讳莫如深的真相——会理会议考辩

点击：作者：思目（jocole) 来源：百年风云从头阅微信号发布时间:2024-06-11 10:34:11

讳莫如深的真相

会理会议考辩

1935年5月12日，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后，中共中央在会理的铁厂召开了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即史称的“会理会议”。

起初，大概因这次会议在文献资料上着墨不多——只有少数高级干部才知晓内情，且因涉及的人和事相当敏感，很长时间内鲜有人提及或吐露会议的来龙去脉，故被认为是“在党的历史上算不上是最重要的会议。”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此次会议的影响却深远异常，“到1959年为止的24年中，毛主席对这件事提到过4次。”（注1）

时至1971年“九·一三事件”的爆发，出于批判林彪的需要，有关此次会议的一些细节才逐渐被披露出来。令人惋惜的是，由于披露出来的内容基本都集中（局限）在林彪身上，难免给人以此次会议就是批判林彪错误的印象。

之后，随着文革的结束以及彭德怀和张闻天等人的平反，一些参加此次会议亲历者透露出更多的内容和细节，有关“会理会议”的端倪及轮廓才大致显露出来。随后此次会议的论述（评价）有所改动——除了批判怀疑中央正确领导的“右倾错误”之外，被视为毛泽东“误会”彭德怀和张闻天并对日后的历史产生不良影响。

起初，笔者对这个结论也是笃信不疑，但随着学习和探讨这段史实的深入，感觉如此评价首先在逻辑上说不通——如果其时只有林彪一人怀疑中央领导的“右倾错误”，整个会议怎会是正确的？！而且会后又怎可能起到良好作用！？

那么，历史的真实到底是怎样的？这正是本文所要探讨的。

一、会议的缘由与背景

1935年5月9日，中央红军在毛泽东等的指挥下，巧妙地渡过了金沙江——将数十万国民党围追堵截部队大都甩在金沙江南岸及东岸。判断国民党军追击部队短时间内难以逼近，毛泽东提议召开中央政治扩大会议，解决队伍中存在的“右倾错误”，以利于更好地执行下一步战略行动——会合红四方面军并建立新的稳固革命根据地。

综合文献史料记载，此次会议的主旨是总结执行遵义会议精神，特别是四渡赤水、南渡乌江以来作战行动的经验教训，重点讨论关于林彪提出更换军事领导的来信以及刘少奇、杨尚昆二渡赤水后发报给中央电文提出的相关问题，解决党内对失去中央苏区而缺乏胜利信心和存在怀疑不满情绪等右倾思想，并研究确定中央红军下一步战略。

此时，距离遵义会议结束还不满四个月，按说超过半年进行总结较为合适，而且北上与红四方面军会合的目标尚未达到。既然如此，又为何急匆匆地召开会议呢？依据毛泽东在会上一反常态大发雷霆推断，显然他对存在的问题已是忍无可忍！以此推断，毛泽东此时提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应该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严格说来，此次政治局扩大会议是遵义会议斗争的延续：根据遵义会议亲历者们的回忆，博古、李德及凯丰等对遵义会议的结果和决议并不那么服气——据聂荣臻回忆：“遵义会议以后，教条宗派主义者们并不服气，暗中还有不少活动。忽然流传说毛泽东同志指挥也不行了。要求撤换领导。”（注2）之后因毛泽东指挥的第一仗（土城战役）出师不利，于是更被他们找到了攻击的借口——“看来狭隘经验论者指挥也不成。”（注3）

由于当时的情况紧急，毛泽东对于土城之战的失利没有作过多的解释，而是为了大局只进行了简要总结。重新登上战争指挥舞台的毛泽东意识到，经过之前的一系列作战及长途跋涉，加上伤亡、战损及疲劳引起的士气低落，已使整个部队的战斗力严重下降！因此为了保全革命力量，毛泽东尽可能避免或减少不必要的作战。可此后一渡及二渡赤水的来回奔波，引起上上下下对毛泽东一味的只走路不打仗，产生严重的怀疑和不满。

根据杨尚昆回忆：“那时，三军团打得最苦，下面讲怪话的人最多。少奇同志将从部队中了解到的情况加以综合并加上自己的意见，拟了一份电稿，交彭总和我签发。彭总认为下面有些意见，主要是对上面的战略意图不理解，加强思想教育就可以解决了，所以他没有在电报上签字。电报是我和少奇同志签发的。”（注4）而时任红三军团第四师政委的黄克诚，则把他对土城战役的一些意见及看法，“后来他直接向中央写了信。”（注5）

毋庸置疑，从上到下这些针对作战方针的意见及看法，局势又是那样的严峻，使毛泽东倍感压力！仔细咀嚼品味毛泽东此后所写的那篇著名的《忆秦娥·娄山关》，就可领会其时他心中的压抑和沉重。吊诡的是，随后由他谋划指挥所取得的遵义大捷——长征以来的空前大胜，却依然没有赢得大部分马列书生们的认可！

在之后不久举行的苟坝会议上，毛泽东成了孤家寡人——几乎所有人都反对他打鲁班场。正当两种意见争执不下、毛泽东以辞职为要挟时，某人张口说道“‘少数服从多数，不干就不干。’主持会议的张闻天按照一般的组织原则，少数服从多数，作出打的决定，并且要彭德怀暂代前敌司令员。”（注6）

幸好毛泽东没有顾及个人的荣辱得失，冷静下来后说服周恩来并改变了决定，然后经过三渡、四渡赤水，南渡乌江，兵临贵阳，示形于东等一系列操作，将围追堵截的国民党军搞得来回奔走团团乱转。可叹的是，毛泽东的指挥不仅使敌军叫苦连天，就连“新‘三人团’中，王稼祥对毛泽东的办法也不理解，向张闻天反映，老打圈圈不打仗，可不是办法。”（注7）事情发展到林彪公开给“三人团”写信要求更换军事领导时，进入到了最高潮！

彭德怀（图片取自网络）

可此时正是最为紧张的时刻：毛泽东刚指挥示形于东的部队返身奔向西南，兵峰直指兵力空虚的昆明！所以，一来没时间来解决这些问题；二来毛泽东深知，仅凭“讲道理”是说服不了怀疑者的！因此还得继续忍耐，待到顺利渡过金沙江，将国民党军追击部队彻底甩开之后，解决这些错误思想和认识的时机和条件才能成熟。

4月28日，中央政治局在鲁口哨、水平子召开会议——研究北渡金沙江的具体行动部署。毛泽东在会上作总结性发言时，明确指出：“遵义会议后，我军大胆穿插，机动作战，把蒋介石的尾追部队甩在侧后，取得了北渡金沙江的有利时机。我军不宜在昆明东北平川地带同敌人进行大的战斗。应趁沿江敌人空虚，尾追敌军距我尚有三四天行程，迅速抢渡金沙江以争取先机。”（注8）

时至5月9日，中央红军全部渡过金沙江。12日，军委纵队行进至会理北侧（偏东）不远处的仙人洞一带，张闻天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在铁厂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随即，中革军委发电通知：“党中央决于今十二日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望彭、杨、少奇三人及林、聂赶于今午十四时到铁厂。”（注9）

之所以要在当日下午召开会议，主要因红一军团路途遥远——从其驻地至铁厂的空中直线距离超过四十华里，骑马要一上午时间。红三军团驻地虽然只有不到二十华里，但因此前遭敌轰炸杨尚昆腿部受伤，需要用担架抬着去参加会议。奇怪的是，上述电文并未提到红五军团的首长。那么，红五军团首长到底是否出席了此次会议？

根据史料记载，其时红五军团驻扎在会理城西南进入城东侧的交户（芦）保、杉松坡地域，担负警戒阻击可能到来的敌援军以掩护红三军团攻打会理城的任务。从地图上测量，红五军团驻地距离铁厂最近——大约只有六华里左右。更何况之前的遵义会议，军团政委李卓然也是参加了的，所以会议不太可能缺少红五军团的首长。

时任红五军团参谋长的陈伯钧在其当日日记中明确记载：“午后，首长们去军委参加政治局扩大会议，解决目前行动问题。”（注10）另据陈云所著《红军第五军团长董振堂同志》一文记载：“当其（董振堂）进入总司令部时，毛泽东同志、朱德同志、周恩来同志及总政治部王主任稼蔷（祥），一一为之握手言欢，慰劳备至。”（注11）由此可见，不仅红五军团政委李卓然，军团长董振堂也出席了此次会议。

笔者推测，之所以缺少红五军团首长参加会议的记载，大概有这样几个原因：一是驻地很近，派通讯员通知即可。二是之前“左倾”中央领导始终不信任起义将领，董振堂等从未参加过扩大的政治局会议。三是会议气氛严肃，军团政委李卓然未作发言，作为初次出席如此高规格会议的董振堂更不会发言，因此无二人参加会议的记载。

对于此次会议的召开与主持，史料记载有两种说法：一种是毛泽东召开并主持了会议。另一种则是张闻天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主持召开了会议。但以毛泽东一贯的做事风格，显然不可能越过其时党的一把手张闻天，去召开并主持会议。此外，以毛泽东的睿智，怎么可能自拉自唱呢？！一定会事先同张闻天等商量妥当。

根据相关资料推测，会议原本应该是在会理城内召开，但因红三军团没能打下会理城，只好选在中央（军委）纵队驻地附近的铁厂举行。为了防止国民党军飞机的轰炸，会议先是在附近的一片树林中临时搭建的草棚子里召开的，当天晚上为保证会议的正常进行，又转移到平安寺的殿堂内继续开会。

综合明确的史料记载及亲历者回忆，林彪写给中央的那封信开会之前就已印出，并在会议正式开始之前，分发到所有的与会者手中。要知道，那时可没有什么复印机，文（信）件等都是通过刻蜡板油印出来的。这说明毛泽东不仅事先已有充分的准备，而且连会议的议程以及如何引导会议的进展，恐怕早已是了然于胸！

这里首先要搞清的问题，是林彪那封信到底是于何时所写？不少相关文章及著述，都描述为过了金沙江之后，召开此次会议之前的一天（11日）。

但这个说法，很难经得起时空的考证：25日红军已改道北上，不再走“弓背”路，而且行进的路程也开始减少——除红一军团赶往皎平渡那天。巧渡金沙江之后，鉴于国民党追击部队已被甩在身后，红一军团开始休整。林彪怎么可能此时给“三人团”写信？依据他与聂荣臻４月23日签署的“尽可能避免走弓背路”建议电推测，信应该就是在那日所写并发出。

从披露出的内容来看，林彪那封信的大意是要毛、朱、周随军主持大计，请彭德怀出任前敌指挥，迅速实现同四方面军会合。主要是担心走“弓背”会拖垮部队，搞不明白为何老是指挥部队走“弓背”路。从信中透露出的这些信息不难判断，林的意思是毛、朱、周定下“大计”后，具体指挥由彭德怀负责实施。

实际早在林彪这封信之前，中央红军所部就对不停顿的迂回（曲折）行军普遍抱有怨气，其中以红三军团为最——彭德怀在同遵义会议后调到红三军团任政治部主任的刘少奇交谈时，就反映道：“现在部队的普遍情绪，是不怕打仗阵亡，就怕负伤；不怕急行军、夜行军，就怕害病掉队，这是没有根据地作战的反映。”（注12）

对于这一时期的行进，“洋顾问”李德在其回忆里有一段较为详实的描绘：“行军越来越变为一场退却，有时竟成了道地的逃窜。为了尽可能地避开战斗，红军在一条弯弯曲曲的路线上行进。道路漫长，没有尽头，队伍时而并行，时而前进和后退，时而迂回和佯攻，有时甚至兜圈子。每天行走四、五十公里的强行军是家常便饭，有一次，通常比战斗部队少走些弯路的中央纵队，一下子就走了七十公里。”（12）

那么，在此期间中央红军大约损失多少兵力？

根据“洋顾问”李德回忆：“根据总参谋部统计，这时战斗部队的实际兵力为二万二千人（应该不包括红九军团的兵力，笔者注）。这就是说，自遵义会议以来，中央红军已丧失它原有兵力四万五千人的一半多。……。这完全是行军中的损失，也包括许多不是计划内的而是迫不得已的战斗的损失。与之比较，毛在遵义决定打的唯一的一仗，所付出的代价比较小，然而这一仗并没有能起到决定性的作用。至于中央纵队和后勤纵队，他们总计还约有三千人，……。”（注13）

这里的疑问是，“洋顾问”李德回忆的这个数据是否准确？

按照军史中的明确记载，遵义会议时中央红军为三万七千多人，那多出的人又来自何方呢？李德在其回忆里的解释为：“实际的损失还要多些，大约是三分之二，或者用绝对的数字来表示，基本部队损失了三万人，因为它的实际兵力通过招募志愿兵已增加了大约六分之一。”（同注13）由此可知，李德是将遵义会议前后扩招的新兵，统统计算在内。

李德这个“通过招募志愿兵已增加了大约六分之一”的说法，基本可得到文献史料中有关记载的印证——是年的4月5日，“《红星》报刊出红军总政治部‘扩红工作的总检查和今后工作’。称‘综合各军团的扩红报告’，‘突围以来扩大新战士’，‘总计五千四百余人’。”（注14）此时红九军团尚单独在外，所以肯定不包括红九军团遵义会议期间扩招的那二千四百多人。如此算来，加在一起可不就是约四万五千人！

聂荣臻的回忆也能印证：“一九三五年五月上旬，三军团包围了四川会理县城，这时中央红军又达到四万人，在会理附近休整了几天。”（注15）聂荣臻显然记混了，这应是扎西整编时的数据——根据林、聂于5月9日上报的电文：红一军团自从赶渡金沙江至现在减员甚大，目前既无补充希望而战斗又日益紧张，如继续现状实不便作战，我们意见拟将两个师合编为三个团，取消师部直接受军团指挥，多余干部编入教导营，编成一教导团，此外侦察、工兵、炮兵各编一连，将来有兵能补充时，干部均在，较易扩大。

这里还需要指出的是，“洋顾问”李德回忆的这总两万五千多人（加军委纵队）中，同样不包括其时还单独在外行动的红九军团。所以，加上红九军团是年5月21日归队的那四千多人，渡过金沙江后中央红军总共还有约三万人。简单测算，抛去遵义会议期间派回闽赣苏区的一个营和红三军团留下的四百人游击队以及寄养在老乡家的伤病员，遵义会议之后近四个月的征战，中央红军大约损失一万三千人之巨！

在损失的这一万三千人中，除了作战牺牲的约五千人之外，绝大部分为遵义会议前后扩招的那些新战士——估计是因掉队找不到队伍失散或回家了。剩下的应该为近两千名跟不上快速行军的伤病员们，之前大部分还可勉强找回到自己的队伍，但中央红军渡过北盘江后已无可能！他们大都在寻找队伍的途中，被当地的民团等反动武装杀害了——如被周恩来誉为“前三杰”之一的钱壮飞，就是在南渡乌江期间失踪（牺牲）的。

林彪心中所担心的是，如果再这样走下去，部队会因更多的掉队被拖垮！此外，队伍里的伤病员大都是战斗经验的闽赣籍老兵，如果不是绕来绕去连续不断地急行军，他们就能跟上并伤愈归队。可林彪没有意识到的是，其时如果红军不采取来回兜圈子迂回前进的战术，如何能够突破国民党军几十万人的包围圈？！而且每多打一次战斗，就会相应地增加伤亡，唯一的办法只能是两害相较取其轻。

按照有关文章著述对此次会议的记载，此次会议的主旨是：通过批评党内对失去中央苏区而缺乏胜利信心和存在怀疑不满情绪的右倾思想，尤其是林彪提出的要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随军主持大计由彭德怀任前敌指挥的错误意见，达到统一对遵义会议以来中央关于军事战略战术的认识，从而进一步确定今后的行动方针。

但对于此次会议的缘由及背景，李德的回忆有所不同：“与此相反，部队越向西行进，了解实际情况的领导干部的情绪就变得越来越坏。对毛泽东军事指挥的不满情绪，已经发展到了几乎要发生一次新的改组和一场新的派别斗争的地步。”“这次延续了数星期之久的领导危机，不像在遵义时那样是人为地造成的，而是真正的领导危机；可能是关于这次危机的过程和经过，不管在哪一方面的历史记载中都找不到一点痕迹。”（注16）

读过李德《中国记事》的大抵都晓得，他的这本回忆录主要是针对和贬损毛泽东的，所以上述这两段话显然有夸大其词及危言耸听之嫌。但“听话听声，锣鼓听音”，通过与其他亲历者的回忆进行比对和印证，还是有相当参考价值的。

那么，在遵义会议未涉及政治路线的情况下，面对这些矛盾与冲突，毛泽东等是如何在此次会议加以解决的呢？

二、会议内容及过程

据时任中央（军委）纵队秘书长刘英（于是年4月接替邓小平）回忆：此次会议，是“到了会理，闻天和毛主席商议后就召集会议。”（注17）“会理会议的情形我记得比较清楚。会议是在城外临时搭起的一个草棚子里开的，因为怕有飞机来轰炸扫射，所以采取这样的措施。军团来的负责人就住在这个草棚子里，就地打铺。地上铺了卧草。喝水吃饭都由我带警卫员送去。”（注18）

刘英的这段回忆，与杨尚昆的相关回忆几无二致——“会场设在打麦场上临时搭的草棚里，晚上我们就在窝棚里打地铺。”（注19）同时亦证实，尽管刘英不是会议的正式参加者，但作为秘书长的她，是能够随意进出会场的。

这里必须指出的是，由于时光推移以及主客观等原因，个人回忆出现错误在所难免。所以，须经过与文献资料及其他亲历者的回忆印证比对无误之后，方可作为可靠的史证。例如对于开会的时间，刘英与杨尚昆的回忆略有不同——刘英：“会议从5月12日开起，一共开了两三天。”（注20）；杨尚昆则是：“因为军情还很紧急，这个会只开了一天，……。”（注21）那两人回忆谁的更为准确？

首先可以确定的是，会议是从当日下午十四时开始的，这可从电报发出的开会时间证实。根据罗开富所著《红军长征追踪》一书介绍：“据史料记载，党中央当年曾在铁厂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时间是1935年5月12日下午至深夜。”（注22）最具说服力的，当属陈伯钧5月13日的日记：“是晚，董、李回部工作，政治局扩大会已闭幕。”（注23）

综合上述信息资料可以大致推定，会议出席者应该是于当日下午十四时进入会场，会议持续四小时左右停下吃完饭，当晚会议移至铁厂村的平安寺内继续进行。推断会议结束的准确时间，大约在凌晨甚至拂晓时分。

笔者之所以如此考证，当然不是无的放矢。从目前可见的相关史料记载推论，会议没有留下文字记录，而亲历者的回忆又过于笼统。因而搞清会议的时间，对于推断讲话（发言）先后次序，以便准确理解是大有裨益（深意）的。

按照刘英回忆：“我记得第一天会议下来。闻天叫我邀请林、彭到瓦房子里来同他和毛主席住在一起。那里已经用门板搁好了铺。我想，闻天的意思是可以缓和气氛，便于谈心沟通思想。”（注24）但刘英回忆的这个时间显然有误，因为会议虽然跨着两天，但中间除了用晚饭外应该没有停顿。所以最大可能，是发生在两人刚抵达会场时。

这从刘英紧接着的回忆，亦可得到佐证——“我走进草棚子里，他们正谈得热闹。听到林彪说：‘老彭，还是你行，前方还是你来指挥。’彭德怀说：‘我不干。’”（注25）试想，如果已经开过会并受到严厉批评的二人，还会有此对话吗！？所以从逻辑上推断，这显然是在会议开始之前，两人在草棚子里刚碰面时的会话。

图片取自：一起学习|第十九章会理风波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5MzAyNjY0OQ==&mid=2247503738&idx=2&sn=137524179c3273e7a1fb7ee0fcdcf5c5&chksm=ec7ae14cdb0d685a03701aaed428c7dc4b800699fc561ad5088d841559d71de0e49b7f77b47c&scene=27

围绕林彪写信之前与彭德怀通（电）话以及写好信呈送中央的时间，相关文章著述主要有两种说法：一是说发生在4月23日，即中央红军西渡北盘江时。二是说会议的前一天，即５月11日，红一军团到达会理城外的大桥之后，林彪给彭德怀打电话要求他出来指挥，随后写了封长信送交中央军委。

依据明确的记载，红一军团11日由观音桥向北行进四十余华里，进至会理以西的大湾营、大桥、白云岩地域。而军委纵队则由朱家坝，另路向北行进至会理北侧的仙人洞一带。试问中间相隔四十余华里且军委纵队尚在行进中，林彪如何能在当日将信件送达？！其次，打开地图测量，红一军团驻地距离红三军团驻地之间的空中直线距离近三十华里，中间隔着重重山岭，根本不具备架设有线电话的时间与条件，林彪如何能给彭德怀打电话？！再是，根据聂荣臻等回忆，林彪是与彭德怀通完电话后才动笔写信。所以时间上对不起来。

能够满足以上这两个条件的，只有中央红军西渡北盘江的4月22及23日！依据明确的史料记载，红一军团于22日在品甸与红五军团、军委纵队、红三军团会师，随后在坝草村左近的马洞口和白层架设两座浮桥，开始西渡北盘江并等候陆续赶来的部队。由此可见，此时此地非但具备通话条件，而且时间、距离等均不成问题。

对于此次会议的议程，刘英的回忆是：“会议由闻天主持。他先请稼祥讲，稼祥说还是你先讲吧。这样，闻天就简略地把他听到的各处反映，对军事指挥上的不同意见提出来，请大家讨论。彭德怀把意见倒了出来，林彪也讲了。在这之前已有林彪的信，加上会上这些意见，毛主席听了大发脾气，批评彭德怀右倾，说林的信是鼓动起来的。我印象中会上争得面红耳赤，搞得很僵。”（注26）

这似乎是说，彭德怀和林彪发言之后，毛泽东随即便大发脾气！但依照《彭德怀年谱》中的相关记载为：“会议首先对林彪在给中央写的信中提出要毛、周、朱随军主持大计，请彭德怀出任前敌指挥的要求，进行了批评。”（注27）这足以说明，彭德怀和林彪发完言后，会议即刻对林彪的那封信展开批评。

依据杨尚昆回忆，首先发言的是聂荣臻——“他（聂荣臻）首先在会上，讲了林彪上书的过程。他说，在四渡赤水时，林彪一直抱怨毛主席的军事指挥，说我们走的尽是‘弓背路’，应该走‘弓弦’；说这样会把部队拖垮的，像他（毛泽东）这样指挥还行吗？为了这件事，聂荣臻曾经批评过林彪，不料林还是以个人名义写了这封信。”（注28）

“聂总还说：林彪曾在电话中对彭德怀讲，现在的领导不成，你出来指挥吧，再这样下去就要失败。我们服从你的领导，你下命令，我们跟你走。这样就把彭德怀扯进去了。中央同志问彭总。彭总说：‘林彪打过电话，我根本没有同意。’聂荣臻说：‘他（指林）打电话时，我在旁边，左权、罗瑞卿、朱瑞也在旁边。他的要求被彭德怀回绝了！’”（注29）

但这位中央同志对彭德怀的回答并不满意，于是“中央同志便责问彭总：你既然不同意，为什么不向中央报告这件事？当时中央‘负总责’的张闻天是跟三军团走的。这又成了问题，好像林彪、彭德怀、张闻天3个人有意隐瞒事实，一起反对‘三人团’。”（注30）

那么，杨尚昆回忆的这位问话的“中央同志”会是谁呢？笔者推测，显然不是主持会议的张闻天或毛泽东，否则杨尚昆在回忆中不会如此称呼。鉴于林彪那封信还牵扯到朱德与周恩来，根据两人的性格，估计也不太可能是他俩。考虑博古、凯丰等因遵义会议的缘故也不太可能，依据问话的口吻推断，可能性最大的恐怕只有王稼祥了。

从上述亲历者的回忆推测，在被问话之前，彭德怀应该尚未对林彪的信表态——根据彭德怀回忆：“在会议时我看了这封信，当时也未介意，以为这就是战场指挥呗，……。”“以为林彪的信，是出于好意，……。”（注31）这说明，彭德怀还没有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但林彪在发信之前曾与他通过电话，并要求他站出来指挥——这就难免令人生疑。

综合上述亲历者的回忆可知，张闻天和彭德怀似乎都未在下午的会议上，对林彪那封信进行批评。博古及陈云等是如何发言（表态）的不得而知，但周恩来和朱德对林彪的信进行了批评则是有明确记载的。毛泽东在下午的会议上，似乎一言未发——这也符合毛泽东一贯的风格，向来都是后发制人。

用过晚饭后，大概是怕草棚子漏风及失火等原因，会场移到铁厂村的平安寺继续进行。大约就在此时，毛泽东开始发言——开口便是雷霆之怒！几个月来的隐忍，此刻火山般突然爆发。综合相关文章著述中的描绘，毛泽东对林彪的批评大致为：

现在有个别军事指挥人员打了几个胜仗，就自以为了不起，老子天下第一，尾巴翘到天上去了。其实没有红军指战员的齐心协力，靠个人，就是有三头六臂，能呼风唤雨，撒豆成兵，又能怎样？也包打不了天下。

我今天就要批评林彪同志。他最近提出了“不走弓背而走弓弦”的理论。我们中央和中革军委谁也不是白痴，如果能走弓弦，谁还愿意走弓背？问题是敌人的重兵寸步不离地紧紧尾追我们，能允许我们走弓弦吗？这是幻想，战士有这种想法，这不奇怪，而作为红军高级指挥员有这种想法是错误的。”

接着，又以更加严厉的口吻斥责道：林彪同志还在背后散布一些不利于中央团结的话，挑拨离间，这是一种反党活动！正当大家面面相觑深感震惊之时，毛泽东却以“你还是个娃娃，你懂得什么?你太狂妄了，今后你应该严格要求自己。在这个时候，直接跟敌人硬顶不行，绕点圈子多走点路，这是必要的，完全正确的。”结束了对他的批评。

对于毛泽东对他的严厉批评，按照有些相关文章和著述中的说法，林彪当场辩解说：他给中央写信没有什么想法，主要是因为老跑路，心里感到烦闷。但杨尚昆明确回忆：“林彪同彭德怀同志的性格很不同，彭德怀是有话就讲，林彪是有话不讲，不吭气，别人也不知道他怎么想的。”（注32）

随后毛泽东话锋一转，毫不客气地将矛头，对准彭德怀以及红三军团：林彪同志的信，是彭德怀同志鼓动起来的；还有刘少奇、杨尚昆的电报，这都是对失去中央苏区不满的右倾情绪的反映。并不无讥讽地将军团政委杨尚昆，比喻为彭德怀的尾巴！

据杨尚昆回忆，除了林彪的信外，还有两件事彭德怀和红三军团难脱干系：一件是土城战役结束后，时任红四师政委的黄克诚给中央写了封信，直言不讳地对土城之战提出质疑（意见）。另一件则是二渡赤水打娄山关时，刘少奇根据彭德怀的意见以及调查的情况加上自己的看法，要求彭德怀与杨尚昆共同签署上报给中革军委，因其中有些看法不同故彭德怀没有署名。所以彭德怀的这两次不作为，反而令人生疑。

如此一来，彭德怀与红三军团挨批成为自然——“在会理会议上，我们电报里反映的事例和黄克诚的意见及信，都被批评为‘右倾情绪’和‘右倾言行’。我作为三军团的政委，在少奇同志来以前，没有及时向中央写报告，被批评为‘右倾’是自然的。”（注33）较为奇怪的是，杨尚昆腿上有伤都被担架抬到会场，而身为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刘少奇却不知何故，竟然未前来参加此次会议。据黄克诚回忆，毛泽东在会上，也狠批了刘少奇。

对于毛泽东指责林彪的那封信是由他鼓动起来的，还有刘少奇和杨尚昆那封电报都是对失去中央苏区不满的右倾情绪反映，彭德怀多年后解释说：

“当时听了也有些难过，但考虑大敌当前，追敌又迫近金沙江了，心想人的误会总是有的，以为林彪的信，是出于好意，想把事情办好吧；我既没有同林彪谈过话，而同刘少奇谈话内容也是完全正当的，我就没有申明，等他们将来自己去申明。”（注34）

因此，“我采取了事久自然明的态度，但作了自我批评，说：因鲁班场和习水两战未打好，有些烦闷，想要如何才能打好仗，才能摆脱被动局面。烦闷就是右倾。我也批评了林彪的信：遵义会议才改变领导，这时又提出改变前敌指挥是不妥当的；特别提出我，则更不适当。林彪当时也没有说他的信与我无关。”（注35）

批完彭德怀及红三军团后，毛泽东又转头批评时任党内负总责的张闻天——“毛泽东发言中虽然没有挑明批评张闻天参与其事，但从话音中间听得出来，毛泽东怀疑张闻天是同彭结合在一起的。”（注36）

那为什么没有挑明？难道是给洛甫留面子吗？

笔者以为，这里面虽然不无顾及其面子的考虑——张闻天毕竟是其时党内“负总责”的，还有个重要因素，那就是遵义会议交出军事指挥权的博古、李德等，一直就不甚服气！土城战役未能取胜后，更是振振有词——“看来狭隘经验论者指挥也不成”。之后，张闻天虽未像康莫纳尔那般也开始怀疑，至少没有明确表示坚决支持毛泽东的指挥！所以不难推测，此时毛泽东的批评不仅暗指洛甫，也影射怀疑毛周朱的其他政治局领导。

综合杨尚昆等亲历者的回忆，毛泽东敲打张闻天，大约主要是因这样几件事：一是杨尚昆和刘少奇发那封电文时，张闻天恰好在红三军团调研——并没有阻止。二是苟坝会议时，采纳“少数服从多数”否定毛的意见，并直接指定彭德怀暂代毛泽东指挥打打鼓新场。三是西渡北盘江之前，政治局研究派人去上海恢复白区工作及与共产国际的联系时，身为党内一把手的张闻天竟然自告奋勇地提出他要亲自去！

那么，毛泽东为何对这几件事耿耿于怀？

杨尚昆认为：“把这几件事联系起来，可以看到：遵义会议后，毛主席刚出来担负重任不久，中央领导层和主要战将中，就有人嘲讽，有人想离开红军，有人发展到正式上书要求改换军事领导人，这确是相当严重的事情。毛主席所以恼火是可以理解的。”（注37）

仔细斟酌，杨尚昆只是泛泛一般地论述了这几件事，没有道出事情的全部以及其实质性的东西。是不是如此呢？这可通过具体分析，即透过现象看本质，来探其究竟。

对于刘、杨那份电文，杨尚昆回忆：“那是在土城战斗失利后，中央知道下面指战员中有意见，……，就派少奇同志到三军团、陈云同志到五军团了解情况，传达遵义会议精神。”“那时，三军团打得最苦，下面讲怪话的人最多。少奇同志将从部队中了解到的情况加以综合并加上自己的意见，拟了一份电稿，……。”（注38）

二是关于苟坝会议。其时中央红军刚在毛泽东指挥下，取得长征以来的空前大胜，洛甫不仅没有坚决支持毛泽东，反而以少数服从多数否定他的意见并指定彭德怀取代毛泽东为前敌指挥——这岂不等于变相改变遵义会议确定军事指挥！

三是洛甫自告奋勇要求去上海恢复白区工作及与共产国际的联系。其时正是中央红军掉头西进摆脱国民党军围追堵截的最紧张时刻，党的“一把手”竟然要离开队伍去负责一个次要方面的工作！这不仅有临阵脱逃的嫌疑，而且让其他政治局委员情何以堪！？

毛泽东到底说了些什么不清楚，但张闻天内心感到委屈。客观地说，其时张闻天并未意识到他的那些率性（无心）之举，对革命事业及毛泽东等人心理上的造成伤害。实事求是地说，张闻天对毛泽东基本还是支持的，如接受毛泽东的提议组建“新三人团”等，而且也未公开质疑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所以张闻天出于对大局的考虑未作争辩，并在其所作会议报告中，批评了反对机动作战和企图改变军事领导的错误。

与之不同的是，周恩来与朱德在发言中坚决支持毛泽东！称赞他在十分危急的关头，采取兜大圈子，机动作战的方针。经过四渡赤水，南渡乌江，佯攻贵阳，威逼昆明，北渡金沙江等一系列行动，指挥中央红军成功摆脱了敌人的重兵包围。之所以如此全力支持毛泽东，当然是因为他俩知晓，毛泽东是依据军委二局破译的情报——出于保密只有少数人知道，为避免无谓牺牲不得不绕圈子迂回前进。

毛泽东通过张弛有度、宽严相济的批评达到了统一认识之后，便适时停止进行更加深入的批评。张闻天做了总结发言（报告）之后，决定各军团回去传达贯彻此次会议的精神并采取组织措施：林彪负责向看过他那封信的同志进行“消毒”——传达会议对他做出的批评；红三军团除传达会议精神外，对黄克诚做出批评并责令他就他给中央写的那份信作书面检讨。随即会议研究下一步的行动：决定立即北上，抢渡大渡河，会合红四方面军。

综合以上分析与探讨可以看出，由于时间和军情所迫，会议虽然圆满结束并对之后中央红军的行动起到良好的作用，但只是在大的问题上统一了认识，那些因误解及误会引起的恩恩怨怨，只能暂时搁置无暇顾及。以至在之后的岁月里，不时地产生影响。

三、历史的震（回）荡

大概是因为毛泽东在会议上，十分严厉地点名批评了林彪、彭德怀（包括杨尚昆和刘少奇）等，不点名地批评了张闻天并影射其他有关政治局委员，故长期以来在党史军史上基本是寥寥数语一带而过。改革开放初期发表的相关文章著述，对此次会议的评价也只是略有提高，进入2000年以后，才对此次会议的历史意义有了较为客观的评价。

那么，会理会议到底有何深远的历史意义？

一个不争的基本事实是，会理会议之后，中共中央没有再发生类似大的分歧与矛盾。在以毛泽东为主导的指挥下，中央红军迅速通过彝民区，强渡大渡河，翻越夹金山，仅用一个月的时间，便实现与红四方面军会合的战略目标！

而在此后发生的与张国焘错误路线展开斗争的过程中，无论洛甫、王稼祥还是博古、凯丰等均已开始信服并主动听从毛泽东的领导，尤其张国焘企图挟制党中央南下的严峻时刻，更是紧密与毛泽东团结一心，不畏艰险共同率领红一、三军（团）单独北上，胜利到达陕甘宁根据地结束艰苦卓绝的万里长征！

所以，若无会理会议的思想斗争和统一思想，恐怕很难取得如此伟大的成果！

对于会理会议，张闻天在其《1943年延安整风笔记》中的评价是：“会理会议基本上是正确的，同当时干部中离心倾向及一些动摇情绪作斗争是必要的。但我以为斗争方式还是过火的。因为这些同志的错误，实质上不过是个别的错误，只要加以适当的批评与解释，错误就会改正的，不必用机会主义大帽子去压他们。”（注39）

张闻天与刘英（图片取自网络）

历史的发展从来都是有其规律的，会理会议虽然解决了大的矛盾与分歧，但因具体矛盾与冲突产生的激（震）荡，尤其毛泽东怀疑张闻天与彭德怀在背后鼓动的问题，两人既未进行有效的申辩亦未进行适当的自我批评，耿耿于怀的毛泽东在后来的二十四年中先后专门讲过四次。“九·一三”事件发生后，林彪当年的老账也被众人翻出。

那么，毛泽东为何会对张闻天如此不满？

据杨尚昆回忆：“对张闻天，毛主席虽然没有明说张到三军团和彭结合起来反对自己，但话中已表露出这种意思，并且说了你是个书生，根本不懂得革命战争。因此彼此心存芥蒂，长期存在着误解。”（注40）

可张闻天似乎没听明白——“他在会上代表中央批评下面，自己并没有受到直接的、明显的批评。不过，毛泽东听了个别同志的猜测和判断，却一直认为是张闻天到三军团去与彭勾结反他。这种误解埋在毛泽东的心里，直到延安整风的时候才挑明。”（注41）

刘英的回忆大致相同：“闻天当时是书记。按照他的作风，听到各种意见都告诉负责军事指挥的毛主席，在会上提出来让大家讨论。经过讨论甚至争论，他再做结论。……。会理会议也是如此，最后闻天做结论，肯定毛主席的军事指挥是正确的，批评了林彪和彭德怀，决定部队继续北进，到川西北创建新苏区。”（注42）

按照程中原《张闻天传》中的说法，会理会议之后毛泽东第一次提及此事，是“在1941年六七月间的一次小型谈话会上，毛泽东批评张闻天的缺点，特别提到张闻天‘在会理会议以前严重的政治动摇’，说张‘当时挑拨军队领导同志林彪、彭德怀，反对「三人团」指挥等等’。对此，张闻天当场表示‘保留’。”（注43）

可张闻天的夫人刘英的回忆却有所不同：“但到1941年在一次小范围的谈话中，有人批评会理会议前闻天曾挑拨军队领导同志反对三人小组。闻天感到非常委屈，当晚回家后写了一封申明信，后来没有发出。闻天内向，不善于和别人随便谈心，沟通思想，这样，往往产生隔阂和误解。”（注44）

上述两段引文的异同，不难分辨。张闻天夫人刘英的回忆，只提到“曾挑拨军队领导同志反对三人小组”一件事儿，而程中原的《张闻天传》中提到的则是两件事。由此引出的问题主要有两个：一是张闻天感到委屈的只有一件事还是两件都是？二是张闻天会理会议以前，是否发生过严重的政治动摇？

实事求是地说湘江战役失败后，队伍里很多人都对中央红军的前途感到渺茫，这在上层领导人中同样也存在悲观失望的“右倾思想”，这也就是毛泽东提出召开会理会议的根本原因。如前文所述，王稼祥也曾对毛泽东的指挥感到困惑，那时任党内“负总责”的张闻天呢？博古、李德以及凯丰等又是持何种立场和态度？

鉴于缺少相应的史料记载及亲历者回忆，还是参阅“洋顾问”李德的相关回忆：“对毛泽东军事指挥的不满情绪，已经发展到了几乎要发生一次新的改组和一场新的派别斗争的地步。洛甫和林彪在这以前和遵义会议期间，曾经是毛最热心的代言人和最可靠的的支持者，现在却以最激烈的批评者的身份出现了。……。还有彭德怀，尤其是他的政治委员杨尚昆（我与杨在一次偶然相遇中交谈过），也或多或少赞同他们的意见。”（注45）

对于其他人的态度，李德的回忆是：“周恩来和王稼祥同毛一样也遭到了批评，而他们却任凭事态发展，宁可采取一种消极观望的态度，采取类似态度的还有朱德，但无论如何他没有去攻击毛。博古向我表示，他担心一场新的派别斗争会导致党和军队领导的分裂。他说，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避免这种事情发生，否则中央红军的命运就不堪设想了。”（注46）

对于洛甫的具体表现，李德是这样回忆的：“以前和我几乎没有什么接触的洛甫，有一天和我结伴行军，在开始谈到（如他所说）灾难性的军事形势时，他说，这种形势是遵义会议以来毛泽东冒险的战略和战术造成的。北部作战的失败，虽然由紧接着的遵义战役的胜利部分地得到了弥补，但是目前向西部的逃跑必然会导致不对的灭亡。同时，他还列举了历史上的例子，……。为了使部队免遭类似的命运，必须有一个适当的军事领导来取代现在的‘三人小组’，在这里他提到林彪、彭德怀和刘伯承的名字。”（注47）

经过查证，李德是于1939年离开中国的，而他的这部《中国纪事》，是于1973年第一次出版。尽管书中有不少歪曲历史事实和对毛泽东等中共领导进行攻击、诽谤，但通过与当事人（亲历者）的相关回忆进行印证和比对，还是具有相当可靠的参考价值。至于以上引述其回忆的真伪，相信各位读者及网友会做出自己的判断。

可既然如此，张闻天为何会感到委屈呢？

李德继续回忆道：“当然，他在表达这些意见时，并不象这里写的那样直截了当，而是相当隐晦和谨慎，但他讲话的意思是明了的。我察觉到他内心的确非常不安，然而我对形势的判断不象他那么悲观。我回答他说，现在全看能不能强渡金沙江，即使不能成功，也还有别的办法来摆脱困境。……。我说，我不能赞同他在目前这种时刻变换领导的要求。看来洛甫对这次谈话相当失望。”（注48）

再来拜读一下，张闻天本人及刘英的相关回忆：

依据程中原《张闻天传》中的描述：“到1943年九月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又一次‘提及此事’。张闻天这回才认真对待。他‘利用许多同志在延安的机会，做了一点调查工作’，在随后写的‘整风笔记’中作了澄清：‘现在大致可以判明，说我曾经煽动林彭反对三人团的话，是XXX同志的造谣！（林、彭二同志关于此事有正式声明）。’”（注49）

刘英对此事的回忆则是：“他在笔记中明确写道，说我曾经煽动林、彭反对三人小组，完全是误会；会理会议上，我的报告大纲是同毛、王商量过的。我当时批评下面的的右倾很厉害，是带勉强性的。会理会议基本是正确的，同当时干部中离心倾向及一些动摇情绪作斗争是必要的。但我认为斗争方式还是过火的。不必用机会主义大帽子去压他们。”（注50）

将以上引述进行印证比对，不难看出其中的异同：张闻天感到委屈的，主要是煽动林、彭反对三人团的那件事。而李德的回忆，只是说洛甫有过此想法；另一个不同之处，刘英的回忆是“有人”，而《张闻天传》一书中直接指向毛泽东；至于“在会理会议以前严重的政治动摇”，引述的张闻天“整风笔记”中未提及，而李德的回忆明确是有。

经过张闻天的这次澄清，此事基本过去——据刘英回忆：“1943年底张闻天写完这篇五万多字的笔记之后，首先送给毛主席看。……。他真诚而高兴地对闻天说：‘我一口气把它读完了，写得很好！’闻天听了心情舒坦，认为毛主席终究是了解他的，误会也可以从此消除了。”（注51）但《张闻天传》，却不这么认为：“……，这个误解一直延长到延安争锋时期，而确凿的事实仍没有真正驱散这团乌云。”（注52）

“这团乌云”是否一直笼罩在张闻天头上不清楚，但至少未见毛泽东此后，再向张闻天提及此事的记载——包括1959年写给张闻天的那封著名的信。至于“在会理会议以前严重的政治动摇”，洛甫很可能以为，那不过是私下谈话而已。

可张闻天这边澄清了，彭德怀那边，却还没有结束——直到1959年的“庐山会议”之前，毛泽东始终认为林彪的那封信，是彭德怀煽动起来的！

那毛泽东为什么一直认为是彭德怀鼓（煽）动的林彪？这还需要做进一步分析。

通过以上有关会理会议的回顾与陈述，毛泽东在会上虽然首先严厉批评的是林彪，但不满的主要对象却是彭德怀和张闻天。从亲历者的回忆可以看出，最早散发出不满情绪的是红三军团，黄克诚给中央的那封质疑土城之战的信就是佐证。尔后刘少奇到红三军团进行调查（并兼政治部主任），在与彭德怀交谈后加上自己的看法形成军团意见上报中央，彭德怀却不肯署名仅由杨尚昆和刘少奇二人签发！

抗战时期的杨尚昆与刘少奇（图片取自网络）

熟悉红军历史的大都知晓，红三军团基本以彭德怀马首是瞻，可这份以红三军团名义上报中央的电文居然没有他的签名！而对黄克诚那封越级上报的信件，红三军团领导到底是持何种态度？至少彭德怀在这两件事儿上，既未阻拦亦未做出相应的说明或解释，因此难免后来出现杨尚昆所言的“但是，毛主席听了个别同志的猜测和错断，认为林彪的信是彭德怀煽动起来的，因而迁怒于彭总。”（注53）

此外，毛泽东听信“个别同志的猜测和错断”，恐怕与杨尚昆与刘少奇签发的那封电文，也有着相当大的联系——尽管电文内容未见披露，但可通过彭德怀的回忆一窥端倪：

“蒋介石部队也很疲劳，目前滇军和川军还是生力军。我军应摆脱堵、侧、追四面环敌的形势，选择有利的战机打一两个胜仗，转入主动，实现遵义会议决议，靠近二方面军，创建新根据地，就好办了。这是我和刘少奇谈话的内容。”（注54）“过了两天，刘少奇加上自己的意见和别人的意见，写了一个电报给中央军委，拿给我和杨尚昆签字。我觉得与我的看法不同，没有签字，以刘、杨名义发了。”（注55）

那么，刘少奇是于何时调任红三军团政治部主任的？那份与杨尚昆签署的电文又是何时发出的？这有助于加深理解彭德怀为何引起毛泽东的“猜测和错断”，以及彭德怀为何没有签字和其时心路历程的了解。

依据刘少奇年谱记载，他是于1935年2月上旬去的红三军团，这在红三军团史中也明确记载，2月10日扎西整编时军团政治部主任为刘少奇。“3月在贵州鸭溪召集红三军团团以上政治工作干部座谈会，研究干部战士的思想情况。……。会后，将红三军团干部战士的思想情况电告中央。”（注56）这与彭德怀回忆的，他同刘少奇谈打娄山关的情节相符。

不难看出，彭德怀提出的“靠近二方面军，创建新根据地”的意见，不仅与遵义会议确定的在云贵川建立根据地和（或）北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师的精神相悖——回到了之前博古、李德等计划到湘鄂赣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老路，而且也与他同杨尚昆2月7日“建议中革军委‘在川黔滇边建立根据地’”的建议大相径庭！由此可以肯定，这份电文的主要内容中，当然应该包括彭德怀的看法。

依据上述相关信息推断，此时正值打下遵义至苟坝会议之间，正是毛泽东苦苦思索如何通过调动国民党军，使红军跳出蒋介石布下的天罗地网之际。从毛泽东苟坝会议以辞职相要挟推测，取得遵义大捷后他的心情有所好转，没想到依然没有得到张闻天等的认可，反而不干就不干，并立刻安排彭德怀为前敌代总指挥！结果毛泽东这个胜利者非但受到责难，而且差点儿连刚到手不久的军事指挥权都丢掉！

这正如杨尚昆多年之后回忆（总结）的那样：“把这几件事联系起来，可以看到：遵义会议后，毛主席刚出来担负重任不久，中央领导层和主要战将中，就有人嘲讽，有人想离开红军，有人发展到正式上书要求改换军事领导人，这确是相当严重的事情。毛主席所以恼火是可以理解的。”（注57）

通过以上分析探究，其时彭德怀大概以为，他同刘少奇只是私下谈话——张闻天大约也是如此，加上他又没在那份电报上签名。可叹的是，彭德怀非但没有意识到他的这个举动恐怕适得其反，反而认为“我既没有同林彪谈过话，而同刘少奇谈话内容也是完全正当的，我就没有申明，等他们将来自己去申明。”（注58）

笔者依据相关史料（回忆）推测，彭德怀之所以没有多作解释，除了大敌当前、形势还未完全好转外，他的观念已基本转变——四渡赤水后，“在毛主席的英明指导下，我军采取穿插战术，从贵阳城之西北绕至城东，然后又从南向西进，摆脱敌四面包围的形势，把所有敌军抛在我军后面。我军胜利地渡过金沙江，进入会理地区，这是一个很大的胜利。我对这一段穿插、渡江是敬佩和高兴的，并没有什么‘右倾动摇’。”（注59）

遗憾的是，由于他没有及时进行解释，毛泽东对他的“误解”当然不会自动消除。根据杨尚昆回忆，在1945年1月七中全会主席团的一次座谈会议上毛主席征求意见时，彭德怀谈了两点意见：一是说富田事变的处理方式不妥；二是说会理会议上对他成见很深。可能因为是诚心诚意征求意见，毛泽东未做解释或辩解，彭德怀也未借机澄清。

时至1959年的庐山会议，这件往事又被作为历史“证据”，再次被提了出来——有文章披露，毛泽东在批评他的讲话中再提此事，彭德怀顿感到委屈和冤枉，于是转头问林彪：“既然主席多次提到会理的事情，这次得把问题搞清楚，不然我跳到黄河也洗不清了。林彪同志，请你说话，你写的那封信与我彭德怀有没有关系？”（注60）

据称，林彪是特意被招来批判彭德怀的，他说：“这事我并未和彭德怀商量，是我自己决定写的信。”（出处见注60）有趣的是，对于林彪的这个回答，不少文章或著述都认为他有撇清与彭德怀关系之嫌，但彭德怀却深感欣慰：“此事到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时，毛主席又重提此事，林彪同志庄严申明了：那封信与彭德怀同志无关，他写信彭不知道。”（注61）

彭德怀感慨道：“从现在的经验教训来看，还是应当谈清楚的好，以免积累算总账；同时也可避免挑拨者利用（以后张国焘利用会理会议来进行挑拨，我说是小事情，是我的不对）。像会理会议，我没有主动向主席说清楚，是我不对。”（注62）

表面上看，会理会议造成的历史历史震荡，至此似乎应该平息，但“树欲静而风不止”！历史就是这么吊诡，无论后来还是之前，都有人受到波及。

四、尾声：余（震）波难平

正如前文所分析的那样，尽管会理会议很长时间不被看重，但却如同造成破坏的地震般还产生小规模余震。据彭德怀多年后回忆，第一次有明显震感的波动，发生在一、四方面军会合后产生裂痕之际。

两河口会议上，张国焘与中央在战略方向选择上，产生了分歧。其时红四方面军兵强马壮约有八万人之众，而红一方面军衣着褴褛、面黄肌瘦仅剩两万来人，心里顿感不平衡。此时，不知从谁那儿听说有关遵义会议及会理会议的有关情况，于是产生了歹意——感到可以利用中央红军的不团结，来大作文章。

两河口会议结束的第二天，张国焘亲自出面进行笼络——请红一军团的聂荣臻和红三军团的彭德怀吃饭。吃完饭后，“席上，开始他东拉西扯，说我们‘很疲劳’，称赞我们‘干劲很大’。……。我们从张国焘住处出来，我问彭德怀同志，他为什么请我们二人吃饭？彭老总笑笑说，拨兵给你，你还不要？我说，我也要。往下我再没有说下去，因为我那时脑子里正在打转转。”（注63）

此时，彭德怀尚不明白张国焘的用意，部队进至黑水芦花后的一天，“张国焘派秘书黄超来亦念，住在我处。……。送来几斤牛肉干和几升大米，还送来二三百银洋。我想这是干什么？黄住下就问会理会议情形。我说，仗没打好，有点右倾情绪，这也没什么。他们为什么知道会理会议？是不是中央同他们谈的呢？如果是中央谈的，又问我干什么？他又说，张主席（张国焘）很知道你。”（注64）

幸好彭德怀为人正派，虽然在会理会议挨了严厉批评，却从未以此为杵，黄超的这一番说辞非但没起作用，反而引起了彭德怀的警惕。这一段史实也从侧面佐证，彭德怀是君子坦荡荡，与毛泽东只不过是工作上的分歧。

那么，受到会理会议余震的还会有谁呢？

1945年4月，中共“七大”在延安召开，在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成员时，原中央政治局委员王稼祥落选——正式代表五百四十七人中，只有二百零四人投了王稼祥的赞成票！虽然不排除有王稼祥因病重未能出席此次会议的因素，但这显然不是主要理由。一个最早站出来坚决支持毛泽东的马列书生，竟然没能选过党内“左倾机会主义”代表人物王明，怎能不引起毛泽东等党内主要领导们的震惊！

大部分文章著述都对于王稼祥落选，归结于执行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再就是杨尚坤回忆的：一是王稼祥知识分子气味较浓，他平时低调不善于与基层人员交流，导致很多人不了解他，认为他架子大；二是长征胜利以后，王稼祥因当年腹部残存弹片没有取出来，旧伤频频复发影响工作，两次苏联疗伤长达几年，使很多人淡忘了他。

但几乎所有这些理由全都苍白无力，根本经不起历史的检验！

王稼祥早期的确执行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但早在1931年10月的宁都会议，他就站出来支持毛泽东的主张！在遵义会议上，更是旗帜鲜明地站在毛泽东一边。在毛泽东等与王明的斗争中，是他向共产国际实事求是介绍中共的详细情况，赢得共产国际对毛泽东的支持。而且还是第一个，在党内明确提出“毛泽东思想”的人！至于说他“架子大”以及长期养伤使人淡忘，更是颇为牵强——试问，比起一贯整人颐指气使的王明及康生如何！？

那么，王稼祥究竟在哪些事儿上得罪人了？

首先是遵义会议。王稼祥并没有因为自己是“留俄派”站在博古等一边，而是与另一个“留俄派”张闻天一起，坚定地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这显然会得罪那一干“留俄派”。此外，在会理会议上得罪了张闻天——洛甫认定的“说我曾经煽动林彭反对三人团的话，是XXX同志的造谣！”的“XXX同志”，指的就是王稼祥！

王稼祥在会理会议上，恐怕还得罪了彭德怀、林彪以及某些红三军团的人——如前文所述，在会上诘问彭德怀的那位“中央同志”应该就是王稼祥，由于对彭德怀的回答不满意，“中央同志便责问彭总：你既然不同意，为什么不向中央报告这件事？当时中央‘负总责’的张闻天是跟三军团走的。这又成了问题，好像林彪、彭德怀、张闻天3个人有意隐瞒事实，一起反对‘三人团’。”（见注30）

笔者之所以肯定是王稼祥，当然不是随意猜测——其时出席会议的政治委员有七人：张闻天、周恩来、毛泽东（常委）、博古、陈云、朱德以及遵义会议补选的王稼祥。原则上讲，政治局候补委员没有发言权。如前文分析的那样，张闻天主持会议，林彪那封信指向的是毛周朱，博古不会出头，其时陈云尚不活跃，所以唯有王稼祥！

从常理和逻辑推断，时为政治局委员、军委副主席、总政治部主任的王稼祥，一定会被列在中央委员会候选人名单上。王稼祥之所以“名落孙山”，是因有三百四十三位正式代表没有投他的赞成票，由此不难推断，这绝非偶然！

王稼祥与夫人朱仲丽1942年在延安（图片截取自《黎明与晚霞》）

之后毛泽东不得不站出来，在七大的第二十次会议上，专门就王稼祥落选讲了一番话。综合相关史料记载大致为：虽然王稼祥之前是犯过一些错误的，但在遵义会议和六届六中全会上，他是有大功劳的。毛泽东强调指出：现在王稼祥还在病中，而且他的病也是在第四次反围剿中负伤而起的，他是能够执行中央的决定的，昨天选举中央委员他没有成功当选，但是中央是把他作为候补中央委员的第一人的。

通过上述分析与回顾不难看出一个较为有趣的现象，当年直接写信提出更换“军事领导”的林彪在之后的岁月里，并未因会理会议的震荡（动）受到波及或影响。但“九·一三事件”发生后，林彪在会理会议前后的表现被彻底翻了出来。

综合“九·一三事件”发生后的揭发材料，当年林彪返回部队后，按照会理会议做出的决定，分别向看过他那封信的左权、朱瑞、罗瑞卿等作了传达。1972年，罗瑞卿在揭发批判林彪的材料中写道：

“会理会议后，一天晚上行军，他（林彪）把我叫在身边，要我走在他的前面，他在后面边走边说：会理会议，他的那封信受了毛主席的批评。毛主席批评他，他的那封信不仅政治上是机会主义的，组织上也是机会主义的。毛主席要他把这个批评向所有看过他的信的人传达。他今天是按会议的决定向我传达毛主席的批评，因为我看过他的这封信。（他）对左权、朱瑞可能也就是这一套。”

据有的文章描述：罗瑞卿还说，林彪在传达时，并未说明他本人对自己错误的认识。

从此以后，会理会议引起震动和余波，完全平息。

注释：

注1：见《杨尚昆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2007年7月第二版，第134页。

注2、15：见《聂荣臻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3月第二版，第258页。

注3、5：见《杨尚昆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2007年7月第二版，第132页。

注4、38：见《杨尚昆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2007年7月第二版，第131页。

注6、37、40、53、57：见《杨尚昆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2007年7月第二版，第133页。

注7：见程中原著《张闻天传》，当代中国出版社，2000年8月第一版，第270页。

注8：见王健英著《中国共产党组织史大事记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9月版，第1079页。

注9：见《朱德年谱新编本》1886—1976（上），第494页。

注10：见陈伯钧著《陈伯钧日记·文选》，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2年1月第一版，第19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