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钱学森综合集成方法论的应用与现代科学技术体系的构建——由库恩的范式理论和科学革命谈起

点击：  作者：老梁    来源：昆仑策网  发布时间:2024-04-10 13:20:52

 

 

按照其已确定的用法，一个范式就是一个公认的模型或模式（Pattern），在这一意义上，在我找不出更好的词汇的情况下，使用“Paradigm”（范式）一词似颇合适。

——托马斯˙库恩

 

自然科学的发展除了按照常规科学一点一滴地积累之外，还必然要出现“科学革命”。科学革命不仅仅使科学的面貌焕然一新，而且还会引起人们世界观的变革。

——托马斯˙库恩

 

科学革命是指人类认识客观世界的重大飞跃，在自然科学领域里的科学革命已经由库恩作了详细的阐述。所以科学革命只是认识客观世界，还不是改造客观世界，它们有联系，但又是不相同的。

——钱学森

 

认识现代科学技术的体系结构，是学习掌握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学问的锐利工具。

——钱学森

 

我们完全可以建立起一个科学体系，而且运用这个科学体系去解决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问题。

——钱学森

 

1962年，美国著名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所著《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出版，“范式”一词便以一种超乎寻常的速度和广度流行开来。虽然库恩不是提出“范式”用词的第一人，但他却凭借一己之力，使“范式”一词得以广泛的流行与传播。以至于多年以后的读者，还在不断地对于这样一个科学哲学领域的概念赋予着全新的内涵诠释。

 

进入21世纪以来，科技领域关于“范式”理论的学术辨析与应用拓展从来没有间断过。2017年在加州山景城召开的NRC-CSTB（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Computer Science and Telecommunications Board）大会上，图灵奖得主、关系数据库的鼻祖吉姆˙格雷（Jim Gray）在名为“科学方法的一次革命”的主题演讲中，提出了将科学研究分为四个范式的论述，以此引出并“描绘了自己关于科学研究第四范式的愿景，呼吁资助开发用户数据采集、管理和分析的工具，以及交流与发布的基础设施，还强调要建立起与传统图书馆一样普及和强大的现代化数据与文件存储体系。”^【1】此次演讲事件，不仅掀起了一股关于第四范式--数据密集型科学发现（Data-Intensive Scientific Discovery）的关注热潮，也使得科技工作者围绕着吉姆˙格雷所提出的“四种范式”理论，甚至类似“第五范式”的理论性前瞻与技术性展望，展开了新一轮的理论探索与学术争鸣。

 

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通过对“范式”以及常规科学、不可通约性、反常、危机、科学革命、科学共同体等一系列重要概念的阐述与深层辨析，建立起了一套完整的范式理论，以期说明自然科学发展的基本形态。纵观全书，库恩的范式理论中似乎始终贯穿着这样一根主线：遵循某种“范式”的科学共同体，致力于常规科学的“解谜”活动；随着“解谜”过程中严重“反常”的出现，引发“危机”；由于新“范式”的诞生，促使一种新的世界观转变，引发“科学革命”，从而确立起新的范式，使得科学活动中的“危机”得以平息。

 

今天，我们重新来学习并思考库恩的范式理论，其目的在于深层次理解其关于科学发展的内在逻辑分析和科学革命之核心命题的科学论断，从自然科学拓展至社会科学等领域，以期指导科技工作者当下和未来的科技工作实践。本文将试图沿着这样的一个逻辑脉络，以库恩范式理论的视角，围绕着科学革命的核心本质，探讨一下钱学森等老一辈科学家所创建的综合集成方法论以及现代科学技术体系的科学性和必然性，以期引起批评和讨论。

 

1从库恩的范式理论谈起

 

库恩范式理论提出的真正意义并不在于其关于“范式”概念的特殊创新和具体表述，而在于他提出了一种观察、理解、把握和解释科学问题的全新理论视野和思考维度，并由“范式”这个创新性的概念逐步引出科学革命的结构理论这样一个主命题。钱学森曾经提出的科学革命、技术革命、产业革命和社会革命等系列概念，对于我们深刻认识科学技术在社会发展和进步中所发挥的决定性作用起到了思想引领作用。其中，“科学革命”就是借用库恩的用词。钱老指出“科学革命这个词首先是由一个美国科学哲学家T·S·库恩提出来的，他在30年代写了一本书，书名是《科学革命的结构》，已有中译本出版。他在书中提出了一个很正确的观点，就是科学的发展不是平稳前进的，中间可以出现大的、质的变化，出现飞跃。他把这个质的变化、这个飞跃称为科学革命。”^【2】据此，我们就沿着库恩范式理论的这个逻辑脉络，来探究一下近现代科学的发展演进是如何产生、发展和跃迁的。

 

1.1  关于范式的概念

 

“范式”真正因其科学哲学的概念而流行开来，始于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他创造性地通过书中的核心概念--“范式”，建立起一种全新科学研究的理论体系或理论框架，用以区别不同时期科学研究模式的异同。因此，他也将科学发展看成是新、旧范式之间的转换。当“危机”出现时，科学的发展将是以一种新范式代替旧范式的世界观的转变，即科学革命的发生。库恩尝试用“范式”来概括并描述包括科学史和科学哲学在内的多个领域的现实科学，因而对范式概念从多个方面、多个层次和多个角度作了多重的界定和说明。恰恰也正是由于这样一种多重性的诠释，使得众多读者抱怨这一词语的用法已经产生了众多歧义。尽管库恩后期在《对范式的再思考》等文章中不断尝试对范式进行解释和说明，甚至采用新的说法对这一概念进行澄清，但学术界始终也没有就“范式”的确切概念和标准定义达成统一认识。正如库恩自己所说:“要想重回‘范式’最初的使用--那种唯一在哲学上恰当的使用--我看是希望渺茫了^【3】。”

 

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库恩指出了范式具备的两个基本特征，“它们的成就空前地吸引一批坚定的拥护者，使他们脱离科学活动的其他竞争模式。同时，这些成就又足以无限制地为重新组成的一批实践者留下有待解决的种种问题。凡是共有这两个特征的成就，我此后便称之为‘范式’。”^【4】为了消除关于范式的最初表述形式所引起的不必要困难和误解，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后记篇中，又进一步指出：“‘范式’一词有两种意义不同的使用方式。一方面，它代表着一个特定共同体的成员所共有的信念、价值、技术等等构成的整体。另一方面，它指谓着那个整体的一种元素，即具体的谜题解答；把它们当作模型和范例，可以取代明确的规则以作为常规科学中其他谜题解答的基础。”^【5】

 

本文之目的并非想从库恩的原话以及他对“范式”的核心要义上对其概念“正本清源”，而是尝试一种以作者本人科学哲学的视角，来探讨一下这样一种“范式理论”的正确合理之处，进而比较和分析钱学森所创建的综合集成法以及现代科学技术体系建设为何将是科学历史发展的必然，力求对当下科技领域的工作模式从思想上给予启发和促进。

 

按照这样一个思路以及作者书中原意的表述，对于“范式”的概念，我们似乎可以通俗的理解为：在特定时期内，根据权威“科学共同体”的理论体系以及社会价值特征所制订且被遵循，能够用于指导并完成特定“科学共同体”科学研究的一整套原则、理论、定律、准则、方法、工具等在内的“综合体”。这个“综合体”内部的这种共用因素--“范式”，能够吸引一大批坚定的拥护者组成科学共同体，具有共同科学信念，面向特定知识目标，接受相同教育训练，在达成专业见解一致的前提下，根据内部公认的语言、概念、定律、理论、应用、仪器以及共同研究的问题，展开常规科学的研究与探索，直至下一次科学革命的出现。

 

1.2库恩范式理论下的科学发展路径

 

库恩在对科学进行历史研究的基础上总结并阐述了一套全新的科学研究与发展模式：前科学时期（无共同体、无范式）→常规科学时期（出现共同体、建立范式）→科学革命时期（危机出现、旧范式动摇）→新常规科学时期（科学革命、新范式建立）。正是基于库恩本人对自然科学领域的深刻洞察与思考，他将科学研究与实践的发展过程描述成一个从原始开端出发，以范式接续相继的逐渐演化过程，使得人们对于自然界的理解越来越详尽，越来越精致，从而不断促进着常规科学的创新与进步。

 

在前科学时期，既没有范式也没有科学共同体。当科学发展有了一定的成就，就能够吸引“一批坚定的拥护者，使他们脱离科学活动的其他竞争模式”^【3】，进而形成科学共同体，并对已有的科学成就达成一致认识。在这种既有共识“范式”的各种承诺下，包括概念的、理论的、工具的和方法论的层面上，以及其所构成的网络所提供的各种规则，告诉并引导科学实践者世界是什么样的，他们研究的科学是什么样的，使其能够满怀信心去依赖这些现有的知识体系，去研究那些已经为这个科学共同体的实践者们界定好了的“深奥”问题，乐此不疲。直到有一天，这种“迷题”的求解方法和过程遇到了全新的障碍与挑战，“反常”频现，引发“危机”，似乎已无解可求。科学革命的出现就成为理所当然与顺理成章，一种新的世界观应运而生，从而完成科学革命并重归常规科学之“解谜”活动。

 

1.3浅析当下范式理论流行之现状与缘由

 

当今，范式理论再次流行的导火索事件可以首推吉姆˙格雷在NRC-CSTB大会上的演进。他提出将科学研究的范式分为四类，除了之前的实验范式、理论范式、仿真范式之外，新的信息技术已经促使第四范式--数据密集型科学发现（Data-Intensive Scientific Discovery）的出现。吉姆˙格雷演讲幻灯片如图1所示。

 

 

图1吉姆˙格雷关于科学范式分类的表述

 

而2009年微软公司出版的《第四范式：数据密集型的科学发现》（《The Fourth Paradigm: Data－Intensive Scientific Discovery》）一书，不仅扩展了吉姆˙格雷的思想，还又一次借用“第四范式”这个创新性词语将科技领域关于“范式”理论的关注与探讨重新点燃。但纵观《第四范式：数据密集型的科学发现》一书，其更像是微软研究院及相关机构的科学家作者们在大数据领域的应用研究论文集，以及他们对“数据密集型的科学发现”是未来科技之方向的认同。其目的似乎正如该书前言所示“希望读者在阅读本书时能够了解数据密集型科学的许多机会和挑战，……，并提出研究议程来利用这些机会驾驭海量数据。应对这些挑战需要大量的建设和运行投资。要实现能够支持新的科技研究的、基于‘无处不在的感知器’的数据基础设施的梦想，将需要资助机构、科学家和工程师之间的大规模合作，需要有充分的鼓励和资助。”^【6】该书出版之后，社会上按照此种逻辑相继出现了关于“第五范式”的展望，甚至“第六范式”的前瞻等类似观点。“范式”也更像是一种时髦用词，被更加宽泛的新涵义所替代，其视野范围之狭窄与片面，与库恩理论中“范式”的原意相去甚远。

 

吉姆˙格雷（Jim Gray）所指的四种范式，包括实验经验科学、理论推演科学、计算仿真科学和数据探索科学，其实是可以并存于一个科学时代，共用于一个科研领域，共属于一个科学共同体，且四种范式之间并不存在库恩理论中所提及的明显“范式转换”甚至“科学革命”现象的发生。这样一种“范式”概念的泛化应用，也是作为科学哲学家的库恩后期想极力澄清但又力所不能及的。

 

基于大数据的探索与应用对于科技的进步作用毋庸置疑，但它是否就是当下或未来一定阶段内科学研究的必然“范式”，尚且存疑。由于“第四范式”的本质科学逻辑不曾被清晰表述与广泛认同，无论从概念上还是应用上与库恩之科学哲学理论已经大相径庭。对于微软研究院出版的《第四范式：数据密集型的科学发现》这本书，以及“第四范式”理念的创新拓展应用，当下的科技工作者似乎更应该保持冷静的头脑，客观辨析并区别对待之。正如钱老所说，“由于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垄断资本家的需要，从爱迪生的这个研究所开始，大规模的科学技术研究所就纷纷成立起来，所有的垄断公司都有研究所，有的还不止一个。”^【7】“诚然，自然科学没有什么阶级性，但是搞自然科学的人却是有阶级性的。在阶级社会里，科学技术始终脱离不开为一定的社会制度和一定的阶级服务。说光搞科学技术，不管政治，那是骗人。在资本主义国家，就没有不问政治的科学家。”^【8】无独有偶，当微软投巨资开发的ChatGPT在面对一些特殊领域问题的回答时，其“一本正经胡说八道”的背后，除了海量数据尚不完美的客观原因外，以“人工”智能为背景的所谓“纯”科学技术的底层驱动逻辑，不言而喻且令人深思。

 

2 范式转换与科学革命

 

库恩指出，新旧范式之间是有着“质”的区别的，这种区别与范式本身的正确与否、合理与否都没有关系。但科学史的发展告诉我们，范式转换是历史事实也是历史必然，“旧范式全部或部分地为一个与其完全不能并立的崭新范式所取代。……，范式的转换应被称之为革命”^【9】。库恩创造性的使用了范式这个概念，其目的也是从范式这个全新的视角，引出并探究一条从现有范式到范式转换再到科学革命的科学进步之必由之路，力求“按此方向，我相信科学中的进步问题的一个更精致的解一定会找到”。^【10】

 

2.1范式转换的前提与实现

 

在库恩看来，自然科学领域中新旧范式的更替是科学发展的主要标志，这种更替即是范式转换。他认为，一种常规科学体系会产生一种范式，然后伴随着科学革命的进行，常规科学不断转化和发展，进而范式也在不断转化和发展，并与人们的思考、理解产生冲突和变化。在当前范式不能解决问题时，就会进行范式转换，其发生的前提与原因也是直接而简单，即旧范式已经不再适应当前科学发展的需要，不能满足科学持续“解谜”的需求。因此，范式转换发生，且至少具有以下三个特点：范式转化是新、旧范式之间相互竞争与选择的结果，是一个漫长过程的最终结果，竞争到最后才发生转化；不同的范式之间拥有不同的前提假设、概念体系、理论方法和社会背景；范式转换是彻底的转换，因为“竞争着的范式的支持者之间，在观点上总难有完全的沟通，……，这些理由已被描述为革命前与革命后的常规科学传统间的不可通约性”^【11】。

 

这种“不可通约性”就是不同范式之间“质”的区别。之所以会有这种“不可通约性”的本质存在，其理由有三点：一是竞争着的范式的支持者对于候补范式所应解决问题的清单看法不同；二是由于彼此“科学共同体”使用着不同的语汇、概念和实验方式，使得两个互相竞争的范式学派之间存有误解；三是范式转换的确使科学家对他们研究所及的世界之看法变了。“竞争着的范式的支持者在不同的世界中从事他们的事业”^【12】，以至于“革命之前科学家世界中的鸭子到革命之后就成了兔子。”^【13】美国著名心理学家约瑟夫˙贾斯特的鸭兔图如图2所示。需要指出的是，“不可通约性”的论题后来也成为后库恩理论的基本内容，他认为“在革命之后，科学家们所面对的是一个不同的世界”^【13】。但与此同时，库恩也承认范式转换并非对原有范式的全盘否定和从头再来，是在继承原有范式的基础上进行了拓展，用以指导和应对新的问题，是一种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的进步。所以，新的范式一定要比旧的范式更合理，这样的科学革命也是在原有基础上的不断推陈出新。

 

 

图2  美国心理学家约瑟夫•贾斯特的鸭兔图

 

2.2科学革命的本质与必然

 

科学革命究竟是什么？库恩从政治发展和科学发展的异同辨析出发，基于其对范式转换所做的历史研究基础上，发现了科学演化与政治发展具有极为相似的特征。“在范式选择中就像在政治革命中一样，不存在超越相关共同体成员间的共识的标准，问题的解决依赖于大家意见的一致。”^【14】他引用自然科学中，尤其是物理学发展进程中的大量实例，充分论证了科学的创新发展不可能由累积性的常规科学研究去实现突破，相继范式之间的差异是必然存在的且不可调和的，科学革命的发生终将是历史的选择。而且科学革命的本质就是科学家对他们研究所及的世界之看法变了，也就是其世界观的改变。

 

钱学森也曾对于科学革命的发生过程做过经典的论述，相比库恩的描述，更加通俗易懂。“科学技术研究的内在规律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科学革命的问题。这是美国科学家T·S·库恩首先阐明的一个概念，说明科学理论的发展也正和一切事物一样是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一门科学一旦有了系统的理论就进入正常发展的阶级，大量的实验和理论分析，不断充实原来的理论，理论又见诸实际应用，实践结果又提出新的研究课题，要求科学家去解决。这都大体上是量的累积，原来科学理论框架显得更加牢固了。但就在这一阶段的量变中，也隐藏着与原来理论规范相矛盾的东西，随着研究的进展，矛盾逐渐显露，也会有些不损害原来理论的小修补。可是矛盾终于无法克服，引起激化，大家都有了科学危机感，这时就会出现一个新理论来取代原来的理论，形成一次质变，一次科学理论的飞跃。当然新理论总是吸取了原来理论的成果，包涵了原来的理论，是人们认识客观世界漫长过程的一个新的驿站。这种质变就是科学革命。”^【15】“科学革命是人认识客观世界的飞跃，技术革命是人改造客观世界技术的飞跃。而科学革命、技术革命又会引起全社会整个物质资料生产体系的变革，即产业革命。在今天，科学革命在先，然后导致技术革命，最后出现产业革命。”^【16】

 

2.3钱学森对科学革命核心内涵的诠释与拓展

 

钱学森在为《工程控制论（修订版）》所撰写的序中，为了辨析“工业革命”、“科学技术革命”等用词混乱现象，对科学革命的核心内涵做出了明确的阐述。“科学技术革命这个词就容易和概念上完全不同的科学革命混淆，科学革命是指人类认识客观世界的重大飞跃，在自然科学领域里的科学革命已经由库恩作了详细的阐述。所以科学革命只是认识客观世界，还不是改造客观世界，它们有联系，但又是不相同的。”^【17】

 

关于科学革命、技术革命、产业革命以及社会革命等系列概念的阐述，钱老第一次较为全面的论述出自其《关于新技术革命的若干基本认识问题》^【18】的讲话稿，他明确了科学革命是人认识客观世界的飞跃，技术革命是人改造客观世界的飞跃，社会革命是社会制度的飞跃，产业革命是生产体系组织结构和经济结构的飞跃。同时指出，“大家谈新的技术革命比较多，但我们应该同时考虑可能出现的科学革命和产业革命，因为三者都是直接关系到我国经济建设、国防建设和社会发展的。”^【18】

 

1985年初，钱老在《新技术革命与系统工程--从系统科学看我国今后60年的社会革命》^【19】这篇讲稿中，再次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基本概念以及马克思关于“社会形态”的经典释义，对相关“革命”系列概念发生的内在逻辑及真正涵义进行了又一次清晰论述。他指出：“社会的发展是由于生产力的发展，……”“直接推动生产力发展的是技术革命，而技术革命的来源是科学革命，要改造客观世界当然首先要认识世界。”“无论是科学革命还是技术革命，毕竟要引起生产力的革命。”“社会形态是马克思提出来的，……这里所说的社会形态就是整个社会的组织结构。”“从这个观点出发，我们要考虑到社会形态的几个方面： 一个是马克思已经提出的，即经济的社会形态；另外还有两个，一个是政治的社会形态，另一个是意识的社会形态，意识的社会形态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意识形态，现在我把它明确下来，意识形态不是指哪一个人的意识，而是整个社会的意识，则称之为意识的社会形态。这样就很清楚了，经济的社会形态的飞跃是产业革命，政治的社会形态的飞跃是政治革命，意识的社会形态的飞跃是文化革命。而产业革命、政治革命和文化革命就是广义的社会革命。”

 

至此，钱老引用库恩的“科学革命”一词，从对西方相关“工业革命”、“科学技术革命”等概念名词运用混乱现象的深刻辨析后，逐渐拓展并构建的了符合马克思基本原理的一系列“革命”概念体系。在随后的多种场合，钱老对这样的“革命”概念体系还进行了相应的解释与完善，尤其是由科学革命、技术革命引发产业革命，进而促进社会进步的飞跃这个基本的社会发展演化规律是钱老一直所重视并反复强调的。对于这个概念体系的清晰理解与深刻认识有助于我们知晓科学技术是社会发展和进步的决定性因素，由科学革命和技术革命引发的产业革命将会是生产体系组织结构、经济结构的整体性飞跃，也将是整个社会发展进步的核心动力源泉。以产业革命为核心的相关概念示意图如图3所示。

 

 

图3“产业革命”相关概念示意图

 

3面向开放复杂巨系统的科学新范式--综合集成方法

 

从钱老对于库恩“科学革命”一词的引用及概念涵义的拓展论述中，科学革命既包括人对自然界认识上的飞跃，也包括人对社会认识上的飞跃。马克思的两个伟大发现：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其实就是社会科学领域的一次科学革命。

 

从上世纪70年代，钱老等老一辈科学家从我国“两弹一星”的系统工程实践开始，深刻总结并发展创建起来一门新的现代科学技术大部门--系统科学。随后发展起来的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理论也正是在系统科学的基础上，涌现出的一个新兴领域，其广泛存在于自然界、人体自身以及人类社会之中。这种源于系统工程实践，基于系统观念和系统科学的方法创新，是认识客观世界的一种全新理念，完全有理由称之为一次新的“范式转换”，即科学革命。

 

3.1  新“反常”导致的新“危机”

 

“旧范式→常规解谜→出现反常→导致危机→范式转换→科学革命→新范式”，这样一种不断循环与发展上升的科学路径是库恩范式理论的核心主线。20世纪以来，随着人类认识客观世界的不断深入，由中国科学家较早提出的系统科学概念及其体系发展应运而生。同时，伴随着这个科学新领域的出现，新“反常”导致的新“危机”层出不穷，尤其是随着现代信息技术革命的发生和发展，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已经越来越鲜明的被联接成一个庞大的有机整体，使得“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系统性的“危机”已不再是过去自然科学中所采用的还原论的方法理论与实验室技术手段能够应对和解决的。这种新“反常”的触发条件往往是系统性的，新“危机”的解谜难度也随之不断增加。

 

20世纪以来，世界范围内的多个科学家团体及其所依从的科学理论“综合体”都曾经做出过伟大且有益的科学探索和尝试，其中不乏像一般系统论、耗散结构理论、协同学、超循环理论、突变论、自组织理论等科学理论，甚至当下人工智能（AI）领域的各种成功案例。然而，依托于这些科学方法论及其相关的技术手段，或多或少的能够从不同角度揭示并验证不同领域系统发展中的基本规律和一些问题，但基于系统涌现性的“反常”现象依然此起彼伏，系统级“危机”问题也从未从根本上得以解决。即使是被有些舆论捧上天的人工智能（AI）大模型技术，是否就是未来复杂问题的解决之道，也疑点重重。

 

当今信息化高速发展的时代，以信息论和控制论为代表的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大大促进了新产业革命的繁荣以及人类社会的进步。但与之同时，以复杂性为代表的“反常”现象之缘由，甚至“危机”问题的解决路径选择，已经成为当下以计算机信息技术为代表的科技体系所面临的最大障碍。当人工智能技术已经能够大大提高某些领域问题的解决效率时，其实践应用中的“反常”现象却仍然不断显现，使得人们不得不又一次开始重新思考：这种“反常”究竟是常规科学中的“谜题”，可以用既有“范式”彻底解决；还是需要我们以一种全新认识客观世界的系统科学视角，来重新审视这些新“危机”产生的核心机理与本质所在。毋庸置疑，这种系统性的新“危机”其实已经酝酿成为且正在引导着一场新的科学革命。

 

库恩指出，在最初意识到旧范式的崩溃和新范式的突现之间会有一段相当长的时间。科学家的第一次努力往往是把它更精确地分离出来，分析它的结构并找到区别于以往的解决方案。以钱学森为代表的老一辈科学家正是从对于西方系统工程（Systems Engineering）的“扬弃”与中国“两弹一星”系统工程的实践中创建并发展起来中国式的系统工程及系统科学体系，这种以整体论和还原论相结合的系统论指导下的新“范式”，应当成为发展21世纪新兴科学的理论指导，也必将会引领并掀起一场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又一次科学革命与技术革命。

 

3.2  新“危机”之解决方案--综合集成方法论

 

目前，人类社会所面临的科学问题，已不仅局限于自然科学领域，而往往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生命系统与非生命系统交织在一起的问题。正如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里所说：“自然科学往后将会把关于人类的科学总括在自己下面，正如同关于人类的科学把自然科学总括在自己下面一样：它将成为一个科学。”库恩范式理论以及关于科学革命的思想，虽然是基于自然科学的发展历史研究得来，但从其认为“科学发展不是平稳前进的，中间可以出现大的、质的变化，引发科学革命”这样一个的观点来看，其理论观念的正确性毋容置疑。

 

重新认识当前社会中由于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一体化发展进程中所引发新“危机”现象，使得科学家们又将面临一次新的科学革命。进入20世纪以来，从美国圣塔菲研究院兴起，力求摆脱单一学科所固有观点的束缚，从而引起一场跨学科、学科大整合的科学革命，被称之为复杂性科学的开创。其目的也是试图探索并掌握不同层次复杂系统的运行原理，以期解决越来越多由于系统涌现性而引发的新“危机”。但似乎尚无明显的突破，他们这种要么只看重“还原论”的方法，把事物还原为最小单位，孤立地用数学的方法、逻辑推理的方法以及巨型计算机，只顾进行定量分析；要么一头扎到实验室里，却看不到事物整体系统的相互关系的科学研究“范式”，使得系统性“反常”与根本性“危机”不曾得到彻底解决，反而使其从研究“复杂性”走向了“困惑”（参见《Scientific American》，《From Complexity to Perplexity》，1995年6月）。于此当下，是应该持续沿着既有还原论与实验室为主的“范式”继续“解谜”，还是适时承认并接受一种前所未有的科学世界观之改变，迫在眉睫。

 

在《一个科学新领域--开放的复杂巨系统及其方法论》一文^【20】中，钱老等老一辈科学家就曾给出过清晰的论证理由和明确的结论。“长期以来不同领域的科学家们早已注意到，在生命系统和非生命系统之间表现出似乎截然不同的规律。……，两类系统之间的这种矛盾现象，长时间内得不到理论解释，……，耗散结构理论和协同学的出现，为解决这个问题提供了一个科学的理论框架。……，但耗散结构理论、协同学的成功，也使得不少人过分乐观，以为这种基于近代科学还原论的定量方法论也可以用到开放的复杂巨系统，从而碰壁！”“在科学发展的历史上，一切以定量研究为主要方法的科学，曾被称为‘精密科学’，而以思辨方法和定性描述为主的科学则被称为‘描述科学’。自然科学属于‘精密科学’，而社会科学则属于‘描述科学’。社会科学是以社会现象为研究对象的科学，社会现象的复杂性使它的定量描述很困难，这可能是它不能成为“精密科学”的主要原因。……，从前面的讨论中可以看到，开放的复杂巨系统及其研究方法实际上是把大量零星分散的定性认识、点滴的知识，甚至群众的意见，都汇集成一个整体结构，达到定量的认识，是从不完整的定性到比较完整的定量，是定性到定量的飞跃。当然一个方面的问题经过这种研究，有了大量积累，又会再一次上升到整个方面的定性认识，达到更高层次的认识，形成又一次认识的飞跃。”因此，钱学森等老一辈科学家总结并创建的综合集成方法论是应对新型复杂性、系统性 “危机”问题和解决方案的一次世界观的转变，也正如钱老所讲：“现在看来只能是从定性到定量的综合集成方法，才能避免片面性，这是我们认识客观世界的新发展。”^【21】

 

3.3  综合集成方法论之体系建设

 

钱老创造性的提出了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理论及综合集成方法论，将系统工程与系统科学的探索与研究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他经过多年的潜心研究，逐渐形成了以复杂巨系统理论和综合集成方法论为指导，总体设计部为实体运行机制，综合集成研讨厅体系为工具手段的大成智慧工程体系，需要且必将由“一批坚定的拥护者”去建设，去推广，去完善，去发展。

 

发展完善复杂巨系统理论。钱老指出“要建立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的一般理论，必须从一个一个具体的开放的复杂巨系统入手。……，当这些具体的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的研究成果多了，才能从中提炼出一般的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理论，形成开放的复杂巨系统学，作为系统学的一部分。”^【22】当然，这项工作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指导下，采用从定性定量的综合集成方法，从中国的丰富的社会实践经验中总结出来并不断完善，从而能够进一步指导新的复杂巨系统社会实践。

 

探索突破综合集成技术。从定性到定量的综合集成技术，实际上是思维科学的一项应用技术。从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变化来看，诸如语言学、文字学、密码学、人工智能、计算机软件技术、图像识别技术等等，这些思维科学体系中的应用技术发展成熟。同时，思维科学中的逻辑学发展也得到了较为成熟的运用。但是，真正接近人类思维的形象（直感）思维领域还尚未出现明显的理论与技术突破。钱老也一直在倡导，搞系统科学的人要跟搞思维科学的人结合起来研究，在人体科学短期内很难有突破性研究进展的前提下，将思维科学与系统科学的结合，是人类有效解决复杂巨系统问题的必由之路。

 

建设推广行业综合集成研讨厅体系。真正科学技术支撑下的民主集中制，其核心就是综合集成研讨厅体系的实践应用。“通过研讨厅体系还可把今天世界上千百万人的聪明智慧和古人的智慧（通过书本的记载，以知识工程中的专家系统表现出来）统统综合集成起来，以得出完备的思想和结论。这个研讨厅体系不仅具有知识采集、存储、传递、共享、调用、分析和综合等功能，更重要的是具有产生新知识的功能，是知识的生产系统，也是人-机结合精神生产力的一种形式。”^【23】要从不同行业的实际应用出发，针对性的建设，力求多实践、多应用、多完善。正如钱老在致王寿云、汪成为的信中所言：“综合集成研讨厅是件新生事物，……理论是极有限的。……要靠实践……要多用，多探讨改进。……因此运转经费要多一些，也要有一帮肯下功夫同研讨厅‘泡’的同志。‘熟’才能生‘巧’嘛。”^【23】

 

全面推进总体设计部机制。钱老曾经指出，大成智慧工程、从定性到定量的综合集成研讨厅体系、大成智慧学等都是为了“总体设计部”这项中心任务。未来的生产体系和产业发展创新是一项系统工程，只靠计算机及所谓的“人工”智能技术恐怕不行，凡是涉及科学理念、技术创新等咨询服务，都需要设立并由总体设计部这样一种运行机制来确保实施，依托一个真正拥有人类智慧的科学专家群体，采用科学技术支持下的民主集中制来规划、设计、推进、解决各个领域的产业建设问题。“总体设计部由多部门、多学科的专家组成，在以计算机、网络和通信为核心的高新技术支持下，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各种问题，进行总体分析、总体论证、总体设计、总体规划、总体协调，提出具有可行性和可操作性的配套的解决方案，为决策者和决策部门提供科学的决策支持。”^【24】

 

这样一整套方法论体系的全面建设与日益发展完善，后来被钱老称之为大成智慧工程（MetasyntheticEngineering）。大成智慧工程的实质，就是面对复杂问题的总体系统分析与预测，从建模开始就应承认理论的不足，而求援于经验、专家群体的判断和计算机，把各方面有关专家的知识和经验、各种类型的信息和数据与计算机的软硬件有机地结合起来，构成一个人-机结合的系统，同步快速地对事物反复进行定性与定量的分析与综合，激活群体的智慧，发挥现代科学技术体系的整体优势，用以拓宽人们的视野，彻底改变原有的工作方法、思维模式和认识复杂系统的过程，这种能够把钱学森的大跨度思维方式、整体的思维方式、逻辑与非逻辑的思维方式、灵感的思维方式、综合集成的思维方式等多种唯物辩证的思维方式有效地结合起来的研究方法，并辅以最新科技前沿成果和现代科学技术知识体系支撑，是彻头彻尾的一次认识世界观的转变，当之无愧为一次新的科学革命，其“革命”的核心理念就是必须采用系统观念和系统科学的方法去认识理解并科学解决当下科技活动中的新“反常”和新“危机”，别无它法。

 

4范式理论视角下现代科学技术体系的构建

 

当库恩已经无法摆脱由于“范式”概念的混乱使用所带来的困惑时，他宁愿用另一个词来替代。“这个词我建议用‘学科基质’（disciplinary matrix）：用‘学科’一词是因为它指称一个专门学科的工作者所共有的财产；用‘基质’一词是因为它由各种各样的有序元素组成，每个元素都需要进一步界定。”^【25】单纯从当下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已经一体化融合发展的客观事实这个角度来看，按照库恩关于“学科基质”这个词的基本原义理解，其实质就是一整套现代科学技术知识体系的建立、细化与完善。从当下的科学技术实践来讲，这个“学科基质”也就是钱老所提出的“现代科学技术体系”。这个现代科学技术体系属于认同马克思哲学思想指导下的任何一个科学共同体，是人类科学发展进步的共同“范式”与共有“学科基质”，它不可能被任何一个狭义的研究机构所单独占用，每一个认同这样“学科基质”的科研共同体，都可以在其正确科学理论、先进技术方法和共用经验知识的引领下，不断发展进步。

 

4.1  什么是现代科学技术体系

 

什么是科学？什么是技术？古今中外名家对此的认识不尽相同。钱学森根据现代科学与技术发展状况，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科学而简明给出了答案：“认识客观世界的学问是科学，改造客观世界的学问是技术，而技术更具体、更接近于实践。”^【26】由此可见，技术的发展要以科学为基础、为指导，而科学的发展又离不开技术的实践和成功经验，二者是辩证统一于人类社会实践的两个方面，不可分割。“什么是全部认识客观世界和改造客观世界的学问？我认为这学问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是现代科学技术体系。”^【27】

 

现代科学技术体系的建立是钱学森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指导，总结出来的，也是毛主席《实践论》的结果。在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钱老站在现代科学技术的理论至高点，将人类有史以来的知识用系统的观点加以梳理，从直接从事客观实践的工程技术，到技术科学，再到基础科学，直到代表人类智慧结晶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构建出一个现代科学技术体系，一个有着内在紧密联系的完整系统。这个体系从纵向分为三大层：最高层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是人类一切知识的最高概括；从智慧形成的高度，以“性智”与“量智”来概括各科技部门及文艺活动与美学对人类的“性智”与“量智”两种类型智慧的形成与影响；最下面一层是现代科学技术11大部门，即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数学科学、系统科学、思维科学、人体科学、地理科学、军事科学、行为科学、建筑科学以及文艺理论与文艺创作。并分别通过11座“桥梁”：自然辩证法、唯物史观、数学哲学、系统论、认识论、人天观、地理哲学、军事哲学、人学、建筑哲学以及美学，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11大科技部门联在一起。在每一大部门中，又分成基础理论、技术科学及应用技术三个层次。在11大部门之外，还有未形成科学体系的实践经验知识库，以及广泛的、大量成文或不成文的实际感受之“前科学”，也应逐步纳入体系。“今天，现代科学技术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很严密的综合起来的体系，这是现代科学技术的一个重要的特点。”^【7】现代科学技术体系结构示意图如图4所示。

 

 

图4现代科学技术体系结构（以系统科学为例的示意图）

 

4.2为何要建设现代科学技术体系

 

现代科学技术体系是钱学森在马克思、恩格斯，特别是毛泽东哲学思想及其科学技术观的影响下，运用唯物辩证法和系统科学的观点、方法，注意观察与研究世界科技发展的成果与趋势，同时结合钱老半个世纪来亲自参加和经历的许多重大的科学革命与技术革命，经过十余年的艰苦探索，逐渐形成的一个整体构想。钱老是一个善于深入思考的伟大科学家和思想家，随着20世纪以来一些新学科、新技术的发展，钱老敏锐地发现现代科学技术已经不再是孤立地研究一个个的事物、一个个现象，而是在研究整个客观世界中，各种事物、现象发展变化的过程及其规律，以及这些事物相互之间的关系。

 

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钱老就从“理”与“工”结合的工程实践中，从社会科学与哲学辩证统一之角度对重大历史事件的反思中，觉悟到：必须用“理”去解决“工”中出现的新问题；关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乃至哲学的学习需要同下功夫；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才是真理。随后，钱老“终于在80 年代中叶，认识到：要建立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最高概括的科学技术体系”^【28】，使人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下的科学技术以及知识体系，从而能够打破人们头脑中框框太多的限制，真正做到系统科学指导下的“触类旁通”，乃至大成智慧学的构建。“大成智慧学将使人的认识步入更高的层次。建立在现代科学技术体系上的大成智慧学，由于不固于部门科学的局限，并能把某一科学部门的最新成果及其原理、方法等应用到其他学科中去，达到知识成果共享，互相激发，从而使被囚禁已久的思维能量突然释放出来，进发灿烂的光华。”^【29】

 

钱老关于现代科学技术体系各部门的分类，也是坚持系统的观念在系统科学的方法指导下，从不同角度去研究整个客观世界这个视角来划分的。“钱学森的科学分类法，突破了18 世纪林奈（Carl von Linné）按动物、植物、矿物外部特征的人为分类法，扩展了19 世纪恩格斯按照物质运动形式区分自然科学各门类的方法。同时，也深化了20世纪毛泽东关于根据矛盾特殊性区分各个科学领域的思想。更为重要的是，这一分类法从根本上拆除了以往各门科学技术之间永远不可逾越的中界，显示出它们之间本来就是相互联系、相互促进、不可分割的关系，也揭示了辩证唯物论这一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各门具体科学技术必然地、紧密地熔铸在一起的内在关系，形成统一完整的现代科学技术体系。”^【30】

 

1991年10月，钱学森在党和国家授予他“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荣誉称号和一级英雄模范奖章大会上的即席发言中，表述了自己晚年的打算和心愿：“我认为今天科学技术不仅仅是自然科学工程技术，而且是人类认识客观世界、改造客观世界的整个知识体系，而这个体系的最高概括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我们完全可以建立起一个科学体系，而且运用这个科学体系去解决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问题。……，我在今后的余生中就想促进一下这件事件。”^【31】钱老之所以这么做，其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当面对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各种复杂系统问题时，必须从总体上加以认识（科学的学问）和解决（技术的学问），这就需要多学科的知识，甚至需要把现代科学技术体系的知识统统用上，这是一个如何科学地建设社会主义，让全国人民都能过上幸福和谐生活的基础性工作。

 

4.3现代科学技术体系是未来中国科技发展的基石

 

现代科学技术体系的建立是以系统科学为核心指导思想的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基石，它不仅是一个知识体系的简单分类与细化，而是以系统科学的视角来看待整个客观世界的方法论体系，是从认识客观世界（科学视角）、改造客观世界（技术视角）的角度和研究方法（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之不同来划分的，是在马克思哲学理论指导下的中国科学界的伟大创举，是“包括了人类现在所认识到的客观世界规律的全部精华，它就是智慧的泉源”^【32】。按照这样一个先进的科学理论体系，科技工作者就容易深刻理解并合理区分当前出现的许多新兴科学技术门类之间的关系与发展规律，甚至发现其问题本质所在的哲学根源，以便合理运用不同科学技术手段解决各种层面的社会问题，而不至于被所谓的“交叉学科”等概念一言以蔽之，不知其义，不求甚解。

 

正确理解现代科学技术体系建设的必要性，首先要理解其分类的科学性。这种科学分类标准不是永远按照某个固定的对象、固定的物质运动形式（虽然也要考虑到这些方面），而是依据我们研究问题的角度和方法的不同，形成相对有区别的范围作为科学研究的对象。“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注重实践”始终是贯穿于现代科学技术体系的核心思想和主要脉络，在系统科学思想的指导下，无论是11个部门内部，还是11个部门之间，都被联接成一个有机的整体。这样一个“科学共识”的“学科基质”，将吸引一大批坚定的拥护者，自觉的打破现有条条框框，打破既有学科的限制，采用一种科学的“扬弃”态度，主动地与各方面的专家合作，促进多学科的综合发展，思维方式会更全面，应对办法会更明智，以便高效地去解决新的“危机”问题。它既是从定性到定量的综合集成法的知识底座，又是大成智慧学的知识源泉。如此看来，将复杂社会问题的解决希望完全寄托于庞大算力机器背后的所谓“神经网络”和“人工”智能算法的想法，要不是为了迎合了某些不愿付出辛劳的懒人想法，就是为了满足垄断资本的逐利需求，或者说是一种痴人说梦的想象也未尝不可。实践证明，基于现代科学技术体系，以人为主，人-机结合的从定性到定量的综合集成方法，才是未来智能系统的真正核心建设内容和发展方向。

 

是时候该仔细思考一下，钱老的现代科学技术体系和“大成智慧工程”还未被大范围接受和大规模应用这个现实问题了。究其原因，无外乎有三种情况：极少数思维僵化的人还在质疑其理论的正确性，或者在片面的理解下扩大了其所谓的“不足”（这种“不足”其实是科学技术历史发展过程中可以逐步完善与修正的，并非“缺陷”）；大部分群体仍然或多或少的被既有西方还原论为主的研究“范式”所束缚，“不愿”、“不能”甚至“不会”用系统科学的角度去努力尝试与突破；少数一部分虽然在理念上认同，但是对其实践可行性将信将疑者，与其说是他们对实践之应用效果存疑，不如说这部分群体还没有真正深入理解了并探究出钱老理论体系的真正科学内涵。总之，以上三类人群的科学世界观还尚未真正得以转变。我们必须承认，欧美的某些科学技术仍然领先于中国，但面对这样一个不争的事实，我们的态度与选择至关重要，是跪拜？是跟随？还是冷静思考后的奋起直追？每一个科技工作者应该做出自己的选择。

 

当国家层面发布《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倡议时，习近平主席首先强调的重点是：“高质量发展需要新的生产力理论来指导，而新质生产力已经在实践中形成并展示出对高质量发展的强劲推动力、支撑力，需要我们从理论上进行总结、概括，用以指导新的发展实践。”基于“两弹一星”发展起来的系统工程与系统科学，是周恩来总理、聂荣臻元帅以及钱学森等老一辈科学家用于指导中国高科技领域实践的宝贵经验总结，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最为成功的案例。基于这样一套方法论体系去构建并开展的中国式科学技术实践，终将突破近代欧美的科学技术神话。西方世界自鸦片战争以来通过科技优势所能够获取的高额利益，也将随之荡然无存。当下一代中国的科技从业者再一次出现言必称希腊，学必引西方，工必从欧美者，一定将被看成是笑话。

 

钱老曾经用其前瞻性的战略眼光指出，“我们可以说，到30～50年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进入现代中国的第三次社会革命时，真正要实现‘大成智慧教育’，实现‘人-机结合’工作体制时，现代科学技术体系才成为一门必修课。所以只有到那时现代科学技术体系这门学问才会成熟，因为有实践要求了嘛。”^【33】当习主席明确提出，“必须把握原创自主的核心追求，着力推动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建构，建构起以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为核心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时，以系统科学为指导的现代科学技术体系的建设思想理应被更广泛的科研工作者所学习、理解、接受与发展，并用以指导各类科学研究实践，投身其中，不断完善并筑牢这个中国科技发展的基石。

 

5结论与展望

 

钱学森等关于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理论、综合集成法及研讨厅体系、总体设计部、现代科学技术体系等一系列关于“一个科学的新领域”之体系框架的建立，只能说是撕开了源起西方还原论科学“范式”的一个小裂缝。这个由中国科学家创建的系统科学体系，经过几十年的宣传、推广与实践，已经起到了诱发并影响一大批科技工作者正确看待复杂巨系统问题的全新方式。这样一种新旧范式转变，就是当下应对社会性复杂巨系统问题的一次“科学革命”。全新世界观的转变已经进入到最为关键的阶段，以西方还原论为主的旧“范式”与中国科学家创建的系统科学新“范式”之间的矛盾与分歧正愈演愈烈。除了个别与经济利益绑定的商业科研共同体还在不遗余力的宣传以所谓“第四范式”、“人工”智能（AI）为代表的科学技术将如何彻底突破人类智能的极限时，部分真正的科学家却开始冷静的审视其方法论源头的哲学本质逻辑的科学性与其真正的实际应用价值。“人云亦云”的跟随欧美理念的学术风气和照搬照抄的投机策略，甚至是惊呼膜拜欧美后对中国的一声叹息，对当下中国科学与技术的突破毫无益处。我们需要冷静的思考，从库恩范式理论的视角来讲，就是原有那一系列概念的、数学的、模型的、工具的“迷题”是否还能够在现有的西方主要范式体系所“承诺构成的网络”环境下得以有效破解？代表欧美最新AI技术的多模态大模型是否就是解决之道？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些暂时落后于欧美，被媒体过分夸大的“卡脖子”问题就一定不会长久。那么中国科技发展的未来出路何在？还是钱老那句话点破谜题：“我相信，我们中国科学家从系统工程、系统科学出发，进而开创的大成智慧工程和大成智慧学在21世纪一定会成功，因为我们有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指导。”^【34】

 

最后，本文将再一次借用库恩先生的原话，作为“从库恩的范式理论谈起”文稿之结束，去“吸引一批坚定的拥护者”共同思考并践行社会主义中国的科学、技术革命与中华复兴之未来。

 

“起初，新的范式候选者可能只有少数支持者，有时这些支持者的动机也是可疑的。然而，如果他们真有能力，他们将会改进它，探索它所提供的可能性，并且表明：在它的指导下，共同体将有什么样的前景。照此发展下去，如果这个范式注定会获胜，支持它的论据的数量和其说服力将会增强。于是就会有更多的科学家发生转变，对新范式的探索也会继续。逐渐地，基于这个范式的实验、仪器、论文、著作的数量都会倍增。再后来，更多的人会信服新观点的丰富性，采用这种从事常规科学的新模式，直到最后只剩下一些年长的死硬派未被转变。而即使是他们，我们也不能说他们错了。虽然历史学家总能找到几个人（例如普利斯特列）几乎不讲道理地死命抗拒下去，但是他也难以找出某一点，在这一点上这种抗拒便变成是不合逻辑的或不科学的了。他最多只能说：在整个专业共同体都已改宗后，那些继续抗拒下去的人事实上已不再是科学家了。”^【35】

 

参考文献：

【1】Tony Hey，StewartTansley，Kristin Tolle，潘教峰，张晓林等译：《第四范式:数据密集型科学发现》，科学出版社，2012年，前言，第V页。

【2】钱学森：《科学革命、技术革命、社会革命与改革》，《钱学森文集（卷四）》，国防工业出版社，2012年，第380页。

【3】托马斯˙库恩著，伊安˙哈金导读，金吾伦、胡新和译：《科学革命的结构(第四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导读，第12页。

【4】托马斯˙库恩著，伊安˙哈金导读，金吾伦、胡新和译：《科学革命的结构(第四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8页。

【5】托马斯˙库恩著，伊安˙哈金导读，金吾伦、胡新和译：《科学革命的结构(第四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47页。

【6】Tony Hey，StewartTansley，Kristin Tolle，潘教峰，张晓林等译：《第四范式:数据密集型科学发现》，科学出版社，2012年，前言，第VII页。

【7】钱学森：《现代科学技术的特点和体系结构》，《钱学森文集（卷五）》，国防工业出版社，2012年，第332～343页。

【8】钱学森：《又红又专，为革命利益而攀登高峰》，《钱学森文集（卷二）》，国防工业出版社，2012年，第67～68页。

【9】托马斯˙库恩著，伊安˙哈金导读，金吾伦、胡新和译：《科学革命的结构(第四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79页。

【10】托马斯˙库恩著，伊安˙哈金导读，金吾伦、胡新和译：《科学革命的结构(第四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42页。

【11】托马斯˙库恩著，伊安˙哈金导读，金吾伦、胡新和译：《科学革命的结构(第四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24页。

【12】托马斯˙库恩著，伊安˙哈金导读，金吾伦、胡新和译：《科学革命的结构(第四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26页。

【13】托马斯˙库恩著，伊安˙哈金导读，金吾伦、胡新和译：《科学革命的结构(第四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94页。

【14】托马斯˙库恩著，伊安˙哈金导读，金吾伦、胡新和译：《科学革命的结构(第四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81页。

【15】钱学森：《关于建立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学的问题》，《钱学森文集（卷二）》，国防工业出版社，2012年，第241页。

【16】钱学森：《我们要用现代科学技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钱学森文集（卷六）》，国防工业出版社，2012年，第215～216页。

【17】钱学森：《序 现代化、技术革命与控制论》，《钱学森文集（卷三）》，国防工业出版社，2012年，第3页。

【18】钱学森：《关于新技术革命的若干基本认识问题》，《钱学森文集（卷三）》，国防工业出版社，2012年，第267～283页。

【19】钱学森：《新技术革命与系统工程--从系统科学看我国今后60年的社会革命》，《钱学森文集（卷四）》，国防工业出版社，2012年，第48～62页。

【20】钱学森：《一个科学新领域--开放的复杂巨系统及其方法论》，《钱学森文集（卷六）》，国防工业出版社，2012年，第100～113页。

【21】钱学森：《现代地理科学系统建设问题》，《钱学森文集（卷六）》，国防工业出版社，2012年，第88页。

【22】钱学森：《再谈开放的复杂巨系统》，《钱学森文集（卷六）》，国防工业出版社，2012年，第165～170页。

【23】钱学森：1995年5月14日致王寿云、汪成为信，《钱学森书信（9）》，国防工业出版社，2007年，第203页。

【24】钱学森：《我们应该研究如何迎接21世纪》，《钱学森文集（卷六）》，国防工业出版社，2012年，第341～356页。

【25】托马斯˙库恩著，伊安˙哈金导读，金吾伦、胡新和译：《科学革命的结构(第四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53页。

【26】钱学敏：《钱学森科学思想研究》，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5页。

【27】钱学森：《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领导决策的科学化》，《钱学森文集（卷四）》，国防工业出版社，2012年，第192～202页。

【28】钱学森：1995年2月7日致钱学敏信，《钱学森书信（8）》，国防工业出版社，2007年，第59页。

【29】钱学敏：《钱学森科学思想研究》，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65页。

【30】钱学敏：《钱学森科学思想研究》，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61～62页。

【31】钱学森：《感谢、怀念和心愿》，《钱学森文集（卷六）》，国防工业出版社，2012年，第212页。

【32】钱学森：《智慧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哲学研究，1987年（2），第3～5页。

【33】钱学森：1994年5月17日致钱学敏信，《钱学森书信（8）》，国防工业出版社，2007年，第157页。

【34】姚诗煌、江世亮：《以人为主发展大成智慧工程》，原载于《文汇报》2001年3月20日第1版。收录于《创建系统学（新世纪版）》，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16页。

【35】托马斯˙库恩著，伊安˙哈金导读，金吾伦、胡新和译：《科学革命的结构(第四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导读，第133页。

 

作者：老梁；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来稿】图片来源网络 侵删