味着日美军事同盟进入“新阶段”，日本事实上成为美军在东亚的战略据点。美国国务卿赖斯、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和日本外务大臣麻生太郎、防卫厅长官额贺福志郎1日上午举行了约1小时的“2+2”会谈。在会后举行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双方宣布已经就驻日美军整编最终报告达成一致。报告的实质内容有三：一是整合驻日美军和日本自卫队的军事指挥功能;二是把日本“改造”成美国在东亚地区的战略据点;三是把驻冲绳的部分美国海军陆战队转移到太平洋上的美国关岛，增强美军在全球军事行动中的机动性。根据报告，2008年9月前，位于美国华盛顿州的美军第一军团司令部将改编成“综合作战司令部”，迁至位于日本神奈川县的美军座间基地;2012年前，在座间基地新设日本陆上自卫队核心部队中央快速反应部队的司令部;至2010年，日本航空自卫队航空总队司令部将转移至位于东京都郊外的美军横田基地，基地内将新设“日美联合运用协调中心”。报告还明确了加强日本作为美军战略据点的具体措施。报告还认定，驻日美国海军陆战队1.8万名士兵中的8000人及他们的9000名家属将最晚在2014年转移部署至关岛，日本政府将承担102.7亿美元搬迁费用中的60.9亿美元。日本还将在2014年底前在冲绳县人口相对较少的名护市建造一个拥有两条1800米长跑道的新机场，以替代美军现在使用的冲绳县宜野湾普天间机场。日本共同社认为，最终报告意味着日美军事“一体化”的加速，日美同盟进入“新阶段”——在防卫上，由冷战期间美国防卫日本转变为日美共同承担防卫任务;在地区安全上，日本成为美国在东亚的战略据点，日本事实上将卷入美军在亚太地区的军事行动。日美同盟将更具有“攻击性”。据报道，最终报告建议，“为加强同盟的能力，双方讨论防卫合作的方式”，包括重新修改“日美防卫合作指针”。 来源：“驻日美军整编方案敲定 日美军事‘一体化’加速，日本事实上将卷入美军亚太军事行动”，

　　http://world.people.com.cn/GB/1029/4347032.html。

　　[77] “布什发誓要埋葬雅尔塔遗产 普京反驳历史修正观”，

　　http://news.163.com/05/0510/12/1JD0LH3I0001121S.html。

　　[78] 转引自吴廷璆主编：《日本史》，南开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472页。

　　[79] [日]历史研究委员会编，东英译：《大东亚战争的总结》，新华出版社1997年版，第6页。

　　[80] 小泉强调日本“只做经济大国，不做军事大国”，http://world.people.com.cn/GB/1029/3368394.html。

　　[81] 2004年9月11日，陈水扁在“接见”日本众议员村上诚一郎及鸭下一郎时声称，台湾与日本“两国”是最好的伙伴与同盟：包括是“价值同盟”、“经贸伙伴”与“军事同盟”。他借口称，台、日是“军事同盟”，“面对来自中国大陆的威胁，绝非台日两国所乐见”。

　　(来源：http://mil.fjii.com/2004-09-12/hxfht_2212.htm。)

　　另据日本共同社报道，2005年12月24日报道，台湾执政的民进党在二战结束60周年之际，就对日关系制作了一份内部文件。该文件一方面批判了日本对台湾的殖民统治和侵华战争，同时又超越了对日本的“仇恨”，表示将强化与日本的“准战略伙伴关系”来对抗正在崛起的中国大陆。(来源“民进党内部文件曝光：强化日台关系对抗大陆”，http://news.sina.com.cn/c/2005-12-25/11087812135s.shtml。)

　　[82] 台湾《中国时报》2003年10月26日报道，李登辉25日在为“李登辉学校”上课时表示，依照历史，钓鱼岛既不是台湾的，也不是大陆的。钓鱼岛的主权问题是从1971年开始的，以前没有人说钓鱼岛是属于中国大陆或是台湾的，因为那一年大陆在海底发现了石油。他还批评台“行政院长” 游锡堃指钓鱼岛属于台湾宜兰县，是不懂历史。

　　[83] “老罗斯福”即西奥多 • 罗斯福( Theodore Roosevelt，1858-1919)。美国总统(1901-1909)。共和党人，1898年组织志愿兵团参加美西战争。1899-1900年任纽约州长。1901年当选为副总统，同年麦金莱总统遇刺死后，继任总统。其远东政策重日轻华。“小罗斯福”即富兰克林•德兰诺•罗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1882-1945)。美国总统(1933-1945)。民主党人。西奥多 • 罗斯福的堂弟。曾为律师。1913-1920年任海军部次长。1928-1932年任纽约州长。1933年就任总统。1941年8月与丘吉尔发表《大西洋宪章》，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参加反法西斯同盟。1944年破例连任总统。

　　[84]“布什发誓要埋葬雅尔塔遗产 普京反驳历史修正观”，

　　http://news.163.com/05/0510/12/1JD0LH3I0001121S.html。

　　[85] 王绳祖、何春超、吴世民编选：《国际关系史资料选编》，法律出版社1988年版，第859、876、897页。

　　[86] 所谓“有事法制”，实际上就是“战时法制”。“有事法制”相关的三项法律是指《应对武力攻击事态法案》、《自卫队法修正案》和《安全保障会议设置法修改案》。其主要内容是说在“发生武力攻击事态”或者“预测到武力攻击事态”时，中央和地方政府以及国民如何应对，其中包括设置以首相为首的应对总部;经国会同意后，首相有权向自卫队、地方政府和公共机构下达进入战争状态的命令;地方政府和国民届时必须与中央政府合作等。所谓“武力攻击事态”是指日本本土受到外国武力攻击，以及公海上的日本舰船和飞机受到攻击，而且被日方认定为是“有组织、有计划的攻击”;日本根据《协助联合国维护和平行动法》或根据《应对恐怖特别措施法》派到他国活动的自卫队部队及政府派驻的海外机构受到攻击;等等。“预测到武力攻击事态”是指某国表明对日本有武力攻击意图，并为此集结舰船或飞机，或者向发射导弹的火箭注入燃料等;某国为攻击日本而召集预备役和禁止军队要员外出以及“为攻击日本构筑新的军事设施”等。法案规定，首相判断发生上述事态后，可命令自卫队行使武力甚至先发制人。

　　“有事法制”从出笼到形成法律，经历了一个长期的酝酿过程。1963年，日本自民党政权开始研究建立“有事法制”。当时防卫厅秘密研究的“三矢计划”以爆发第二次朝鲜战争并波及日本为假想前提，规定届时要实行国家总动员，使政府机关处于临战状态，召开临时国会，在两周内通过“有事法制”、战时预算等项法案，以确保自卫队自由行使武力。1977年，日本政府又提出要建立“有事法制”，但由于日本国内反对呼声强烈和周边国家警惕，因此有关“有事法制”问题一直在暗箱中操作。1981年，日本政府第一次发表了“有事法制”研究的中间报告。1991年，日本利用海湾战争之机，通过修改自卫队法和设立《协助联合国维护和平行动法》，首次使自卫队走出了国门。1997年，日本《防卫白皮书》正式提出建立“有事法制”问题。此后，日本三任首相都为建立“有事法制”造过舆论。与此同时，日本强化了与美国的军事同盟，修改了防卫指针。1999年，制定出为日本自卫队开向海外进一步制造根据的《周边事态法》。2001年，日本又借“9·11”恐怖事件制定了自卫队支援美军等反恐法律，再度扩大了自卫队的活动范围。2002年，日本政府根据所谓的反恐法律向印度洋派出了自卫舰，给美军以后勤支援，并同时将“有事法制”相关法案提交国会通过，但未成功。2003年，日本政府借伊拉克战争之机，再次把相关法案提交国会，于5月15日获众议院批准，6月6日又在参议院获得通过。

　　[87] 中曾根康弘著，联慧译：《日本二十一世纪的国家战略》，海南出版社、三环出版社2004年版，第131、265页。

　　[88] “同英国工党代表团的谈话” (1954年8月24日)，《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41页。

　　[89] 1940年5月底，鉴于德国的胜利，为了使日本不乘机南进，罗斯福对摩根索说：他“愿意同日本联系，想法缔结一种联合公约来维护太平洋的和平。”罗斯福维持与日本谈判的想法不是“根本改变日美关系，而是争取时间……如果情况允许，就一直拖延到把希特勒打败以后，国际形势的变化甚至可能使日本改变政策，而不必进行战争 。”1941年11月17日，罗斯福授意赫尔拟就为期6个月的“临时协议草案”。提出：美国恢复同日本的经济关系，并促使中日谈判。作为交换，日本不再向印度支那、“满洲国”边界或任何南部地区(荷属、英属或暹罗)增派军队，日本同意在美国参加欧洲战争时，不援用“三国条约”的规定。美国国务院也拟就了自己的“临时妥协”条文。参见：韩永利著：《战时美国大战略与中国抗日战场：1941-1945》，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10月版，第51、55、61页。

　　[90] 20世纪初美国决策层已意识到日本的崛起并且有可能成为一个比俄国还难对付的敌手， 但西奥多 •罗斯福认为“鉴于中国的软弱，美国和中国结盟将一无所获，只会增加额外负担。”同时他也相信，只要对日本持尊重态度，日美冲突还是可以避免的。(参阅孔华润：《美国对中国的反应》(中译本)，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58、65页。

　　[91] 在1942年上半年，美国的全部问题就是如何使中国拖住日本，不使其大规模增兵太平洋和西进印度。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指令就是：第一，增加美国支持中国政府从事战争的有效性;第二，支持促进中国军队有效战斗。参见：韩永利著：《战时美国大战略与中国抗日战场：1941-1945》，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10月版，第122-123页。

　　[92] 美国学者达莱克就史迪威赴华问题作了评述：罗斯福决心推行“欧洲第一”的战略，近期内不给中国以大规模援助……他希望一方面使中国能够继续抗战;另一方面通过给予它的地位使它的幻想得到满足，但又强调长远的利益来防止它要求更多的援助。[美]罗伯特·达莱克著，陈启迪等译：《罗斯福与美国对外政策》，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475页。

　　[93] 中新网2006年4月24日电，据韩国《东亚日报》报道，美国国会研究部(CRS)报告最近指出，日益加强自信的日本在认为亲美对自己不利的时候，可能会对美国说“不(No)”。据日本《东京新闻》22日报道，美国国会研究部在关于美日关系的国会报告中说，近来，日本在外交上不断加强自信(assertiveness)。虽然这种自信目前与美国的国家利益一致，但“今后可能会成为敢说‘不’的日本”。美国国会研究部在题为《日美关系(Japan-US Relations)》的这份报告(19页)中，指出了日本显示自信的4个例子。第一，在小泉纯一郎首相的领导下，日本加强了与美国的关系。第二，制定对中国的强硬政策，削减相互援助。在领土和历史问题上不让步。第三，欲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并与东南亚国家推进自由贸易协定(FTA)谈判，努力扩大影响力。第四，日本领导人追求“普通国家化”，欲把集团安全保障法制化。该报告对未来的美日关系下结论说：“如果日本再积极，就会与美国的国家利益相违背，或日本领导人会认为亲美对自己不利，从而向美国提出异议。”《东京新闻》报道说，该报告作为美国国会决定对日政策的重要资料使用。“美国会研究报告:日本总有一天会对美国说‘不’”，

　　http://news.china.com/zh_cn/international/1000/20060424/13269695.html。

　　[94] 2005年6月27日，日本目前在位的明仁天皇和皇后赴塞班岛，为二战期间在该岛丧生的4万余名日军和1万余名平民“慰灵”，这将是二战结束60年来，日本天皇首次赴海外祭拜二战阵亡日军及平民。据日本《读卖新闻》报道，日本天皇和皇后将在塞班岛访问两天，期间，二人将首先前往二战期间日军及日本平民拒降投海自尽的两处海边悬崖默哀，然后访问日本在塞班岛建设的“中部太平洋牺牲者之碑”，该碑纪念在塞班岛战役中丧生的所有军民。日本政府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在亚洲各地建设了十余个这样的纪念碑。最后，日明仁天皇及皇后还将访问专为在塞班岛阵亡的5000余名美军和1000余名在战争中丧生的岛民设置的纪念碑。报道说，这是日本天皇首次以“慰灵”，而不是以“友好亲善”为目的出访海外。日本天皇皇后曾于1995年二战结束50年之际在日本本土的广岛、长崎和冲绳进行“慰灵之旅”，而此次则将“慰灵之旅”延长到了海外。来源：“日本天皇今首赴海外塞班岛祭拜二战阵亡日军”，

　　http://world.people.com.cn/GB/1029/3498363.html。

　　[95] 尼克松记录了他1972年到中国时与周恩来握手时的想法与感受。他写道：“我知道。1954年在日内瓦会议时，福斯特 • 杜勒斯拒绝同周握手，使他深受侮辱。因此，我走完梯级时决心伸出我的手，一边向他走去。当我们的手相握时，一个时代结束了，另一个时代开始了。” 裘克安等译：《尼克松回忆录》(The Memoirs of Richard Nixon)，中文版，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版，第67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