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无缥缈的“反对票”

点击：  作者：思目    来源：百年风云从头阅微信号  发布时间:2024-06-11 12:03:26

 

 

毛泽东、周恩来、李济深在第一届政协会议上。（图片取自网络）

 

虚无缥缈的“反对票”

思目

谨以此文，悼念共和国的缔造者、人民领袖毛泽东！

 

【摘要】1949年9月21日至9月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京隆重举行。中国共产党及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等单位的代表（含候补代表）共662人，参加了会议。

 

此次大会各项议程进展顺利，但在最后一天选举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和主席、副主席计票时，工作人员发现毛泽东少了一票！此事大大出乎工作人员及监票人的意料，因此便重新计票，结果仍然是少了一票。毛泽东听问此事后说，代表们有权利选毛泽东，也有权利不选毛泽东，缺一票就缺一票，没有关系。依据时任大会秘书处工作人员的王仲方回忆：“选举结束，会议秘书处工作人员按规定清理票箱，封存全部选票。”（注1）

 

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此事就像一颗小石子被投进湖中引起的微澜，很快便消失的无影无踪。令人呀然的是多年后，突然冒出一种说法：这一票系张东荪所为！甚至有“好事者”，将此后张东荪所犯之错误，归结为毛泽东对他的“报复”。一时间众口铄金！其中影响最为广泛的，莫过于戴某所著《在如来佛掌中—张东荪和他的时代》一书。随即，各种迎合的文章蜂拥而至，可谓甚嚣尘上不一而足！

 

笔者注意到，在这一边倒的“潮流”中，似乎只有历史学家杨奎松先生对戴书中明显的“倾向性”有所保留，并对张投毛泽东的“反对票”的证据提出质疑：“戴书中在这个问题上唯一有些分量的一份间接证据，出自当年在政协投票现场参加计票的干部几十年后的回忆。……。但一来这证明不了那张票就是张东荪投的；二来这种回忆的说法到底也还是太过间接，不足以拿来做证据；三来这一回忆中的说法如同那位支部书记的说法一样，都存在着不那么合乎情理的地方。”（注2）

 

令人遗憾的是，杨奎松先生此文主要是对“张东荪‘叛国案’”进行再研究，因此对投票一事着墨不多。而众多的文章著述则众口一词，大有不将“张东荪头毛泽东反对票”一事不坐实，誓不罢休的的势头！故笔者勉为其难，进行简要辨析及考证。

 

关键词：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 选举 “反对票”毛泽东 张东荪 王仲方 

 

 

张东荪（图片取自网络）

 

1949年9月30日政协选举会上那张票，究竟是“反对票”还是“弃权票”？这是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因为戴某在其所写的《张东荪和他的时代—在如来佛掌中》一书中，采取“渐进”方式，将未投给毛泽东的那一票（“弃权票”），通过张东荪的女儿张宗烨的嘴，巧妙地演变成为“反对票”——“何祚庥跟我说，当时他印象非常深刻：那时刚解放啊，无论如何没有想到会有人投反对票——敌人这么快就钻到这么小的圈子里边来了。”（注3）

 

所以，要想知道“冯京”是如何被变成“马凉”的，还得从头说起。

 

凡是看过魔术表演的大都晓得，在表演之前，魔术师总是要利用各种眩人耳目的手法来迷惑观众，通过分散注意力的手段达到其目的。该书著者当然明白，要在历史中施展移花接木的空空妙手是很难的，所以故弄玄虚的手法是一定要采用的。十分可惜的是，该书著者却是个并不那么高明的“历史魔术师”——明明可以直接引述却刻意转化成自己想要表达的意思，可如此一来，难免露出藏在身后的“狐狸尾巴”。

 

该书甫一开篇，便借着《宋云彬日记》中相关记载的名义，说自己的话：“宋云彬在日记中，对此有详尽说明。他提到中央人民政府委员的选举，是依据二十九日全体会议的决定，以无记名联记法投票，代表在选举时有权捨弃名单中的任何一人或若干人而另选，选票上每一候选人姓名下都留有空白，如代表不愿选某人，可在某人姓名上加一‘×’，在下面另写上想要选举的某人姓名；只‘×’去某人，不另写他人也可。”（注4）

 

该书著者为什么不直接引述宋云彬原话的用意笔者不予揣测，但其原话却有意无意被省却了一大段——“中央人民政府之选举，依据二十九日全体会议决定以无记名联记法投票，而全国委员由一百八十人之多，若以无记名联记法投票，则开票手续至繁，为时间所不许。然此中尚有以重要原因：名单中有章士钊，为多数代表所不喜，若不以整个名单付表决，章必落选无疑也。中央人民政府之选举，依选举法规定，代表在选举时仍有权舍弃名单中之任何一人或若干人而另行选举。故选票每一候选人姓名之下均留空白，如代表不愿选某人，可在某人姓名上加一×，而于其下另填所欲选举之某人之姓名（仅‘X’去某人之姓名，不填他人姓名亦可）。”（注5）

 

宋云彬的原话言简意赅，戴某为何非要加以取舍不得而知。尔后，大概是意犹未尽，紧接着又不厌其烦地描绘道：“周恩来则对选举办法作扼要说明。事实上，面对年龄、经歷各异的投票人，為防止出现废票，周恩来的说明还真不算「扼要」。比如，他简直像对小学生一样，就选举方法对投票人谆谆叮嘱：‘要用钢笔，没有的我们秘书处会送上毛笔。在要选的人名字上打圈，要重重的圈。不要选的打叉，叉要重。折叠的方法是这样的…… ’他还特别说明，代表们可以圈选自己。”该书著者为何对这些大家都熟知的选举方法，絮絮叨叨做了如此多铺垫？当然不会是无故而为之！

 

行文至此可能有人会提出疑问，该书著者为何要不完整引用宋云彬的原话以及刻意描绘“周恩来则对选举办法作扼要说明”？到底是何用心？

 

我们可以继续跟随该文著者的笔触，从中一窥其良苦用心：“事实上，面对年龄、经歷各异的投票人，為防止出现废票，周恩来的说明还真不算「扼要」。比如，他简直像对小学生一样，就选举方法对投票人谆谆叮嘱：「要用钢笔，没有的我们秘书处会送上毛笔。在要选的人名字上打圈，要重重的圈。不要选的打叉，叉要重。」他还特别说明代表们可以圈选自己。”（注6）

 

这个简单地选举画票方法，对于留学东洋多年的张东荪而言有任何困难吗？

 

宋云彬在其1949年9月29日——也就是政协选举头一天的日记中，是这样加以记叙的：“执行主席为彭真、张东荪、陈铭枢、章乃器、周恩来。今日通过之议案为：……（三）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关于选举全国委员会与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的规定。”（注7）对于具体的选举过程，宋云彬在其日记中是这样描述的：“余在选票上‘X’去张治中、张东□。”（注8）日记中最后的这个“□”是省略，至于为何省略、此人是谁，大概还不至于太难猜，况且这又是该日日记的最后一句。由此可见，如果连宋云彬都知道如何填写，想来担任执行主席的张东荪教授也不会有什么困难。

 

那么，未投毛泽东的那张票，到底是“反对票”还是“弃权票”？这在时任大会秘书处工作人员的王仲方在其回忆里说得分明：“于是又重新计票，结果仍然是毛泽东少一票。大家认为，这很可能是某投票人一时疏忽，忘记画票，可以作为废票，让毛泽东全票当选。”（注9）。这段话无可辩驳地证明，这不过是一张“忘记画”的票，而不是什么“在毛的名下划了「X」的票”！

 

那这张“忘记画票，可以作为废票”的票，是张东荪所为吗？

 

为了更加清晰起见，我们可以通过史料来进一步仔细分析一下，那是张“忘记画”的票到底是否由张东荪所投。

 

关于划票的方法，宋云彬日记中交代的很清楚：“故选票每一候选人姓名之下均留空白，如代表不愿选某人，可在某人姓名上加一×，而于其下另填所欲选举之某人之姓名（仅‘X’去某人之姓名，不填他人姓名亦可）。”如前所述，宋本人就是如此划得——“余在选票上‘X’去张治中、张东□”（出处见上）。而王仲方在其回忆里言之凿凿证明，在这张“票”上，毛泽东名下的选项是空白——并无“X”！

 

可在戴某的生花妙笔之下，经过一番煞有其事的铺陈之后，突然笔锋一转，将其隐藏已久的“杀手锏”祭了出来：“一个是确实在自己名字上边，郑重地画了圈的毛泽东；另一个人就是没有投他票的那名代表，唯一的一名——本书主人公、时任燕京大学教授：张东蓀。”（注10）于是，张东荪先生便义无反顾地成为了“反毛英雄”——“主人公的故事将告诉你，那一张连投票者自己都知道绝对不会对结果发生任何作用的、在毛的名下画了「X」的票，为什么会在这时候投出去。”（注11）

 

那么，证据何在？胡适先生曾经说过，有一份证据说一份话。

 

于是，该书著者言之凿凿说，是张东荪的女儿张宗烨告知的：是听何祚庥三十多年以后所说。其实该书著者自己也明白，这说法极端地不靠谱的——无论从法律还是从历史考证的角度，这都算不上是有效的“证据”。于是又不得不妆模作样、自作聪明地来了一回“画蛇添足”：“如果读者（特别是歷史学界）依旧认為这也属於不可尽信的‘孤证’，我们只好寄希望何祚庥和别的一些為党所信赖的好同志站出来作证；8（敬请注意这个注8，笔者注），如果他们不肯，而普通人对政协与人民政府档案的查询权仍不见任何松动…… 就请读下边的故事吧。”（注12）

 

这就有点儿奇怪了，既然张东荪的女儿张宗烨是听何祚庥说的，按照最基本的常识，至少也应去找何祚庥核对一下吧？那该书著者为何要以“我们”的名义，偏要“只好寄希望何祚庥和别的一些為党所信赖的好同志站出来作证”呢？这就有点儿未卜先知的味道了！似乎是感觉到了，张东荪的女儿张宗烨的这番说辞不太靠谱。

 

从逻辑上推断，如果确有其事，即使何祚庥出于某种原因不敢或不予承认，总还有别的知情人吧？！如果连当年仅是清华大学一名学生的何祚庥都能听得到的传达——“她估计是反右期间传达下来的”（指张宗烨，见该书），那许许多多其他清华学子们当然也能听到传达。此外，既然能在清华大学传达想必也会在其他高校传达，但奇怪的是竟然从未听任何人说过也没有人站出来证实！按照该书著者的说法，这只能有一个解释——所有这些人都属于“没良心”的行列！

 

那么，何祚庥先生到底是如何回应此事的？

 

在其《我从未“猜”过“张东荪投毛泽东‘反对票’”—读杨奎松先生谈“张东荪是否投毛泽东‘反对票’”》一文里，何祚庥先生郑重其事地说：

 

我见到戴睛此书如此说法以后，当即找张东荪的女儿，女婿核实。我说“我从来没有和你们两位说过这样的话，更不可能在那时就会‘猜’到张东荪身上！”他们两位都认同，我确是没有说过这样的话。我曾写过一篇《一个靠道听途说靠“估计”、“编织”出来的“洗冤录”》，公开澄清此事。我在文章中还说，这是很容易弄清楚的事情。我在北京工作。戴睛女士和我还有一二面之缘。戴睛女士也很容易找到我核实。不想“这位支部书记‘猜’张东荪投反对票”的说法仍在网上流传。所以只好公开声明：有关“何祚庥‘猜’张东荪曾投‘反对票’一事，纯系有人造谣。”“至于这里的造谣者是谁？是戴睛？是张宗烨？还是余友文？这就不是由我来回答了！”（注13）

 

实际仅从戴书之后的描述就不难看出，该书著者早已料到会有如此结果，于是信誓旦旦地说道：“有没有板上钉钉的证据，可能并不是最主要的。因為证据会失落（甚至会篡改或伪造），但由思维主导着的行為，却会在一个接一个历史时刻，爆发出耀眼的道德与智慧光彩。”（注13）这样一来，该书著者这“由思维主导着的行為”神通广大，竟然通过没有任何证据证实的虚无缥缈“史实”，瞬间“爆发出耀眼的道德与智慧光彩”！

 

吊诡的是，不但相信此谣言者趋之若鹜，而且还有人“添油加醋”——如有人（据说此人为名人之后）在接受某电视台采访时竟然信口开河（大意）：是张东荪在一次宴会中自己吐露的！这就令人匪夷所思了，如确有其事，还不早就传遍大江南北！？作为“耗时八年，遍访人物，广擷史料，精心辨析”的戴某，还犯得上用“想来”、“比方”、“推测”、“例如”、“估计”这一类词，喋喋不休地反复诉说？！

 

这从戴某借助已故张东荪之口，说出的一段表白可得到佐证：“终其一生，关于这张选票，张东荪没说过一个字——无论对他的挚友、儿孙、他以沫相濡的老妻，以及在最后时刻到颐和园想他‘交底’的‘圣人’张澜。他不说，因为投票，这是属于他个人的神圣权利；他不说，是因为突然明白，原来这样一件普通的事情里，竟蕴含着毁灭性的危险——他不想给他已经挣扎在生活边缘的亲人再加以无以抒解的惊惧；他不说，可能根本就没想到这一层：不就是投票吗，怎么了？”（注14）

 

该书著者为什么非要一口咬定这张子虚乌有的“反对票”是张东荪投的？这当然是为了达到其反毛的目的。可选举前还是毛泽东座上宾的张东荪，为什么一定要投毛泽东的反对票呢？！于是戴某含糊其辞地弄出个“一边倒”的理由，但其时反对“一边倒”外交政策最起劲的是罗隆基——打着民盟的旗号直接上书反对！所以实事求是地说，如果因此言获罪的首先也应该是罗努生，大概还轮不到张东荪吧！

 

注释：

注1：见王仲方“特别时刻的特殊记忆—我亲历的新政协筹备会”，《同舟共济》月刊2009年第10期，第56页。

注2：见杨奎松著《忍不住的关怀》，“第一章 张东荪‘叛国案’再研究”前言，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第006页。

注3、11、12：见戴晴著《张东荪和他的时代—在如来佛掌中》，香港中文大学2009，第6页。

注4：见戴晴著《张东荪和他的时代—在如来佛掌中》，香港中文大学2009，第1、2页。

注5：见宋云彬《红尘冷眼—— 一个文化名人笔下的中国三十年》，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二ＯＯ二，第170页

注6：

注7、8：见宋云彬《红尘冷眼——一个文化名人笔下的中国三十年》，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二ＯＯ二，169页。

注9：见王仲方“特别时刻的特殊记忆—我亲历的新政协筹备会”，《同舟共济》月刊2009年第10期，第55页。

注10：见戴晴著《张东荪和他的时代—在如来佛掌中》，香港中文大学2009，第4页。

注13：见我从未“猜”过“张东荪投毛泽东‘反对票’”—读杨奎松先生谈“张东荪是否投毛泽东‘反对票’”-何祚庥的专栏 - 博客中国  https://post.blogchina.com/p/2351427

注14：见戴晴著《张东荪和他的时代—在如来佛掌中》，香港中文大学2009，第439页。

 

作者：思目；来源：百年风云从头阅微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